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一支失敗的紅軍
馬步芳的殘忍是當事人回憶這段往事時都要提及的,紅軍將領犧牲後被敵人割下頭顱示眾,還有的被燒死、被釘死在樹榦上
「把俘虜的女同志,拿去集體輪姦以後,把衣服褲子脫下來,下體上插高粱稈,捆到樹上示眾,非常殘酷,無比殘酷,馬匪,實在是一言難盡。」
《西征的紅軍》中有一集就把焦點對準了戰爭中的女性。「西路軍」中總共只有1300名女兵,但她們的命運卻可歌可泣。兵敗祁連後,幾百名女紅軍被俘,有300多人被馬步芳直接賞給下屬做奴僕和妻妾,橫遭凌辱,受盡摧殘。有的被轉賣多次,有的被迫自殺,有的慘遭殺害,有的四處飄零
《新民周刊》記者 錢亦蕉 撰稿
2006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這個紀念勝利的日子裡,來自上視紀實頻道的攝製組卻將攝像機對準了一支失敗的隊伍——「西路軍」。大型革命歷史紀錄片《西征的紅軍》拍攝了發生在1936年10月-1937年4月的一段悲壯又慘烈的歷史,這是「西路軍」首次被作為紅軍的一部分,呈現在中國大陸電視媒體製作的電視紀錄片中。
沿著河西走廊的尋找
為了更好地反映這段歷史,攝製組決定重走河西走廊,沿著當年「西路軍」的行進路線來拍攝,每個遺址、每個戰場都不錯過,整個行程達到兩萬多公里。總編導江寧女士向記者介紹說,遺址等素材畢竟都是靜態的,要拍一部感人的片子,更需要親歷者的真實口述。所以一路上,他們除了拍攝遺迹遺址,更重要的任務是尋訪健在的「西路軍」老戰士。
但是,由於歷史原因,解放後對於「西路軍」說得少,資料也少,當時的高層領導也都不在世了。攝製組在當地獲得的僅有的幾十張檔案照片,還是當年國民黨馬步芳軍隊「圍剿」紅軍後用來向蔣介石邀功才留下的資料(都是一些紅軍慘遭殺害和蹂躪的鏡頭)。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的離休幹部麻琨和國防大學的專家朱玉都是研究「西路軍」的先驅,他們成了攝製組的顧問和嚮導,並參與了全部拍攝活動。在他們的幫助下,攝製組有目的地尋訪到了部分散落在甘肅、青海、陝西等地的原「西路軍」戰士和他們的子女。「一共採訪了70來個人,其中老紅軍29個,其餘的是在當地和北京的研究者和知情人,以及子女。」江寧說。
採訪拍攝過程中,江寧發現,很多第一次接受採訪的老紅軍重講當年驚心動魄的經歷,聲情並茂,很感動人。但有些老紅軍以前已被採訪過多次,所以就不是很願意多說了,沒有新鮮感。為了激發他們的熱情,江寧往往會花很多時間跟他們閑聊,進行引導和挖掘,把他們帶回到70年前的那個背景和氛圍中去,讓他們講出內心裡的最真實感受。江寧說,她看過不少國外二戰題材的紀錄片,那些老兵在接受採訪時都會說一些很感性的內心想法,而不是像我們拍攝的一些革命歷史題材片那樣空洞和概念化,她希望在《西征的紅軍》中也能發掘出人性化的東西。
在絕望中重生
根據現存的資料,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的五軍、九軍、三十軍共21800餘人,是奉了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命令,北上打通與蘇聯的聯絡,才渡過黃河,開始了西征的使命。這次任務不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遙控指揮,而且是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軍事戰略行動。
然而不久,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繫被國民黨軍隊阻隔,對於深入河西走廊的紅軍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剿」。「馬家軍」規模大,非常兇殘,「西路軍」與敵軍在高台、古浪展開激戰,卻節節敗退。正在此關鍵時刻,西安事變發生了,由於局勢緊張,中央要求「西路軍」原地不動,策應河東紅軍,旨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以應變。然而「西路軍」既沒有後援,也沒有群眾基礎,還要面對複雜的少數民族敵對情緒,在當地站穩腳跟談何容易。等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路軍」已經失去了戰機。倪家營子大血戰持續了四十多天,「西路軍」慘敗向祁連山撤退。
「馬家軍」步步緊逼,「西路軍」一路敗退,在石窩山上召開最後一次會議,決定剩餘的3000多人分成三個支隊,分散打游擊,自己找生路,對於這些十三四歲就參加紅軍的將士們來說,這個時刻徹底宣告了「西路軍」的失敗。李先念率領著西路軍的左支隊,為了求生向著祁連山深處挺進,終於在四十多天後帶著420人到了新疆,這是「西路軍」僅存的部隊。另外,被「馬家軍」俘虜的9000多名「西路軍」中,最終也被營救出兩三千人,黨中央後來還通過各種方式解救出一些回延安。還有一些活著的「西路軍」戰士則流落在河西走廊,和當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被承認為紅軍都是四五十年以後的事了,有的就一輩子紮根在那裡了。
讓總編導江寧印象最深的是對原「西路軍」三十軍警衛排班長岳仲連的採訪。「你一槍非得打死一個人,打不死一個人就捨不得這一顆子彈,子彈那時候就是命,槍沒有子彈還不如一個扁擔。」岳仲連說話爽快,老人雖然身上多處受過傷,但精神矍鑠,充滿生命力,說著說著還唱起了當年的歌:「同志們,你們要知道,槍和子彈何處來,勇敢衝鋒拚命殺敵,鮮紅熱血換來的。」他還真實講述了自己一次中彈後死而復生的感受:「就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等於就是死了一樣,當時那個情況,先是覺得大便也急得很,就是解不出來大便,大便要是一解出來就死了,人死不是尿尿就是大便,我那時候覺得大便急得很,後來也不曉得急不急啊,就糊裡糊塗不知道了……到第二天又活了,太陽紅紅的。」這些三過草地、兩過雪山的老兵,正是靠頑強的生命力戰勝了死亡。
這種在絕境中死裡逃生的複雜心情,江寧在採訪李先念的警衛員張毅時也感受到了,張毅回憶起當年最絕望最極限的時刻。走祁連山時,「赤腳板走雪山,赤腳板,我的腿像刀子划了一樣,一條一條的,流著血……全是在雪山裡頭露宿,四十幾天,沒有一天住房子。吃雪、喝雪,吃雪裡的草,有的時候吃打的牛羊。」最後400多人向新疆星星峽轉移時,在沙漠里沒水喝,「那時候尿誰給誰吃呀,我幾天的尿都尿了給自己喝,都沒有給別人喝。我到一邊去自己的尿就給自己喝了。」在這樣的絕境里,終於,他們聽到了汽車聲,迎接他們的陳雲同志來了,他們得救了,「那高興沒有辦法形容。那好像是重生,重新出生一樣」。
關注女性
馬步芳的殘忍是當事人回憶這段往事時都要提及的,紅軍將領犧牲後被敵人割下頭顱示眾,還有的被燒死、被釘死在樹榦上。被俘的戰士很多都被活埋,女紅軍則沒有一個逃過被凌辱的下場……用老戰士張力雄的話說,就是非常殘酷,無比殘酷。——「把俘虜的女同志,拿去集體輪姦以後,把衣服褲子脫下來,下體上插高粱稈,捆到樹上示眾,非常殘酷,無比殘酷,馬匪,實在是一言難盡。」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里,女性的遭遇更悲慘,命運更令人同情。以往,我們往往忽視了女性的生理差異,一併來談紅軍作戰的英勇和犧牲的慘烈。實際上,作為女兵,她們可能要承受更多的代價。在行軍作戰的同時,她們還承擔了運輸、護理傷員的任務;當戰敗被俘時,女兵往往慘遭蹂躪,成為敵人的戰利品;由於環境的艱苦,大多女兵都有婦女病,很多還喪失了生育能力。《西征的紅軍》中有一集就把焦點對準了戰爭中的女性。
「西路軍」中總共只有1300名女兵,但她們的命運卻可歌可泣。兵敗祁連後,幾百名女紅軍被俘,有300多人被馬步芳直接賞給下屬做奴僕和妻妾,橫遭凌辱,受盡摧殘。有的被轉賣多次,有的被迫自殺,有的慘遭殺害,有的四處飄零。在那樣複雜的環境下,為了生存,為了今後能夠回到紅軍隊伍中,許多女紅軍都選擇了先服從,再逃跑的權宜之計。女子工兵營連指導員劉漢潤說:「反正我先說跟他暫時當個女人,落個家。就是說先把這條命保出來,我將來再革命嘛。」
中央紅軍30位長征女戰士之一,「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被賞給了馬進昌當小老婆,她心裡想著「我沒死,沒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沒辦法。我就想點辦法,走得脫就走」。在馬家待了下來。直到1939年3月,王泉媛和女戰士王秀英在馬進昌夫人幫助下,才趁機會翻窗逃出馬家大院。她們好不容易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沒想到,她們已不能再回到革命隊伍當中。當時,黨組織對失散人員收留作出嚴格規定——走了一年的接收,兩年的審查,三年的不收。鑒於當時複雜的社會局勢,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給了王泉媛五塊錢,把她送出了門外。從未向命運屈服的王泉媛又沿當年長征路,靠乞討回到了家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不知道她是紅軍中遠近聞名的女團長。王泉媛被確認紅軍戰士身份時,已76歲。
還有「西路軍」組織部長張琴秋,此時她也是「西路軍」政委陳昌浩的夫人。就在「西路軍」撤離倪家營子時,她臨產了,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在馬背上,她生下了一個兒子,孩子最終被埋在了沙漠里。這件事影響了她的後半生,她因此不能再生育,解放以後只要聽說河西走廊有哪個地方找到紅軍留下的孩子,她神經都要緊張好幾天,而且婦女病要發作。
還有一些女性則為了保存烈士們的遺孤,完成烈士的遺願,堅強地活著。比如鄭義齋的夫人楊文局,孫玉清的夫人陳淑娥等等。即使她們被俘了,或者當了別人的妻子,但她們內心的火沒有熄滅。「女紅軍被俘,被糟蹋、被蹂躪,不等於政治上的背叛。我們不應該瞧不起她們,我們應該更加崇敬她們。」甘肅省社科院研究員董漢河說。
「西路軍」失敗時,女戰士或犧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間,回到延安的是極少數。據甘肅省婦聯1984年的調查統計,甘肅省散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231人,其中多數為原「西路軍」女戰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軍」女戰士。
江寧介紹說,原先攝製組並沒有專門針對女紅軍拍攝一集的計劃,但或許女性壽命相對比較長,還活著的「西路軍」戰士在70年後的今天大多已經是90歲左右的老人,能面對鏡頭回憶口述的居然還是女性為多,而她們的遭遇也特別打動人,所以最終成片時專門剪輯了一集女紅軍的故事。她在攝製過程中還發現,當年想參軍的少女非常多,「西路軍」的女兵是從川陝根據地層層選拔出來的,這可能跟當時整個反封建的時代背景有關,她們自己都忽視了的性別差異,到今天才被重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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