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不是城市的假想敵
一場即將到來的盛會讓深圳如臨大敵,草木皆兵。在過去100天的時間裡,深圳警方已陸續將8萬餘人趕出這座城市。他們或是涉嫌賣淫的「失足婦女」,或是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晝伏夜出的無業人士,或是揚言報復社會的失意者,但他們身上都被貼了同一個標籤:潛在治安高危人群。
作為一個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劃分成三六九等,已經明顯有違現代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動用行政力量,將那些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強行排擠出去,更是對公民居住權和自由遷徙權的踐踏。遺憾的是,如此於情於理於法都有失偏頗的做法,竟被有關部門當作一項「戰果」來宣示。
當然,只要遇到盛大活動就「犯病」,深圳並不是第一個患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患者。照理說,隨著中國日漸強大,越來越多的世界級盛會都會更加青睞我們,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豐碩成就撐腰,前進中的中國理應更加從容和自信。但是,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過來,那些被選中的城市卻總是突然像個要面見貴賓的小媳婦兒,開始擔心自己的衣衫不夠整潔,擔心自己的妝容不夠精緻,擔心自己所用的香水不夠高雅,於是在閨房裡如坐針氈,自己嚇唬自己。
城市因人而生動。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種的勞動者,有了各種層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會具有迷人的生活氣息,而不至於淪為鋼筋水泥的叢林。縱是確有極少數人不能在這個城市有尊嚴地生存,去留與否也應是個人自由選擇。在正常的城市生態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原本是可以和諧共處的,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卻容易形成一個壞習慣,他們總是慣於想像出很多的假想敵。路邊的小攤小販是潛在的敵人,小區維權的居民是潛在的敵人,向包工頭討薪的農民工是潛在的敵人,房屋遭強拆的業主是潛在的敵人,失業青年是潛在的敵人,精神病人是潛在的敵人,誰要影響哪怕有可能影響到穩定,誰就是敵人。
正是這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讓城市主政者將社會風險估計得過於嚴重,以致他們總是要求自己的下屬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久而久之,這種「自己嚇自己」成了一種僵硬地處理人們內部矛盾、處置日常事務的方式。幾年前,有一個帖子備受網友追捧,其標題《穩定什麼也沒有壓倒,只壓倒了我們》雖然有些驚悚,但也有幾分道理,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社會矛盾?視而不見當然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但謹小慎微以致畏首畏尾也十分不可取。畢竟,很多被視為威脅的社會矛盾,其實只是正常的利益博弈,遠不至於將社會拖入動蕩的泥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仍具備相當的彈性,正是這種彈性讓我們能夠在應對各種挑戰時化險為夷,平穩度過危機。如果不能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總是在試圖消除衝突的時候又製造新的社會衝突,這樣的社會必然缺少美國社會學家科塞所說的「安全閥」。
可以說,只有那些對自身容納衝突能力極其自卑的城市,才會在盛大活動面前方寸大亂,胡亂地向轄區內的民眾展示肌肉,讓老百姓口中有怨言胸中有怨氣。而一個真正值得人尊敬的城市,並非是沒有社會矛盾的烏托邦,而是能夠容納衝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衝突的生活空間,它沒有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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