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要善於捕捉人心經驗（新論）

　　在變革時代的中國社會，立法者應該更加充分而理性地回應當下人心中對法律的期待，從而把握邏輯與經驗的關係、法律與人心的關係

　　不久前，中國人大網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審議稿。每一位關心立法的社會公眾，都可以通過相應途徑提出意見。這是民主立法、科學立法的體現，也意味著中國立法更加重視公眾意見和背後的人心經驗。

　　此前，關於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討論，多集中在拐賣兒童罪。所謂「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話題，大有全民參與之勢。隨後，草案二審稿的相關修改，被媒體解讀為「收買兒童，一律入刑」，迎來一片叫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在一般人尤其是受害家庭的內心，儘管有些收買兒童的人不以出賣為目的，但他們同樣算得上「人販」。如果立法者對這種人心經驗不予回應，儘管有可能在法律的邏輯上自圓其說，卻很難稱得上是合於時代、貼合人心的立法。進而言之，在變革時代的中國社會，立法者應該更加充分而理性地回應當下人心中對法律的期待，從而把握邏輯與經驗的關係、法律與人心的關係。

　　立法者首先要意識到，法律有著先天的滯後性，變革時代的法律尤其有著自身局限。從刑法視角看，兒童是作為國家的公民而存在的，兒童首先是國家的孩子，國家有責任保護兒童不作為商品被販賣。另一方面，兒童又是家庭的，與父母、家庭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倫理紐帶。法律尤其是刑法，如果不能對後者給予有力捍衛，勢必意味著刑法在保護目標上的局限性。尤其是，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在拐賣兒童案件中無法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對兒童的保護就顯得不夠，未能撫慰當事人及其家庭的倫理痛苦。這是需要立法者予以體察的。

　　立法不僅僅事關規則體系的建立，還要能夠安頓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回應人心所向、修補人世秩序之缺。在那些看似狂熱的民意背後，蘊含著巨大的倫理痛苦和情感訴求。被拐賣兒童的父母遭受的傷害，不止來自兒童淪為商品這一法律事實，更來自於家庭的破裂。換句話說，兒童作為保有自然權利的「人」和潛在的國家「公民」，生養在某個具體的家庭之中；兒童身上並不僅僅蘊含著法定權利，還承載著特定的倫理位格。被拐賣兒童淪為「商品」的過程，也是他們從有「家」的孩子減損為社會「孤兒」，以及原有家庭倫理秩序支離破碎的過程。特別是在如今核心家庭佔主導地位的現代社會中，失去孩子，無疑等於家庭人倫關係的坍塌。這是一種在現有法律制度中無法獲得撫慰的倫理痛苦。

　　因此，轉型中國的立法者，需要更多地正視這些人心經驗，正視轉型時代保護倫理價值的重要性。曆數刑法中與家庭相關的條文，以及我們有過的幾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家庭的社會功能和倫理內涵在法律上不斷縮減，這構成了當下立法者必須面對的時代處境。作為立法者，需要悉心捕捉和把握當下的人心經驗，比如人們如何感受親子關係，如何理解家庭的人倫秩序，等等，並將其納入法律的價值序列中。如此，才能使法律有可能承載特定的倫理理想，為當下的中國人找到心儀的生活秩序及其法權安排。

　　（作者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