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凌：張鳴 撈到史學「大魚」(南方都市報 2010-6-13)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1957年出生，1978年考入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1985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1988年碩士研究生畢業。1994年再度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兩年後拿到博士學位。著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及歷史文化隨筆《直截了當的獨白》、《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等。
《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張鳴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5月版，29.80元。
周三下午五點多，張鳴提著大包離開人民大學的辦公室。下樓時在電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主動打招呼：「張老師，我看到你跟竇文濤做的節目了(《鏘鏘三人行》)，真有意思！」張鳴嘿嘿一笑。他沒有透露自己第二天就要在陽光衛視主持一檔歷史對話節目，第一期的嘉賓是雷頤和十年砍柴。
「好玩唄，如果不好玩就不做了」，無論提及做研究，寫時評還是上電視，張鳴的回答都是「好玩」。即使是學術研究，只有他感興趣的東西他才會做。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有一位企業家是歷史愛好者，拿出很大一筆錢來希望張鳴研究晚清憲政，但張鳴拒絕了，原因是這個題目「雖然靠譜，但當時我不感興趣」。
張鳴家中，有一個他喜歡的小石雕：一個人雙手支膝，踞坐在螃蟹上，昂首向天，藐視一切的姿態，「多好啊，就喜歡這個牛哄哄的樣子。不喜歡他的霸道，但喜歡這種牛氣。」從當年炮轟大學、批評學術界「爛掉了」開始，他就以「野路子」、個性十足而廣為人知。「沒有個性是做不好學者的，自己就把自己閹割了。」張鳴說，四平八穩的人只適合做官。
口無遮攔的張鳴不僅在微博上跟人打嘴仗，對學術同行也不會客氣。不久前一個近代史的學術會議恰好請他做點評，他當場「大放厥詞」，「我批評人家，說我都不明白為什麼要寫這個論文，我看不出任何意義。」搞得那位專家極其狼狽。
早年放豬、學農機出身，雖然後來是歷史學博士，但張鳴一直視自己的學術為「野路子」，跟別人視角不一樣。最近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張鳴的新書《北洋裂變：五四與軍閥》，最讓張鳴得意的一點，是他發現「五四」這個被那麼多人做了那麼多年的題目，居然還是被他撈到了很多漏網的「大魚」。
2005年下半年，香港大學出版社的黎耀強找到張鳴，「勸誘」他寫「五四」，理由是：張鳴肯定能寫出跟別人筆下不一樣的「五四」來。在翻了一些研究著作之後，張鳴發現，別看「五四」研究者甚眾，居然留下了大量空白：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無人關注，「五四」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如何運作，怎麼動員，都是一筆糊塗賬。
4月底的一場讀書沙龍上，《潛規則》的作者吳思對張鳴說，你確實撈到了大魚。
吳思現場尤其稱讚書中《悲情製造》的一章，張鳴總結出「五四」的動員和運作模式，而這個模式適用於任何一場群眾運動。比如首先製造好人受害的悲情，將因肺結核而死的學生郭欽光塑造成被警察打死的受害者、頭號英雄，隨後將悲情誇張成危機，再通過隆重的葬禮吸引更多人參與，渲染鎮壓的悲劇，一步步「誇大劇情，誇大衝突，使這個運動迅速走上高潮」。
「這種邏輯有點讓那些對運動滿懷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是類似的場合，這個邏輯就會重演，除非中國真正進入了成熟的民主體制。張鳴的總結非常精彩，不光是清楚認識歷史，對現實社會也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吳思如此評價。
因為書名，《北洋裂變：五四與軍閥》一度被一些書店放在了物理書的架上，張鳴在自己的微博里當個笑話來講。如今他正在寫下一部書，關於辛亥革命的，同樣是因為「好玩」。
「五四」是一個政治運動
南方都市報：寫「五四」，為何用大量篇幅分析當時軍閥間的政治鬥爭？
張鳴：「五四」作為一個政治運動，過去的研究都側重思想文化，老在說新文化運動，來來去去就講那幾個知識分子：胡適、陳獨秀、傅斯年、蔡元培，好像「五四」是個思想運動一樣。其實「五四」是一個政治運動，它跟當時的政治格局，政治形勢都是分不開的。
南都：你的書中幾乎沒有提及這些知識分子。
張鳴：我不想提，他們都被說濫了。而且實際上政治運動跟他們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像蔡元培胡適這些人，都沒有參加遊行，運動都是學生搞的。當時參與遊行的羅家倫、傅斯年後來都退出了。
南都：這些知識分子搞的新文化運動總是對「五四」有影響吧？
張鳴：事實上，即使沒有新文化運動，以當時的政治形勢，巴黎和約的失敗，「五四」那時候(學生)也會上街的。中國有這個傳統：當感到國家面臨危亡的時候他們都會上街，以前是太學生，「五四」時是大學生。我們曾經有過東漢那種學潮，也有過北宋末期的學潮。當年的「五四」運動，就是以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運動」為導向。並不是說有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才有「五四」的政治運動。
但反過來說，因為有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確實更深入了，更往裡推進了。
南都：怎麼個推進法？
張鳴：「五四」之前，新文化運動就是一場「茶杯里的風暴」，《新青年》只是在一小部分學生里流傳，白話文也沒幾個人用。「五四」把新文化運動的聲音放大了。更多人開始關注這些東西，學生串聯，把新文化、新文學，傳播到各地。中國的大學，也就是在「五四」之後，才真正像個樣子。
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的走向也發生了分化。原來提倡的「民主」、「科學」、「自由」，「五四」之後，在某一個側面上，自由變成了國家自由，科學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民主變成社會主義民主，都是跟「五四」有關的。當然這是左翼的一脈，新文化運動還有其他方向，比如白話文以制度化的方式向全國推廣，西方體系進一步在中國確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更廣泛傳播。「五四」之後，有的人出去搞政治了，像張國燾；但也有人出去留學，回到書齋，像傅斯年。該學的學，該搞革命的搞革命。
該不該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自由？
南都：看完你的書，會發現「五四」過程中有值得批評的問題，比如學生們的暴力。
張鳴：當然，全世界的政治運動或群體運動都是這樣，會有過激和暴力的行為，需要靠謠言去散布恐怖氣氛，要用死人去激勵士氣，等等。你不能說政治運動的目的是正當的，他的手段也就一定正當。
「五四」留下的一個問題是：該不該為國家民族的利益去犧牲個人的自由？「五四」前，我不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調是科學民主，而是自由。《新青年》也好，《新潮》雜誌也好，更多的是宣揚個性解放、個人自由這樣的東西。怎麼從家庭中跑出來，怎麼逃婚，怎麼抗擊父母的嚴命，易卜生主義等等。但是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我們發現個人自由不見了。因為參加「五四」的人認為，為了國家，為了集體和民族的利益，可以放棄個人自由，還可以限制別人的自由。他們不允許商人賣日貨，也不許別人買和使用日貨。凡是不抵制日貨的，他們就視為漢奸；凡是賣日貨的，就抓起來，捆起來，戴著高帽子遊街。
南都：從書中看，其實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還是相當容忍的。
張鳴：對，你可以看到學生們不怕警察，也不怕兵，甚至主動挑釁警局，上門叫號。我在書里引了一段警察署長的話，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兩難的。這種容忍，一方面是因為學生們有正當的理由，愛國的理由很充足。而且那時承襲中國傳統的尊重讀書人的思想，士兵們自覺比學生低一等，不太敢動他們；另一方面是當時的軍閥確實相信共和國民主政體那一套。他們雖然有槍，但不敢鎮壓。北洋軍閥不是我們想像的封建軍閥，他們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產物，很多軍閥都是留過洋的，是中國學習西方的新軍，他們都相信進化論，相信西方體制，相信言論自由、民主這一套是好的，不敢做逆潮流的事情。
南都：你對書中的歷史人物形象，有顛覆傳統認知的么？
張鳴：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分析有些不一樣，另外對吳佩孚的形象也有我自己的分析。按照傳統學界的定論，曹章陸是三個賣國賊，我覺得不是，他們就是替罪羊。巴黎和約失敗了，其實這是誰都談不贏的。那是叢林時代，要靠國力來說話，弱國無外交。但總得找內部的人來負責，就找了他們三個。其實作為職業官僚，他們比很多政客都好。比如曹汝霖不貪污，不收回扣。個人品質是不錯的。後來日本人攻陷北平，哄勸曹汝霖出來做官，他也拒絕了。
南都：這麼多年，學界對這三人的定論一直是「賣國賊」么？
張鳴：學術界做事是這樣的，誰做出來了以後大家都跟著，說一樣的話，細節上翻點小花樣而已。誰也不想重新開一塊。整個學界的思想束縛太厲害了。即使看到不同的材料，他自己也會屏蔽了。比如「五四」運動中的過激行為，因為這個運動是政治正確，他也就視而不見。這也是為什麼關於「五四」的那麼多論文，我看了都沒啥意思。
南都：那你使用的史料有特別之處么？
張鳴：史料都是公開的，我不比別人多。如果藏著獨家資料別人看不到，然後做出東西來，那算什麼本事？那是封建學霸。就是同樣的材料，我看到的東西你們居然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只有我才能闡釋它的意義，這才是本事。
「五四」這個題目，我覺得挺好玩的：這麼大個事情，你們(歷史學界)做了這麼多年了，居然還有這麼多東西沒做，我還是能做出不一樣的，那不是挺好玩的嘛。
中國學術界都爛掉了，要學界影響力幹嗎？
南都：你說這是學術書，但寫法上不像。
張鳴：這就是一本學術著作，有大量注釋的。不過我在前言里說了，我挺不滿意的。我本來想不按當下學術套路來寫，寫成一個散文體的學術著作。但是寫出來之後還是覺得文字沒放開，好多地方還是有點磕磕絆絆。所以下一本寫辛亥革命的書我決定注釋也不要了，我會寫得更放鬆。最後把參考書目列出來就行了。
南都：現在聽到對這本書的評價如何？
張鳴：有一些，都是一邊倒地說好。而且學界也認，有些人跟我講，說你如果按照學術的模式來寫，就更轟動了。我說我才不要學術界的轟動。
南都：你現在不需要評職稱，不需要學術圈的地位、影響力么？
張鳴：職稱早就不需要了，影響力也就那樣。中國的學術界都爛掉了，要學界的影響力幹嗎？
南都：那你更看重大眾的評價？
張鳴：我看重歷史愛好者的評價。歷史本來也不生僻，如果寫出論文只有這個領域的幾個人看，有什麼意思呢？至少應該讓歷史愛好者看吧。
大眾倒談不上，因為我寫什麼都大眾不了，我還是小眾的。我跟易中天都不能比，他至少是中眾的。我即使寫歷史隨筆，還得是看過點書的人才會喜歡。大眾愛看故事，我覺得光講故事沒意思。
南都：你沒想過上百家講壇么？
張鳴：好像記得他們託人找過我，還有好幾家電視台都找過，我不想上。我的東西沒法在電視上講。你去就得按照它的規矩來講，它就要求你講故事，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來講。我知道我如果講了書會更好賣，但會損失很多東西。我覺得有些東西我是不能損失的。
南都：你現在還為報刊寫大量時評，會不會影響研究？
張鳴：不會，我寫評論花時間不多。半小時能寫一篇，手特快。編輯跟我約稿，等他回到家，我的稿子已經傳到郵箱了。
南都：怎麼開始寫時評的？
張鳴：一開始我寫的是歷史隨筆，後來因為學校很糟糕，我很憤怒，批判了學校。於是就有媒體來約我寫，慢慢就不光批評學校了，什麼都批。我寫得快，相對來說文筆犀利一點，讀者也愛看。其實寫得也不好，也就將就吧。如果稍微慢一點，改進一下，會更好一點。做著玩唄，我做學術也是為了好玩，不好玩就不做了。就是要保持一種自由的狀態。
采寫：南都記者田志凌
攝影：凌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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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10-06/13/node_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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