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既罵曹又斥魯的女作家 ——「《紅樓夢》與魯迅」論筆;之二

梁歸智蘇雪林的罵相號稱「另類才女」的蘇雪林（1896—1999），活了一百零三歲，是一位實在而真切地經歷見證了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演變的文化人。她的創作堪稱豐富，涉及小說、散文、戲劇、古典詩詞和繪畫等多種領域，以自傳體小說《棘心》和散文集《綠天》而一舉成名。她的生平履歷如下：祖籍安徽省太平縣，出生於浙江省瑞安縣。幼年就酷愛林琴南譯的西方小說，傾心文藝創作。1918年考進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1921年入李石曾、吳稚暉在法國設立的中法學院，然後轉入法國里昂國立大學學習西方繪畫；1925年返回中國，在蘇州的東吳大學和上海的滬江大學任教職；1931年到武漢大學，教授「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長達十八年之久，當時與凌叔華、袁昌英號稱「珞珈山三女傑」；1949年去香港，在真理學會任職；1950年再赴法國兩年，專門研究神話；1952年去台灣，先後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和台南成功大學，1973年退休。蘇雪林一共出了十六本書，在新文學作家中，大概也就屬於中流水平吧。她的著作，除了作為文學研究史料，後來的人很少會有閱讀興趣了。真正讓後世人記住她的，是她對曹雪芹和魯迅的惡劣辱罵。用「惡劣辱罵」這幾個字，似乎有點不太「學術」，但這幾個字確實頗符合蘇雪林文章的實際情況，她既然原本不「學術」，這裡轉述也就無法「學術」了。要是多引用原文，那風格氣味就容易成為「論文」，顯得刻板而不惹人喜歡。但既然說蘇雪林「辱罵」，那就得拿出真憑實據，否則豈不成了對蘇作家的「誣陷」？故此，下面也只有引幾段「證詞」。首先看蘇雪林罵曹雪芹和《紅樓夢》：原本《紅樓夢》之惡劣，出人想像之外，真所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但說不上一個「好」字，而且還說不上一個「通」字。全書遣詞造句，拖泥帶水，粘皮搭骨，很少有幾句話說得乾淨利落的。而且有時意義曖昧，要費許多猜測，才知道他說的是句什麼話，有時文理蹇澀，無論怎樣連貫不下去，有時作者自以為說話漂亮，誰知竟是一篇令人作嘔的「惡札」，有時作者從漢賦文選里撏扯一些生字僻句，自矜淹博，但徒事堆垛，毫無靈氣，也是一些令人皺眉的「濫調」與「浮詞」。因為作者曹雪芹實在不通，故此他毫無駕馭文字的力量，如我前文所舉「造句不自然」，「遣詞輕重失當」全書指不勝屈。《紅樓》的體例也並不純粹，或乞靈於文言，或乞靈於舊式小說，但他用文言既常鬧彆扭，學舊式小說也並不爽利，實在沒法，只有乞靈於口語，這便是所謂「京白」。《紅樓夢》之所以尚有一點長處，便在運用「京白」這一點上。不過這因作者文白兩途都走不通，才調動口語這個頭寸來周旋，並非他明白口語的優點才來運用的。這隻能算是曹雪芹意外的收穫，並不是他對於口語文學真正的貢獻。高鶚雖將原本《紅樓夢》整段的刪削、洗刷、整句的點竄、潤色，點鐵成金，化腐朽而為神奇，但他對於原本整個的結構，則並未改動。這並不是高鶚沒有力量改，實在由於整個結構太糟，一加改動便牽動全局，無法收拾，只有聽其自然算了。我寫了這一萬數千字的文章，《紅樓夢》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樣，讀者當亦瞭然。我以為《紅樓夢》好似《聊齋志異》上的「畫皮」，外表是個千嬌百媚的佳人，揭起那層皮子一看，卻是個藍臉獠牙的惡鬼。不，說惡鬼還抬高它，應該說只是一個全身潰爛，膿血交流，見之令人格格作嘔的癩病患者！或者有人要說《紅樓夢》既如此不堪，原本出世已將二載（此「原本」指庚辰本《石頭記》，當時剛發現不久——引者），讀的人也該不少，為什麼別人不說，卻待你來說呢？對喲，這是偶像崇拜問題，我早聲明過了。因為指斥一個久受香火，威靈奕赫的偶像，不僅旁觀者嘩然，自己也好像犯了褻瀆神明之罪，不免頭痛身熱，所以儘管狐疑滿腹，口中卻不敢說出來。這正像《西遊記》虎力鹿力諸仙對偽裝三清的孫大聖乞取仙丹聖水，卻嘗到一缽猴尿。雖然覺得滋味不對，卻只有抹唇拭嘴，彼此相望，誰也不敢先開口，為的上面坐著的原是他們素所崇拜的三清呀。我現在也是誤嘗猴尿的一個，我卻忍不住，首先發難，叫了出來「：《紅樓夢》只是一缽猴尿，並不是什麼仙丹聖水，你們愛喝，只管盡量吧，恕我不奉陪了！」（《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不過天下事無奇不有，竟有一個不學無術的沒落紈絝，寫了一部散漫鬆懈，毫無結構，並且尚未完稿的小說，居然膾炙人口，傳誦一時，讓他享受一百五十餘年的盛名。到了近代，這部小說的研究愈來愈盛，而作者的聲名也愈來愈大，這部著作，儼然成了舊小說之王，而這個作者的名譽和地位，不惟凌駕了馬班韓歐，與世界名家也幾可分庭抗禮，雖有原本出世，真相揭穿，而一般人狃於先入之見，對他仍存莫大敬意，有人指摘，也難免煮鶴焚琴之謗，看來這位作家竟要永遠大紅大紫下去。這位作家是誰，便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所以我要說他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第一幸運兒，因為世界文史尚找不著這麼個先例。（《世界文史第一幸運兒——曹雪芹》）蘇雪林罵魯迅，則更耐人尋味。1936年11月12日，全國文化界正在轟轟烈烈地悼念魯迅，蘇雪林卻寫了一封《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並托南京的某人代轉蔡元培。後來蘇雪林在自跋中說：「某先生以書中措詞過於狂直，恐傷蔡先生之意，抑壓月余，及蔡先生病，乃來函勸余慎重考慮。不久西安變作，余亦渾忘魯迅之事，故此書始終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字惡腔調』，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故刊殘稿於此聊存當日一段公案云爾。」這封信乃於1937年3月16日漢口《奔濤》第一卷第2期刊出。這篇信文對蔡元培主持魯迅喪儀錶示非常不滿，當然來自蘇雪林對魯迅的惡劣評價：一曰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影響也。魯迅在五四時代，贊助新文化運動，誠有微勞，然自女師大風潮之後，挾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態，轉其筆鋒，專以攻訐三數私人為事，其雜感文字自《華蓋集》至《准風月談》約十四五種，析其內容，攻擊彼個人所怨之「正人君子」竟佔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筆尖酸刻毒，無與倫比，且迴旋繳繞，百變而不窮：知青年之憎惡特權階級也，則謂「正人君子」為特權階級之幫閑者；知青年憎惡軍閥也，則謂「正人君子」為軍閥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惡帝國主義也，則謂「正人君子」為帝國主義之勾結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惡之對象屢變，則魯迅筆鋒所周納之「正人君子」罪狀亦屢變……今日青年崇拜魯迅，有類瘋狂，讀其書而慕其為人，受其病態之心理之熏染，必將盡化為魯迅而後已。夫青年者，國家之元氣，民族之命脈，而亦先生所愛惜珍護，逾於頭目心肝者也。過去之青年，受魯迅人格之感化，墮落者已比比然矣，現在，未來，尚有無量數天真純潔之青年，亦將成為褊狹陰險，多疑善妒，睚眥必報，不近人情之人，豈先生之所雅願者哉……二曰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魯迅之得青年愛戴，在其左傾。然魯迅思想，虛無悲觀，且鄙視中國民族，以為根本不可救藥，乃居然以革命戰士自命，引導青年奮鬥，人格矛盾如此，果何為哉？則曰魯迅之左傾，非真有愛於共產主義也，非確信赤化政策之足為中國民族出路也，為利焉耳，為名焉耳。今日新文化已為左派壟斷，宣傳共產主義之書報，最得青年之歡迎，一報之出，不脛而走，一書之出，紙貴洛陽。當上海書業景氣時代，魯迅個人版稅，年達萬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纏久已累累……然今日青年之於魯迅，幾於魯迅顰而顰，魯迅笑而笑，魯迅噴嚏而亦噴嚏，則誠過去文史之所少見。然青年則如何知，是皆魯迅好諂之念所造成耳，蓋魯迅盤踞文壇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與其所損傷之元氣，即再過十年亦難挽回恢復焉……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餘年，根柢頗深固。「九一八」後，強敵披猖，政府態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國統一成功，政府威權鞏固，國人觀感大有轉移，左派己身大有沒落之憂懼，故於魯迅之死，極力鋪張，無蘄此左翼巨頭之印象，深入青年腦海，而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注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寫了此信的第二天，即1936年11月13日，蘇雪林意猶未盡，再寫一篇對魯迅小說的書評《〈理水〉和〈出關〉》，1937年3月1日於南京《文藝月刊》第10卷第3期刊出。這是借《故事新編》里的兩篇作品說事，對魯迅諷刺撻伐。又過五天，即1936年11月18日，蘇雪林又致信胡適，斥罵魯迅，胡適回信批評蘇雪林，蘇、胡的兩封信於1937年3月1日《奔濤》第1期刊出。為什麼罵？蘇雪林給胡適的信，主要有四點內容。首先，她稱讚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持論穩健，態度和平」，是給青年們很好的「精神食糧」，並幫助自己認清了左派散布的「向左轉是中國唯一出路」之謬誤。其次，她和胡適討論「怎樣從左派掌握中取回新文化的問題」。她認為「五卅以後，赤焰大張，上海號為中國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較聞名的作家無不沾染赤色思想。他們文筆既佳，名望復大，又慣與出版事業合作。上海除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幾個老招牌的書店以外，其餘幾乎都成了他們的御用出版機關。他們灌輸赤化從文學入手，推廣至於藝術（如木刻，漫畫）、戲劇、電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化文化；甚至教科書的編製，中學生的讀物，也要插進一腳。」對於當時備受左派抨擊的國民黨政府，蘇雪林則為其辯護：「現在政府雖還不合我們理想的標準，但肯作平心之論的人，都承認她是二十五年來最好的一個政治機關。她有不到處，我們只有督責她，勉勵她，萬不可輕易就說反對的話。」（「她」是當時的用字習慣）既然如此，蘇雪林認為不能坐視無數青年淪為左派文化的犧牲品，呼籲胡適領導非左派文化界奪回新文化的主導權。第三，蘇雪林提出「如何矯正目前流行的淺薄而謬誤的救國理論問題」。說「左派從前最喜談『農民英勇的抗爭』，近來又喜談『大眾力量』……但軍備的準備沒有整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設沒有達到現代化的目的；所有的力量不能配合在一起，讓政府運用自如，雖有幾十萬萬的『大眾』也不能幹出什麼，我怕人多反而更亂哩。但庸俗的民眾和無知的青年受他們淺薄而謬誤的理論所麻醉，眾口附和，雷同一響，恨不得『大眾菩薩』立刻顯靈，好即日和日本宣戰，進兵收復失地」，希望胡適運用自己的影響予以矯正。第四，「是關於取締魯迅宗教宣傳的問題」。蘇雪林認為：「魯迅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便將自己造成一種偶像，死後他的羽黨和左派文人更極力替他裝金，恨不能教全國人民都香花供養。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藉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麼『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心中格格作惡。『左派』之企圖將魯迅造成教主，將魯迅印象打入全國青年腦筋，無非藉此宣傳共產主義，醞釀將來反動勢力。誰都知道中國花費巨大犧牲的代價，好容易造成今日統一的局面，僅存的元氣，絕不容再受斫傷。反動的勢力多醞釀一分，則目前局面的動搖性就增加一分，所以『魯迅宗教』的宣傳，政府方面是似乎不能坐視。」蘇雪林表示自己「不怕干犯魯黨之怒以及整個文壇的攻擊，很想做個堂·吉訶德先生，首加魯迅偶像以一矛」。蘇雪林再於1937年3月15日武昌《文藝》第4卷第3期發表自己四年前的一篇殘稿《論魯迅的雜感文》。其中肯定魯迅早期寫的《熱風》等雜文「宛如高山峻岭的空氣，那砭肌的尖利，沁心的寒冷，幾乎使體弱者不能呼吸，然而於生命極有益」，但認為「作者自《華蓋集》以後，便調轉攻擊中國腐敗文明的筆鋒，施之於個人或一個團體了。他那引繩批根，絮絮不休；他那『散布流言』、『捏造事實』、『放冷箭』種種手段使用得太多而露出的破綻，都使讀者煩膩，挑讀者反感。他把牛刀去割雞固然可惜，而因此露出自己『不近人情』的性格，失去讀者的同情則更為可惜」。然後攻擊魯迅性格「陰賊，忮刻，多疑，善妒，氣量褊狹，復仇心強烈堅韌」等。正像蘇雪林也曾經讚美曹雪芹和《紅樓夢》，所謂「我從前也是一個『紅迷』，也曾推重《紅樓夢》為舊式小說之王」（《由〈紅樓夢〉現象談到偶像崇拜》），蘇雪林早期也寫過一篇高度評價魯迅的論文《〈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發表於1934年11月5日《國聞周報》第11卷第44期。文章說「自新文學發生以來，像《阿Q正傳》魔力之大的，還找不出第二例子呢」，認為《阿Q正傳》的價值和魅力在於它影射了中國民族普遍的劣根性，並概括為卑怯、精神勝利法、善於投機、誇大狂妄與自尊癖性等主要特點。為什麼蘇雪林對曹雪芹和魯迅都先贊後罵呢？這裡面有什麼值得深入思考的？有什麼可以深入闡釋的空間？良有趣也，亦頗有益也——探索一下蘇雪林罵曹雪芹和魯迅這樁文學和文化公案。蘇雪林為什麼罵曹雪芹和原本《紅樓夢》？那主要是她「做學問」和「文學鑒賞力」有問題。她沒有對《紅樓夢》複雜的版本演變情況做研究，粗率地把庚辰本《石頭記》當做曹雪芹的手稿，把上面抄書人的失誤全部栽到曹雪芹的頭上，根據那些漏句、衍字、錯改、妄添……就下了一個輕薄的斷語，說《紅樓夢》原本「不但說不上一個『好』字，而且說不上一個『通』字」。蘇雪林是個「白話文」興起後的新文學作家，新文學本身還是一個沒怎麼發育成熟的孩子，舊文學的根柢又受到了輕視，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蘇作家，對曹雪芹融會古今而「打破陳腐舊套」，以「陌生化」的獨立創造為旨歸的文本不得其門而入，說白了，就是不具備鑒賞能力。曹雪芹「令世人換新眼目」的創新創造，到了蘇作家眼中，成了「造句欠自然」，「說話無輕重」，「句法雜湊文理不通」，「文白雜糅體例不純」，「結構鬆懈、散漫，只是曹雪芹幼年時代富貴奢華生活的回憶錄。作者又是個文學修養極劣，想像力完全缺乏的人」。這就像《西遊記》里的孫悟空偷了鎮元大仙的人蔘果給唐僧吃，唐僧不認得，硬說是未滿月的嬰兒而拒絕食用一樣。蘇雪林是堅決反共的，按說應該和共產主義運動演變中曾反覆出現的教條主義錯誤互不相能。可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蘇作家的文學審美理想，居然和後來中國內地曾喧囂一時的「高大全」、「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旋律」如出一轍。她讚美高鶚修改過的尤三姐，說她「剛強豪爽，磊落英多」，對曹雪芹原著中的尤三姐則認為「頗難令人同情」，因為「在原本里，三姐二姐和賈珍父子都不幹凈」，還上升到理論高度，說「性格上的不純一，是小說人物的致命傷，曹雪芹又何足以知」。原來，把人性簡單化的教條主義並不僅僅是極「左」思潮獨有的。其實也不奇怪，這不就是脂硯齋批語所批評的「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之倫理本位傳統文化思想在審美上的反映嗎？蘇女士於是站到了紅學中「捧高派」的隊伍里，大聲疾呼地說：「全書的精彩倒在高鶚的後四十回。我覺得高鶚不愧姓高，他的才華，真正高而又高，《紅樓夢》的榮譽應該完全歸給他才是。近代許多紅學家狂捧曹雪芹，而亂罵高鶚，實令我痛感不平！」（《由〈紅樓夢〉談到偶像崇拜》）從紅學發展史的長河中觀察，蘇作家的表現並不是孤立的，後來也不斷有號稱作家的人和蘇女士取相同相似的立場，如台灣的林語堂、高陽，內地的李國文，最近出版了《紅學末路》的克非據說也是一位作家……但同樣是作家的張愛玲和劉心武則取完全相反的立場，張愛玲說自從她十二三歲時看《紅樓夢》，看到八十回以後，只覺得「天日無光，百般無味」，說後四十回成了原著的「附骨之疽」。劉心武則說他要「擺脫高鶚的胡編亂造」，要接續前八十回，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來。「作家」又豈能一概而論？其實無論學者還是作家，或者一個普通的《紅樓夢》讀者，都有對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兩種不同的《紅樓夢》文本迥異的眼光和評價。這正是中華文化中一個最有趣味的問題，它反映出沉澱在民族意識、潛意識和無意識中的文化心理、審美心理的複雜糾纏，我在幾本拙著中已經多次「尋根」和「解結」，這裡就不再涉及那些艱深的理論問題，「蜻蜓點水」或「畫龍點睛」一下吧。一個別開生面的切入口蘇雪林罵魯迅，則因素更複雜一些，既有政治原因、思想原因，也有個人的恩怨。胡適在1936年12月14日的複信中批評蘇雪林說：余如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舊醫，療養則欲赴鎌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話——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張夢陽在《中國魯迅學通史》中則分析說：蘇雪林轉而攻擊魯迅的原因，從她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是由對待當時政府的態度所引起的。蘇雪林認為「現在政府雖還不合我們的理想標準，但肯作平心之論的人，都承認她是二十五年來最好的一個政治機關。她有不到處，我們只有督責她，勉勵她，萬不可輕易就說反對的話」。然而，對1927年以「清黨」為借口血腥鎮壓同盟者建立起來的這一政府的合法性，她則閉口不談；對30年代依靠捕殺和謀害左翼作家扼制人民自由權利的藍衣社和法西斯行徑，她更是視而不見；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她則更是不僅不予揭露，反而極力為之辯護，甚至不惜污衊人民大眾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切都清楚地說明了蘇雪林的政治立場，而也正是這種政治立場的極端化和激烈化，導致了她對魯迅的「惡強調」，失去了寫作《〈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時的學理精神和藝術感受力，變成了一個失去理智的罵人機器。不過，說蘇雪林「失去理智」其實並不準確，應該說蘇雪林反共的立場十分理智，正是這種理智產生了她反對魯迅的堅定。她認為魯迅和左翼作家們的創作活動會助長當時正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共產黨的勢焰，從而危及國民黨的政權，站在蘇雪林以及和她一樣的反共人士的立場來看，甚至應該說蘇雪林是深刻和有遠見的。以致今日還有中國內地的自由主義學者讚歎「犀利當看蘇雪林」。蘇雪林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已經十分明確地指出，如果繼續推崇魯迅，將導致共產黨掌握全中國，那時你蔡先生難辭其咎。所以雖然受到自己所崇拜的胡適批評，蘇雪林並沒有改變自己，她於20世紀60年代，到台灣定居後，又寫了《魯迅傳論》，並在台灣的《傳記文學叢書》中連載，後來收入了《我論魯迅》一書。《我論魯迅》由台灣愛眉文藝出版社出版，彙集了她三十餘年反對魯迅的文章。在眾多反對魯迅的文章里，這是敵意最濃郁的。蘇雪林坦白地說：「『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事業。」她後來對自己早期讚揚《阿Q正傳》也「甚以為悔」，認為魯迅眼中只有猥瑣的人格，而不注意歷史中那些氣質昂藏的人物，《阿Q正傳》傳遍世界是「中華民族的恥辱」。2005年第6期《書屋》，刊有署名厲梅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蘇雪林的兩種姿態》，則具體分析了蘇雪林的個性以及她與魯迅的恩怨。這篇文章認為，蘇雪林過激且自負，往往以有悖於常理的方式演繹，是蘇雪林童年時代的經歷對她性格的影響所造成。蘇雪林幼年時像男孩一樣淘氣好動，討厭憎恨祖母，和父親關係淡漠，唯一的溫暖來自任勞任怨、和順持家的母親。這種關係形成了她一種特殊的情結，成為她以後行事的一種無意識的根由。她讀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時，很羨慕班上同學廬隱的大膽熱烈和瀟洒，她則看起來澀訥、羞怯，實際上她已將自己骨子裡的野性寄放在內心。蘇雪林未婚前已經感到和未婚夫張寶齡性情不合，做過解除婚約的努力，最後卻沒有擺脫家庭壓力，投入了一份無愛的婚姻之網。她的婚姻狀況很糟，卻執拗地不離婚，因為她有觀念上的潔癖，擔心會因此影響自己的形象。但在人生更多的事件和選擇面前，蘇雪林被壓抑的野性會迸發出來，以一種挑剔、不滿和攻擊施之於旁人。蘇雪林在魯迅逝世以後開始罵魯，秉持一種修辭上的暴力和意氣的討伐，把罵人的藝術發揮到極致。同時，她把胡適樹為楷模，在文章中表露出脈脈情愫。在《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中，她表達對胡適逝世的感想：「但胡先生之逝，舉國同聲悲悼，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傷痛，這種情感，出於自然，誰也沒有勉強他們，我以為這便可以證明胡先生的偉大。」這和魯迅逝世後她面對知識界和文藝界的悲痛產生的感受形成何等鮮明的對照！厲梅認為這和蘇雪林幼年缺少父愛因而潛伏有「戀父情節」有關，她對胡適的依仗由於此，她對魯迅的惡罵也由於此。蘇雪林第一次見魯迅是1928年在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舉辦的宴會上。蘇雪林對魯迅原本是崇拜的，因為魯迅在文學界和青年群體間有巨大的號召力，魯迅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父親。但蘇雪林初見魯迅，卻受到了魯迅的冷遇。她回憶說，魯迅對自己的態度非常冷淡，甚至是傲慢。蘇雪林認為可能是由於她在陳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上發表過文章，魯迅有點「恨屋及烏」，所以連帶討厭自己。蘇雪林和魯迅還有另一次針鋒相對的思想衝突，就是北京女師大學潮驅趕校長楊蔭榆造成的流血事件。魯迅支持學生運動，對自己的學生劉和珍等人在事件中犧牲悲痛異常，寫下了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而蘇雪林則非常尊敬楊蔭榆，認為魯迅的反應是他由於此事而丟了官發泄私怨。胡適給蘇雪林上過課，其風采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自傳中，蘇雪林寫到自己在胡適面前有一種莫名的感覺：在胡適招呼她共享茶點時，她竟然感到羞怯而逃避；在胡適家的客廳里對坐時，她會有受寵若驚、亦真亦幻的恍惚；她自承感情麻木，但在胡適逝世後，她竟然悲痛至極，連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種奇異的經驗……厲梅說讀蘇雪林這些回憶文字「能感到一種甜甜的愛情味道」，認為蘇雪林實際上將自己婚姻中虛缺的愛情轉換成一種對胡適柏拉圖式的戀情。而胡適的寬容和魯迅的傲慢構成強烈對比，蘇雪林在胡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鏡像版，發現了自己女性性質的一面，她已接受了將野性壓抑起來的自己現在的形象，並對胡適做了誤認，將其誤認為父親之外的另一個男性形象，這種誤認使她對胡適充滿了感激和仰慕。但是當胡適對她過激地抨擊魯迅提出批評時，她的誤認被驚醒：胡適的平和穩健與她骨子裡的野性並不諧和，所以她不接受胡適的批評，照樣發表了給蔡元培的信。魯迅受尼採的影響很深，他的言行體現出不息的強力意志，對黑暗勢力投擲匕首和投槍，要把一切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所謂身上充滿了鬼氣和毒氣。厲梅說，這些無價值的東西在蘇雪林那裡則正是生活的實在界，是她一生都刻意迴避的東西。在她的作品中雖然也有對悲慘人間的描寫，但她總是堅持視線所及的原則，就像她對郁達夫、沈從文的作品不予信任一樣，她的結論止於一種道德的觀感。她不僅嘲諷魯迅腰纏累累，也嘲諷郁達夫一邊哭窮，一邊流連風月，最後還滑稽地把個人性壓抑冠以祖國貧窮的理由。她還抨擊沈從文、張資平等人傳播墮落的浪漫，將文學為人生的大用做了扭曲，用淫靡、浮濫的描寫腐蝕青年的心靈，使他們終日纏綿歌哭，忘記了國事和社會。魯迅、郁達夫和沈從文是「五四」以來最有成就的作家，蘇雪林居然都看不上眼，這位蘇作家的藝術品位也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不能因此抹殺蘇雪林的道德堅持：她在抗戰時把自己的五十兩黃金捐獻出來，自己的生活卻十分儉樸甚至拮据。人性和生活的確是複雜的，不能做簡單化的理解。不過，我們也就可以明白：蘇雪林何以對曹雪芹原著沒有感覺卻對高鶚的後四十回續書大加揄揚，何以要讚美高鶚修改過的那個「純潔」的尤三姐而不喜歡曹雪芹筆下那個淫而且情的尤三姐了，這實在有根源於血胤氣質和審美質素方面的原因。孫郁《被褻瀆的魯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些話還是比較深刻的：蘇雪林對魯迅的仇視，現在看來完全是兩種世界觀與兩種人格衝突的反映。蘇雪林是一位頗具紳士氣的女性，她從骨子裡就討厭非理性的衝動……儘管她主張理性主義，但批判起別人來，卻大有非理性的一面。從蘇雪林的人生態度里，人們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種貴族氣和保守主義的精神特性。在許多文章里，蘇雪林一直表示出對尼采、叔本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滿。她把共產主義理論與這些非理性的社會思潮聯繫在一起加以否定。從這個角度上看，她又是一個古典化的保守主義者，一個安於現實而又不敢正視現實的高雅的封建貴族精神的膜拜者。在她看來，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中國政治結構已經確立，無須再加以變革了。文人墨客應與黨國保持絕對的一致與統一。所謂左翼文學與反抗文學，完全是造成社會毀滅的禍根。蘇雪林的精神哲學的核心就在這裡。她永遠無法理解魯迅的精神個性與時代性的內在聯繫。她不懂得魯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現出的文化價值在中國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她對魯迅的認識是來自一種主觀的情緒，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觀的分析。她的批評墮入了謾罵的嚷叫之中，令人難以卒讀。蘇雪林的治學態度即使是在內地極「左」的時代里，也是罕見的。不過，魯迅學的研究者們不了解紅學，沒有注意蘇雪林對曹雪芹和《紅樓夢》也是「無法理解」的。而這一點，實際上很有意味，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曹雪芹和魯迅，《紅樓夢》和魯迅，其間有一種內在的精神聯繫，可以說這是一種天賦才能和心靈氣質的自然會通。魯迅是一個不易被中國人接受的人物。許多中國人在心靈深處，存在著一種對魯迅的拒絕心理。這些人大致為：貴族、紳士、市民，以及無特操的民眾。同樣的道理，曹雪芹的真《紅樓夢》也是不易被這些種類的中國人所接受的。而由於曹雪芹原著被腰斬扼殺和被後四十回偷梁換柱、李代桃僵，要澄清《紅樓夢》的公案就更為複雜了。而蘇雪林對曹與魯的「罵」，卻提供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切入口。這也正是「紅與黑」的一個課題。作者：梁歸智，中國當代紅學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師從山西大學中文系教授姚奠中（章太炎的研究生、關門弟子）學習古典文學，開創了紅學研究中的一個新分支「探佚學」，有著作《〈石頭記〉探佚》《神仙意境》《簫劍集》等十餘部。原載：《名作欣賞》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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