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談劉少奇（黃崢）

王光美談劉少奇黃崢執筆

[ 2006-6-19 19:11:27 | By: 逛逛看看 ]「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區參加「四清」運動，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衛士長李太和同志電話，說：「少奇同志發高燒，周總理叫我們通知你，請你回來一下。」 　　我一聽，腦袋頓時「嗡」了一下。我在鄉下，最擔心、最牽掛的就是少奇的身體。他已是年近70的高齡老人，體質不好，工作緊張，又不知道自己照顧自己，我總感到可能要出事，現在連總理都驚動了，可見不是小毛小病。接到這個電話，我真是歸心似箭。 　　我回來的第二天，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先問劉秘書：「光美回來沒有？少奇同志退燒沒有？」當得知我已經回來，接著就和我通電話，問了情況，最後交待我說：「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 　　為使少奇靜心養病，儘快恢復，我們安排他轉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沒有幾天，毛主席通知讓少奇同志到上海開會。外出一勞累，就又犯了。上海會議散會後，我們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幾天，少奇同志的身體開始恢復。1966年元旦後的一天，天上下著雪，少奇要我把孩子們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來，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時因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更不用說聚會、談心。這天一說，孩子們都興高采烈地聚在父親跟前。一些能來的身邊工作人員也來了。 　　這天，少奇同志顯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談心。他說：「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幹些事。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他有點動情地講了他關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後說：「到了那時候，我們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可以瞑目了。」 　　劉源：記得那天父親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後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後，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父親說的這個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沒有說將來去大學教政治或哲學，而是說教林業、歷史。這有點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約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愛琴從外地回家，父親又把我們幾個孩子叫來談了一次話。父親先談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讀、幹部參加勞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最後他說：今天我要對你們幾個大孩子說一說，我老了，幹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後，黨和政府會給一些撫恤，但你們不能靠黨和政府的照顧，要靠自己。你們的媽媽級別、工資不高，你們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有責任幫助媽媽，把弟弟妹妹帶大帶好。特別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們第一次聽父親說這樣的話。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動，當場拿出200元錢，後來存到了小妹瀟瀟的存摺上。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並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後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到衝擊。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思想準備。6月3日，少奇同志緊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北京市和有關方面的彙報，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由於彭真、陸定一同志被撤職，中央決定調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從6月3日起，中央常委彙報會幾乎天天召開，由少奇同志主持。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批准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意的。在這之後，各單位的常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況。那幾天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群眾，圍在北京市委大樓前，甚至到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組。少奇同志對派工作組一事非常慎重。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最後決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陸續向北京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 　　少奇同志幾次向毛主席彙報運動發展情況，並請主席回北京領導運動，均無迴音。幾天後運動發展更加熾烈，有的學校發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經過商量，決定飛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當面懇請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託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少奇、恩來、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飛機去杭州。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亂打亂斗的事件。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的情況。當時我女兒平平在北師大一附中上學，她回家說，她們學校有人正在寫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少奇同志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面可能有高級幹部。 　　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和了解運動情況。6月19日晚我去了清華大學。 　　到了清華大學，劉濤等把我送到工作組辦公室。工作組組長葉林同志已經知道我要來，是薄一波同志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時告訴他的。葉林當時就說讓我當清華工作組的顧問。 　　6月21日，我正式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去學校了解運動情況。我住在離清華大學不遠的萬壽庄招待所，每天騎自行車去學校。 　　此後，根據中央精神，各學校的工作組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 　　7月18日晚，毛主席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後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主席彙報，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可是豐澤園門口停著好幾輛汽車，估計是陳伯達等人在裡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彙報會。會上，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遭到鄧小平等多數同志的反對。少奇同志同意多數同志的意見，並向到會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這裡的彙報會停止，今後直接到主席那裡彙報。當晚，毛主席在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彙報。主席這時沒有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判少奇、小平同志怕字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幹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少奇認為，馬上把工作組全部撤出會引起混亂，但表示服從主席的決定。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全會期間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個小會，發了脾氣，嚴厲批評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說：「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還說：「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麼不能反對！」當主席責問為什麼怕群眾時，少奇插話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主席還批評少奇在北京專政，少奇說：「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少奇還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少奇在選舉後當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作過的事，我都負責，決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他還請求辭去所任職務，說：中央常委、國家主席、毛著編委會主任，不適宜了，擔任不了。少奇同志發言後，林彪當即說「好」，站起來主動同少奇握手。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當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規定這次選舉結果不傳達、不公開。8月18日的公開，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討論。這時離八屆十一員全會結束不過五六天。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四人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卻成了惟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大會後，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我們家的幾個孩子也參加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有幾次紅衛兵組織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還興緻勃勃地講，以為是參加了「革命行動」。有一天，平平和源源在吃飯時，又說起晚上要跟著同學們去抄家。少奇一聽，當時就說：「你們不要去。」 　　吃完飯，少奇把孩子們叫過來，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你們破『四舊』，我不反對，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國家主席，必須對憲法負責。許多民主人士，跟我們黨合作了幾十年，是我們多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來之不易，不能讓它毀於一旦。」他還說：「《憲法》是我主持通過的，我要對你們講清楚，要對你們負責。」 　　不堪回首的歲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劉少奇和小女兒瀟瀟（小小）在一起（1964年）。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里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他的檢討，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的，儘管他思想上並沒有想通。 　　我曾問過少奇同志：你是怎樣提出反動路線的？少奇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 　　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1966年1月3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主動找少奇同志談話。我們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同志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學校去接受「階級教育」。我心裡難過，走進她們住的房間，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記。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親愛的爸爸媽媽呀，你們為什麼要生我？我本來根本就不該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心如刀絞，不由自主地拿著平平的日記本，走進少奇同志辦公室。少奇抬起頭，發現我滿臉淚痕，有些吃驚，走過來從我手裡接過日記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叫來，對他們說：「我犯了錯誤，可能要批判我幾個月，你們要經得起考驗和鍛煉，要經得起委屈，要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許多革命前輩都是在大風大浪中鍛鍊出來的。」他還說： 　　我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帶你們去延安或老家種地。我的職位高，對黨的責任大，犯了錯誤影響也大，但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我保證一定能改正錯誤。」 　　面對形形色色毫無根據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動情地對我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具體推薦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劉源：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在路上遇見亭亭，對她說：「毛主席找我爸爸談話了，要他『為革命當黑幫』。」亭亭回家在吃飯的時候對爸爸媽媽說了，我也在。媽媽不大相信，追問亭亭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是那樣說的嗎？爸爸說了一句：「她哪兒編得出來？」 　　王光美：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污衊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劉源：有一陣子，是我去醫務室為爸爸媽媽取葯，包括安眠藥。爸爸媽媽每天都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較大，但醫務室不多給，總是不夠。有一天媽媽開了個單子，讓我到街上買葯，大概有五六種，其中也有安眠藥，舒樂安定之類。我去了同仁堂等幾個藥店，還是沒有買齊，只買到三種。但安眠藥倒是買來了，一共6瓶，回來交給了媽媽。那時我和郝苗叔叔住一個屋子，飯後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說起上街買葯的事。郝苗問買什麼葯，我說安眠藥最多，6瓶。郝苗一聽大驚，責備我說：「你怎麼干這傻事呀？」我愣了，說：「我怎麼啦？」一時沒醒過神來。等我明白後，嚇了一跳，立時覺得渾身發麻，趕緊跑去向媽媽要葯。媽媽明白了我的意思，說：「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你放心。」可我還是不幹，堅決要求把安眠藥拿回來，我說：「葯我拿著，你們要，我隨時給。」 　　王光美：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 　　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回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作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斗群眾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我忍不住哭了。我說：「還不知道孩子們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靜親切地望著孩子們，肯定地說：「會把骨灰給你們的。你們是我的兒子、女兒嘛。這一點無論什麼人還是能夠做到的。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說完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從桌旁站起來，堅定地一字一句地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黨萬歲！」然後，在孩子們的注視下，離開飯廳，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作人質，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經作好了被關起來的準備，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帶上了。 　　周總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裡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一場大的考驗又要來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只哽咽著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臨近了。我們默默地作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他們組織了幾批造反派，在批鬥少奇和我的同時，也分別批鬥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鑄、曾志同志。 　　在批鬥的同時，專案組抄了我們家。批鬥會結束後，我被帶到後院，少奇被帶到前院。我倆被分別關押，互相見不到面，也不準子女和我們見面。前後院都有崗哨日夜監視。從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卻見不到面。當天分別時少奇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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