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說,「總之,印度人都是雜種。。。」

印度與其鄰國巴基斯

解密錄音資料顯尼克松稱印度前總理甘地為老巫婆中新網6月29日電據美聯社報道,28日,美國政府解密一批錄音資料,其中包括前總統尼克松與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在總統辦公室的一段對話。尼克松稱當時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為「老巫婆」,基辛格也對印度人出口不遜。  1971年11月5日上午,尼克松與基辛格在美國總統辦公室討論印度問題,尼克松向基辛格講述他前幾天與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舉行會談的情況。在美國國務院的這盤錄音帶中,尼克松說,「這個老巫婆真是讓我們傷神」。  當時,印度與其鄰國巴基斯坦正在發生衝突,尼克松與基辛格在白宮辦公室試圖弄清英迪拉·甘地的真實意圖。美國是巴基斯坦的盟國,而印度則與前蘇聯處理非常親密的結盟狀態。  基辛格也向尼克松講述了他與甘地會談時的情形,他說,「總之,印度人都是雜種,他們正在這一地區發動一場戰爭。我們也得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對於美國沒有給予熱情的接待,甘地回國後是不會提及的,在絕望中,她選擇了戰爭」。  部分研究冷戰問題的專家稱,這些解密的錄音資料,大部分記錄的是一些舊事,但仍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吸引人,如到底哪些人能參與尼克松的討論及會談等。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一名教授稱,「他們用冷戰思維來看待任何一件事,觀點完全是扭曲的」。(

 今年是尼克松訪華30周年,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再次來到北京,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一個紀念尼克松訪華30周年的展覽。在展覽現場,本欄目組請來了朱莉女士和親歷過尼克松1972年訪華的一批歷史見證人,其中有當年任翻譯的冀朝鑄和章含之、拍攝尼克松訪華紀錄片的李華、釣魚台當時的服務員劉馥敏、為尼克松訪華團表演芭蕾舞的宋琛琛,同時也請來了一些與尼克松有關以及直接從中美交往中受益的中美友好人士。  一場穿越歷史時空的對話,使人們回想起了尼克松那次改變中美關係進程的破冰之旅, 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等歷史偉人的風采於談笑間再現。  朱莉回憶起父親1972年中國之旅一系列不平常的表現,敘述中飽含了對作為歷史偉人的父親的無比崇敬,談笑間流露出對中美友好和平的美好憧憬。  知名外交家冀朝鑄和章含之作為當年的翻譯,他們親身經歷了那次偉大歷史事件的全過程,30年後與尼克松的後代及其他歷史見證人再來回顧那段重要的歷史時,告訴人們的不僅僅是許多鮮為人知的趣聞逸事,更顯示出他們對參與重大歷史事件而發自內心的自豪感。  李華、劉馥敏、宋琛琛等當年普通的工作人員,雖然他們只目睹了當年尼克松訪華的一些歷史片段,但那些片段已成為他們人生中最珍貴的記憶之一,現在再來拾起那些歷史瞬間時,他們如數家珍,向人們展示出了他們人生中的閃光點。  中關係大門重新開啟以後,給中美兩國的人民帶來了什麼呢?老一代海歸派周德慈動情訴說他們一家人悲歡離合的感人故事,新一代海歸派張朝陽生動講述他的留學和創業歷程;美國甘維珍公司董事長甘維珍敘述她來中國的創業經歷,美國 《讀者文摘》CEO唐瑞德述說他與中國人交往的親身感受。中方嘉賓:外交家冀朝鑄 章含之冀朝鑄簡介  冀朝鑄:新中國外交舞台上的知名外交家。1929年7月生於山西汾陽縣。冀朝鑄出生名門,1938年為躲避日本侵華的戰火,剛九歲的他就跟隨父母去了紐約。在美國,冀朝鑄被送進私立學校,先後在紐約城鄉學校、霍萊斯·曼一林肯中學讀書,並在那裡樹立了早期的革命思想,高中畢業之後,他向三所美國大學提出了申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  1948年,冀朝鑄順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但是在他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冀朝鑄毅然放棄了自己在哈佛的學業,1950年10月回國,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學系。1952年4月赴朝鮮開城參加中國和談代表團工作。1954年4月回國在外交部工作,先後參加過「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工作。親歷了中美建交和談、尼克松1972年訪華、《中美上海公報》談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  1973年3月,赴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工作,任參贊,1975年5月回國,擔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1979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1982年3月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1985年任中國駐斐濟萬那杜·吉里巴斯大使。1987年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大使。1991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章含之簡介  章含之:70年代中國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毛澤東、周恩來翻譯,參加了中美建交會談、尼克松訪華、上海公報談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動。  章含之與她的丈夫喬冠華(前外交部長)一起,曾活躍在聯合國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國首次參加聯大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1973-1975年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副代表之一。  此外,她還參加了中國同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會談。章含之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已出版四部著作。80年代以來,章含之積極投身於促進中國在農村發展和宏觀經濟研究方面的國際交流活動,現擔任中國城鄉國際發展交流協會會長,曾組織過多次國際性會議及國際研討會。中方特邀嘉賓簡介  周德慈:原司法部幹部,老一代海歸派人員。  張朝陽:搜狐總裁兼CEO,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  宋琛琛:原中央芭蕾舞團一級演員,1972年尼克松訪華表演《紅色娘子軍》時飾連長。  李夢華:原國家體委主任。  鄭敏之:乒乓球世界冠軍,中美「乒乓外交」的訪美乒乓球隊員之一。  張世鵬:畫家,齊白石的再傳弟子。  丁杏芬:原中聯部幹部、翻譯,曾與章含之共事。  李 華:原中央電視台記者,尼克松訪華紀錄片的拍攝者。  劉馥敏:釣魚台國賓館經理,特級宴會設計師,接待過尼克松的國賓館服務員之一。外方嘉賓: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次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簡介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JulieNixonEisenhower):1948年生於華盛頓特區,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之女,1968年12月與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孫子大衛·艾森豪威爾結婚。她1970年畢業於史密斯學院,1971年獲得天主教大學初等教育碩士學位。  朱莉是一位編輯、作家和演說家,她在全國各地發表了大量關於尼克松總統和領導力的演講。她是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圖書館董事和尼克松中心的顧問,尼克松中心是兩黨合作的外交政策智囊機構;另外,她還擔任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總統圖書館董事,同時還熱心於艾森豪威爾醫學中心的工作。  在尼克松的兩屆總統競選中,朱莉都是一個活躍分子。在尼克松任期內,她代表白宮就兒童、環境和老年人問題走訪了全國。她1976年與丈夫大衛·艾森豪威爾訪問中國時,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從1973年至1975,朱莉曾任《星期六晚報》的助理主編,並且幫助該報的母公司--柯蒂斯出版公司建立了一個圖書分部。從那時起,她寫作或編輯了5本書,包括《帕特·尼克松--未揭密的故事》,這是一本關於她母親的傳記。  朱莉在費城地區做了大量的社區工作,1991年,她獲得「賓西法尼亞卓越的女兒」的榮譽稱號。從1992年起,朱莉致力於一個幫助高中畢業生順利就業的全國性組織志願者行動中,她把很多時間奉獻於為美國畢業生找工作。  2001年12月,朱莉當選為Foamex國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這是美國一家有13億美元年收入的化學公司。外方特邀嘉賓簡介  唐瑞德(TomRyder):美國《讀者文摘》董事長兼CEO。  唐占希(JimThomason):原美國外交官,1978-1981年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  甘維珍(VirginiaKamsky):美國甘維珍公司董事長兼CEO。  高倩倩:美國甘維珍公司駐中國首席代表。  約翰·泰德:美國尼克松圖書館的館長,是尼克松生前的朋友。

今年是尼克松訪華30周年,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再次來到北京,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一個紀念尼克松訪華30周年的展覽。在展覽現場,本欄目組請來了朱莉女士和親歷過尼克松1972年訪華的一批歷史見證人,其中有當年任翻譯的冀朝鑄和章含之、拍攝尼克松訪華紀錄片的李華、釣魚台當時的服務員劉馥敏、為尼克松訪華團表演芭蕾舞的宋琛琛,同時也請來了一些與尼克松有關以及直接從中美交往中受益的中美友好人士。  一場穿越歷史時空的對話,使人們回想起了尼克松那次改變中美關係進程的破冰之旅, 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等歷史偉人的風采於談笑間再現。  朱莉回憶起父親1972年中國之旅一系列不平常的表現,敘述中飽含了對作為歷史偉人的父親的無比崇敬,談笑間流露出對中美友好和平的美好憧憬。  知名外交家冀朝鑄和章含之作為當年的翻譯,他們親身經歷了那次偉大歷史事件的全過程,30年後與尼克松的後代及其他歷史見證人再來回顧那段重要的歷史時,告訴人們的不僅僅是許多鮮為人知的趣聞逸事,更顯示出他們對參與重大歷史事件而發自內心的自豪感。  李華、劉馥敏、宋琛琛等當年普通的工作人員,雖然他們只目睹了當年尼克松訪華的一些歷史片段,但那些片段已成為他們人生中最珍貴的記憶之一,現在再來拾起那些歷史瞬間時,他們如數家珍,向人們展示出了他們人生中的閃光點。  中關係大門重新開啟以後,給中美兩國的人民帶來了什麼呢?老一代海歸派周德慈動情訴說他們一家人悲歡離合的感人故事,新一代海歸派張朝陽生動講述他的留學和創業歷程;美國甘維珍公司董事長甘維珍敘述她來中國的創業經歷,美國 《讀者文摘》CEO唐瑞德述說他與中國人交往的親身感受。中方嘉賓:外交家冀朝鑄 章含之冀朝鑄簡介  冀朝鑄:新中國外交舞台上的知名外交家。1929年7月生於山西汾陽縣。冀朝鑄出生名門,1938年為躲避日本侵華的戰火,剛九歲的他就跟隨父母去了紐約。在美國,冀朝鑄被送進私立學校,先後在紐約城鄉學校、霍萊斯·曼一林肯中學讀書,並在那裡樹立了早期的革命思想,高中畢業之後,他向三所美國大學提出了申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  1948年,冀朝鑄順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但是在他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冀朝鑄毅然放棄了自己在哈佛的學業,1950年10月回國,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學系。1952年4月赴朝鮮開城參加中國和談代表團工作。1954年4月回國在外交部工作,先後參加過「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工作。親歷了中美建交和談、尼克松1972年訪華、《中美上海公報》談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  1973年3月,赴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工作,任參贊,1975年5月回國,擔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1979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1982年3月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1985年任中國駐斐濟萬那杜·吉里巴斯大使。1987年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大使。1991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章含之簡介  章含之:70年代中國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毛澤東、周恩來翻譯,參加了中美建交會談、尼克松訪華、上海公報談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動。  章含之與她的丈夫喬冠華(前外交部長)一起,曾活躍在聯合國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國首次參加聯大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1973-1975年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副代表之一。  此外,她還參加了中國同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會談。章含之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已出版四部著作。80年代以來,章含之積極投身於促進中國在農村發展和宏觀經濟研究方面的國際交流活動,現擔任中國城鄉國際發展交流協會會長,曾組織過多次國際性會議及國際研討會。中方特邀嘉賓簡介  周德慈:原司法部幹部,老一代海歸派人員。  張朝陽:搜狐總裁兼CEO,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  宋琛琛:原中央芭蕾舞團一級演員,1972年尼克松訪華表演《紅色娘子軍》時飾連長。  李夢華:原國家體委主任。  鄭敏之:乒乓球世界冠軍,中美「乒乓外交」的訪美乒乓球隊員之一。  張世鵬:畫家,齊白石的再傳弟子。  丁杏芬:原中聯部幹部、翻譯,曾與章含之共事。  李 華:原中央電視台記者,尼克松訪華紀錄片的拍攝者。  劉馥敏:釣魚台國賓館經理,特級宴會設計師,接待過尼克松的國賓館服務員之一。外方嘉賓: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次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簡介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JulieNixonEisenhower):1948年生於華盛頓特區,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之女,1968年12月與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孫子大衛·艾森豪威爾結婚。她1970年畢業於史密斯學院,1971年獲得天主教大學初等教育碩士學位。  朱莉是一位編輯、作家和演說家,她在全國各地發表了大量關於尼克松總統和領導力的演講。她是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圖書館董事和尼克松中心的顧問,尼克松中心是兩黨合作的外交政策智囊機構;另外,她還擔任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總統圖書館董事,同時還熱心於艾森豪威爾醫學中心的工作。  在尼克松的兩屆總統競選中,朱莉都是一個活躍分子。在尼克松任期內,她代表白宮就兒童、環境和老年人問題走訪了全國。她1976年與丈夫大衛·艾森豪威爾訪問中國時,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從1973年至1975,朱莉曾任《星期六晚報》的助理主編,並且幫助該報的母公司--柯蒂斯出版公司建立了一個圖書分部。從那時起,她寫作或編輯了5本書,包括《帕特·尼克松--未揭密的故事》,這是一本關於她母親的傳記。  朱莉在費城地區做了大量的社區工作,1991年,她獲得「賓西法尼亞卓越的女兒」的榮譽稱號。從1992年起,朱莉致力於一個幫助高中畢業生順利就業的全國性組織志願者行動中,她把很多時間奉獻於為美國畢業生找工作。  2001年12月,朱莉當選為Foamex國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這是美國一家有13億美元年收入的化學公司。外方特邀嘉賓簡介  唐瑞德(TomRyder):美國《讀者文摘》董事長兼CEO。  唐占希(JimThomason):原美國外交官,1978-1981年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  甘維珍(VirginiaKamsky):美國甘維珍公司董事長兼CEO。  高倩倩:美國甘維珍公司駐中國首席代表。  約翰·泰德:美國尼克松圖書館的館長,是尼克松生前的朋友。

【埃菲社新德里11月27日電】印度政府今天對巴基斯坦與中國之間展開的軍事合作表示「嚴重不安」,並表示印度軍方已經為提升武裝部隊能力做出了努力。

印度國防部長A·K·安東尼提出,印度要在對中國軍事力量「不斷」分析的基礎上,在軍事領域採取各項決策。

安東尼在印度國防部的顧問機構成立周年的紀念活動中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日漸增強的軍事合作仍是令印度感到嚴重不安的一個問題。」

他表示,印度應該「持續警惕」這一象,並表示希望中國能展現出「與印度之間建立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對等意願」。

安東尼強調印度「永遠會為與鄰國建立和平關係而奮鬥」,印度總理辛格希望與巴基斯坦重開正式對話的決定就是這一願望的體現。印巴之間的對話在2008年11月底孟買爆炸案之後陷入停滯。

安東尼說:「巴基斯坦必須表現出立刻採取行動打擊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活動的意願。我們則需要持久地靜觀巴基斯坦事態的發展。」

此外,安東尼還指出,印國防部已經為提升印度武裝力量的實力做出了努力,以便應對本地區地緣政治領域內「各種各樣的新挑戰」。

但他同時也表示,「我們還將繼續堅定地尋求建立地區和世界和平」。

印度政府對兩個強大的鄰國展開的戰略合作心存疑慮,已於10月要求中國放棄與巴基斯坦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的合作項目。

近幾個月來,中國和印度之間曾多次互相指責對方,最近的一次是源於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中國一直聲稱擁有主權的阿魯納恰爾邦(我藏南地區——本報注)的訪問。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1月27日報道】題:中巴軍事關係令印度困擾

周五,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就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日益增長的軍事紐帶表示深切不安。

他做出這番評論前不久,巴基斯坦同中國合作製造的一種戰鬥機下線。該戰機是巴基斯坦軍事硬體建設的一部分。

巴基斯坦空軍計劃花大約50億美元引進250架JF-17(梟龍)戰鬥機。這個項目凸顯了伊斯蘭堡對北京的依賴。北京是它軍事硬體的重要供應源。

巴基斯坦官員熱情地談論同中國的關係。總理吉拉尼曾說:「中國總是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支持我們。」

同時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說,兩國就各種地區問題已經達成了「全面理解」。

新德里對這些談論中巴兩國情誼的言論和各種國防合同的解讀是,中國正在武裝巴基斯坦以壓制印度。前國家安全官員布拉傑什·米什拉本月早些時候說,由於中國在領土爭端上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新德里在5年後會發現它同時面對著與伊斯蘭堡和北京兩方的軍事陣線。

巴基斯坦和西方官員預計,北京將在未來數月中向伊斯蘭堡出售至少36架更尖端的殲-10戰鬥機。

【俄羅斯戰略文化基金會網站11月27日文章】題:印度將重新考慮同美國的關係(作者印度資深外交官M·K·巴德拉庫馬爾)

「印度總理辛格不遺餘力地增進本來就很穩固的印美關係,為了發展兩國關係不懼承擔風險......我很高興看到,辛格總理來到美國。」在美國眾議院舉行會議討論向即將訪美的印度總理致歡迎辭一事時,美國國會議員、中東和南亞事務委員會主席加里·阿克曼說出了這番話。

但華盛頓和新德里的傾向分歧從未如此之大。阿克曼的欣喜沒有引起新德里的共鳴。對於奧巴馬政府改變美國在世界各地區的政策的意圖,印度社會感到困惑甚至恐懼。在布希執政時期,新德里已經習慣了美國的溢美之詞,習慣了被稱為印度洋地區的領導者。與此同時,一些印度戰略家明白,不僅現在,包括可預見的未來,尤其是在塔利班開始與其他恐怖組織勾結的情況下,美國會將主要精力放在巴基斯坦身上。這無疑是奧巴馬的一項工作重點。

新德里也明白,美國的阿富汗戰爭不只是在搜捕本·拉丹,還是一次針對中亞國家、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所有人都看到,儘管大多數西方人早就認為阿富汗戰爭徒勞無功,但北約並不急於撤軍。

印美之間的矛盾很多。首先,《洛杉磯時報》不久前報道稱,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三分之一的預算來自美國。新德里堅持認為,三軍情報局是該地區恐怖主義的後盾。

其次,印度戰略家慣於認為,美國政府應當表態指出印度在造就亞洲平衡。但奧巴馬在東京的演講卻隻字未提印度是在亞太地區影響力巨大的國家。

奧巴馬不斷懇求北京確保南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穩定、安全與發展,以及保持印巴之間的正常合作水平。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奧巴馬邀請中國擔當印度河-恆河平原地區的調停人?

奧巴馬此舉有何用意?滿足中華帝國的虛榮心?從中印關係中漁利?討好印度?還是美國政府天真到了想一舉達成上述所有目標的地步?答案很有可能是最後一個選項。在印度面前揮舞紅色的中國旗幟,這已經不是華盛頓的新招了。柯林頓在1998年就曾運用過這一招數,但後來終究改變了主意,決定將核大國印度拉入自己的團隊。這次美國官員直到奧巴馬離開北京之後才打了退堂鼓。這場小風波反而有助於美國和印度下決心著手改進它們奇怪的「戰略夥伴關係」。金錢可以成為主要助力。

印度政府支持美印民用核能協議。該協議為美國核工業在今後5至10年內,向印度市場投資1000億美元提供了機會。新德里表示,兩座在建的核電站只使用美國的反應堆。雙方已經就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一事展開談判。毋庸置疑,倘若能簽署合同,這將是一個印美雙贏的局面。奧巴馬政府不可能不重視迅速發展的印度市場。

印度和美國目前正在協調立場。印度並不贊同華盛頓在阿富汗問題上的觀點,也不掩飾對美國與巴基斯坦靠近的不滿。奧巴馬有關核不擴散機制問題的言論與全球裁軍領域的現狀不相符,印度不可能不注意到這一點。

新德里意識到,印度在未來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取決於自身力量,它不可能總是唯華盛頓馬首是瞻。不過,美國目前仍是印度對外政策的重點。兩國處在蜜月期時產生的空想已經消失,讓位於更加清醒和審慎的態度。

這種趨勢已經初露端倪。不久前,伊朗外長訪問新德里。印度還有意讓經過時間檢驗的對俄關係煥發新的生命力。印度總統訪俄一次,總理訪俄兩次,印俄外長和防長舉行多次會談——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20年間,還沒有哪兩個國家在短短6個月內進行過如此密切的交流。鑒於此,加里·阿克曼的話多少有些言過其實。

美國《華盛頓時報》10月28日文章,原題:美國加劇中印緊張態勢  印中關係已隨中國立場顯而易見的日趨強硬而進入動蕩期。中國更加強硬的立場顯然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有關。  布希在其告別演說中宣稱:「我們與印度開啟了一個嶄新和戰略性的夥伴關係。」儘管奧巴馬政府承諾將提升這種關係,但無論印中產生何種爭端,他們都不願站在印度一邊。這已縱容中國在反印問題上加大賭注,中國官方媒體在一篇社論中要求印度考慮「與中國潛在衝突的代價」。作為還擊,新德里允許達賴訪問「阿魯納恰爾邦」(中國藏南地區———編者注)並宣稱終止數千名中國工人在印度工作。  當今的邊界挑釁、新的軍事部署和相互指責態勢與47年前頗為相似。如今,隨著緊張態勢進一步升級,即使不會爆發一場規模有限的戰爭,看似也難以避免小規模邊界衝突。  對中國而言,美印軍事同盟如同一個戰略夢魘,大肆渲染的印美戰略夥伴關係在北京敲響了警鐘。儘管這種關係並不具備正式的軍事同盟性質,但美印關於新夥伴關係預示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轉變的高調宣言,仍迫使中國政策制定者相信,印度正像日澳那樣對美國以身相許。  顯然,新德里始料未及的是其迫不及待地與美國靠近會引發中國(對印)更大的壓力。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實際上並沒有給予印度多少安慰。隨之,印度發現自己處境不妙。一方面,中國故意對印施加多方壓力———軍事的、外交的……另一方面,美國非但不向印度提供支持,甚至不願警告北京不要試圖強行改變現有疆界。實際上,在從達賴到「阿魯納恰爾邦」的許多問題上,美國總是選擇不與中國對抗。這實際上就是讓印度自己管自己了。  奧巴馬還發出這樣的信號,美印戰略關係不能以損害快速發展的美中關係為代價。對布希任內的協議進行重新審定後,奧巴馬政府有意公開放棄與印度關係中任何可能激怒中國的因素,包括在「阿魯納恰爾邦」內舉行任何聯合軍事演習等,美國甚至正在放棄美印日三邊海軍對抗演習。就像其國務卿今年2月份所做的一樣,奧巴馬正在籌備一場始於日本結束於中國的訪亞之旅———分明在繞開印度。  面臨只能自保的境地,印度已決定避免與中國發生任何衝突。但即使尋求消解與北京之間的緊張,新德里也不能排除中國使用武力的可能,因為(中國的)強硬派如今似乎相信一場1962年式的快速軍事勝利將幫助造就一個由中國主導的亞洲。  已宣布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的奧巴馬政府,必須警告中國不要越過已明確規定的紅線,或違背自己所宣揚的有關中國「和平崛起」的信條。(作者布拉馬·切拉尼是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戰略研究教授,王會聰譯)

中印邊界衝突改變美國南亞戰略:從南亞牽制中國

出於全球冷戰戰略的考慮,從50年代後期起,美國開始重視印度及南亞在對抗中國上的作用。1962年10月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肯尼迪政府立即做出緊急反應。關於肯尼迪政府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角色,現有的研究大都關注美國提供援助等行動,而對其動機和較為長期的南亞戰略計劃及其實施則重視不夠。本文擬在此方面作些補充和探討。    一、衝突期間美國對印度的緊急支持與援助    由於歷史原因,中印兩國約2000公里的邊界在法律上長期懸而未決,只存在一條傳統習慣線。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表示承認和尊重這一傳統習慣線。但從不承認兩國邊界在法律上已經確定。印度政府則認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已經確認中印東段邊界,中段和西段邊界也已按分水嶺原則所確定。兩國對邊界認識的分歧及自50年代初起印度試圖將其單方面划出的邊界線強加於中國的行徑,為兩國關係埋下了隱患。其後,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挑起事端,導致多次邊界衝突的發生。到1962年10月20日。印度已深入中國境內建立了43個侵略據點,並於當日對中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全面進攻。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中印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邊界衝突。衝突開始後,美國立即做出緊急反應,給印度以政治軍事上的支持和援助。21日,美國國務院公報首次表明自己的官方立場:"對中國共產黨人對印度猛烈的侵略行動深感震驚",印度的任何援助請求將得到"同情的考慮"。國務院一方面加緊制定援印的應急計劃,一方面推動印度提出正式請求。同時,美駐印大使加爾布雷思(JohnK.Cal-brait)得到授權稱,"麥克馬洪線是被接受的國際邊界並為國際慣例所支持","我們認為它是東北邊境地區的北部邊界"。為了減輕印度的壓力,國務卿臘斯克(DeanRusk)告誡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MuhemmadAyubkhan),中國的行動威脅了整個次大陸的安全,巴基斯坦"必須避免採取增加印度困難的行動"。27日。印駐美大使向肯尼迪遞交了尼赫魯的信,尼在信中正式要求美國緊急提供軍事裝備。對此,肯尼迪表示能理解尼赫魯的處境,無意利用印度的不幸強迫他簽訂結盟的條約。同時,他一方面回函尼赫魯,稱"除了同情之外我還將儘可能的給予最有利於您的現實的支持",另一方面指示加爾布雷思與尼赫魯討論印度面臨的形勢、需求以及美國提供軍事援助的特別途徑。從11月3日起,美國開始向印度緊急空運武器彈藥及通訊設備,美軍C-130大型飛機為這批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物資起飛60架次。10日,國務院宣布緊急的空運階段已經完成。為使西部印軍能前往東部作戰,美國再次勸說巴基斯坦減輕對印度的壓力。14日。主管近東及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普斯塔爾博特(PhillipsTalbot)稱,援助只是為了幫助印度反對"中國徹頭徹尾的侵略",只要印度不把這些武器用於對付巴基斯坦,其所有要求皆可得到滿足。19日深夜,面對東段地區軍事進攻的再次全線潰敗,尼赫魯向肯尼迪發出兩封加急電報,稱"局勢真令人絕望",請求大規模的援助:如果中國軍隊繼續向前推進。就讓美國飛機截擊在印度領土上的中國部隊;如果中國空軍企圖襲擊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國空軍對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護。美國立即派出14個擁有美式戰鬥機的空軍中隊和3個轟炸機中隊去"保衛"印度北部城市,並試圖為印度建立"空中保護傘"。次日,華盛頓應加爾布雷思的提議,從太平洋第七艦隊派出一艘航空母艦駛向孟加拉灣,只是在尼赫魯提出請求24小時後危機已經渡過,因而該艦在抵達孟加拉灣前又返航了。21日,中國宣布從次日零時單方面全線停火,並從12月1日起。撤軍至距麥克馬洪線以北20公里處。此舉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歡迎,印度也不得不在事實上接受了停火,肯尼迪政府卻有些措手不及。臘斯克認為,尼赫魯在要求"美印無限制合作,以對付中國對印度的入侵",這實際上已是要求同美國結盟。但問題是印度"並沒有真正做好準備。根據這種條件面對局勢"。這種情況下,肯尼迪政府對尼赫魯提出的長期援助以幫助其建立現代防禦體系、有效抵抗中國今後任何"進攻"的請求進退兩難。為此。肯尼迪於21日派出了由助理國務卿哈里曼(AverellHarriman)率領的政治軍事使團前往南亞。  二、中印衝突與肯尼迪政府的南亞戰略計劃    誠然,印度在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有一定的地位。美國把獨立後的印度看作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希望它在遏制中國方面有所作為,在與中國的競爭中顯示出其優越性,成為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試驗的示範基地。因此,從50年代開始,美國就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對印援助計劃。肯尼迪上台後,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前任的政策。1962年8月22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重申對印度的支持:"我認為支持它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因為如果它走到鐵幕後面去了,如果當前維護民主制度的努力失敗了,那麼我想不僅在亞洲,而且在整個不發達世界,謀求自由的事業會受到非常有害的影響。"基於上述認識,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肯尼迪政府立即做出緊急反應,給印度以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持與援助。但這一切僅是美國冷戰思維下的本能反應。正如10月31日,美國務院發表的聲明所稱,"美國為了響應尼赫魯總理的要求而向印度提供援助防務的決定,是由一種特殊情況所決定的。這情況是由中國共產黨大規模進攻印度邊境而造成的。......我們向印度提供援助,是響應一種不僅對這個國家而且對我們的盟國有利害關係的情況所引起的迫切需要"。而此時美國對中印邊界衝突的原因、對印緊急援助的後果以及一定時期內的南亞戰略計劃尚缺乏十分清晰的認識。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哈里曼奉命趕赴南亞。實際上,中印衝突發生後,美國內關於長期對印援助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古巴導彈危機發生後,為集中精力處理危機,美英曾在倫敦成立聯合工作組,就中印邊界局勢和西方的對印政策進行評估。該工作組認為,西方的最佳方案是,在提供相當數量援助的同時,向印度施加壓力,促使它改善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在此之後,再考慮向印度提供長期軍事援助。對此,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卡爾凱森(CarlKaysen)在11月17日給肯尼迪的報告中指出,倫敦工作組提出的只是初步方案,援助的目的並不在於讓印度獲得全面的軍事優勢,而是要為印巴解決基本分歧創造機會。下一步援助計劃要等中國的軍事行動及次大陸局勢變得更清楚時才能提出。現在還不能確定,把印度推得更遠、向它提供更多的援助、使它不能按中國提出的條件進行談判、不能退回中立主義立場上去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強調,中印"戰爭拖下去有助於美國重大政策目標的實現"。但凱森也指出,讓戰爭拖下去的方針也有一些不確定因素。美國是否願意承受增加支出的負擔,巴基斯坦是否會成為美國的"限制性因素"。等等。凱森的報告表明,美國認為中印戰爭是一次天賜良機,儘管還不能斷定它要為其目標付出多大代價。正如隨同哈里曼訪問的國務院情報研究司司長希爾斯曼(RogerHilsan)所說,哈里曼訪問的使命是"表示美國對印度的支持。並且向中共發出威脅信號"。但美國更想知道它能為印度提供什麼樣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怎樣估計中國威脅的性質,它們是否願意調整它們的敵對關係"。在印期間,哈里曼與尼赫魯先後會談4次。尼表示,中國已成為印度長期和主要的敵人,印度將盡其所能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對付中國,他要求美國對此提供長期援助。對此,考察了印度的防務需求後,哈里曼極力對印度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印巴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他說,假如印巴兩國不是合作反對它們的共同敵人而是利用其資源和力量互相敵對的話,那麼任何美國總統都不能勸說國會大量撥款來援助美國在次大陸的這兩個朋友。次大陸的有效聯合防禦體系是從美國立場出發的理想目標。美國把印巴和解作為建立南亞次大陸防務的先決條件,又視印巴聯合防禦體系為南亞次大陸反對中國"威脅"的唯一有效途徑。希爾斯曼也認為,"美國無法重建印度力量,假如這一力量繼續在與巴基斯坦的爭吵中被分割的話。巴基斯坦也是美國在南亞防務中的盟友"。他還強調,中國是美國在考慮印度防務時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不考慮到中國的利益和它的大國力量這一事實,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再也不能去考慮南亞次大陸"。因而,哈里曼提醒印度政府,儘管美國想幫助印度,但印度也要認識到現代防禦體系的代價及複雜性。為確保印巴妥協,美國同時向巴基斯坦施加壓力。11月25日,肯尼迪指示哈里曼,訪巴時要讓阿尤布汗清楚知道美國的立場。"次大陸已成為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進行對抗的新領域"。印度已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巴基斯坦也必須這樣做,承擔起它與西方的聯盟義務。但肯尼迪十分清楚,如何在印巴關係上尋求平衡,是最棘手的問題之一。為此,他很有策略的表示,美國很注重與巴基斯坦的同盟,"中國對次大陸的侵略,對巴基斯坦是個威脅,對印度也一樣,兩國在反華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我們已向兩國政府力陳此觀點,我們對印度的幫助決不意味著減少或限制對巴基斯坦的承諾"。經過10多天的考察,哈里曼使團對次大陸的形勢作了如下評估和建議:第一,強調政治解決印巴問題作為保障南亞次大陸安全、反對中國威脅的先決條件。第二,在印巴之間未取得和解的情況下。美國向印度提供的軍事援助越多,巴基斯坦傾向中國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印度在中印邊界衝突之後,不僅仍然堅持不結盟政策,而且繼續同莫斯科保持友好關係,這關乎美國的利益。第四,考慮到空中防禦體系的高昂代價和複雜性,印度一旦遇到危機事件,其空中防禦不得不依靠外來援助。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負責南亞事務的科默爾(RobertKomer)領導的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於12月提出報告說,中印衝突帶來了重要的機會,它可能導致印巴兩國的和解,"使一個覺醒和實力增強的印度加入對紅色中國的遏制"。報告強調,美國的戰略利益應該是"保持高度的中印摩擦",同時又"防止它蔓延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美國對印度的"過分承諾"會帶來一些問題,如國會可能不支持,可能捲入中印戰爭以及巴基斯坦的反對。因此,關鍵問題是美國怎樣才能實現這個戰略"大計劃"(GrandDesign)。美國影響事態發展和實現其計劃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持續和活躍的中國威脅才能迫使"印巴兩國在克什米爾進行妥協。但報告也承認,中國已實現了既定目標,並正在很有策略的脫離危機。因此,報告提出了三項建議:第一,讓英國和英聯邦國家出面擔任主要的角色;第二,給印度的防空提供某種援助;第三。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要有非常巧妙的策略。如果說,衝突期間肯尼迪政府做出的緊急反應是一種冷戰思維下缺乏冷靜思考的本能反應。那麼,衝突結束後對於長期的對印援助和南亞戰略計劃問題,他們則趨於審慎和理性。在派出使團赴南亞對形勢進行評估和經過長期的爭論思考後,肯尼迪政府終於為其南亞戰略計劃定下了調子:即利用中印邊界衝突提供的契機,逼使印巴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在南亞建立針對中國的"聯合防禦體系",從而將南亞納入其全球冷戰戰略。因此,這是美國決策者們理性思考的產物。但是,這一戰略計劃的實施則是另外一回事。  三、肯尼迪政府南亞戰略計劃的落空    1、美國南亞戰略計劃與美英之間的矛盾美國希望英國在實施其南亞戰略計劃中打頭陣,但英國態度消極。12月13日,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致信肯尼迪說,美英的目標是印巴聯合防禦南亞次大陸,但即使它們達成了妥協,可能也沒有軍事和經濟能力建立真正的防禦。因此,必須使印巴兩國締結地區性軍事同盟條約,"那樣中國人就會像俄國人一樣,在大規模進攻前三思而行,因為他們不能確定那樣做是否會引起核報復"。實際上,英國希望印度與中國和平解決邊界問題,認為"關上談判大門的是尼赫魯先生"。中國主動提出停火、後撤建議後,英國更希望印度接受,除承諾有限的軍事援印份額外,英國也不贊成在印搞"空中保護傘",不支持印大量擴軍,甚至暗中支持巴對印採取強硬態度。英國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它要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英國在印度與中國毗鄰的阿薩姆邦有價值7700萬英鎊的550座茶園和8000萬英鎊左右的石油利益,這些約佔英在印總投資的40%。同時,英國也希望擴大同中國的貿易,不願過分得罪中國。中印衝突結束的第二天,當有議員問麥克米倫英國現在英中貿易問題上採取什麼政策時,其稱"英國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鼓勵同中國貿易的正常發展"。政治上,由於肯尼迪與赫魯曉夫達成諒解,英國不能繼續在美蘇之間充當掮客,麥克米倫為提升國際地位,也把希望寄托在與中國交往身上。英國還從追隨美國參加朝鮮戰爭中吸取了教訓。當時在美的壓力下,艾德禮政府六個月內三次增加軍事預算。由此引起的經濟混亂使工黨政府一敗塗地。從那時起英國政府一直不願直接或間接捲入與中國的糾紛中。還有,如果大量美國武器運進印度,英國除失掉大批市場外,其對印的政治影響也將大大削弱。因此,"在此情況下,巴基斯坦反印叫囂之合英國胃口不下於合中國胃口"。故當英國人發現美急於促成印巴和解的時候,便插足進來,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場。2、美國分裂中蘇與其南亞戰略計劃的矛盾美國無法實現其南亞"大計劃",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它處理中蘇分歧的政策有關。自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後,莫斯科一直拒絕支持中國。但是,面對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後美國的強烈反應。蘇聯不得不重新考慮其前的態度。1962年10月25日,蘇聯《真理報》在頭版刊登文章稱,"中印邊界問題是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的遺產,中國從來沒有承認過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在反對帝國主義陰謀的鬥爭中,蘇聯完全站在兄弟般的偉大中國的一邊。"蘇聯的變化使印度非常不安。11月2日,印度外交部秘書長RK尼赫魯(R.K.Nehru)對蘇聯駐印大使說,中印邊界戰爭的發生是中共"左派教條主義基本戰略的一部分","他們正以行動竭力迫使印度放棄不結盟政策,使它被納入西方集團。"中共的行動是中蘇意識形態爭論的延續,中共"正在把主要打擊目標指向蘇聯及其外交政策原則",而印度是高度評價這些原則的。很明顯,印度竭力要擴大中蘇分裂,以確保繼續得到蘇聯的支持。印度的期望沒有落空。危機剛一結束,蘇聯重新表示對中印衝突持中立立場。對此,希爾斯曼認為,蘇聯"可能被迫要在對中國履行作為軍事同盟及共產主義夥伴國家的義務,以及它殷勤培育的同印度的聯繫中進行選擇"。"這一衝突持續越長,它對中蘇關係的分裂性影響就越持久、越強烈。"臘斯克也認為,美國應該讓英國在援印問題上起主要作用。"我們越是站到前面去,我們就越是把莫斯科推向北京。"顯然,美國對印政策出現了矛盾。11月30日。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發表題為"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的文件,稱美國要努力避免採取"或是會減少目前及將來對中國的壓力,或是會迫使中國與蘇聯回到密切聯繫中去"的行動。這一觀點很快就成為肯尼迪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目標。就美蘇競爭而言,肯尼迪政府自然不願看到蘇聯在印影響的擴大,但為達到分裂中蘇這一更具戰略意義的目標,美國不得不以此為代價。然而,在印蘇關係發展的前提下,印度不僅可以長期與中國對抗,還可以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拒不讓步,從而拒絕美國的冷戰戰略。3、巴中關係的改善、印巴關係的惡化與美國南亞戰略計劃的落空美印關係的加強對巴基斯坦造成了創傷性的傷害。阿尤布汗認為,儘管美國保證援印武器不被用於進攻巴國,但這些武器還是不可避免地會用來對付巴基斯坦。他極為不滿的指出,肯尼迪違背了此前數次所作的在軍事援印決定出台之前一定與巴磋商的保證。因而背叛了巴基斯坦這個忠實的盟國。為此。巴國內反美情緒高漲,**示威不斷。同時,中國短期有限的軍事行動不僅為巴向美施壓創造了條件。而且為巴中關係的改善提供了契機。巴政府一方面感到美國已不足恃,需要爭取中國對抗印度。另一方面也希望以巴中友好促使美國施加對印度的壓力,使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正當印度在美國一再的威脅利誘下同意與巴就克什米爾問題進行談判時,傳來了令美國懊惱的消息。12月26日,巴中發表聯合公報,宣布邊界問題談判已"取得原則協議"。1963年3月2日,巴外長布托(Z.A.Bhutto)赴北京簽署了《關於中國新疆和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壤的邊界協定》,並會晤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此後,巴中關係迅速發展,巴基斯坦在台灣、中印邊界以及禁止核試驗等問題上全面支持中國的立場。與此同時,由於印度的三心二意以及巴中兩國的接近,印巴和談在經過三輪後以失敗而關閉。但肯尼迪仍沒有放棄努力,8月16日,新任駐印大使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B.Bowles)轉交了肯尼迪致尼赫魯的一封信。肯尼迪承諾繼續討論軍事援印的五年計劃。同時要求尼赫魯重開印巴克什米爾的談判。然而回信中,尼赫魯在對美國緊急援助表示感謝後斷然拒絕了肯尼迪的建議,稱"美國如果要迫使巴基斯坦放棄支持中國,而不是迫使印度做出讓步,那才是更合乎邏輯的。"這實際上排除了談判解決問題的任何可能,宣告了肯尼迪政府南亞戰略計劃的失敗。此後直到11月被刺,肯尼迪在南亞問題上再也沒提起精神,儘管美國對印度適度的軍事援助並未立即停止。繼任的約翰遜總統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肯尼迪的南亞政策。然而,這並沒有改變美國南亞戰略計劃的命運。在對美國的援助決策長期焦急的等待破滅後,印度政府決定轉向蘇聯。這是美國決策者始料未及的。同時,美國企圖兼控印巴,促其共同反華而採取的在印巴之間搞平衡的做法,不但使印巴對美均抱疑慮,還加劇了印巴矛盾。印度乃於1964年12月單方面宣布克什米爾為印度的一個"邦",擺出不容再議的架勢。巴基斯坦也制定了"吉布拉塔爾行動計劃",派經過訓練的"志願人員"滲入到印控區,支持當地民眾反印活動。印巴矛盾迅速激化,最終釀成了1965年第二次印巴戰爭,美國對印的軍事援助由此停止。至此,肯尼迪政府的南亞戰略計劃徹底落空。綜上所述,中印雙邊關係的緊張和惡化,大大增強了印度和南亞在美國全球冷戰戰略中的籌碼。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發生,更為美國加強印美關係和將南亞納入其對抗中國的冷戰戰略提供了契機。衝突爆發後,肯尼迪政府立即做出緊急反應。給印度以政治軍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但是,此時美國政府對中印衝突的原因、援助印度的後果及較為長期的南亞戰略計劃的認識和估計是模糊和不足的,因而也未能對南亞局勢產生太大的影響,衝突最終以中國宣布單方面停火、後撤而馬上結束。其後,在較為長期的對印援助和南亞整體戰略計劃問題上,肯尼迪政府趨於審慎和理性,要求印巴首先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在南亞建立針對中國的"聯合防禦體系",然後才考慮對印的長期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並制定了相應的實施方案。但是,由於美英關於南亞問題的分歧、美國分裂中蘇的政策、巴中關係以及印巴關係的互動等因素的影響,肯尼迪政府的南亞戰略計劃以第二次印巴戰爭的爆發而宣告最終失敗,美國對印度長期以來適度的軍事援助也由此停止。

美國決策者判定,導致南亞次大陸日益的動蕩不安和印巴關係日益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和軍事壓力。

1965年印巴戰爭是冷戰國際史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學術界長期關注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的衝突、戰爭的起因以及對戰爭進程的考察。隨著相關檔案文獻的解密,美國、蘇聯和中國等在1965年印巴戰爭進程中的政策及反應、大國關係在戰爭中的體現、戰爭對南亞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以及戰爭在冷戰國際史中的地位等重大問題,都開始引起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興趣。而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中,研究者較為關注的是美國的政策和反應。國外研究者(主要是美國學者)基本認為,約翰遜政府試圖通過向印巴兩國提供軍援和經援,同兩國保持友好關係,使之成為「忠實的冷戰夥伴」;但1965年印巴戰爭徹底擊碎了這一幻想,約翰遜政府既沒有防止印度進一步加強同蘇聯的關係,也沒有防止巴基斯坦進一步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對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之後美國南亞政策重點的轉變、美國政策中所存在的結構性的矛盾以及對外援助在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中所具有的有效性等問題或評價不一,或缺少系統論述和分析。本文試圖利用近年來新近解密的外交文獻和相關資料,從更為廣闊的國際史的視角,對1965年印巴戰爭研究中的相關問題,特別是美國的政策和反應以及戰爭對美國南亞政策的影響等進行較為系統的論述和考察。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美國南亞政策的轉變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期間及其後,美國採取了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支持印度的政策,美印關係在肯尼迪(JohnF.Kennedy)時期得以較快地發展。約翰遜(LyndonB.Johnson)繼任總統後,南亞地區的國際關係由於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而形成的新的特點更為明顯。這首先體現在,印巴在通過談判解決克什米爾問題毫無進展的情況下,雙方都著手加強軍事力量,準備在必要時以軍事手段取得優勢地位,而美國的軍事援助成為印巴雙方特別是印度軍力建設的重要來源。印度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急劇增加軍費開支,1961年至1962年,印度的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毛額的2.1%,1962年至1963年為3%,1964年至1965年則達到4.5%。到1965年,印軍從50萬人增加到82.5萬人,其中山地師9個,而空軍則擁有45個作戰中隊。巴基斯坦對印度軍力的發展及其對克什米爾問題的潛在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時任巴基斯坦空軍參謀長的阿斯加爾·汗元帥(AsgharKhan)說,在準備對付中國的偽裝下,他們成功地從美國那裡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正在建設規模龐大的軍隊,他們幾乎將空軍擴大了一倍,增強了海軍力量,進一步提高了飛機和坦克的生產能力……巴基斯坦面臨著非常危險的局面。「如果我們不勇敢地面對這一局面並立即加以準備,那麼當其武裝力量得以充分增長之時,那麼印度不發動戰爭即能取得其政治目標的時刻就到來了」。

因此,美國對印度的軍事援助使得印度軍力急劇提升,嚴重威脅了巴基斯坦的國家利益,是巴基斯坦決定發展同中國友好關係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在這一背景下,巴基斯坦國內開始出現要求重新評價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呼聲,布托(ZulfiquarAliBhutto)是主張重新定位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在1963年1月出任外交部長後,更為積極地主張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聲稱同中國的友誼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巴基斯坦領導人阿尤布·汗(AyubKhan)也開始考慮重新評價和認識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對巴基斯坦的作用。他在1963年初表示,巴基斯坦如果發現這些條約不僅是無用的,相反還對國家利益產生危害,巴基斯坦就會退出這些條約。中央情報局後來分析指出,「當巴基斯坦懷著恐懼的心理看著美國開始對印度執行軍事援助計劃時……堅信美國給予新德里的任何援助最終將被用來對付他們」。而美國則一再向巴基斯坦強調,「維護巴基斯坦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盡一切所能加強同自由世界的聯繫,而不是削弱這種聯繫。」因此,巴基斯坦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導致美國決策者考慮改變美國南亞政策的重點,決定「同印度建立新的關係,就是使其工業和軍事潛力得以發展以對付中國共產黨人」。

對於美國南亞政策戰略重點開始出現的轉變,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邦迪(McGeorgeBundy)明確指出,「我們正在經歷一場痛苦的轉變,即擺脫1950年代完全親巴基斯坦的政策,轉變為更加符合我們真正的戰略利益的政策」。邦迪表示,美國充分意識到巴基斯坦對印度政策的不滿,但巴基斯坦必須意識到,「由於全球反共戰略的原因,我們決心要幫助印度」。至於克什米爾問題,美國認為「巴基斯坦的壓力政策是在印度虛弱的時候迫使印度屈膝投降」。科默也向約翰遜建議,美國不能允許由於同巴基斯坦的結盟而「妨礙推行一項理性的對印度的政策」。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決策者擔心巴基斯坦和中共可能達成的秘密諒解,因此,「在我們對此有清楚的了解以及能夠評價此種秘密諒解對我們在南亞地區整個地位可能產生的影響之前,我們將改變在長期軍援上的立場」。美國雖然決定在1965年財年向巴基斯坦提供兩個中隊的F-104超音速戰鬥機,但前提條件是屆時「政治氣候」必須是「令人滿意的」。1964年4月底巴基斯坦軍事代表團訪問華盛頓、要求美國提供為期5年的軍援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MaxwellD.Taylor)明確表示,巴基斯坦的政治行為「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國會對軍事援助計劃的態度」。

與此同時,美國試圖以軍援影響對印度的政策,特別是對印度引進蘇聯的米格-21戰鬥機反應強烈;美國方面聲稱,如果印度停止米格-21生產線的建設,美國將願意滿足印度方面建設更為現代化的空軍的需要。因此,在印度國防部長查萬(Y.B.Chavan)1964年5月底訪問美國時,美國同意在1965年財年向印度提供5000萬美元的軍援,以後如何援助逐年再議。6月6日,美國正式宣布了對印軍援計劃。美國的決定使阿尤布·汗異常憤怒,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指責美國的做法是「毫不猶豫地拋棄了朋友」,是「機會主義」、「毫無道德水準」。巴基斯坦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美集會。阿尤布·汗在7月1日給約翰遜的信中寫道:美國對印度的軍援損害了巴基斯坦的利益,導致印巴之間的軍備競賽,增加了它們的經濟負擔,為共產主義擴展到南亞次大陸打開了方便的通道。阿尤布·汗甚至聲稱,巴基斯坦將被迫重新考慮作為盟國的義務。約翰遜毫不理會巴方的抱怨,他堅持認為,對印度的軍援可以遏制共產主義對南亞次大陸的威脅,這符合印巴兩國的利益。他警告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要重新考慮同美國的關係,那麼美國除重新評估同巴方的關係外別無選擇。

1965年3月阿尤布·汗訪華,對美國的南亞政策再次造成了衝擊。本來約翰遜在1965年初已同意國務院有關邀請阿尤布·汗訪問美國的建議,但國家安全委員會此時強調:事實上,巴基斯坦正在變得對北平友好,而不是對華盛頓。如果照目前的形勢發展下去,國會將可能不會同意每年再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這樣美國就會失去可以利用的在白沙瓦(Peshawar)的至關重要的情報設施。重要的是,美國應該讓巴基斯坦明白,它不能一方面接受美國巨大的援助,而另一方面又「奉承中共並在幾乎一切重要問題上奉行反美路線」。邦迪在科默的這份備忘錄上寫道,「我們應該懲罰」阿尤布·汗。[12]約翰遜在給阿尤布·汗的信中說,你在這個時候對中國的訪問,將導致公眾關注巴基斯坦和美國在對待共產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因此這將嚴重影響美國對巴基斯坦的經濟和防務的援助,不利於美巴兩國的「共同利益」。約翰遜在信中表示決定推遲阿尤布·汗對美國的訪問。4月14日,約翰遜宣布取消阿尤布·汗訪問美國,與此同時也推遲印度總理的來訪。

因此在1965年印巴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南亞政策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美國不顧巴基斯坦的反對,繼續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其目的不僅要使印度成為一個「具有足夠軍事防禦能力的盾牌」,而且還要「建設一個可以完全抵禦中共秘密滲透的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美國和巴基斯坦的嚴重分歧不僅表現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而且體現在被巴基斯坦視為生死攸關的克什米爾問題上。美國決策者認為,巴基斯坦推行日益獨立的外交政策以及同共產黨中國、印度尼西亞以及第三世界發展密切的關係,以尋求它們支持巴基斯坦對克什米爾的要求。美國認為巴基斯坦處理克什米爾的方法是錯誤的,因為「巴基斯坦看來已無情地利用了印度政治上的不穩定」,試圖向印度施加過多壓力的政策正在增加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這將使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而巴基斯坦相信,印度無意和平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美國對印度的軍援是印度立場日漸強硬的原因,由於印度依賴美國的援助,美國是可以施加關鍵性的壓力的,但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美國不僅認為在軍援與印度在克什米爾的行為之間沒有任何關聯,而且指責巴基斯坦對美國給予印度的軍援太過感情用事。不過,美國決策者顯然相信,美國給予巴基斯坦的援助是影響巴基斯坦政策重要手段,因為巴方不會從中國或蘇聯那裡得到這麼多的援助。

美國對1965年印巴戰爭的反應和政策選擇

進入1965年後,印巴雙方的緊張關係終於在4月發展為庫奇蘭恩(RannofKutch)衝突,成為1965年印巴戰爭的前奏。庫奇蘭恩位於巴基斯坦信德省和印度拉賈斯坦邦之間,面積約7000平方英里,爭議地區3500平方英里。從1965年1月開始,印度顯然準備通過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來支持其對整個庫奇蘭恩的要求。4月4日,印度軍隊向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的丁格(Ding)的哨卡發動進攻;4月9日,巴軍向位於薩達爾(Sardar)的印度警察站發起進攻。5月19日,印巴軍隊在停火線地區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50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

這場衝突完全出乎美國決策者的意料之外。國家安全委員會在3月24日的報告中還認為,雖然「在未來若干年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由於雙方在克什米爾、互相衝突以及難民等問題上的矛盾將會日益緊張,但「兩國領導人有能力防止大規模敵對行動的爆發」。因此在美國決策者看來,庫奇蘭恩衝突對美國在南亞地區的政策和計劃將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印巴雙方都試圖在美國同印巴雙方的關係處於困難之時把美國拖入一場「充滿感情的爭端之中」。同時美國判定,此時發生在克什米爾地區的暴亂是由巴基斯坦和中共煽動的;美國並不認為巴基斯坦在庫奇蘭恩的行動是「正當的自衛」(legitimateself-defense),印巴雙方使用美國援助的武器都是沒有正當理由的,但美國特別表達了對巴基斯坦的不滿。因為巴基斯坦通過在衝突中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從而有了一個破壞印美關係的機會。考慮到印巴雙方目前對美國的態度都「極不友好」,美國希望英國、英聯邦以及聯合國出面干預。但巴基斯坦軍隊使用美國武器裝備產生了一個美國必須面對的突出的政治問題。因此,在庫奇蘭恩衝突中,美國一方面警告巴基斯坦不得在衝突中使用美國的武器裝備,同時對於印度要求美國提供F-5A戰鬥機一事加以拒絕。

庫奇蘭恩事件對美國同印巴兩國的關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美國的政策導致印巴兩國對美國的信譽和在南亞地區的作用產生了極度的不信任,巴基斯坦抱怨美國在巴基斯坦遭到侵略時沒有提供曾經許諾過的援助。與此同時,美國決策者對發生庫奇蘭恩衝突也極為不滿,美國首先考慮對印巴兩國施加經濟壓力。約翰遜在6月8日告訴邦迪,他現在不會同意向印度或巴基斯坦「撥款一美元」;在第二天同國務院、國防部和國際開發署的負責人討論對印巴兩國援助問題的會議上,約翰遜又明確表示,沒有他的批准,不再向印巴提供任何新的貸款,推遲批准1966年財年的對外援助撥款。約翰遜還要求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共同研究對印巴的援助方針,以便決定美國是否有必要在兩國花費如此龐大的款項,同時「按照政治目標的標準」,如何利用經濟援助以獲得「更大的影響」。由於對印度援助的年度審議已經完成,美國決定推遲對巴基斯坦援助的審議(推遲兩個月),並於6月30日將美國的決定通知巴方。

在巴基斯坦看來,美國的這一決定「是美國新的對巴基斯坦政策的開始」,巴基斯坦將不得不向其他地方尋求經濟發展援助。7月14日,阿尤布·汗公開宣稱,巴基斯坦尋求的是新朋友而不是新主人;他抨擊美國人陶醉於權力,不傾聽小國的意見。但華盛頓不為所動,決定一方面靜觀阿尤布·汗下一步的行動,另一方面將採取措施減少美國對在巴基斯坦的情報設施的依賴。美國認為巴基斯坦的反應是過分的,阿尤布·汗顯然採取了布托和其他極端分子的反美路線,「巴基斯坦的行為已在美國從上到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印象」。美國還決定暫停美國高級官員訪問巴基斯坦。

庫奇蘭恩衝突在英國的調停下,印巴雙方雖然在6月29日達成停火協定,同意維持1965年1月1日的現狀,撤退到衝突爆發前雙方佔領的地區,但雙方並沒有達成有關邊界的協議。庫奇蘭恩衝突後,印軍取消休假,80多萬軍隊處於警備狀態,同時在印巴邊界大規模集結軍隊;巴基斯坦也積極備戰,雙方關係更加緊張。1965年8月5日,巴基斯坦控制的游擊隊開始滲入印控克什米爾地區;但當全副武裝的巴基斯坦游擊隊員作為解放者在午夜出現時,只能在當地居民中產生驚慌和恐懼。8月6日到7日,印軍同這些滲入者進行了零星交火。8月8日,巴基斯坦開始實施「賈布拉爾塔行動」(OperationGibraltar);與此同時,「克什米爾之聲」電台(VoiceofKashmir)宣布成立「克什米爾革命委員會」,號召從印度的壓迫下解放克什米爾。8月14日,印巴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戰鬥;8月15日,印軍開始實施反擊,佔領了北部地區的一些重要據點。巴軍此時也向停火線進發,並對印軍在蒂斯瓦爾(Tithwal)、烏里(Uri)和普恩查(Poonch)的集結地進行射擊。8月23日,印軍炮擊巴基斯坦境內的村莊阿旺(Awan);第二天,印軍越過停火線,佔領蒂斯瓦爾地區的兩個哨所。幾天後,印軍又進入了烏里和普恩查地區。8月28日,印軍佔領距巴基斯坦邊界5英里的哈吉皮爾山口(HajiPirPass),切斷了巴控克什米爾首府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labad)同巴控克什米爾南部主要交通樞紐廓特里(Kotli)之間最近的通道,巴軍處境險惡。9月1日,巴軍出動80輛坦克和兩個旅的兵力越過停火線,在南部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巴軍進入比姆巴爾地區,奪取了恰姆博(Chamb)和德瓦(Dewa),其目的在於切斷印軍的運輸線。巴軍的進攻遭到印軍的頑強抵抗。9月5日,巴軍佔領了距邊界線14英里的印度村莊賈烏里安(Jaurian);印方損失較大,遂出動空軍支援,巴方的空軍也投入了戰鬥。印巴之間的邊界衝突已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1965年印巴戰爭的爆發,對美國的南亞政策而言是一場「災難」。美國決策者對戰爭的基本判斷是,巴基斯坦以數千人的滲入挑起了目前的事端,然後印度人又越過了停火線,現在必須盡一切努力停止戰爭。約翰遜說,他在過去幾個月里發現,美國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影響力實在很小,他個人不打算介入。因此美國向印巴兩國領導人呼籲停火,盡量防止印巴之間的衝突擴大到孟加拉和東巴地區。在給阿尤布·汗的信函中,約翰遜表示,美國支持聯合國的停火建議,呼籲巴方予以支持與合作,希望印巴兩國尋求解決爭端的途徑。美國還進一步向巴基斯坦表明美國的立場:美國不贊成使用武力解決問題,提醒巴基斯坦注意,美國的軍援是用以反共產主義的防禦性的目的,而非用於同鄰國的戰爭,阿尤布·汗不要把巴基斯坦的前途押在冒險性的賭博之上。同時美國也希望印度接受聯合國秘書長的停火建議,因為「當前主要關注的是共產黨中國在政治上和(或)軍事上進行干預的危險;衝突的持續有可能將印度更深地捲入冷戰和國內共產黨集團衝突的不利的潮流之中」。

9月6日,印軍越過實際控制線,向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區的拉合爾和錫爾廓特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戰爭進入一個新的、更加危險的階段。此時美國決策者最為擔心的是中國的立場和可能採取的行動。戰爭爆發後,中國多次表明自己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場,並採取相應的外交行動以及提供物資支持幫助巴基斯坦。根據巴方的要求,中國以最快的速度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批武器裝備,並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行動。中央情報局對中國的立場和可能採取的行動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成為美國決策的重要依據。中央情報局首先判斷,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的「秘密諒解」,這可能是巴方在目前的衝突中手中掌握的「一張王牌」;從最壞的角度講,這可能會使巴基斯坦做出「最為魯莽的行動」。在9月7日的報告中,中央情報局分析道,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準備對沿著中印邊境地區採取軍事行動;中共非常謹慎地對待克什米爾局勢,這似乎表明北京將避免更深的捲入。其原因在於,當前參與印巴鬥爭不符合中國根本的安全利益,同時中國在克什米爾危機中沒有意識形態的考量,衝突發生在兩個非共產黨國家中,既沒有牽涉到中蘇關係,也沒有「反帝國主義」的問題。中國對目前局勢的反應與庫奇蘭恩衝突期間的反應相類似,中國對那次危機似乎只打算為巴基斯坦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避免承擔任何軍事義務,中國只是在宣傳上指責印度,但沒有恐嚇,也沒有進一步威脅採取軍事行動。文件強調,如果印度不顧一切地進行戰爭,向巴基斯坦軍隊發起猛烈攻擊,那麼中國可能將受到巴方要求給予幫助或直接對印度採取軍事行動的強大壓力;如果東巴受到威脅,這將很可能成為事實。中央情報局判斷,到目前為止尚無跡象表明中國準備發動如1962年那種規模的戰役,中國一直避免採取具體的威脅行動,可能正計劃在發出最後通牒後實施某種軍事行動----很可能通過沿著邊界或者穿過邊界進行挑釁性的偵察刺探,但這些巡邏行動對印度的影響主要是心理上的。中央情報局9月8日的另一份報告說,中國可能準備向巴基斯坦提供軍事裝備、飛機等,作為中國曾經在宣傳中所聲明的給予巴基斯坦「同情和支持」的實際行動。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分析中國9月7日的聲明時判斷,中國雖表示「堅定地支持」巴基斯坦,但還僅僅停留在言詞上;但美國決策者依然考慮中國進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國家安安全委員會成員科默(RobertKomer)在9月8日的備忘錄中寫到,必須認真對待中國的威脅,如果中國在軍事上捲入印巴之間的戰爭,美國除了干涉之外別無選擇,因為「整個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地位將處於危險的境地」。9月8日,約翰遜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McNamara)通電話,商討局勢和對策。麥克納馬拉說,他所關心的是可能出現一系列美國尚未可以充分應對的緊急情況,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中共可能對印度採取軍事行動,中共對印度的威脅構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麥克納馬拉說,按照今天早些時候中共發給印度的照會,中國可能對印度採取行動的威脅迫在眉睫。麥克納馬拉強調,如果中共這樣做而美國沒有任何準備的話,「我們就會處於一個可怕的困境」。約翰遜則認為,如果中共介入衝突的話,蘇聯也將會介入。麥克納馬拉相信,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也會介入。為此約翰遜決定,依靠聯合國敦促印巴停火,對巴基斯坦要求美國履行1959年同巴基斯坦達成的協議、立即採取行動「擊退和粉碎印度的侵略」的呼籲置之不理,並在9月8日公開宣布,美國停止對印巴兩國所有的援助。對美國的決定,巴方表示,如果美國的這一行動的意圖是向巴基斯坦施加壓力迫使巴方接受聯合國秘書長的停火建議,那麼巴基斯坦將感到失望。而印度方面一再試探美國在中國進攻印度的情況下如何反應,對此美國表示,美國的行動將毫無疑問根據事態發展變化來決定;美國方面強調,根據「過去20年遏制共產黨中國的長期努力」,美國當然不願意看到中國佔據阿薩姆(Assam)或印度的其他地區,但美國同時也不願看到南亞地區爆發全面戰爭。因此,還是要依靠印度的真誠努力同巴基斯坦達成協議,這樣就可以「使自己的資源用以對付中國」。

9月9日,臘斯克寫了一份備忘錄給約翰遜,這是決定美國反應及政策選擇的一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臘斯克指出,中國的照會使得有關巴基斯坦同中共的諒解的報道以及沙阿比有關布托將打中國牌的警告看起來是可能的;目前印巴之間的戰爭有可能變為「自由世界同共產黨集團之間的對抗」,因此「印巴戰爭將對美國的利益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如果由於戰爭而導致南亞地區的「普遍混亂」,那將肯定對美國「在該地區建立一個對抗共產黨中國的切實可行的砝碼的努力產生消極的影響」。臘斯克強調,如果局勢僅僅只涉及到克什米爾問題,美國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但由於在那裡投資了120億美元,「我們已經幫助6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形成一條挫敗共產主義野心的防線。印度加上日本是亞洲可以同中共相匹敵的唯一潛在的強國,一旦它化為烏有,我們將在許多方面面臨著和當年失去中國那樣嚴峻的新局面。一旦失去印度,最終也將失去巴基斯坦;同樣,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和日本也將受到影響。」臘斯克說,如果中共捲入,或者衝突沿著目前的情形發展下去,那麼巴基斯坦同中共的關係將會更加密切,而印度由於感到西方對自己的支持以及其國家聲望處於險境,它幾乎註定要發展核彈。為此臘斯克建議,美國應使兩國停止敵對,通過談判解決包括克什米爾問題在內的分歧。美國的介入要有利於以下機會:即保持印巴兩國同西方的合理關係,以及堅定地抵抗中共對南亞次大陸的蠶食。臘斯克還明確建議,如果有一天美國不得不在是支持印度還是支持巴基斯坦之間做出選擇的話,印度由於其眾多的人口、良好的工業基礎、初步的民主制度以及其他潛力,因而將是更好的選擇;但同印巴兩國保持適當的關係,才能更好地保護美國的利益。

1965年9月16日,中國外交部照會印度駐華大使館,嚴厲譴責印軍在中印邊界和中國—錫金邊界的入侵挑釁活動,要求印度政府在3天內拆除它在中錫邊界中國一側和跨中錫邊界線上的所有侵略工事,並立即停止在中印邊界和中錫邊界的一切入侵活動,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印度政府承擔全部責任。與此同時,中國軍隊在9月15日和9月18日在中印邊界中段、西段和中錫邊界進行了調動。中國的照會及相應的軍事調動,引起美國決策者的嚴重關注,因為這同美國先前的分析判斷完全不同。麥克納馬拉9月12日曾打電話告訴約翰遜:沒有證據表明中共在中印邊界東段增強兵力,中共不會進攻印度,那樣做對中共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那肯定會導致西方支持印度,而這則是中共要避免的。而9月16日的題為《中共捲入印巴戰爭的前景》特別國家情報評估也明確指出:中國將避免直接的大規模的軍事介入,只會沿著中印邊界進行小規模的軍事試探活動,也可能發動目標有限的進攻,但這兩種行動的政治和心理上的影響要遠遠大于軍事上的重要性。中央情報局分析說,中國很可能確定一個最後限期,正計劃完成某種軍事行動。照會的目的是為了向印度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轉移印度在克什米爾的注意力,從而緩解巴基斯坦的壓力。但事實上最明顯的跡象是,中國準備進攻拉達克;中國和巴基斯坦在拉達克和查謨附近的雙拳出擊,不僅實質上改變了主戰場上的形勢,而且可能導致印巴在外交和軍事兩方面所面臨的局面發生巨大的改變。據此,約翰遜政府決定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了準備,首先,約翰遜命令國防部和國務院制定軍事應急計劃,其重點放在一旦中國進攻印度,美國所採取的軍事選擇;其次,約翰遜表示美國將繼續支持聯合國秘書長吳丹(UThant)的停火斡旋;第三,約翰遜指示美國將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施加影響,使他們接受聯合國的停火決議。

與此同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印巴兩國的態度和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阿尤布·汗此時希望儘快結束印巴戰爭,因為他對布托不計後果的冒險主義已經不抱幻想,對巴基斯坦的損失悲痛不已,並尋求明智的妥協方法。9月15日,阿尤布·汗致函約翰遜,他在信中表示,巴基斯坦不反對停火,但停火併不能解決克什米爾爭端,而僅僅是重新確定不可接受的現狀,這隻能起到鼓勵印度侵略的作用。9月18日,美國告知阿尤布·汗,如果因為不接受停火而導致中國的介入,那麼阿尤布·汗將使自己疏遠西方,也將遭致全世界的譴責;「如果阿尤布·汗不能在這個決定自由的南亞次大陸未來的至關重要的時刻表明自己不是同中共站在一起的,那麼華盛頓對巴基斯坦提出的請求就不能做出任何有用的評論」。美國明確指出,「這不是威脅,而是事實」。不過美國也表示,一旦實現停火,美國將恢復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因為美國的援助是給予巴基斯坦人民的,而不是用來支持軍事冒險,同時美巴兩國還可以恢復和保持親密和互助的雙邊關係。但是,對於「支持或鼓勵紅色中國的侵略壓力」的任何國家,美國總統不會批准給予哪怕是一角錢的援助。[37]因此,巴基斯坦接受停火建議,絕對是恢復該地區和平必不可少的。

中國9月16日照會發出後,印度向美國提出要求:一旦中國進攻印度,美國將做出正式聲明,表示美國將進行干預,同時還要求美國向印度提供援助。美國在9月18日答覆印度說,美國對此將加以關注,強調要在聯合國內解決問題;同時美國拒絕了印度提出的同美國磋商有關秘密應急計劃的要求,其原因在於美國對越南的承諾是巨大的,而且日益增加。這樣,對南亞次大陸的防衛依賴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內部力量,而兩國之間的衝突削弱了這種力量。對印度至關重要的是,應尋求解決那些分裂和削弱南亞次大陸的諸多問題包括克什米爾問題的合理方法,這樣才能面對來自中共的主要威脅。

9月17日和22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後接受了聯合國的停火決議,同意停火,9月23日停火正式生效。在蘇聯的斡旋下,印巴兩國1966年1月9日達成了《塔什干宣言》。

1965年印巴戰爭對美國南亞政策的影響

美國在1965年印巴戰爭後進一步確立了美國南亞戰略的主要目標,向印巴雙方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使巴基斯坦脫離中國;「阻止印度無理性地倒向蘇聯」,不讓印度人獲得核武器;迫使印巴兩國推行更好的經濟和農業政策,等等。因此,1965年戰爭後,美國依然希望利用對印度的援助,迫使印度緩和同巴基斯坦的關係,保持美國在南亞地區的影響。美國強調,雖然印度的重要性要超過巴基斯坦,但在南亞局勢有合理的發展之前,美國不會考慮恢復援助;印巴問題的解決,只能靠政治上的妥協和雙方立場的協調。美國為此推遲對印度的軍援,並利用印度1965年至1966年的糧食短缺和饑荒,迫使印度政府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業上。對於美國的政策,印度官員公開表示,印度做好了沒有援助的準備,而不屈從於壓力;即便沒有美國的小麥,印度也不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做交易。而在同一時期,印度政府不僅在越南問題上不斷批評美國的政策,而且還加大同蘇聯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領域的合作。到1970年代初期,印度已經可以在國內生產所需武器裝備的2/3。更為重要的是,印度在1971年同蘇聯締結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為期20年的《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美國幾乎完全喪失了對印度的影響。

1965年印巴戰爭後,美國決定對巴基斯坦採取採取「強硬」路線,因為巴基斯坦的「政治表現」不能讓美國向它提供全面的發展援助。在美國決策者看來,這些「政治表現」體現在劉少奇的訪問、巴方接受中國提供的坦克和飛機、阻礙印巴部長級會談取得進展、拒絕重新開放關閉的美國機構,等等。美國必須讓阿尤布·汗明白,他不可能既從中國獲得武器並利用中國對付印度,同時又從美國那裡獲得大量的經濟援助。美國給予巴基斯坦大量援助依據巴基斯坦是否不從中國獲得武器,或者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而且巴基斯坦必須認識到,任何一個親中的舉動都會對美巴關係產生嚴重的政治麻煩。作為對美國「強硬」政策的反應,巴基斯坦在1965年印巴戰爭後大力發展同蘇聯和中國的關係,以獲得各種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蘇聯也在1968年6月簽訂了對巴基斯坦增加軍援的協定,從1967年開始,蘇聯開始向巴基斯坦提供軍用卡車、吉普車和運輸直升機等。而巴基斯坦在1968年初終止美國使用白沙瓦的設施,則標誌著「曾經存在於美巴之間的特殊關係的僅存的殘留物的消失」。

1965年印巴戰爭不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矛盾和衝突發展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大國關係在南亞地區變化的直接結果。美國對南亞次大陸的政策完全服務於美國全球遏制戰略以及在亞洲遏制中國的政策目標。美國決策者判定,導致南亞次大陸日益的動蕩不安和印巴關係日益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由於美國以遏制和防止中國的「威脅和擴張」作為其南亞地區政策的核心,以「多米諾理論」作為其支持和援助印度的根據,同時以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作為實現其南亞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因此美國的政策存在著援助印度對抗中國與同時發展同巴基斯坦同盟關係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美國在1965年印巴戰爭前決定在南亞地區推行更加符合美國「真正戰略利益」的政策,並由此判定巴基斯坦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嚴重威脅到美國在南亞的安全利益。美國對戰爭的不介入以及以停止援助作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壓力,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巴基斯坦的懲罰,但實際上也喪失了對印巴兩國施加影響的渠道。這種特點隨著蘇聯在1965年印巴戰爭後大力援助印度並發展同巴基斯坦的關係,以及巴基斯坦發展和密切同蘇聯及中國的關係而更為明顯,美國在南亞地區的影響迅速減退。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對1965年印巴戰爭的反應和政策表明,對外援助在實現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戰略目標進程中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曾經打算出兵參加印巴戰

1963年,外交部調我回北京,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當時的司長是章文晉。不久,章文晉調出當大使,由副司長張彤任司長。第一亞洲司主管社會主義國家外的亞洲國家的外交事務,第二亞洲司則主管社會主義國家蒙古、朝鮮、越南、柬埔寨、寮國的外交事務。當時同我國建交的除社會主義國家外,亞洲與我建交國家最多,又多是鄰國,因此事務很多。    1964年出了兩件事。一是正當我們原子彈第一次爆炸成功時,赫魯曉夫下台了。那時中蘇關係因與赫魯曉夫反華而走下坡路,他的下台和我核試驗成功成為鮮明的對照。我們高興得很,適逢章文晉動身出國,於是張彤、我同章文晉三人到江西餐廳痛飲一番,以示慶祝。我從來喝酒很克制,這次卻幾乎醉倒。  第二件事就是「四清」。從60年代初起,黨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進行農村社教運動,清理農村中的四不清問題,這是當時極為重要的運動。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園村搞「四清」,創造了「桃園經驗」。劉少奇很重視這個「桃園經驗」,叫王光美做報告講述「桃園經驗」的內容及意義。這個報告只有副部長以上的幹部才能聽,外交部則受到特別照顧,司長也可以去聽。當時有一種說法,沒有去農村搞過「四清」的幹部,將來不能當部長及中央委員。1963年張彤當了司長後積極地要去參加四清運動,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負責。我們同他開玩笑說他要當中央委員了。  從1963年夏季起我就擔負起第一亞洲司全司的工作。當時遇到幾件重大國際事件。首先是蘇加諾發起一個新興力量運動會,以對抗那時的奧運會。他邀請新興力量國家即二戰後新獨立的亞非國家參加。而一切主要具體事務如邀請參賽國家等,則先由我國外交部通過內部協商決定;各國運動員隊伍去印尼的旅費,需要幫助時也由我國出,運動會則由印尼辦。當時的一切運動用具,甚至連印尼運動員的用具都是由我國製作的。為這件事,我同國家體委副主任黃中忙了好一陣子。中國體育代表團兼政府代表團團長是賀龍元帥,我們又向他彙報請示過幾次。  巴基斯坦總統請求中國出兵援助  在亞洲司,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還是第二次印巴戰爭。  1965年5月,巴基斯坦與印度在巴印邊界庫奇蘭恩地段發生爭端並導致武裝衝突,接著巴軍在克什米爾發動大規模進攻,直攻到克什米爾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戰局對巴有利。但不久印度從側翼進擊,軍隊直搗巴基斯坦的拉合爾,截斷了巴軍後路。巴軍從克什米爾敗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爾。一時間戰事甚為激烈。  自解決中巴邊界問題和1964年巴總統阿尤布·汗訪華後,中巴關係較為友好。在這次巴印衝突中,中國政府於5月初發表聲明,指責印度的擴張主義,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戰爭,在外交上給巴以支持。但巴軍在拉合爾的抵抗極為困難,軍火與物資供給也很緊張。於是他們向我國求援。當時的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羅查三天五天來到外交部,並要求直接見周恩來總理。他除通報戰爭情況外,還轉送巴總統的信件或口頭要求,請中國給予種種援助。  巴大使見周總理時,每次我都在場。總理有什麼指示,都由我回來向部領導彙報並轉告各有關部門辦理。有幾件事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在保衛拉合爾的戰鬥中,巴坦克部隊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軍衝鋒,結果損失嚴重,亟須坦克補充。巴坦克司令來到中國,並在羅查大使陪同下面見周恩來總理,要求中國支援坦克若干輛。當天下午,總理就命我乘專機陪同他們去我國某坦克製造基地參觀考察。巴坦克司令見到我們的新制坦克後,親自駕駛著開了一圈。他跳出車艙後,豎起了大拇指:「這種坦克好,我們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總理作了彙報,總理向有關部門查問後,始知此種坦克存數不多,但總理還是命令從現役部隊使用的坦克中撥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軍及阿尤布總統萬分感激。  現在的孟加拉國那時尚屬巴基斯坦,稱為東巴。東巴與西巴中隔著一個印度。印度向東巴進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過印度大陸,只能繞行錫蘭(斯里蘭卡)海道,費時費力。後來,巴基斯坦改用飛機繞道運輸支援軍火、物資及人員。這樣一來,巴空軍疲於奔命。那時蘇加諾在印度尼西亞執政,主張新興國家集體反抗侵略。他對於支持巴軍抵抗印軍極有興趣,乃派其空軍司令秘密來華商談,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問題。  這位印尼空軍司令秘密來華時,周恩來總理命我從機場陪他直接到西花廳。總理親自接見他,同其討論巴印戰爭形勢。總理告訴他,目前第三國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軍沒有理由而且更無法參加戰爭,現在所能做的只有給以物資等援助。會談結束後,周總理又請巴大使羅查和其武官來西花廳同印尼空軍司令會見,並與他們共同進餐。此次會見時我一直在場,深深體會到周恩來總理處理國際關係問題的慎重態度。  正當第二次巴印戰爭處在關鍵時期之際,巴總統一再要求中國方面出兵進行支援,使印度處於兩面夾攻之下。  面對出不出兵這個重大問題,周恩來總理曾召集有關部門特別是總參及各部討論多次,大家認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則是一個重要問題。毛主席擬定出兵援巴,周總理修改「最後通牒」  那一年的9月,適逢我國舉行全國運動會,各省各軍區領導都來到北京。在賀龍元帥宴請毛澤東及各大軍區、各省市主要負責人的宴席上,毛澤東對周總理談到援巴事宜,主席說,要出兵就應尋找與巴接界最近處出兵為好。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同意出兵援巴。外交部經過研究,認為印度軍隊在最近兩年內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錫(金)邊界挑釁,當時中錫之間已劃定邊界,而印軍在邊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一帶修築大批工事,幾年間共修有大小工事約有56個,肆無忌憚地破壞著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考慮到中錫邊界以南為中印及東巴最近交接處,於是我國決定準備在此地區給印度以打擊,以支持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先給印度政府下一個「最後通牒」式的照會。  9月15日晚,給印度政府「最後通牒」式的照會在西花廳擬好,周總理當即命我於當晚送交印度駐華臨時代辦梅達。我回到部里,在16日晨兩點把梅達召來,當面遞交了照會,限印度於三日內拆除它在中國錫金邊界一側和跨中錫邊界線上的所有侵略工事,並立即停止在中印邊界和中錫邊界的一切入侵活動,保證今後不再越境騷擾,否則,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印度政府承擔全部責任。梅達看了照會後,想向我提出辯解。我馬上阻止他說,時間有限,請不要浪費時間,還是趕快將照會送回新德里。於是,他只好急忙登車而去。    自然,我們除提出最後通牒式照會外,還有一些軍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兩面夾攻,迅速按期拆除了它在中錫邊界上的一切工事,退還了其擄劫的藏族同胞和蟮取U饈俏野燉磧胗《缺囈緗簧媸亂艘岳醋畛菩牡囊淮巍?  在這個照會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國主義及其同夥的支持下,一貫對它的周圍鄰國推行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政策……現在向巴基斯坦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中國政府一貫認為,克什米爾問題應該像印巴兩國向克什米爾人民保證的那樣,在尊重克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利的基礎上加以解決。這就是中國不介入印巴爭端的含義。但是,不介入絕不等於不問是非,決不等於中國可以同意克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利遭到剝奪,也決不等於中國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爾問題侵略巴基斯坦。中國的立場過去是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還在壓迫克什米爾人民,中國就一天不會停止支持克什米爾人民要求自決的鬥爭,只要印度有一天還在對巴基斯坦進行肆無忌憚的侵略,中國就一天不會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義鬥爭……。  這段話是周恩來總理指示我們寫的,並經他親自修改加了進去。在中國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給印度的照會中加入這一段話,似乎有些離題。這個照會在16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頭版頭條新聞登出,它給世界各國的信息是很明確的。  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我們只向巴提供了一些飛機和常規武器  1971年又發生了印度出兵侵略東巴基斯坦問題。這時,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鬥審查後,剛剛被「解放」出來。我當時是駐尼泊爾大使,但我不願出國再當大使。因為在大使館執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大使(館長)負責制,而那時的駐外大使館黨委成員里,有一批國內造反派派去的頭頭(多半是服務員、司機、翻譯),他們動輒干涉大使的對外活動(內部事務更不用說了),而且還向國內他們的頭頭寫報告,使得那時的駐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堅決辭去了駐尼泊爾大使的職務,表示再也不出國當大使,這樣就留下來在部內參加亞洲司(原來的第一、第二兩個亞洲司合併為一個)的領導小組,主管南亞各國事務。這次處理印巴戰爭的事自然又歸我負責了。  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戰爭情況較為複雜。東巴基斯坦(原稱孟加拉邦)的居民多半是印度教徒。1947年英國人讓印、巴獨立時,把孟加拉邦一分為二,東孟加拉歸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屬印度。巴基斯坦是伊斯蘭國家,因為政治上、軍事上的不平等,引起東巴基斯坦人的不滿。1970年東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堅持東巴基斯坦自治獨立。於是,印度從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蘇聯的支持下進攻東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強大兵力面前,無力保衛東巴,於是求救於中國。  巴軍總參謀長、海空軍司令及巴總統葉海亞的特使連續來到北京,都由我陪同見周恩來總理。這時,全國正處於「文革」的混亂中。西藏同內地一樣政治局勢不穩定,西藏軍區司令員被揪斗。但是由於印度的入侵,我們就不能不管了。鑒於當時我國的情況,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給以支持,譴責並聲討印度對巴的侵略行動。我們在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飛機、常規武器,但像上次那樣準備出兵的設想就談不上了。印軍侵佔達卡後,即幫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國,當時我們認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予承認,直到1975年我國才正式承認孟加拉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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