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近代書林品藻錄—洗鍊

07-19

洗鍊

盡去陳言，戛戛生新，洗鍊之謂也。古籀文字率皆鐫鏤於金石，筆勢古拙，斯冰小篆則洗鍊勁挺，少有故作盤曲扭結之態者，後世書家以柔毫摹之，殊非易事，個中三昧，唯篆刻家中作工整一格者最能體味。至於「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唯福廠老人篆隸足以當之。

趙時棡（1874-1945）民國滬上印壇是吳趙兩家天下，趙叔孺二弩精舍傳弟子最多，鄭逸梅謂叔孺擬取足七十二人，以符孔聖杏壇之數，今檢《趙氏同門名錄》，實得六十人，陳巨來、方介堪、沙孟海、徐邦達、張魯盦皆藝林翹楚。吳趙兩派風格不同，門弟子間亦有相互攻訐者，陳巨來《安持精舍印話》云：「邇來印人能臻化境者，當推安吉吳昌碩丈及先師鄞縣趙時棡先生，可謂一時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穩，尊叔孺先生者，輒病昌老之破碎。吳趙之爭，迄今未已。余意觀二公所作，當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讓之上溯漢將軍印，朱文常參匋文，故所作多為雄厚一路。叔孺先生則自撝叔上窺漢鑄印，朱文則參以周秦小璽，旁及幣文鏡銘，故成就開整飭一派。取法既異，豈能強同。第二公法度精嚴，卓然自振，不屑屑隨人腳後則一也。」可稱持平之論。叔孺生前鈐有《二弩精舍印譜》，卒後十一年從侄趙鶴琴又編印《趙叔孺先生遺墨》，此後若干年間，吳缶作品充斥坊間，而叔孺之名則浸漸湮沒，個中緣由不得而知。叔孺善畫馬，號稱「一馬黃金十笏」。行楷取法趙松雪之壽春堂記、仇鍔墓誌及膽巴碑，並用顏體之雄強矯趙書之疲弱。叔孺篆書最是好手，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家藏周秦古器百餘品，寢饋其間，下筆自然得心應手，書法雜誌曾影印篆書詩經冊，凡380字，首尾貫通，結字全用趙撝叔法，而去其獷悍恣肆，但求停勻婉轉，氣息淵雅。叔孺篆書雖不足在鄧、趙外開一新派別，亦堪與苦鐵之雄渾成為兩極，以沙孟海「太陰」之評形容其篆書，也稱貼切。贊曰：兄事松雪，弟畜悲翁。性癖周秦三代，仰止二弩春風。元朱洗鍊，斯篆婉通。

王福廠（1880-1960）馬夷初不喜王福廠書，《石屋續瀋》云：「上海有活報者，謂王福廠篆隸等描花，又謂福廠書平鋪直敘，一無足覘。此論尚非過為詆毀，福廠為余父執，余嘗觀其作篆書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按當時人受包世臣、康有為書論之影響，強調執筆方法，肘腕運力，故石屋對福廠有偏見如此。其實評價書法當以作品論高下，執著於技術細節，智者不取。以篆隸成就論，趙叔孺遠未脫出趙撝叔窠臼，而王福廠超然諸家之外，極精雅之能事，陳祖范撰文評介，以「清姿可挹，雅韻欲流」為標題，深會我心。福廠亦能作鄧石如、趙之謙體篆書，西泠印社曾刊其所書說文部首，即用此體，頓挫分明，水平不讓趙叔孺詩經冊。更多見者則是玉箸，停勻遒麗。按玉箸並非斯相遺法，唐李陽冰三墳記、謙卦碑始創此體，經宋釋夢英、郭忠恕等誇張變化，已成惡札。清初王虛舟、錢十蘭、孫伯淵更束帛膠毫摹之，尤墮下流。福廠所作玉箸，悉用《說文》正字，每一字之結篆安排皆視字形而定，如治印然，或垂或收，參差錯落，寓動於靜，孕奇於正，實開玉箸新境界。所作隸書亦屬規整一路，固然源出於漢分正法，而融會貫通，譬如羚羊掛角，不可蹤跡矣。福廠傳世書跡雖以冊頁居多，最佳妙者實為屏條楹帖，正文或篆或分，疏散錯落，款字必用正書，秀逸清淡，鈐印必數枚，皆手自鐫刻，或朱或白，印文必能與正文相諧恰，通篇看來，便是一軸倪高士平遠山水，雅不可及。惜《品藻錄》囿於習慣，沖淡條不取篆隸名家，而福廠所臻境界，又豈止洗鍊所能局限哉。贊曰：琅琊支派，麋研清真。書印同出，規漢模秦。清姿雅韻，淡靜絕塵。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鄧爾雅（1884-1954）近代篆刻工整一派開創自黟山黃牧甫，所作不依傍前人，風格清麗典雅，最堪與吳苦鐵之雄渾蒼朴相頡抗，《點將錄》以晁天王擬之，誠不可移易者。黟山篆書則遜色多多，平直方整，雖不愧端謹君子之本色，而拘滯少味，實缺乏藝術品賞之價值，故時人論近代書法，黟山不與焉。《品藻錄》雖退牧甫，而黟山一派畢竟不可埋沒，諸嫡傳私淑弟子中鄧爾雅篆書尚有特色，因舉為代表。爾雅尊人蓮裳公曾長廣雅書院，與黃牧甫過從甚密，爾雅雖未得黟山親炙，而於黃氏書印體會甚深，抗戰中為黃文寬篆書千字文半本，用鄧石如、黃牧甫兩家章法，洗鍊光潔，卷末題詩云：「六書根底太相干，不考說文心未安。何況人生憂患始，非徒識字本來難。」「最稱完白殿稱黟，開派通神世所師。直至小生應自笑，何曾有夢到冰斯。」爾雅精研小學，於古器中殘字、奇字、別字考訂精審，撰有《文字源流》。《鄧齋印可》自述經歷云：「爾雅小時入塾，師教兄以《文字蒙求》、《說文部首》諸書，因得旁窺竊聽，略知六書體例，乃比人為早，後捉刀嬉戲，童心頗頑，加以家有藏書，凡關於印篆之屬，偷得餘閒，輒手一卷，遂解篆刻。」爾雅曾在東瀛學習美術，主張書印一體，以幾何安排確定點畫分布，有句云：「作字如治印，治印如作字。腕下著以沈，書契原一事。」又雲「布白幾何入三昧，沖刀旁舞敵千兵。」故其篆書、篆刻皆重視視覺效果，鄧爾雅曾取篆書中左右對稱字製為楹帖，其佳者如「高朋四坐東南美；大吉六爻上下同。」「開門登堂四坐大喜；普天率土十雨五風。」贊曰：多識奇字，傲敵傖夫。幾何安排，分布白朱。洗鍊光潔，書契不殊。心手兩忘，如瓶瀉珠。

唐醉石（1886-1969）唐醉石與王福廠相交莫逆，醉石年少福廠六歲，書印皆受福廠影響。民國甲寅（1914）王福廠為舊作「醉石山房」印補款，跋文述二人交遊緣起甚詳：「光緒甲辰（1904）夏於西泠印社獲交醉龍，以印學相切磋，嗣後東勞西燕，聚合不時。庚戌（1910）秋，日暮途窮，醉龍出此索刻，刻竣殊不稱意，擬重刻，以事別，未果。今年夏，余游湘，晤醉龍於桐蔭堂，復屬補款。夫吾兩人之交誼，後先離合已十餘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鴻爪留痕，亦所宜也。因志數語以歸之，疵瑕實多，醉龍其勿哂焉。甲寅中秋節，仁和王壽祺記。」或有論云：「王、唐俱為西泠印社柱石，又嘗同服官印曹，王為杭人，唐則以湘人而致力於浙派印藝之復興，其功尤不可沒，王氏謹守法度，於豪放似有不足，而唐則豪放有餘，于謹守法度亦未遜王氏。」（見馬達堂《近代印人傳》）揆其寓意乃在強調唐高於王，今按醉石終老漢上，聲名不顯，固宜表彰。若論印章成就，王、唐難次甲乙，而書法功力，醉石尚徘徊方圓矩矱之中，福廠早超越法度之外，不拘不束，散淡自在，由此高下自判矣。書印而外，醉石博古多識，商周鼎彝、秦漢碑碣，入眼便能斷其真贗，民國初年設故宮博物院，乃應馬叔平之邀赴京，任顧問，司審定古物之職。旋任印鑄局第一科科長，與王福廠、馮康侯等規劃監製政府機關關防印信，其後政府南遷，又隨之南下，民國政府國璽「中華民國之璽」、「榮典之璽」即由福廠與醉石二人共同篆寫，交由蘇州玉工陳燮之鐫刻者。贊曰：涉筆成趣，毓秀鍾靈。周旋丁陳矩矱，難逾麋研典型。終老東湖，跡遺西泠。

徐無聞（1931-1993）啟元白晚年聲譽甚隆，索書求序者眾，所制序言恆多泛泛，獨序徐無聞遺作集則發自肺腑。無聞先生長我一輩，學問人品素所欽慕，雖同處一城，終緣慳一面，作品藻錄至徐先生條，臨紙愴悢，彷徨而難措辭，爰節錄啟元白序言以代評騭，贊語則用先生壽江津王藏用贊改易數字為之。啟元白序云：「無聞先生諱永年，字嘉齡，以耳病失聰，自號無聞。教授於西南師範大學，著述甚富。於古文字之考辨，造指尤邃。暇則揮毫作書，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穩，獨得淵穆之度。出其緒餘，施於鐵筆。印學自鄧完白、吳讓之以下，日趨於躁，更下至以毀瓦畫墁相矜尚。雖時世以同文尊秦法，而刻石銘功，鑄印示信之法，則蕩然無復遺存。先生篆書不減王虛舟、錢十蘭，而治印則遠紹吾子行，近邁王福庵。其學識有所不同也。學友劉石博士，曾受業於先生，言及先生之人品學問，常掩淚而述之。夫浩劫之時，學校中莫不以鞭笞師長相煽惑。十年之後，竟有師友之誼相感不啻骨肉者，於以征先生教澤之深且遠矣。不佞自1963年於役重慶，於西南師範學院初識先生，而談藝論學，有如夙契。其後以燕蜀路遙，非學術會議不恆相晤，計平生會面，僅三四度。每於刊物中見先生之文章翰墨以及篆刻印蛻，俱不啻有剪燭夜話之樂，忽聞其久病不克治，又不啻生平久要之情，為之深哀而痛惜也。今聞其及門諸友裒輯先生論學及書藝篆刻遺作為集，下征一言，謹述所懷，以告世之讀先生之書者，知其人然後知其學也。」贊曰：蜀山峨峨，岷水泱泱。先生高誼，道德文章。書源沈易，印傳周方。淵穆深穩，雅飭端莊。平生所仰，臨紙神傷。金石不磨，遺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