德意志大學的興衰

德意志大學的興衰

丁東

武漢大學李工真教授是研究德國歷史的專家。他的三部著作《德意志道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文化的流亡》（人民出版社2010年）和《德意志現代化進程與德意志知識界》（商務印書館2010年）包含了對德國大學興衰史的深入研究，本文撮其要點作一評述。

人們現在談論世界一流大學，首先想到美國哈佛、耶魯和英國牛津、劍橋等名校。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大學在世界上長期處於領先地位。以物理、化學和生物醫學三項諾貝爾獎為例，截至1933年，德國的大學裡已經產生32名獲獎者，是英法兩國之和，而當時美國只有5名獲獎者。

德意志大學的崛起要追尋到200年前。當時，德意志小邦林立，尚未形成現代民族國家。其中最大的普魯士王國在1806年戰敗於法國皇帝拿破崙，被迫簽訂《提爾西特和約》，割地賠款，稍微像樣一點的哈勒大學也被拿破崙佔領。國王威廉三世對逃出來的教授們說：「這個國家必須通過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正是由於貧窮，所以要辦教育，我還從未聽說過一個國家是因為辦教育而辦窮了，辦亡國了的。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最好手段！」國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說：「普魯士要想取得軍事和政治組織結構上的世界領先地位，就必須首先有在教育與科學上的世界領先地位。」這時教育家洪堡出任內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長。他認為：「大學是一種最高手段，通過它，普魯士才能為自己贏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從而取得真正的啟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領先地位。」1810年9月29日，由他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學誕生。洪堡提出了大學三原則，即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相統一，提出了「為科學而生活」的校訓。同時，他還提出了「科學五原則」：

一、科學是某種還沒有完全得出結論，沒有被完全發現、找到的東西，它取決於對真理和知識的永無止境的探求過程，取決於研究、創造性，以及自我行動原則上的不斷反思。

二、科學是一個整體，每個專業都是對生活現實的反思，對世界的反思，對人行為準則的反思。唯有通過研究、綜合與反思，科學才能與蒼白的手工業區別開來。

三、科學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於它的實用性僅僅是第二位的。當然，對真理進行的自由探求，恰恰能導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實用性知識，並能服務於社會。

四、科學是與高等學校聯繫在一起的，唯有通過學術研究，科學交流以及對整體世界的反思，才能培養出最優秀的人才。大學生要學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對材料的理解。唯有這樣，才能形成他獨立的判斷力以及他的個性，然後，他才能達到自由、技藝、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條件是孤寂與自由，這就是「坐冷板凳」和學術自由，國家必須保護科學的自由，在科學中永無權威可言。

大學三原則和科學五原則送到威廉三世案頭，他作出了這樣的批示：「大學是科學工作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

從1810年開始，普魯士國家取代教會成為大學的財政提供者。大學成為完全世俗化的機構，自我決定教學科研等內部事務。大學校長由教授們輪流坐莊，只需國家認可。教授有任意的開課權，工資由國家支付，享受社會中上層的生活待遇。同時實行嚴格的退休制度，不管是誰，到了65歲，都得讓位，但退休後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絕不允許大學教授辦公司。企業家資助教授的研究課題，經教授與校長聯名簽字，就可到稅務局申請減稅。為教授的科研項目出資，或資助創新性課題，還能極大地提高企業的知名度，這使德國教授再不缺乏科學經費。

柏林大學的出現，成為現代化大學誕生的標誌。此後，這種模式被德意志三十多個邦國競相效仿，發展趨勢如雨後春筍。它們都是綜合性大學，與工科或實用學科的專門學院有嚴格區別。大學成了對世界進行新解釋的中心，人文科學擺脫了神學的束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的新體系也確立了真正的獨立地位。教授們不再像神學院時代那樣，只能在一種思想體系中思考。研究不為人知的東西，發現新規律，增長人類的新知識，成了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為優秀的研究者，才能成為大學教師；照本宣科，拾人牙慧，只能下課。大學成為研究者的共同體。人事的選擇，不考慮個人好惡，社會地位，也不是口才、寫作能力和教學技巧，而是研究的獨立性、獨創性和成果。教授是國家公職人員。國家為年輕人設立專門的研究基金。大學設有編外講師和額外教授，需經嚴格考試獲取資格。他們先拿較少的工資。要想得到教授的位置，必須獻身於科學研究，向已形成的輿論挑戰，冒著與他人在學術上衝突的危險，實現科學研究上的真正突破。教師不允許在同一所大學裡升格。不存在某一所大學畢業出來的人佔優勢的近親繁殖現象，掃除了門戶之見和裙帶關係。大學對於有才能的人產生了特彆強烈的吸引力。大學生的學習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學裡去學習，只要那所大學還有名額可以註冊。大學裡沒有什麼教學大綱，也沒有什麼必修課和選修課，感興趣什麼就可以學什麼。這種流動性和選擇自由，使得任何一名大學生都有機會與最優秀的科學家討論問題。同學之間可以進行結伴式的自由討論，也可以獨立工作，自由進入任何圖書館，查閱已公開的任何資料，絕不存在任何學生與老師之間的級別限制。科學自由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校正力量。大學教授為國家提供了大量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例如社會保險制，福利國家方案，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等，都是為克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弊端所作的努力。

科學與教育的崛起，有力地推動了普魯士王國的現代化進程。普法之間1870年再度爆發戰爭，這次法國大敗。排除了法國干擾，德意志各邦完成統一，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法國科學家帕舍爾當時就發出感慨：「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是科學上競爭的失敗！」

的確，德意志人在普法戰爭前，已經居於世界科學領先地位。以當時的重大科學發現而論，生理學方面1864年德意志人有156項，世界其他民族只有57項；到1869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89項，世界其他民族只有11項。在熱力學、電學、電磁學、光學方面，1836年到1855年，德意志人為231項，英法為201 項；到1870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136項，英法只有91項。在醫學領域，到1869年，德意志人為33項，英法總和為29項。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前期，德意志已經成為世界科學中心。這裡出現的科學家可謂群星燦爛，如數學家高斯、黎曼、閔科夫斯基、希爾伯特、哥德巴赫；物理學家弗勞霍荷、赫茨、哈伯、洛倫茲、普朗克、愛因斯坦、波恩、瑪依爾、赫姆霍爾茨、倫琴；化學家李比錫、奧斯瓦爾德、哈維爾、威爾斯塔特、瓦爾堡；可以開出一個太長的名單。美國雖然在邁入20世紀門檻時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在科學、教育方面，只是德國的學生。

在這方面，中國也是德國的學生。蔡元培對於中國現代大學的奠基作用已經得到公認。他從1907年起，曾幾度留學德國。他主政北京大學，倡導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文理兼修、教授治校，主張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皆受益於德國，甚至他給女兒取名威廉，都可見他從德國受到的影響。

德國大學和科學的領先地位，葬送於納粹之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得種族主義思潮興起。希特勒抓住了德國人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緒，趁機上台，出任總理，掌握了國家機器，使得德意志大學奉行了123年的科學、理性、自由的原則被斷然拋棄。1933年4月7日，希特勒剛剛上台兩個多月，就頒布了《重設公職人員法》，宣布解聘與納粹主義原則不相符合的公職人員：「一，凡屬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輔助性組織的成員；二， 凡在未來有可能從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主義性質活動的人；三， 凡在迄今為止的活動中不能證明自身會隨時、無保留地支持這個民族國家的人；四，凡屬非雅利安血統者；這樣的公職人員都將解聘。」由於德國大學教師屬於公職人員，因此，這場運動在大學校園裡，就成為驅逐有猶太血統的、有民主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清洗運動。大量科學家因此遭到解聘，德國大學界在4月22日發出了讓自己蒙羞的《德意志大學對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納粹主義國家的表白書》，其中寫到：「這個民族的陽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們將建設和擴展偉大的元首所開創的事業，並全心全意地追隨這個新的國家。……這場納粹主義革命不僅體現為一個不斷成長起來的政黨對現存權力的接管，而且這場革命將給我們德意志的存在帶來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徹底變革！」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劇院廣場上，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主持了一場焚書運動。狂熱的大學生將大批「非雅利安精神」的書籍扔進火堆。作者從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雷馬克、黑塞、托馬斯·曼等等，近3000種書籍被列為禁書，從全國所有的公共圖書館中清除。接著，戲劇、造型藝術、音樂、出版、廣播、電影、新聞領域裡的「非雅利安人」也遭到驅逐。1935年9月15日頒布的《紐倫堡法》，徹底剝奪了所有猶太人的公民權，並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勞爾曾勇敢地站出來，抗議這場清洗運動給德國科學造成的損害。希特勒回答：「即使是為了科學，我們的民族政策也不會因此而撤銷或改變。如果驅逐猶太科學家意味著現代德國科學的毀滅，那就讓我們在以後的歲月里，在沒有科學的狀況下，推行我們的民族政策吧！」德國的大學先後發生了三波解聘潮。第一波是1933—1934年冬季學期以前，共解聘了1145名大學教師，其中313名正教授，109名額外教授，284名非公職性的額外教授，75名榮譽教授。當時德國大學的各類教授有4482人，被解聘者占整個教授集團的17.4％。第二波是1935年9月15日《紐倫堡法》頒布後的一年間，又有494名科學家遭到解聘。至此解聘率上升到當時所有師資力量的33％。第三波是1937年1月26日頒布《德意志公職人員法》之後，到1938年初，又解聘了160多名擁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種類配偶的教師，遭到驅逐的科學家已高達1800人，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師隊伍的損失達到了39％，其中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損失達到47％。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後，同樣的厄運也降臨到400多名有猶太血統或有猶太配偶的奧地利科學家頭上。到1939年，德國大學45％的教師崗位，已被不學無術的納粹黨棍佔據。在1938年11月9日帝國水晶之夜後，這些被解聘的教授學者，除了逃離德國，沒有別的選擇。同樣的威脅也擺在非猶太的、堅持民主思想的、過去積极參与政治並遭到解聘的人文、社會科學家面前，納粹同樣將他們視為敵人。要想求生，只有流亡，否則前面就是集中營與死亡。

這些知識難民為了活命，流亡地多達75個國家，但最後只有美國接收最多，讓他們落地生根，並結出科學文化碩果。美國因此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其中的原由耐人尋味。　　知識難民最初首選的流亡目的地是路程較近，文化差異較小的歐洲國家。美國畢竟遙遠，中間隔著浩瀚的大西洋，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從歐洲流亡美國並非易事。但某些歐洲國家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善待知識難民，包括其中的科學文化精英。比如永久中立國瑞士，德語是主要語言，本是猶太知識難民十分願意選擇的避難所。但瑞士當時失業嚴重，人們害怕知識難民競爭就業崗位，於是政府規定入境的外國人不得從事任何獲利的職業，法律禁止僱傭任何外來難民，這就使流亡科學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當作流亡的中轉地。比如加拿大，地廣人稀，原來並不拒絕歐洲移民前來謀生，但對移民的選擇有自己的偏好，他們願意接收的是礦山、森林和血汗工廠需要的廉價勞力，而不是知識精英，這就拒絕了大批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教授、律師、醫生的避難申請。他們甚至害怕政策有了彈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學會被難民塞滿。德國著名物理學家赫茲伯格因為妻子是猶太人，遭到驅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學任教。因為由美國的基金髮工資，移民局才允許他入境兩年。兩年後，又要趕他走，校方千方百計和政府交涉，方獲准留下。10年後，赫茲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國籍，1971年成為加拿大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相比之下，美國對猶太知識難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給他們提供了發揮聰明才智的最寬廣的舞台。美國科學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領袖人物具有非凡的遠見，他們敏銳地看到了接收來自歐洲的知識難民，會對美國的科學和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作用。他們不止於對猶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國人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和反猶主義情緒。尤要指出的是，讓猶太知識難民得以安居，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並非美國政府，而是美國的公民社會。李工真說：「真正有功的絕非羅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遠大的知識界領袖、私人性質的基金會以及各類民間的援助組織。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才使美國成為接受猶太難民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成為接收猶太知識難民最多的國家。」其中有1090名科學家、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醫生、682名記者、645名工程師、465名音樂家、296名造型藝術家、1281名作家以及來自其他文化領域的職業者。被德、奧兩國驅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國接收，其中約1400名科學家中，至少77％為美國接收。當時從歐洲流亡到美國的知識精英中有相對論的創立者愛因斯坦，「計算機之父」馮.諾伊曼，「現代宇航之父」 馮.卡門，「原子彈之父」西拉德，「氫彈之父」特勒，物理學家玻爾、費米，數學家庫朗，現代建築家米斯.范.德.羅，音樂家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會學家拉薩斯菲爾德，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等各領域的翹楚。美國本來就是一個文化包容性較強的自由競爭環境，當時又處於科學、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這些世界一流精英的加盟，可謂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學和文化的制高點。很快，世界科學文化中心發生了一次洲際大轉移，從歐洲轉到了北美洲，從德國轉移到了美國。到二戰結束的1945年，德國的三項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國已經有25名。難民知識精英把德國學術體系中最先進的方法論和最嚴謹的學風帶到了美國，奠定了美國在全世界科學教育上的領先地位。吸納歐洲知識難民的成功經驗讓美國嘗到了甜頭，從此，美國形成了更加自覺的開放機制，面向全球的知識精英，敞開交流之門，移民之門，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開留學之門，就業之門。這正是美國在二戰以來保持全球領先地位重要秘訣。德國在二戰結束之後，雖然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有痛切的反思，但在全球科學和教育上的領軍地位，卻一去不復返了。

　　李工真教授認為，國家和大學有三種關係。像美國那樣由社會自主發展大學教育，導致國家振興，「先有哈佛，後有美國」的模式，可稱「科教興國」；像威廉三世這樣，集中國家財力投入大學，但充分尊重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模式，可稱「國興科教」；像希特勒納粹黨這樣，掌握國家機器，干預大學獨立，扼殺學術自由，摧殘知識分子的模式，可稱「國衰科教」。三種模式的得失，國人都可引為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