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治療研究刻不容緩（一）

董寶瑋教授前來指導工作，我陪同董老參觀視察新裝修的VIP病房癌症治療研究刻不容緩（一）——向每個真心鑽研克癌技術的中醫人致敬！ 劉仁和先生在妻子支持下，用一些中醫方法為妻子治療乳腺癌，堅持兩年多最終失敗。由此引發的媒體跟風和網路熱議，現在已經歸於理性和平靜了。 就像當年，梁啟超先生被協和醫院手術錯摘好腎，他寧願選擇隱瞞事實，仍竭力推崇協和西醫一樣，劉仁和先生至今對自己摒棄西醫手術和放化療，而堅定地選擇中醫療法，無怨無悔！ 同樣，就像普外科大專家、給別人做了幾十年胃癌手術的北京軍區總醫院華益慰教授因突發癌症被自己的同行胃全切，並進行多次化療，歷盡痛苦萬分的煎熬，臨終前終於感悟：「好歹給病人留點殘胃吧，實在太痛苦了！千萬別再過度化療啦，生不如死啊！」劉仁和先生面對媒體上門採訪，也透露了自己內心深處的一點遺憾：「假如在身體還允許的關頭，不再偏激，找西醫給妻子適度化療兩次，或許能夠延長一點妻子的生存時間......」 作為中西醫結合「整合醫療論癌症」的博主，不管別人怎麼議論，這裡我要為因失敗而遭人詬病的劉仁和先生由衷點贊！作為一個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勵志促進中國第二次思想文化「百家爭鳴」的播火者，他對中醫事業的摯愛，甚至遠遠超過了很多的中醫從業者；他對捍衛中醫理想的大無畏精神，足已令我等從事中醫專業研究的人汗顏！他和妻子在沒有搞懂中醫治癌思想理論體系和理法方葯的情況下，勇敢「以身試法」，且在自己的微博日誌中公開全程，其坦蕩的君子襟懷，光明磊落的行事風格，面對失敗妻亡的結局不遮掩、不推諉、不退縮的擔當姿態，那些明知尚有不足，卻一味抱殘守缺、冥古不化的所謂專業「研究者」不得不心生敬畏！ 在妻子鄭遠坤醫治失敗後，巨大的悲痛讓他心身泣血。儘管如此，面對來自虛擬世界那些惡意咒罵中醫的別有用心者，他不顧遍體鱗傷，擦乾眼淚，堅持還原事實真相，用發自心底的吶喊，予以反擊。他告訴我，絕對不能因為我個人的失敗，因為我妻子的病亡就連累整個中醫事業！ 從劉仁和先生的壯舉，我聯想到那些一心一意為著抗癌事業而艱苦卓絕奮鬥的中醫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一邊掙扎在社會底層，一邊冒著眾所周知的巨大風險，在苦苦探尋癌症的中醫療法！ 為了避免可能的誤會而遭遇無聊的「口水仗」，這裡，我首先聲明，我對西醫的抗癌研究同行們心中同樣充滿了敬意！他們當中的很多十分優秀的專家都是我的良師益友。 試舉例如下： 1993年，我全程陪同「中國肝膽外科之父」、301醫院黃志強教授和他的弟子周寧新教授到解放軍292醫院給一位患者做膽管癌梗阻解除手術，黃志強教授沒有像別的醫護人員一樣「全身武裝」，連護士長遞過來的防護手套都不接，便徑直走進傳染科病房，俯首在狀如黃紙的患者腹部，叩診、觸診，一場高難度手術整整做了6個小時。下台後攙扶著疲憊不堪的黃教授走進醫院旁邊簡陋的小飯店，他一下子癱坐在椅子上。我心疼的淚水再也難以控制。 從國外留學歸來的中國著名病理學家紀小龍教授，而立之年便被評為高級職稱。他幾十年如一日，每天浸淫在病理室，把全身心都交給了病理研究事業，終於成為中國公認的病理學界「最高法院」。回想20多年前，我們在301南門的沙窩路邊小攤上，兩碟毛豆、花生米，幾瓶啤酒，成為我和小龍仁兄周末晚間最愜意的消遣。 著名超聲影像專家董寶瑋教授堪稱中國B超界的泰斗！他發明的超聲引導下的肝臟腫瘤介入栓塞術，經過十幾年的推廣，目前已經普及到了中國各個縣級醫院，全國市級以上醫院的超聲科主任幾乎都聆聽過他的精彩報告！從2013年，董寶瑋教授幾次親臨我們在北京的這個民營醫院，推心置腹地交流他搞肝癌介入栓塞研究的經驗體會。他拍著我的肩膀重心長地說，我已經70多歲了，癌症治療研究任重道遠，就看你們年輕人了。

「白求恩」式的好醫生徐克成教授在我的辦公室里談到中西醫結合，開懷大笑 著名腫瘤專家、中國醫學界最高行政榮譽獎「白求恩」獎的獲得者徐克成教授，本人曾經是肝癌患者，退休後又勇敢擔綱廣州復大腫瘤醫院院長，把克癌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由於他的卓越貢獻，本是消化內科主任出身的他被推舉為世界冷凍學會主席！幾年來，年逾七旬的徐克成院長兩次造訪我們醫院，交流癌症治療研究體會。在他親自邀請下，我也兩次赴廣州參加由他擔任主席的國際腫瘤大會。他的「治病留人」的癌症醫療理念已經日益成為國內西醫大牌專家的共識。 從美國霍普金斯留學歸國的李定綱教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治療外國癌症病人最多的整合醫療專家，他開展的基因免疫治療曾經遠播海內外。李教授與我齊心共勉，風雨同舟，曾經受聘擔任我們這所民營醫院的業務院長兩年多，承擔一些管理擔子，給我創造更多的研究時間。 北大腫瘤醫院院長、著名普外科專家季加孚教授；原中日友好醫院院長，抗戰時期白求恩的助手，著名胸外科專家辛育齡教授；301醫院腫瘤科創始人，中國第一代化療專家石廷章主任；301醫院CT影像專家，有肺部影像中國「最高法官」美譽的蔡祖龍教授等多位西醫治癌專家，都曾經給予我受益終身的教誨，也是我永遠敬仰的光輝榜樣！ 在我的心目中，凡是敬畏生命，一切從癌患出發，一心一意研究癌症治療，絲毫不以治癌研究謀取個人私利的專家，不分中醫西醫，都是全人類的大救星。他們的功績必將載入人類克癌醫療研究的史冊。他們的仁心仁術也一定會傳承光揚！ 中國的西醫（註：反中醫者認為西醫等同於現代醫、主流醫）是西方世界的「舶來品」，在中國的歷史不過百餘年，至於中國按照西醫模式自己大規模培養西醫（現在已經達到300餘萬人），也就區區50多年時間。共和國成立初期，是把一些優秀的醫學人才送到蘇聯培養，我的導師、著名生理病理學家、中國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的泰斗周舒教授就是1950年赴蘇留學的博士。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又有大批的醫生到美國及歐洲國家「留洋」，現在中國大三甲醫院裡領銜兒的西醫專家大多具有留學背景。 說到西醫治癌，目前的「規範」醫療模式仍然是外科手術佔主導，放化療雖然也已經廣泛運用，但還是被用來彌補手術之「不能及」，權作一種輔助手術的姑息手段。 曾幾何時，人們一度認為手術是治癌的最佳手段——幾個小時就可以切除「病灶」，觀察4周（現在有規範要求觀察90天）病人仍然存活，且病灶沒有複發，醫學上就稱作「完全緩解」，如果切除部分病灶，就是部分緩解。時至今日，「臨床緩解率」仍然是醫學界評價腫瘤治療的「金標準」。當然，從病家內心來說，這個標準估計沒什麼意義，病家最最關心的恐怕應該是好好「活著」。所以，我在評價癌症醫療時，較少用緩解的概念，因為，我和病人一樣「不那麼專業」，我也簡單的認為，癌症病人不管中醫還是西醫治療，抑或中西醫結合治療，只要活著就是王道！腫瘤全緩解了，標記物都正常了，但是人卻死了，你能說治療成功嗎？ 經過這麼多年，不論是醫生還是病人，都已經不再迷信手術了，因為即使所謂的「根治術」，對於大多數病人來說，結果也未必是真正的根治！更不用說大量違反手術禁忌症的「姑息手術」了！因為腫瘤本來就是一個結果，「病灶」無非是全身疾病的一處局部表現，換言之，腫瘤只是「果」，而不是什麼「根」呀！只把「結果」切掉、化掉、燒掉，怎麼算是「根治」呢？在人們對手術和放化療越來越失望的情況下，迫使以對抗醫學為宗旨的西醫，無論如何要像當年找到致病微生物一樣，下苦功夫循證到真正的病因，來幹掉它！ 多年來，醫學界中的有識之士也再反思，人們尋找癌症病因的腳步一刻都沒有停歇。從體液酸化學說到炎症致癌論，從微量元素失衡到病毒學說，找到基因層面時，世界曾經一派歡騰，認為從此真正意義上的「根治」癌症有望了，因為已經搗騰到「正根兒」了。原癌基因，抑癌基因，端粒酶，多麼高大上的深度理論研究啊，似乎找到源頭了！ 人們翹首企盼。中國的彭朝暉博士終於搶了先，在致癌基因中抓住了「大老虎」——P53基因，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快車道」，非常規、大跨越、高速度地拿下了葯准字型大小「重組人基因P53腺病毒注射液」（商品名：今又生）。「今又生」的名字給人無限的遐想，剛剛誕生時，國內醫學界歡欣鼓舞，罹患癌症的人們似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我的老兄李定綱教授是第一個和最忠實應用P53基因藥物的國內一線專家。結果怎麼樣，我不多說了，現在你們有幾個人知道這個東西呢？不說普通老百姓，就是大三甲專業的腫瘤醫療專家有幾個懂得「今又生」呢？ 圍繞基因，圍繞DNA，分子靶向葯率先在西方閃亮登場！這可以說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人類醫學史上最最重大的事件。咱們中國人接觸的比較晚，但是，這十幾年，連中國縣一級的腫瘤醫生都可以十分嫻熟地向病人推薦那些高的離譜靶向葯，多麼神奇的名字，既有化療葯可以縮小腫瘤、降低瘤標的能耐，又基本不傷害正常細胞，就像打靶子一樣，精確瞄準，只針對癌細胞，不殺好細胞，這樣癌症豈不就可以徹底拿下了嗎？ 上點年紀的有心人估計依稀記得，當初第一個分子靶向葯「格列衛」橫空出世時，全世界的輿論是怎樣高調歡呼的？「攻克」、「徹底」、「治癒」之類的用詞幾乎可以在最嚴謹的科學報刊上找到。至今快20年了，針對各類腫瘤的分子靶向葯也已經有了不下十餘種，但結果怎麼樣呢？ 下面，我圍繞目前西醫界炒得最為火熱的分子靶向葯進行深入的剖析。我相信，我接下來的文字對於癌症患者和家人可能也是一種心理上的打擊，但我的職業素養要求我還是要講出來。 分子靶向治療藥物是近年來治療癌症的新寵。不過，在靶向葯過熱的背後，卻是一個無情的事實：這類葯價格高得離譜且療效並不穩定。動輒花上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僅能為病人延長短暫的生命，這樣的治療無論從經濟上還是道德上都是難以立足的。 寫到這裡，我感到心情頗為沉重、複雜。原因在於將時下癌症診療領域的一些隱情和盤托出，不僅會讓患者感到迷茫和失望，或許還會招來同行的冷嘲熱諷。反之，對所知真相諱莫如深，得過且過，良心又不忍。思考再三，我還是選擇下筆。如果因此而不得不得罪靶向藥廠、商及醫生，也敬請見諒！我們絕無任何恩怨，只是我研究癌症醫療，使命所驅，弄清真相，責無旁貸。 人非聖物，自然有天敵，癌或許就是。面對琢磨不透的癌，我們人類還是顯得相當無奈，只得把希望寄於未來。於是就有人預言，再過20年或50年人類就可以攻克癌症。想當初尼克松總統也曾誇下海口，在1971年12月頒布的美國抗癌行動綱領中向全世界承諾：到2000年要將該國的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降至一半，現在看來這僅是夢想而已。 但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圍繞癌診療催生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倒是實實在在的。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治療癌症新技術粉墨登場，生物方面的有幹細胞移植、放射性粒子植入、樹突狀細胞疫苗和病毒攜帶自殺基因注射以及金屬蛋白酶和微小核糖核酸抑製劑開發等等，物理方面的有電場、激光、微波、射頻和質子應用，但似乎無一能夠持續長久。此外，還有手術、放療和化療三大傳統治療方法上的不斷改進等等，真可謂是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 分子靶向治療藥物，作為治療癌症的新寵。這一方法在近十年來開始走紅，因適應症寬、使用方便、易於推廣且尚有收費高、風險低等諸多優勢尤為引人矚目。加之缺乏監管或是監管上的放縱，從而為那些製藥的、賣葯的、開藥的乃至管葯的等一系列利益鏈上的相關環節所帶來的利潤可想而知。打頭陣的一些國際知名製藥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投重金開發，隨後藥品流通行業緊跟其後大力促銷，接著大批臨床醫師便像是有了治癌法寶似的向患者及其家屬推薦，此外尚有媒體旁敲側擊叫好，甚至慈善機構也在出力。就這樣，那些名目繁多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在不顧市場有無承受力的情況下不斷湧入臨床。與此同時，對此類葯的質疑也接踵而至。作為分子靶向葯發祥地的美國，早就有不少學者用「hype」（即「炒作」）一詞來描述這一利弊不清的治癌方法的推廣。所有這一切像是在昭示，分子靶向治療高調、混亂的一面已經讓其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淖，最終有可能像歷史上許多癌症治療方法一樣，難逃走向衰敗的命運。 一位女性肺癌患者，病理診斷為腺癌且無吸煙史。按照業內的規定，這類病人使用易瑞沙或特羅凱這兩種分子靶向治療葯的有效率可能為60%。家屬認為，不用手術，僅靠服藥，就能像治高血壓那樣治癒癌症，如此輕易化險為夷豈不是一樁好事。於是，兩個兒子按照醫師建議，用打工掙來的錢讓母親吃上了分子靶向葯。但事與願違，在花了十多萬元藥費後病情還是在惡化。更讓家屬揪心的是患者對易瑞沙產生了精神依賴，即使沒有效果就是不願停葯，這樣又苦苦支撐了一個多月，最終還是撒手人寰。我想，如果當初不是這樣選擇，可能就有不一樣的結果。 另一故事雖短但結局更慘。靠做水產生意賺了大錢的一位老闆在確診為肝癌後因肝功能受損不能手術，於是在醫師引導下服用多吉美（又名索拉菲尼），這是一種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治療肝癌最為有效的藥物。用世上最好、最貴的葯治療自己的病，這讓患者頗感自豪與欣慰。但好心情維繫的時間並不長。這葯像是在捉弄他似的，先是服藥一周後出現了大片難以忍受的葯疹，接著肝功能進行性惡化，再隨後腹水來臨，所有這些令他痛苦萬分，即便如此就是不願停葯。生命終結前一天，他的記憶里還有吃藥一詞，前前後後折騰不足三個月的時間。最讓這位患者遺憾的，或許是至死他也沒有過上那種有療效感受的日子。更不幸的是，多吉美所致的不良反應他卻沒有錯過，幾乎沒有生命質量可言，無異於飲鴆止渴式的自殺。

關於分子靶向葯的形象宣傳圖片，引人遐想神往 以上兩個例子均為筆者親眼所見，所涉及的人和事沒有絲毫的演義成分。需要追問的是，在世界範圍或者在我國，類似這樣的病例到底發生過多少。可惜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數據，而有的是且大量的則是那些在藥商贊助下分子靶向治療葯獲得療效方面的文獻資料。即使追溯根源似乎也找不出誰對誰錯，最終的問題還是在於治癒癌的難度太大。 其實我們對癌症的認識並不模糊，一些人明明知道癌如惡魔，不易對付，卻不甘罷休，又經不起那些花言巧語誘惑，而且由那些專業權威之口說出來的建議更是不好拒絕，尤其在絕望、無助時，輕信有靈丹妙藥的存在也並不意外。另一方面，世上有些人總是善於把科學技術與商業巧妙融合，炒作概念，捕捉賺錢機會。分子靶向治療藥物的如此大規模的開發和應用大概能算這方面的典型。 不錯，分子靶向治療藥物的確是癌症研究的方向，但現在並不是其最佳的實施時機，主要原因是這類葯價格高得離譜且療效不穩定，以我國的國情而論，顯然不宜普遍推廣。 以肺癌分子靶向藥物治療為例，易瑞沙能否獲得療效理論上說主要取決於患者癌組織中有無相關基因突變，但問題是檢測技術同樣難以普及，故目前我國大部分醫師都是在不知患者基因有無突變狀態情況下使用此類葯，療效自然難以保證。另一方面，即使做了基因檢測，又由於體外檢測結果並非一定就能真正反映患者體內真實狀態，因此即使按部就班做基因檢測，往往對預測療效也是白搭。 一項對大宗晚期肺癌病例的對照研究結果證明了上述觀點，一組患者用易瑞沙，另一組為選擇傳統的化療，然而結果顯示，兩組在總生存率方面比較並無差別，即療效相當，無論患者癌組織中有無異常的基因突變都是如此。由此可見，即使檢測到有基因突變也不是決定選擇分子靶向治療葯的關鍵，而研究證明檢測基因突變數的高低才是最主要的，但這無疑增加了操作上的難度。 此外，一般而言聯合治療，即採用多種手段同時出擊治療癌症所獲得療效應該優於單一方法，但並非一定如此。有研究發現：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化療基礎上再聯合兩種分子靶向藥物——特羅凱和安維汀，結果顯示聯用靶向藥物一組患者的生存期不是延長反而縮短。 關於分子靶向治療還有更讓人失望的研究結果，只是有文獻可查的較少而已。2010年7月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美國《臨床腫瘤學雜誌》在線發表了3項分子靶向藥物聯合化療治療晚期胰腺癌的臨床研究，但無一顯示有效。前面提及的多吉美，其使用前提是肝功能正常或略有損失的肝癌，即使有效也只是延長患者生存期僅在兩個月左右，而對有肝功能損傷嚴重的患者不主張使用，否則結果適得其反。 另有從2013年5月召開的美國臨床腫瘤學年會上傳來的消息稱：安維汀，這種在全世界應用範圍最廣、患者人數最多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有研究發現其治療顱內惡性腫瘤結果無效。 美國同樣也是分子靶向治療葯的受害方，目前已受不了這類葯的高額支付並已出台許多政策限制對其盲目濫用。2011年11月，美國FDA不顧癌症患者及家屬反對，痛下決心，將安維汀這一最熱銷的靶向治療藥物從治療乳腺癌的醫保支付範圍中剔除，原因在於其價高、療效有限且副作用大。英國的癌症專業權威機構在這方面也有相應動作，已決定廢止將安維汀用於治療卵巢癌。而我國至今尚無這方面報道，現狀是無視國外同行的反思，還在繼續擴大分子靶向治療藥物的應用範圍和患者人數。 至於分子靶向治療藥物為何有如此廣泛影響，我想原因無非在於這類葯可獲得高額利潤。除以上提及的幾種外，還有格列衛、愛必妥、赫賽汀、美羅華、希羅達和萬柯等一大批分子靶向治療葯在世界範圍都得到了廣泛應用。近期又有一批獲得了美國FDA進入臨床使用的批准，如治療前列腺癌的Provenge、黑色素癌的Yervoy和肺癌的Crizotinib等；尚有長長一串還在處於開發或等待審批階段。 安維汀在美國用於治療結腸癌僅一年的費用為10萬美元，治療晚期前列腺癌的Provenge竟高達9.3萬美元，Yervoy更是讓人咋舌，一個療程用藥4次三個月耗資達12萬美金。但讓人看不懂的是，同樣是工業化產品，靶向藥物價格為何不是隨種類或產量增加下降，反而節節攀升。讓患者及其家屬拿出的是大把的真金白銀，得到的僅僅就是幾周或數月的生存期延長，甚至有可能不是延長反而縮短，且沒有考慮生活質量，這值得嗎？針對這一怪圈，一位美國衛生經濟學專家尖銳指出：動輒花幾萬、幾十萬美金，這樣的治療僅能為病人延長短暫的生命，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道德層面考量都站不住腳。 雖然分子靶向藥物的療效還不能肯定，而由此帶動葯企大鱷盈利大幅上升則十分明顯。有人做過統計，在2012年全球最熱銷的15種葯中就有3種為分子靶向治療藥物，分別為赫賽汀排名第8，安維汀第9，格列衛第14。這不由得讓我想起默克公司創始人喬治·默克曾說過的話，「藥物為人類而生產，不為追求利潤而製造。」問題是實際到底如何？ 可以說在癌症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之前，根本不會有什麼有效治療手段可言。再者，癌症一旦發現為晚期，似乎一切都晚了，什麼方法，包括分子靶向治療葯同樣難以奏效。然而，分子靶向治療卻自詡以引發癌症發病本質的分子為攻擊目標，這一理論顯然站不住腳。再者，既然為靶向治療，目標應當專一，但實際中卻不斷有新的靶向葯問世。 多數學者認為手術、放療和化療目前仍然是治療癌症最有效手段，三者同樣都以癌（當然包括癌組織細胞中的分子）為攻擊目標，理所當然屬靶向治療範疇。手術的優勢在於其可以將原發部位的癌組織和已浸潤或轉移至局部的病灶一同切除。化療則可以像撒網一樣將術後殘留或因擴散而不能手術的癌組織（當然也包括其細胞中的分子）捕殺。放療，尤其是先進的適形調強和質子放療技術則有精確、安全方面的獨特優勢。三種常用方法雖有各色各樣的不良反應，但療效客觀、無可置疑。 目前國內外有不少學者試圖改變傳統治療癌症模式，通過使用分子靶向藥物將癌症治療演變成像控制高血壓和糖尿病那樣。但癌不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因此即使採用同樣方法治療但不一定得到同樣的效果。試想：面對兇猛如狼似虎的癌，無刮骨療毒之氣概，還想左右逢源，不出重拳，怎能將其降服？ 不可否認，癌組織細胞中的一些分子的變異在癌的發生中起重要作用，但我們至今對涉及其中許多環節和機制依然還是知之甚少。癌與結核、潰瘍和傷風感冒這類由單一病因引起的疾病不同，涉及因素多且相互關係複雜。已有研究證據提示：不僅是癌基因、酶和蛋白中的分子，還有癌組織周圍的一些血管、纖維和基質組織結構也與癌發生、發展密切相關。而且，癌還可以隨其所處環境變化而變化以構建更適合自身生長的條件，因此要想制服癌症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 按照對抗醫學邏輯，理想的癌症治療方法應該是對癌症發生髮展過程相關的所有成分都納入攻擊範圍內並實施最全面、最徹底的圍剿，對人體損傷則不大，而分子靶向葯顯然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其目標單一，即使多種靶向藥物聯合使用，相對於存在多靶點的癌組織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甚小；再者，癌組織對這類葯同樣也可以產生耐藥性問題，因此作用不可能持久。 既然分子靶向治療藥用於治療癌還缺乏堅實的理論根據，那麼自然就會在實際應用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相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所暴露出的問題更為嚴重，用一個「亂」字概括並不為過。一些有研發能力的專業癌症診療機構幾乎全成了國外葯製造企業實施新葯臨床實驗的跑馬場，在利益驅動下只得為別人做事，致使自主研發能力蕩然無存。 我國的藥物製造企業由於對開發投入過少，得到的自然就不多，以致造成目前此類藥物幾乎全部來自國外。少數醫務人員在使用分子靶向葯時並非以患者利益為先，任意擴大的適應症，盲目用藥，加之外部監督乏力，致使這類葯在我國濫用現象十分普遍。而另一方面，這類葯在我國大多地方尚未能納入醫保報銷範圍，因此對大多數癌症患者而言，根本無力承受使用分子靶向治療葯所產生的經濟負擔。 時下分子靶向治療尚未謝幕，有人又在變戲法似的翻新炒作個性化治療概念了，但實施起來同樣十分困難。癌既千差萬別，又複雜多變，憑藉現有的技術不可能準確地把握每一癌症患者的發病原因、發病機制的每一細節。靠現在的西醫技術搞個性化治療，不靠譜！（向《世界腫瘤雜誌》編委胡育新博士致謝）（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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