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北成、彭剛、周濂：啟蒙運動是極權主義的母親嗎？

　　何謂「啟蒙」?《啟蒙時代》提供一種經典解釋

　　劉北成：「啟蒙」這個詞有非常多的意義，有教育學意義上的啟蒙，也有宗教意義上的啟蒙。從世界史角度來講，啟蒙也有比較複雜的意義。在教科書里，「啟蒙運動」被用來特指一個歷史事件，一般公認為18世紀那場歷史文化事件。很多人認為中國也有過啟蒙運動，甚至有過幾次啟蒙，這是把18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投射到了其他國家的歷史中。我里講的是把「啟蒙」作為一種歷史事實、歷史事件的意義。啟蒙是什麼還有一個意義，是指啟蒙意味著什麼。在這個意義上，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解釋。我們今天所談論的這本書，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就是對「啟蒙」這個歷史事實，也就是說啟蒙是什麼，以及啟蒙意味著什麼所做的一個闡釋。

　　就我的知識而言，《啟蒙時代》是第二部比較全面系統闡釋啟蒙運動的專著。第一部是1931年德國哲學家卡西爾的《啟蒙哲學》。彼得·蓋伊這本書原名是The Enlightenment，按字面翻譯是「啟蒙運動」，世紀文景的編輯提議把書名定為「啟蒙時代」，經過商量，我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彼得·蓋伊之後，還有一些研究啟蒙的專著，但是就全面、系統而言，尚無出其右者。

　　對這樣一本書究竟應該怎麼看?從歷史專業的角度，我們常說，歷史就是現代人和過去不斷的對話。歷史是什麼樣的，歷史意味著什麼，其實同想要和它對話的那個現代人、他自己的關切，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在譯者前言裡面講到，啟蒙運動是什麼?啟蒙運動意味著什麼?實際上，在不同的時代答案是不一樣的，而起碼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為止，至少有三個主題和當下的關懷有關係。

　　第一個主題是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之後，緊接著發生了法國大革命，而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可以說是聚訟紛紜，因為法國大革命造成了太多的愛恨情愁。我們看過一些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文學作品，比如《雙城記》，能夠理解不論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還是在法國大革命過去之後很長的時間裡，人們對大革命的感情都極其複雜。大革命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的說好說壞的事件。不論是當時活躍的、參與了啟蒙運動的人，還是當年一直都反對啟蒙運動的人，都把法國大革命看成是啟蒙運動的一個結果。因此人們對啟蒙運動的評價，基本上也是和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聯繫在一起的。對法國大革命懷有熱烈同情的人，往往對啟蒙運動也是讚不絕口。對法國大革命充滿了怨恨、把法國大革命看成是一場災難的人，也把根源歸結到啟蒙運動。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一直到19世紀中期，大體如此。

　　第二個主題是極權主義。到了20世紀前期，特別是到1930年代，隨著極權主義的興起，人們對啟蒙運動也有了一個新的關切，就是要在啟蒙運動里尋找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產生了兩種比較極端的情況。第一種以德國哲學家卡西爾為代表，卡西爾認為極權主義站在啟蒙運動的對立面，因此他對啟蒙運動做的是完全正面的闡述，他是要用啟蒙的價值來對抗當時的極權主義。當然，像卡西爾這樣持這種觀點的人，在當時的美國，大概只有帕爾默等少數人。第二種情況，也就是1930年代到40年代，歐美的學術界、知識界，許多人對啟蒙運動是持一種懷疑、否定的態度。在美國影響最大的是貝克爾，貝克爾認為啟蒙運動在當時的法國、在世界上都引起了好壞參半的後果，既帶來了自由、平等的福音，同時也造成了像法國大革命這樣的災難。

　　有的人比較強調啟蒙和極權主義直接的聯繫，最有名的就是塔爾蒙，他在《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里認為啟蒙是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這樣的看法在西方知識界相當普遍。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也講到盧梭就是拿破崙甚至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驅。有人問，西方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不是也堅持所謂自由、平等這些價值嗎?這些價值不是和啟蒙運動相聯繫嗎?這裡面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都知道，美國的知識界甚至一般民眾，他們對歐洲的思想一直持一種很懷疑的態度，他們把歐洲看作舊世界，認為自由、民主精神並不是源自啟蒙，或者說並非主要來自啟蒙。他們認為這些來自《聖經》，或者說英國的其他傳統。彼得·蓋伊是生活在美國的，所以他是挑戰了這樣一種懷疑甚至否定啟蒙運動的大環境。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彼得·蓋伊是德國猶太人的後代，是1930年代為逃避納粹迫害隨著父母來到美國的。他的父親完全服膺啟蒙思想，這一點對彼得·蓋伊影響非常深。彼得·蓋伊堅信啟蒙和極權主義是對立的，而且他進一步認為啟蒙是現代性的前奏，是啟蒙開啟了現代性或者說開啟了我們現代這個時代。

　　在這樣一種思想環境里，彼得·蓋伊寫出了《啟蒙時代》。彼得·蓋伊最核心的觀點，是認為啟蒙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啟蒙奠定了我們現代的基本價值，按照西方的觀點是奠定了普世價值，用我們的話說是奠定了西方社會的核心價值。這部著作有兩卷。第二卷還沒有出版時，第一卷就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應該說也迎合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現代化理論。

彭剛（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彭 剛：歷史永遠是現在和過去之間一場永無休止的對話。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過去幾百年了，但這兩者還一直都是爭訟不已的話題，遠遠談不上蓋棺論定。對啟蒙的態度的不斷變化、關於啟蒙運動的研究史，在我看來，其本身也構成了20世紀思想史中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一幕。在自然科學領域，一種研究一旦被發現有嚴重的缺陷，就完全過時了。比如說托勒密體系被哥白尼體系取代之後，恐怕只有專門的科學史研究者才會去重看有關托勒密體系的著作。歷史著作卻不是這樣，思想史、哲學史著作也不是這樣。有很多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著作，本身成了經典，即便它們使用的材料被擴展，它們有的論點甚至是被決定性地證偽了，它們卻依然保持著活力和價值。彼得·蓋伊這本書就是這樣。北成老師在這本書的譯序和剛才的發言裡面，也簡略地談到了20世紀有關啟蒙運動研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想彼得·蓋伊的這本是其中當之無愧的、研究啟蒙運動的經典著作。

　　這本著作的優點很明顯，一看就會被它吸引，它展現了這樣一個大學者博聞廣記的一面，他既有對細節非常好的把握，同時還能夠有一種非常概括的、宏觀的解釋能力。我倒覺得這是很多德國史學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兩手都很硬，兼具大的解釋框架、大的見解和非常精細的對細枝末節的把握。我印象當中彼得·蓋伊對這本書也是非常自負的，他這本書英文版還有一個副標題：An Interpretation，後來過了很多年，他和別人辯論，大概是要辯論我們對過去能不能獲得一種客觀的歷史解釋，他說我後悔了，他說我那本書不應該叫An Interpretation，應該叫The Interpretation。這本書對啟蒙運動提出了諸多解釋，包括了很多細節，我們回過頭來看，當然會覺得有些部分已經過時了，可是這恰恰就是歷史研究的好處，一種解釋框架、一種研究，有些部分已經過時了，有些部分甚至已經被證偽了，可是它照樣有著經典的價值，比如說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的研究，即便他基本的框架有很多被認定是過時了，他還能展現出自身的魅力來，彼得·蓋伊的這本書也是這樣。啟蒙運動當然極其的複雜，一場思想文化方面的大變動，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個性、不同的傾向、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時代、不同地區所呈現出的不同面相。蓋伊此書在呈現多樣性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當然在最近幾十年，對啟蒙運動多樣性的研究更為深入。一方面，像我剛才所說的，啟蒙運動有那麼多互不相同、相互對立的思潮、人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幾乎所有人又都認定它有著內在的統一性。比如，盧梭和伏爾泰，這兩個人一度非常的親密，在思想上和人際交往上都走得很近，但是最後在思想立場和個人關係上又都反目為仇。一走進巴黎的先賢祠，兩個人的靈柩被放置在正對面。我想這肯定是違背了他們的意願的。對整個啟蒙運動也可以這麼看，一方面不同的個體之間、思想傾向之間有著複雜的糾結，最後卻又被人們歸屬到一起，呈現出內在的統一性。

　　這些年人們也在討論不同地域的啟蒙運動、不同傾向的啟蒙運動，比如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彼得·蓋伊的這本書對啟蒙運動的解釋，他還是過多地把目光停留在我們所熟悉的啟蒙運動的重要人物身上。而近來的研究更多的是關注啟蒙運動所影響的不同的階層、所具有的不同面相，以及它是如何滲透到當時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物如何對它做出反應，它怎麼傳播開來，以及它跟法國大革命之間有什麼具體而生動的關聯。換個說法，我們經常說孔夫子的思想影響大，但你想像一下，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也不過是當時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一種觀念如何流變傳播，如何通過扭曲、嬗變而影響到一個社會，影響到文化的方方面面，那肯定又是一個更多面、更複雜的現象。在我看來，在彼得·蓋伊的研究之後，對啟蒙運動更深入、更全面、更細緻的研究，在這方面有很大推進，比如達恩頓的研究，但是這些都無損於蓋伊這本書的價值。

　　周 濂：一言難盡啟蒙運動。事實上我們今天回首200多年前的啟蒙運動，會發現所有的光榮和夢想都歸功於啟蒙運動，同時所有的苦難和邪惡似乎也都歸因於啟蒙運動，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胡適曾說歷史就像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為意識形態的「兵家必爭之地」，啟蒙運動在過去兩百多年中也被不同的人抹上了不同的脂粉。

　　我個人更願意用一個比喻來形容啟蒙運動，大家可能聽說過，赫魯曉夫的墓碑是由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構成的，象徵著赫魯曉夫的功績一半黑、一半白。如果我們給啟蒙運動樹一塊碑的話，也許我們也需要用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這當然是件悖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運動的時候我們甚至把它翻譯成「大光明時代」。啟蒙運動的哲人們曾經認為，一旦我們訴諸理性、訴諸知識，就可以給人類社會帶來光明、帶來溫暖，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啟蒙運動除了給人類社會帶來光明和溫暖，它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黑暗和嚴寒，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去反思啟蒙運動留給我們的價值。比如說我們都知道啟蒙運動肯定理性，肯定自由，肯定平等，但所有這些價值，很不幸的，都是本質上充滿了爭議的概念，我們無法為它們下一個一錘定音式的定義。

　　以自由為例，法國大革命期間，吉倫特黨人的「女神」羅蘭夫人在被送上斷頭台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自由絕非一個通體透明的、不言自明的概念，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過去兩百年里，有太多的哲人介入到自由的定義之爭中。

　　理性同樣也是如此，我們知道啟蒙運動另外一個代名詞是「理性的時代」，啟蒙運動的哲人們希望以牛頓科學作為模板，把道德哲學、政治制度以及社會安排都按照人類理性的法則予以重構，但是理性本身發展到今天，我們也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和複雜性，比如說隨著工具理性的發展，目的理性與價值理性開始衰微。

　　平等同樣也是如此，我們都知道羅伯斯庇爾奉盧梭為他的精神教父。平等的價值和自由的價值，始終充滿了非常大的張力，按照阿倫特的解釋，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會失敗，甚至造成一個大恐怖的時期，是因為自由的價值逐漸被平等的價值所取代。羅伯斯庇爾曾經這樣概嘆：「我們將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阿倫特評價說，在錯過了這個「歷史性時刻」之後，「革命掉轉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為目的，革命的目標變成了人民的幸福。」直到今天，對平等這個價值的追求，依然攪擾中國和西方。今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如果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視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我始終認為，影響中國近百年歷史最深的啟蒙價值，不是理性，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科學，而是平等。正是平等這個價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們今天的政治現實，也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近百年的精神結構。也恰恰是因為我們對平等的價值的理解不夠到位，沒有很好地擺平平等與自由、權利、公正等價值的關係，沒有在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恰當地實現平等價值，所以才會造成今天諸多的社會政治的困局。

　　在《什麼是啟蒙》中，康德說：「如果有人問：『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嗎?』」那麼答案是：『非也，但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我想兩百年以後，我們今天依然可以非常堅定地說，我們仍舊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啟蒙沒有完結，因為啟蒙運動帶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仍在深刻地攪擾著現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並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著政治和社會的現實。

劉北成（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啟蒙時代》的副標題叫做「現代異教精神的興起」。為什麼要用「現代異教精神」這個詞?它指的是什麼?是指啟蒙所帶來的思想嗎?既然是現代異教精神，那原教應該是基督教嗎?

　　劉北成：在彼得·蓋伊看來，西方思想文化史先後有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原始神話思維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批判階段，第三個階段又回到了神話思維的階段，第四個階段，從啟蒙開始是一個新的批判階段。蓋伊說的第一個批判階段指的就是古希臘羅馬。在西方的文化里，那個時代被稱作異教的時代。我們講到現代性時，好像現代性，或者說西方的現代性和傳統是斷裂的，其實不然。彼得·蓋伊特彆強調啟蒙的思想是上接了古希臘羅馬的批判的、理性的文化傳統，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蓋伊所講的異教精神，實際上是批判精神，他認為啟蒙又重新開啟了一個批判階段。但是他又強調，這個異教不是對古希臘羅馬精神的簡單恢復，實際上是開闢了一個新的現代性的時代。

　　新的神話?極權主義的起源?啟蒙價值的另一種解釋及破解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寫過一本書叫《啟蒙的辯證法》，裡面講啟蒙之前的世界是被神話統治的世界，但是後現代的啟蒙出現了一個問題，啟蒙自己變成了神話，它對人們的思想有一種禁錮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啟蒙如何突破自身的那種神話性，再次實現對人們思想的啟迪?

　　劉北成：美國歷史學家達恩頓曾經表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書里根本沒有談到任何一個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是在玩大概念，和歷史上的啟蒙運動沒有什麼實際的交集。

　　另外，講到啟蒙的神話，西方人是不是有那麼多啟蒙的神話我不好說，但是美國人長期以來普遍不信任歐洲文化，所以那些啟蒙思想家未必就是他們心中的知識英雄、思想英雄。也許在我們這兒有很多的神話，我們造萬神廟，我們現在讀經典，有一種誤解，所有的中外經典彷彿都被我們供奉到神廟裡了。看了蓋伊的《啟蒙時代》，你就會覺得這些人雖然很了不起，但不需要你去崇拜。

　　周 濂：思想史家和哲學家的一個最大區別是哲學家喜歡宏大概念和宏大敘事，而思想史家更關注歷史證據和細節。有人評價古希臘的哲學家是在「閉著眼睛解釋自然」，閉著眼睛解釋自然的後果是什麼?積極的後果是發展了數學和形而上學，消極的後果就是忽視經驗科學。剛才北成老師說得很好，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於啟蒙的理解，更多地是用一個超級宏大的概念去把握他們臆想中的時代精神，當然，所有的哲學家，只要他們是頂尖的哲學家，都可以做到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比如從思想史的視角，你會覺得說「啟蒙自身成了神話」這個說法只是對歷史事實的一個誇張，充其量它只是一個視角，我們需要結合更多的理論，嘗試從不同的視角去把握和理解啟蒙運動的全貌。退一步說，即便阿多諾的判斷是真的，那麼謝天謝地，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國，啟蒙運動早已不是一個神話了。

　　怎麼看待啟蒙運動的消極層面?它到底包含哪些因素，比如極權主義的思潮，還有理性工具化?

　　劉北成：「啟蒙」是一個歷史事件，是歷史上的文化事件，或者說思想運動，或者說公共思想運動。怎麼看啟蒙其實和每個人、每個時代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常說，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所以你給啟蒙運動塑一個碑，可能是一半白、一半黑，有人可能塑成全黑，有人可能塑成全白。在這個問題上，彼得·蓋伊到晚年非常自負，他說我這是唯一的解釋。但肯定不是，彼得·蓋伊的這個書只是一個解釋，就我現在看到的，它可能是西方特別是史學界一個比較主流的解釋。他對啟蒙的解釋，黑色不多，白色為主。

　　彭 剛：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可是哈姆雷特畢竟還是一個優柔寡斷、猶疑不定，更長於思索而不是行動的哈姆雷特，他畢竟不會是一個莽張飛。一方面，對啟蒙運動可以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解釋，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還是對啟蒙運動大致的輪廓有一個比較相近的認識。不同的研究者，即便他們對啟蒙運動多樣性強調的程度不一樣，但是大家還會認可它內在的一致性。彼得·蓋伊用過「家族相似性」這樣一個概念來說明這一點。如果我們給啟蒙運動開一個正面資產和負面資產的清單，負面資產的清單也可以開得很長。比如說進步的觀念，進步的觀念在思想史上是18世紀才得以出現和確立的新觀念。更早一些，做過美國歷史學家學會主席的卡爾·貝克爾，也有一本研究啟蒙運動的書，叫做《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講啟蒙運動諸多的特點，他當然更多的是從批評的角度來看，有很多指責。他認為啟蒙運動以進步的觀念來看待人類歷史進程，覺得自身站在迄今為止歷史的最高點，而現實生活中人們努力的價值和意義，是為將來人類邁向更高階段來做一塊墊腳石。和這個相關聯，對理性的推崇，在後來就變成了對理性至上的崇拜，對科技至上的崇拜，就變成了我們所熟悉的這樣一些說法：進步當中出現的問題要靠進步來解決，科技當中出現的問題要靠發展科技來解決。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唯科學論是值得反思和批評的。評價啟蒙運動不容易，並不是簡單的來看，比如說啟蒙運動是一半白、一半黑，或說給啟蒙運動三七開。而是我們比之當年的啟蒙哲人們，有了二百多年現代性所帶來的欣喜或苦痛的經歷，可以更有條件、更有理由在好多問題上，比那個時候有更複雜的看法。

　　周 濂：我再補充說一句，剛才彭剛兄說關於啟蒙運動的負面資產，比如「唯科學論」、「唯理性論」，這些說法都是成立的，但是我們要明白在西方這個毒素已經充分發展出來了，西方人他們反的是「唯」科學論、「唯」理性論，但是到了中國可能會南橘北枳地演變成「反科學」、「反理性」，這是當下中國人千萬要警醒的一個問題。

　　啟蒙運動的最核心價值顯然和極權主義不同，那麼現代西方思潮中為什麼會有認為啟蒙運動是極權主義開端的看法?它是怎麼被解釋成這樣的?

　　彭 剛：說到啟蒙運動和極權主義的關係，思想史的研究者經常會談到幾個方面的要素，比如說啟蒙運動推崇的是工具理性，比如說啟蒙運動重要的人物裡面，有的更多地被和極權主義的傾向聯繫起來，那也就是盧梭。剛才北成老師也提到過，羅素在他寫於二戰期間的《西方哲學史》裡面就說，如果說丘吉爾和羅斯福是洛克的產物的話，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盧梭的產物，把盧梭的觀念朝著極權主義方向作了解說。這樣的解說不見得是很多人能夠同意的，我個人也不是完全同意，是有限的同意。不完全同意是為什麼?你永遠不要把後世在實際政治和歷史過程當中犯下的罪孽，完全追溯到一個只在腦袋瓜裡面幹活的人。

　　如何實現啟蒙?不造萬神廟，擺脫自我招致的受監護狀態

　　著眼現實，我們是否有望找到一種特定的解釋方式，來闡釋一些諸如理性、自由這樣的抽象概念，給它們一個定論，進而培養大眾成為比較合格的社會公民？大家看完這些解釋以後，對理性和言論自由的邊界、民主、國家社會就會有一定概念，從而有能力從比較成熟的層次去進行社會問題的討論。

　　劉北成：有人講，1980年代我們好像也有過這麼一個新啟蒙的階段。不過，那時我們不太關注啟蒙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談到啟蒙運動，我們最關注的是它給我們提供了哪些概念和格言，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記得啟蒙思想家的一些話，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言論，但是我要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利，等等。但是我覺得這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很容易造一個萬神廟，把這些啟蒙思想家當成了一些神，他們好像都是口吐蓮花的菩薩，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好像對我們都有著者正義指南的意義。

　　蓋伊的這本書有一個優點，他採取和這些哲人完全平等的立場。他在評述這些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對什麼問題做出反應，他們表達了什麼樣的具體觀點。在這裡面，彼得·蓋伊有贊有貶，這就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怎麼來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榜樣。

　　剛才周濂引用了康德的名言：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已經啟蒙的時代，而是還需要啟蒙的時代，還是正在啟蒙的時代。這句話怎麼理解，也就是啟蒙究竟意味著什麼。一種啟蒙，意味著少數的精英，站到了某種知識的制高點甚至道德的制高點，向民眾傳播一些東西，這是啟蒙的一種意義。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教育觀，把所謂的一些人看成是教育者，把廣大民眾看成是受教育者。但是在啟蒙運動時期、特別是到啟蒙運動快結束的時候，其實出現了另外一種啟蒙觀，就是康德的啟蒙觀，康德講，啟蒙是什麼?啟蒙是讓我們每一個人脫離我們自己所招致的被監護的狀態。我們每一個人要獨立自主，在我們的面前沒有神，沒有那種一定需要我們去崇拜的權威。我們怎麼來實現啟蒙，其實不是僅僅講理性、平等、自由這樣的概念，我們要把它變成一種生活態度。我覺得，蓋伊在這本書里讓我們和那些啟蒙思想家站在了同一個平台之上，可能我的思想沒有他們那麼深邃，但是我能用平等的眼光來看待他們。我自己在翻譯的過程中，也感到很大的思想收穫。

　　彭 剛：先弄清什麼是平等、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這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看法。這些東西之所以要討論，就是因為它們很複雜、很曖昧，具有多樣性，互相之間又充滿張力。啟蒙運動的遺產之所以是多變的，並不在於它提出來的價值觀太多、相互反對，而恰恰在於它提出的核心東西很少，可是每一樣都很複雜。比如平等，什麼是平等?比如說自由究竟是什麼?是我不招惹你、你也別來招惹我;還是說我去招惹你以把你變成比之你現在更好的你，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又比如說進步，人類是在不斷的進步嗎?是，我們的飛機越造越好，iphone6就是比iphone4更值得用一個腎去換;另外一方面，我們屠殺自己的同類，使我們生活的家園遭受致命威脅的能力也在不斷提升。這個遺產，它既有值得我們珍視的、構成文明世界的核心價值的部分，也有使我們深陷種種危機的部分。

　　康德的那篇名文，《什麼是啟蒙運動?》中提出一個問題：啟蒙是什麼?他的回答是，勇於運用自己的理性，使理性擺脫受監護的狀態。在我看來，這恰恰也應該包含對理性本身在不同視角下呈現出什麼樣的形態等的思考。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是以批評啟蒙運動所規劃的現代性而起家的，可是在我看來，後現代主義裡面，最值得珍視的、最有建設性的部分，恰恰在於它所展示出來的和啟蒙運動同樣的那些氣質：獨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不盲從，完全以平等的心態來面對任何人，完全以自己獨立的思考來做出判斷。

周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周 濂：我同意這位朋友的觀點，一方面，我們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練」對這些基本價值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認為，我們還應該具備純粹的求知慾和好奇心，不僅僅是把啟蒙價值為我所用，而是回到啟蒙的時代，去看啟蒙哲人在當時當地以何種方式探討這些問題。彼得·蓋伊這本書給我們呈現了一個非常豐富的圖景，這本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某種意義上糾正了我們對啟蒙運動的一些刻板印象。什麼是刻板印象?就是為了便於理解，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僵化的模式去套用一個對象。其實我一開始所說的那些觀點也沾染了某些刻板印象的毛病，比如我說啟蒙運動肯定理性，這個刻板印象發展到今天，有人就會認為啟蒙運動主張理性至上，認為啟蒙運動是理性主義的最強音，但是你去看彼得·蓋伊的這本書，比如翻到第130頁，他說：「啟蒙運動不是理性的時代，而是一次對理性主義的造反。」

　　再比如說，稍微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人都知道，培根和笛卡兒，前者代表經驗論，後者代表唯理論，看似針尖對麥芒，但其實無論培根還是笛卡兒都對對方的觀點充滿了同情的理解，這就需要我們學會用一種更加豐富的眼光去看待歷史，同時也要求我們逐漸養成一個寬容的心態，去包容自己的論敵，學會通過對話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達成理解，請注意，我強調的是理解，而非共識，這是因為事實上我們很難通過說理和論證達到共識。有人主張要以德服人，但我始終認為，以德服人看似高尚，實則想用單一的價值理想去大一統多樣化的社會現實，相比之下，我更傾向於以理服人，或者說得更弱一點，以理待人。我們可能從不同的地方出發，因為道路四通八達，所以我們在各個角落遭遇，彼此招呼，互相問好，一起探討問題，然後和平分手，秉著寬容和解的精神，各自上路。這是我所想像的一個合乎情理的多元主義時代、一個美好人生應該有的樣子。要想實現以理待人這四個字並不容易，它需要每一個人在公共生活中不斷地戮力實踐。

　　回到這位朋友的問題，我最後想說的是，啟蒙運動並不是精英面向大眾居高臨下的宣講，而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要擔負起「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自我啟蒙，而不是被啟蒙。我認為網路時代和自媒體時代對啟蒙運動來說也許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每個人都擁有了自我啟蒙的機會。

　　今天的社會也很需要啟蒙，那麼對當今社會的啟蒙，什麼是最重要的?比如說是公正?怎麼才能讓更多的人受到這樣的啟蒙?什麼最容易讓他們理解?

　　劉北成：啟蒙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能夠發生?啟蒙運動當時在歐洲發生，至少有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是半開放、半專制的狀態。完全專制，不可能發生啟蒙，完全開放，也就不需要啟蒙。當時人們呼喚啟蒙的時候，這個社會大概就是在開放的過程中。第二個條件就是傳播，就是媒介。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傳播手段是印刷術。我們總是講中國的印刷術，其實歐洲的印刷術是不太一樣的。我們到明清的時候雕版印刷是最發達的。而歐洲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之後，知識文化有了更好的傳播和交流手段，有了這個條件，能穿越時間和空間進行交流。第一代啟蒙哲人培爾提出「文人共和國」的概念，這是一個朋友圈。隔著大洋大海，從歐洲到美洲，能夠形成一個精神的、文化的共同體，靠的是印刷。剛才周濂講到，我們現在的傳媒條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印刷術創造的是一種我寫你讀的單向關係，現在的互聯網、自媒體創造是一種更開放的、多向的、互動的關係。比如，大家通過微信在朋友圈裡互相「啟蒙」。

　　彭剛：對我們而言，當今社會的啟蒙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個人大概是這麼看的，剛才北成老師講到，對彼得·蓋伊來說，啟蒙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伏爾泰和休謨的;其實我們還可以說，還有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還有盧梭的啟蒙運動等等。針對這個問題，我想說的是，啟蒙運動還是孟德斯鳩的啟蒙運動。啟蒙這人中不僅有一些核心價值的倡導者，而且還發展出來了一整套如何實現這樣一些核心理念的制度安排，不僅講自由、講平等、講博愛，還要講如何建立一套制度來確保人民的權益和政治自由，確保政治權力不被濫用。啟蒙的遺產還包括了制度智慧這麼一個重要的層面。對我們來說，也許最現實的講，啟蒙運動的什麼要素最重要?那就是人們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建立一套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制度。比之過去的任何時候，我們已經有更多更好的的條件來建立一套鼓勵人們彼此更加以善意相待的制度，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下最需要的。

　　哈維爾曾說過一句話：今天我們主要的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或是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擠壓，主要的鬥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人民啊，政府已經還給你們了。那麼，啟蒙最終是否只是一個技術的難關?或者僅僅就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是我們共同話語的一個商議決定過程，一個民主的政治化過程而已?

　　周濂：啟蒙運動不是一個技術化的議題，如果是一個技術化議題就謝天謝地了，技術化議題意味著我們對什麼是美好人生，什麼是終極性的問題成了共識，然後剩下的就是操作的問題。當然不是這樣，我們今天面臨的主要難題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根本性的、價值的、規範性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時代會讓我們如此激動，因為它充滿了可能性。你剛才說「最根本的選擇是對選擇方式的選擇」，我特別欣賞這句話。這當然是很高的要求，因為要求所有的思想者或者行動者不僅要掌握批判的武器，而且要學會武器的批判，不僅要有批判的精神，而且要有自我批判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