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形勢與中國對外戰略

當前國際形勢與中國對外戰略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所長 楊伯江

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一下當前國際形勢基本的狀況，這些狀況背後橫向的縱向的深層背景，以及對我國來說構成了哪些機會和挑戰。我準備講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星移斗轉，今夕是何年；二是大國周邊，崛起兩挑戰；三是透視東瀛，危機何時了；四是何去何從，正道是滄桑。

星移斗轉，今夕是何年

了解國際關係最關鍵的就是一個定位問題，我先介紹一些國際關係、國際體系方面的常識性知識。

國際體系迄今為止經過了五個階段，我們現在處在第五個階段。

一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是經過了三十年戰爭之後，歐洲國家坐在一起簽訂了一系列合約，從而形成的一個體系。它是人類社會上第一個國際關係體系，它是地區性的，僅限於歐洲，但是學者們一般都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體系來看待。它確立了一些基本的原則，比如國家主權的獨立性、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主權民族國家取代基督教神權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而且國家之間互動的模式基本上確定了，就是邦交國際會議。

二是1815年的維也納體系。這個體系基本上是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沒有什麼質的差別，只是主體有了一些變化，因為地區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比如有一些國家沒落了，有一些國家興起了，有一些國家在地圖上消失了，比如波蘭。波蘭這麼大版圖的一個國家居然被三次瓜分，還一度在地球上消失。興起國家像普魯士，即現在德國的前身，英、法、俄、奧是沒落的國家。維也納體系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相比的話，主要是量變比較多，在機制運行方面沒有太大的變化。其運行原理我歸納為兩點：一是強權，二是軍事。當時的國際關係跟今天相比更是粗糙的、野蠻的、落後的，所謂平等、權利只局限於大國之間，小國弱國是沒有什麼平等、權利可言的。比如用小國和弱國的領土對戰勝國進行補償，這個做法一直延續到「二戰」。維也納體系開始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但是很明顯世界的其他部分，特別是廣大的殖民地國家是被作為侵略擴張的對象而納入體系的，並非主動加入的。

三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一個體系，它標誌著歐洲全球霸權時代的結束，國際關係開始不限於歐洲，真正具有了世界性。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基本的運行原理仍然是「強權+軍事」，不過進行軍事平衡的主體發生了變化，英國、法國、義大利是傳統的歐洲強國，在這三個強國之外又增加了兩個非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此外還有一些新的力量加入了這個體系，或者說在衝撞這個體系。一是蘇聯的出現，「十月革命」以後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種異己的力量，這是一個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變數。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解放運動。蘇聯的出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解放運動是相互關聯的。

四是「二戰」後形成的雅爾塔體系。這個體系雖然有一些新的地方，但本質還是沒有太大變化，它從過去的多極軍事、多極平衡走向了兩極軍事、兩極平衡，美蘇對峙形成了兩極多層的格局。這種兩極並不僅僅限於我們平時所理解的政治上對抗、軍事上對峙，在經濟等其他方面都是老死不相往來、井水不犯河水的。當時斯大林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就是要搞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所以在經濟上兩大陣營也是涇渭分明的。為什麼叫兩極多層呢？實際上兩極並不是每極的內部就是鐵板一塊，在兩極的內部又分了不同的層次，而且多層在進入19世紀60、70年代以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具體講就是日本和西歐的實力增長，後來我國第一代領導人提出來的三個世界的劃分也是跟當時西方陣營內部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的。雅爾塔體系的影響非常深遠，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它就是冷戰體系，這個冷戰體系對於今天的國際關係、國際體系仍然有著很深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五是1991年冷戰結束以後的後冷戰時代。叫時代而不叫體系是因為現在學者們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爭論清楚，究竟有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體系，還是說仍然是冷戰後的一個延續，目前還沒有能夠讓各方面普遍接受的說法。但是跟冷戰相比，1991年以來的這20年間國際體系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雖然強權軍事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大國關係是國際關係體系的核心，但是人們在看待處理國際關係時，更需要關注時代的潮流，比如和平、民主、科技、發展等。科技、發展不是一個虛的東西，而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比如核武技術、信息化，全球化造成的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以及由此導致的國家關係模式的變化，特別是大國關係的變化。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是空前的，一些潮流是新的，一些問題是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一些國家關係的模式仍然在繼續探索之中。

當前大國關係有哪些變化，我大致講這麼幾點。

首先，格局還是維持一超五強。美國是一超，五強是歐、中、俄、日、印，但這些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有變化的。「二戰」後初期，美國遙遙領先，後來隨著歐日的發展，美國的比重有所下降。世界GDP排名前十的國家當中美國當然是第一了，美國的佔比在1990年的時候達到35.8%，2000年達到42.3%，最近呈現下降趨勢，2009年達到37.1%。從1990年到2010年20年間，其他傳統發達國家GDP相對於美國GDP之比都有所上升，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日本，從20年前的49.9%下降到35.4%。另外，新興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相對於傳統大國來說其所佔的比重在上升，就是說力量在向新興大國傾斜。

其次，當前各國關係的新動向。大家知道決定國際關係格局的因素第一是力量，按實力排誰是老大，誰是老二，誰是老三……同時也要看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比如老二和老三會不會聯合起來對抗老大，老大會不會懷柔老三，讓它牽制老二，這些都是國際關係中常見的一些模式。

當前大國關係的新動向概括起來就是重新計算方法，以新老互動為主線，舊的同盟要找新路，新的集團強勢發展，針對不同議題，湧現出一批G組合，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G20，成了一個囊括新老大國的平台，而且從運作方式上打破了封閉僵化的運營模式，更為靈活開放。但G20還不能把方方面面的問題都擺平，還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決策平台，還是有點清談的性質，在這裡可以敞開討論，最後不一定能形成一些大家都願意遵守的約定。於此同時，一些傳統大國的集團開始走下坡路，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G7或G8。此外還有金磚集團、爭常四國等。爭常四國是印度、日本、巴西、德國，這四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反對國，想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很不容易，單打獨鬥不行，捆綁在一起有得也有失，可能別的國家不是因為反對你，而是因為反對四國當中的另外一國把你順便也否掉了。印度入常最大的牽制力量是巴基斯坦，對於日本入常來說中國的作用比較關鍵，德國有義大利等國家扯後腿，巴西有阿根廷等拉美大國不買賬，大家都是鄰國，都差不多，為什麼你可以入而不讓我入？鄰國之間有很多利害關係，很複雜。

其三，大國關係如今的局面面臨著一些問題，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有兩個，一是權力結構沒有調整到位，二是出現權力真空。比如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經濟實力發展上去了，但國際政治地位仍然是偏低的，而一些老牌發達國家儘管它的力量已經是今不如昔，但不會主動退出去。

大國周邊，崛起兩挑戰

我們中國正處在和平發展的歷史性進程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研究問題要抓主要矛盾，我認為最具根本性的挑戰有兩個，一是大國關係，二是周邊關係。

第一，我們先來看看我國的周邊關係。

中國首先是地緣上的一個大國，我們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藍色海洋疆土。這樣一個地緣大國要實現和平發展需要一個牢靠的、穩定的、友善的、和諧的周邊關係。美國發展之初與墨西哥、加拿大等國搞好周邊關係，為美國的崛起創造了條件。而前蘇聯是周邊關係搞得不好的代表，政治和經濟上的大國沙文主義使它跟東歐國家關係緊張。

中國如何處理好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複雜多變的周邊關係呢？從中國所處的客觀條件來說我們的形勢比美國、前蘇聯還要複雜。中國的鄰國非常多，14個陸上鄰國，8個海上鄰國，在8個海上鄰國中朝鮮和越南同時也是我們的陸上鄰國，所以總共有20個鄰國。另外，中國與這些鄰國之間的歷史也決定了要處理好周邊關係非常難。

第二，周邊摩擦背後的大國戰略因素。

大國和周邊不是相互孤立的兩個問題，而是相互關聯的兩個問題。近10年來我國的周邊外交出現了不少麻煩，外國媒體說這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危機。東海、黃海和南海這三海問題同時出現，這在我的研究生涯當中還是沒有見過的。任何一個周邊矛盾、周邊摩擦、周邊衝突的背後都有大國戰略因素，這其中首要的是美國因素，其次還有日本、俄羅斯、印度。

現在全世界的注意力和中心都往亞太轉移，無論是戰略的還是經濟的以及相伴隨而來政治和軍事的，大國戰略因素凸顯，地區形勢變得空前複雜。我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實際上就代表著與現行國際關係體系的關係。什麼意思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現行國際體制的締造者，「二戰」末期由於美國總統羅斯福一些深遠的考慮，把中國當時是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列為聯合國五常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是被排斥的，五常之一的位置是由台灣集團佔據的。所以，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我們在國際舞台是一個後來者，不是當時規則的制定者，甚至有一些規則我們還要慢慢去熟悉、去適應，進而努力去改變。

從大國因素、戰略因素和周邊固有矛盾的契合點來說，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中國周邊大大小小20個鄰國，除了像俄羅斯、印度、日本這樣的大國以外，其他的中小國家以及中小國家形成的集團都有一個基本的戰略，就是搞大國平衡，他們同時跟幾個大國發展關係。比如很多小國特別是非洲、拉美的小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遊走，兩頭取利，這是小國的一個基本生存之道。從這種基本的生存戰略出發，他們在對外戰略、對外政策上採取的是政經分離路線，就是政治上、安全上拉近和美國的關係，在經濟發展、市場份額等方面又必須要靠中國，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概莫能外，包括日本在內也是這樣的。

在2001年到2006年那5年多的時間裡，日本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中日在政治上頂得非常厲害。但據我統計，恰恰是在那五年時間內，日本對華貿易是增長最快的。在2001年的博鰲論壇上，小泉對我們的朱鎔基總理講，中國的發展是機遇不是挑戰。從這樣一個強硬分子嘴裡面居然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很難得的，但他說的是真心話，從日本自身的發展戰略來考慮，中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國家不得不採取這樣一個「兩層皮」的戰略，當然這也造成了一個混亂的局面，而且這些政策的實施國自身也會疲憊不堪，比如像日本、越南，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都患有「身心分裂症」，做的是一回事，想的又是一回事。我覺得這個現象的深層原因是非常值得探究的，政經分離不僅僅是相對於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來說，實際上在世界範圍內都存在這樣的現象。比如在「冷戰」時期，兩大集團不光是政治和軍事對峙、對抗，在經濟上也是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老死不相往來。那個時候國家的身份是相對單一和明確的，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他的經濟合作夥伴往往就是政治安全合作夥伴，這個身份是重疊的。

「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政治的藩籬、政治的圍牆不再那麼有效了。比如過去國家間的資本流動是被嚴格限制的，現在不再有這樣的限制，而通訊等技術的發展又為資本的迅速流動創造了便利。政治藩籬和沒有國界的資本流動就產生了矛盾，資本要尋求全球範圍內的最大限度的優化配製，這和以國家為主體的政治藩籬形成了衝撞，我想這是導致今天政經分離局面的最基本的原因。無論大國小國，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是大國戰略因素的實施者，既利用別人也被別人利用。比如在中日關係中，日本利用越南和菲律賓，這兩個國家和中國之間存在南海問題，日本和中國之間存在東海問題，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日本在拉攏這些國家上面是不遺餘力的。我舉一個例子，日本加大了對越南的援助力度，有的時候也要採取打一巴掌再揉三揉的做法。2009年日本對越南果斷地採取了援助斷奶的措施，借口是越南方面在使用日本給予的貸款時不夠規範，有貪污賄賂的現象，這樣一來越南對日本就老實多了。

美國在過去10年經歷了一個覺醒的過程，9·11之後美國進入了一個很大的轉變，當時的美國政府採取的經濟政策是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從外交安全戰略上來說也走了一段彎路，9·11把美國人打急了，又趕上一個線性思維的領導人，小布希在9·11之後有一段著名的話，在他的眼裡面世界非黑即白，而不是多元的，他警告其他國家要麼跟美國在一起，要麼就跟恐怖分子在一起，世界上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而當今世界恰恰有很多灰色地帶，出現越來越多非黑也非白的中間地帶。美國把反恐置於戰略首位，忙著反恐去了，這10年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比如中國抓住了這個機遇，在戰略上運用的比較好，在進入新世紀的頭10年是我國發展最快的一個階段，到小布希後期美國醒過味來，要重返亞洲。當然美國是不是離開過亞洲要從兩個方面來說，如果說他在這個地方長期有著政治和軍事的存在，從來沒有離開過；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雖然人在這兒，有時候心不在這兒，還是曾經離開過一會兒。比如在小布希時期曾經發生過美國國務卿缺席東亞重要會議的情況，而且不止一次，就是說參與亞太地方事務的興趣下降，於是奧巴馬批判小布希的亞太戰略，認為他對亞太這麼重要的地區的關注不夠。奧巴馬上台之後加緊重返亞太的步伐，這才有了後來南海問題的激化，包括中日之間撞船事件以後的一系列複雜局面都有美國戰略因素的背景。

透視東瀛，危機何時了

應該說「二戰」以後日本模式是比較成功的，這個成功首先可以用一個詞兒來形容——開發獨裁，開發就是發展的意思，獨裁指的是政治上一黨執政，這本是日本用來描述亞洲四小龍模式的，實際上日本自己是最大的開發獨裁國家。

我們知道1955年以後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直到1993年下台。自民黨之所以能夠保持長達38年的一黨獨大，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首先是美國支持它，這種支持不是空的，包括在資金、技術、市場開放等全方位的支持。美國在歐洲有一個「馬歇爾計劃」，在日本也有類似的計劃。另外，日本當時是夾著尾巴做人，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沒有心思也沒有心氣、勇氣關心日本以外的事務，所以顯得低調老實一些。戰後日本的發展路線用一個中國學者的話來概括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經濟發展，兩個基本點就是輕軍備、靠美國。

有了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日本迅速發展起來，1968年超越西德，成為「西方」老二；20世紀80年代超越前蘇聯，成為世界老二；2010年被中國超過，成為世界老三。但為什麼「冷戰」結束後日本模式又失敗了呢？就是說這個模式出現了明顯的制度疲勞，不靈了，失效了，這裡面是有綜合原因的，有政治的、經濟的也有外交的。

首先是美國的態度變了。美國是永遠要尋找對手的國家，蘇聯垮台之後就瞄準了日本，日本也異常的張狂，把好萊塢、洛克菲勒中心等一些標誌性的地界、地標都買下來了，這非常刺激美國人，就把日本鎖定為下一個主要對手。與此同時，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全球化的浪潮，而美國在政治上也要利用這個浪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美國要藉機掌握國際產業分工的主導權，這個時候日本開始逐漸喪失其發展優勢。為什麼印度軟體業發展得那麼好？印度有一個優勢就是他們說英語，而日本在這方面恰恰是一個弱點。日本人曾經想過各種辦法來應對全球化的衝擊，比如開發研發機器人，航空航天方面的技術因為受各種政治因素的限制，當時還不敢一下子放手搞。另外還開發日本版的Internet，開發日語軟體，但世界的主流還是英語的，所以在這方面日本也不佔優勢。再有就是全球化對日本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具體來說就是對經濟運行模式和企業管理模式造成了衝擊。

研究日本的學者都喜歡說一個詞叫「1955年體制」，1955年是兩個保守政黨合併形成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的年頭，但這個體系更多的是說明政治問題，不能說明經濟體制的問題，經濟體制方面應該是「1940年體制」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今的日本體制，這是一個戰時經濟體制，定下來之後幾乎就沒有被怎麼動過。日本人做事兒是很執拗的，也是很執著的，什麼東西都講究家傳、傳承，所以像體制這些東西也不是輕易能動的。這些體制有一些特點，就是內部不鼓勵競爭，甚至限制內部競爭，一致對外。政府對企業要採取保護措施，要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為其在國際上的競爭提供政治上的條件和方便，甚至就是一些產品推銷的事情都有政府的份兒。現在民主黨在台上被日本經濟界和媒體批判的一個材料就是說他們不注意在國際上搞推銷，導致日本企業在幾次競標中都輸了。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浪潮襲來使日本這些傳統的模式受到衝擊，因為很多它的產業明顯是低效的，為了保護本國利益，或者是保護部門利益，或者是保護個別政黨的利益，刻意在那裡護著，比如服務業、農業等。我們知道日本的大米非常好吃，但日本大米價格是國際平均價格的六七倍，在日本吃一個哈密瓜，那是比較奢侈的事情，這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農民手裡掌握著一定的選票，會影響到一個政黨是否能夠執政，所以過去這麼多年自民黨不敢動農民，基本的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日本對外簽署經濟合作協議在選擇對象時就受到局限了，比如包括不包括農業條款等。

其次是日本自身經濟社會的變化。比如說人口結構的變化，日本戰後經濟經過了三個階段：恢復、高速增長、成熟增長或者叫低增長（已經近20年）。在這個期間，特別是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時候，日本出現了大量的人口轉移，從農村走向城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農民工，日本的戶籍管理遠遠不如我們這樣嚴格，人流動到哪裡只需要在當地政府填一張表就行了。農村剩了一些老爺爺、老奶奶和媽媽，青壯勞動力都去城裡打工去了，所以自民黨流失了大量農村、農民的選票。而進城的這些人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潰不成軍，加上企業為了壓低成本，廢除了一些管理模式比如年工序列，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個結果，企業和員工之間的紐帶大大松馳了。現在有一個統計，合同工占日本產業界就業人數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或者說大部分員工都不是正式職工了，這樣就產生一個政治結果，就是自民黨影響人們投票這種政治行為的能力下降了，因為企業指揮不動員工了，所以自民黨在城市也失去了社會基礎，所以黨員從過去的幾百萬下降到最近的一百萬。

我講的這一部分的題目是「危機何時了」，我覺得是仍未了，而且危機恐怕了不了，就是說日本有可能成為一個倔強的沒落貴族，日本在中國面前不會輕易低頭，這裡有戰略心理、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他還要端著一個架子。日本能不能重新崛起呢？我個人是比較懷疑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各行各業之間的競爭一樣，爭到最後不是經濟、政治、軍事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日本的文化很成問題，日本文化以純為美，日本人說自己是單一民族，在對外開放方面具有非常強烈的排斥心理。在日本和在美國的感覺不一樣，在美國誰對你都不客氣，反正大家都是外來戶，都是過路人，我也不照顧你，你也別惹我，大家公事公辦，當然彼此間也都友好開放，那種所謂的「玻璃屋頂」比日本要弱很多。在日本人人都很客氣，他們認為自己作為東道主有義務關照外來戶，但是外國人可能永遠也融入不了他的主流社會，很難走到公司或者部門中的上層位置，有一個無形的文化屏障在那裡。現在日本社會老齡化問題很嚴重，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人口出生率在2.1%才能夠維持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循環，但日本現在的人口出生率是1%左右。整個日本變得越來越老，需要有年輕的勞動力進來，但除了個別提案之外，誰都不說這個話。日本人希望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外面的人來了社會治安有可能就差了，搞的社會不那麼純了，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是我們難以理解的。

再者，日本的脖子上有一個項圈，繩是牽在美國人手裡的。反觀我們自己，新中國成立之初儘管在經濟上非常貧窮落後，但在戰略上、政治上確實是獨立自主的，從來不看誰的臉色，對誰也沒有軟弱過。日本外交和中國外交的起點是不一樣的，日本確實很多方面受美國的控制，被控制的時間久了，就形成了一種下意識，就好象一隻寵物天天被拴著，某一天主人悄悄給它鬆開了鏈子，它也不會跑掉，還在那個地方轉悠，日本的很多改革都是歐美趨向的。

日本的前景，從根本上講政治不穩定影響了政策和戰略的連續性，影響了整個國家的長期發展。

何去何從，正道是滄桑

目前的國際局面紛繁複雜、利害交錯，而且預計這種混沌局面會長期化。大家知道「冷戰」後的國際關係體系取代「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體系所採取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樣，以前都是戰爭，往往是打完一場仗以後，勝的一方制定一個規則，然後敗的一方要遵守這些規則。戰爭更容易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把一些罈罈罐罐都打破、重建，但是非戰爭方式實現的國際體系的轉換，就容易拖著前面的一些遺留物，所以這種混沌的局面會長期存在。

國際關係中有一個詞兒叫自我認同，要是想描述中國在國際上的身份地位可以用不下十個詞來描述，由此可見中國在國際上身份地位的複雜性，所以只能是冷靜觀察，穩紮穩打，但有這麼幾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要成為文化大國，應自我完善。

我國現在成了經濟大國，當然大國和強國還是不同的概念，我國的軍備預算增長很快，但這些預算是不是都用到高端裝備上了呢？最根本的還是要成為文化大國。比如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在中國面前不會放下架子，從心理上講不服中國，很重要的一點是文化心理的問題。大家知道在唐朝前後日本向中國學了很多東西，但是日本人有一個觀念，他們認為，漢人文化在南宋滅亡之後就斷了，後來的元朝、清朝都稱不上是中華，都是屬於蠻夷，中國在文化心理上開始失去日本的尊重，所以中國要想重拾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尊重，不能僅靠硬實力，還要靠軟實力。儘管我國的硬實力還存在很多問題，但下一步的戰略目標應該放在大力發展軟實力上。

第二，要有戰略還要有重點。

哲學中有著名的三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在我看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這幾個問題還沒有搞清楚，我覺得至少第一問和第三問沒太搞清楚，要注意學習歷史的話可以弄明白第二個問題，所以現在我們急需明確自己對全球和地區秩序的構想。重點就是要抓住一些國際戰略中的重點環節。比如，2006年「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由新加坡、汶萊、智利及紐西蘭四個小國啟動，是第一個跨越太平洋東西兩岸,覆蓋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多成員自由貿易安排，近期美國、澳大利亞等亞太重要成員紛紛決定加入。很明顯美國是要把它作為亞太戰略的兩個輪子之一，第一個輪子是安全方面的同盟和友邦，這個友邦不是一般的友邦，得有資格認證書的，就是得實行西方式民主，像印度那樣的國家。第二個輪子是經濟方面的，就是要推TPP，美國意識到9˙11之後他遊離亞太地區10年，現在突然發現中日韓關係發展得不錯，東盟也搞得很紅火，東亞峰會最初甚至把美國排除在外，今年開始把美國和俄羅斯加進去，這些都讓美國心裡感覺不踏實，所以美國要主導亞太經濟合作，衝擊亞太地區現行的合作走向。什麼走向呢？美國有一個判斷，如果按照現在的趨勢走下去的話，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主導權早晚會被中國捏到手裡。鑒於這種局面，美國要抓一個政策槓桿來平衡、牽制、衝擊中國。

第三，全面準確評估傳統歷史、文化關係。

造成今天中國和周邊國家一些方面關係緊張的原因有現實的衝突，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問題，而心理上的問題根源之一是來源於歷史的記憶。同一個杯子，你看到的也許是正面，而他看到的是反面，同樣一段歷史，不同的國家卻有著不同的記憶。所以歷史關係源遠流長是有利有弊的，是很微妙的一個東西，一定要慎用。

我國在對外關係上，無論是外交還是經濟合作，有一些觀念是要更新的，至少有這麼兩個。一是追求100%的勝利，這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國際社會沒有全贏這一說，國際關係民主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能掙個51%就算不錯了。二是在我們的觀念里外交就是要解決問題，其實未必是這樣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問題也非常多，有一些問題明顯是不可以解決的，有的是短期不可能解決的，有的是永遠解決不了的，所以外交的使命或者說外交的真諦不在於解決問題，而在於為自身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有一些問題可以先放一放，以待他日之機。比如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一些敏感問題，現在解決和10年以後解決對誰更有利一些呢？我相信時間是在中國一邊的。

（據宣講家網站報告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