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衰落論錯在哪——兼與雷思海兄商榷(2013-04-09 11:07:26)

　　單從《世界新聞報》評論部主編雷思海兄近期的微博來看，他帶有一種觀點認定美國已經出現衰落的跡象，他甚至得出一個結論，認為大約於2016年前後，中國與美國將會出現一場類似於英國正式取代荷蘭、美國正式取代英國之前，所必會出現的大對決。只是他認為這種對決，更多的不是軍事，而是經濟特別是金融上的對決。

　　有關美國的衰落論，事實上早已有之。早在2005年，英國斯特靈大學國際關係學者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博士和他的同胞英國國際關係學者比倫特·格卡伊博士，在其出版的新書中認為：與1947年相比，如今美國的經濟地位正受到挑戰，它在世界貿易中所佔的份額大大減少，美國的經濟實力正在相對弱化。而布希政府之所以會對9·11事件做出過度反應，深層次的原因就在於美國經濟實力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總體下降。美國之所以撇開聯合國而悍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意圖以戰爭的手段來捍衛它因為經濟力下降而引發的國力衰退。美國近年來不斷使用武力的做法，不僅僅是為應對冷戰後地緣政治局勢變化所採取的策略，同時也是為了繼續維護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霸權地位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之一。

　　這兩位作者認為，「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而且單憑軍事手段也無法扭轉美國經濟衰落的趨勢。1」

　　事實上，唱衰美國的遠不止來自英國的這兩位博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教授Josef Joffe曾做過專門的研究，發現「美國衰落論」具有明顯的周期性。他甚至通過經濟學裡的經濟周期理論發現，這種觀點還具有明顯的波長規律，他說這一變化是重複發生的，並且具有顯然的階段性的；從時間上說周期大概為10年左右。

　　對於他的這種觀點，我是比較贊同的，因為在對中國會否重蹈日本這一命題予以研究時，發現大量的例證也的確支持這一論斷。

　　Josef Joffe經過研究還發現，「美國衰敗論」一般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必然衰敗論」（客觀論），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者保羅.肯尼迪算是個中代表。這位老先生早於1988年以一本《大國興衰》而享譽全球，他在書中對當時的日本給予了無比樂觀的預測：日本將於2000年依靠其金融實力，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真正的中心。而到2009年他又舊調重提，全球金融危機最大的損失者就是山姆大叔。全球全力格局已經無可挽回地發生根本性裂變，開始從西方向亞洲轉移。

　　至於第二類美國衰敗論，可稱為主觀衰敗論或幸災樂禍論。譬如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就是代表人物。馬凱碩曾競選過聯合國秘書長這一職位，可惜最後鎩羽而歸。傳說，原因是美國人在背後使絆子；在傳說，這讓他與山姆大叔結了梁子。等他黯然的回到新加坡老家，越琢磨越不爽，就憤然提筆，遵從巴金先生的教誨，與其不善於言，就只好用筆來戰鬥。於是，滿腔悲憤，化作一本叫《新亞洲半球：不可阻擋的全球權力東移》的書，他宣稱，美國不僅事實上已經失去全球帶頭大哥的地位，而且思想上還不願意承認現實。引用原話就是，「可悲的是，西方知識界依然沉迷於西方超級霸權的心態裡面難以自拔。然而，西方之外的世界卻高歌猛進。西方霸權的逐漸衰落大勢所趨，無法逆轉。」

　　其實在他們之前，就已有包括赫爾曼.卡恩、傅高義等在內的學者，紛紛預言，美國必然會衰落，而日本將取其而代之。約瑟夫·奈就是在這種美國衰落論甚囂塵上，美國全國上下瀰漫著一股強烈的悲觀情緒的時候，出版了他的《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這本書。

　　在這本書里，約瑟夫·奈對當時的「美國衰落論」予以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國家實力(NationalPower，或譯為國家權力)不單純取決於，甚至也不主要取決于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他據此而表示美國並非因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最強，而是因被稱為「軟實力（Soft Power）」的「第三個側面」才稱雄世界2。

　　約瑟夫·奈所指的軟實力是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城市基礎設施等硬實力而言的，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他指出，不僅僅只是物質層面的內容決定了美國的強大，非物質層面的內容也同樣是美國強大的關鍵要素。

　　這一觀點得到大量學者的支持。在一本由威廉·奧爾森、戴維·麥克萊倫、費雷德·桑德曼主編的書里，他們就認為「國家實力或能力包含的內容比單純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要多得多。」3

　　「國家實力或能力包含的內容比單純的軍事實力要多得多。」邁可·曼(Michael Mann)就認為實力4可分為四種：意識形態上的實力、經濟上的實力、軍事上的實力和政治上的實力5。

　　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在他的那本著名的《Power Power》的書里也認為實力可分為武力、操縱、說服和權威四種形式。

　　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將國家權力要素歸納為十條：領土狀況、邊界特徵、人口規模、原料多寡、經濟與技術發展、財力、民族同質性、社會結合程度、政治穩定性、國民士氣。

　　法國政治學家雷蒙·阿隆則把實力籠統歸結為三大要素：某一政治單位所佔據的空間；該單位的資源泡括物力和人力；集體行動的能力及軍備組織、社會結構和質量。

　　從這上面各大家對國家實力這一概念的各種定義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國家實力因素中，既有物質的要素，也有非物質的或精神的要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萊因霍爾德·尼伯爾的「實力就是－種複合體」，它說實力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共同構成的——物質力量——無論是經濟力量還是軍事力量，只不過是整個實力中的組成部分而已，就非常的透徹。

　　另外，作為現實主義者的摩根索也很重視無形的實力的國家實力中的作用，他在《國家間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是這樣寫的：「為防止對權力中心要素的誤解，這些要素一直被過低地估計到完全被忽視的地步，現在必須使它和物質的力量同等重要，……我必須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強調非物質的因素，特別是……超凡的魅力。」他特彆強調外交質量、國民士氣對國家實力的影響。比如，在談到國家士氣時，摩根索指出：「在影響國家權力的具有決定性性質的三項人的因素中，國民士氣是突出的因素，因為我們難以對它們進行合理的預測，也因為它們對於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著持久、決定性的影響。這裡，我們不考慮是哪些因素影響了這一問題。我們只對這一事實感興趣，即某一國家比另一國家更經常地顯示出某種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並得到較高的評價。」

　　摩根索還告誡人們，物質力量的頂峰不等於國家實力的頂峰，在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僅憑物質力量，就可以長期把它的意志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摩根索尤其對把國家實力簡單地理解為物質力量這一觀念極度不感冒：有一種傾向，試圖將政治實力貶低為物質力量的實際運用，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雷·克萊因的「國力方程」構成，除了「基本實體(人口加領土)」、「經濟能力」、「軍事能力」三大物質要素外，也還包括「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兩大精神要素6。

　　塞繆爾·亨廷頓1988年在與保羅·肯尼迪論戰時也強調，美國的國力除了人口、資源、經濟、軍事、技術等物質要素以外，還有教育、社會凝聚力、政治穩定和外交聯盟等非物質要素。

　　甚至當時作為美國總統的里根也於1984年1月16日發表的一次講話中說：「實力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經濟力量舉足輕重……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的精神力量，還有我們國內人民的團結以及我們同國外盟友的團結。7」

　　1987年《日本的綜合國力》報告中列舉的龐大的國家實力要素體系，除了物質力量，也包括諸如「政策力」、「外交力」、「國民意識」、「同盟友好關係」等精神力量。

　　也就說，過去的理論家們，包括經典現實主義者所說的實力實際上是包含物質和非物質兩個層面的，用奈的話來說，是包含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個方面的。但是後來不少理論家們，特別是新現實主義者在分析國家實力的時候，通常就是依賴以下幾個具體、有形的統計數據：人口、國土面積、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長率……如果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論之外，只想論述物質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勢和優勢、時間和空間這幾個數學關係上，局限在幾個角、幾條線上，簡單固然是簡單了，「唯物」固然是「唯物」了，但正如克勞塞維茨在《戰略論》里所嘲笑的：如果只有這點可憐的東西，那麼，恐怕還不能用來給小學生出一道數學習題8。

　　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毛澤東，從來都堅持物質和精神的辯證統一：「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9。從這個基本原理出發，毛澤東在力量對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兩大因素的辯證關係。他不僅指出力量對比，是兩方面因素的對比：「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10他也指出力量對比的變化，是兩方面因素作用的產物：「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11

　　1957年，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中，指出了毛澤東物質、精神兩因素的軍事學說與美國單純軍事考慮的戰爭思想的不同：「毛澤東的軍事學說反對那種以純軍事考慮為基礎進行速決戰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美國戰爭思想的基礎。毛澤東軍事學說再三說明，在戰爭中精神因素與物質因素同樣重要。」同樣在當前的國家競爭——一場全新的戰爭中，毛澤東的軍事學說也應該完全適用，那就是精神因素與物質因素同樣重要。

　　可惜，包括雷思海兄在內的大多數的人，往往忽視這一點，他們過分注重那些容易進行定量分析的物質實力，往往忽視了實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會凝聚力、政治領導力、意識形態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

　　當然，這裡並不是說精神力量就是決定國家實力的唯一要素，也不是說非物質力量比較物質力量更具強大，而是強調國家實力不是片面的、單一維度的，它應該是綜合的、全面的。這和萊因霍爾德·尼伯爾「國家實力是－種複合體，它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共同構成的」觀點是一致的。

　　在這裡需要特別予以說明的是，我並不認為美國就不會衰退，會如Josef Joffe，這位極端保守派思想家所認為的，美國的國運可以做到基業長青、永續發展。因為這顯然不符合生命周期中的生、老、病、死，不符合生命周期中的形成、發展、成熟、衰落這一自然規律的，古埃及文明曾經統治世界幾千年，但最終還是以衰落為收場，還有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相對於啟蒙文明，中華文明莫不如此。就近來說，如西班牙和英國無不經歷了一個形成、發展、成熟和衰落的過程，那麼美國就能夠逃脫這一自然規律？

　　Josef Joffe這種雖不喊萬歲而透出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言論，大抵也算的是種荒謬的預言吧，我想是一定的。在這裡我認可客觀的「必然衰敗論」。

　　但我們不能夠就此認為Josef Joffe所批判的那些謬誤不再是謬誤，當然他們的謬誤不在於認為美國遲早會衰落，而在於他們所認定美國衰落的證據頗值得商榷。那些認為美國衰落的論者，無論是雷思海先生，還是《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的作者，抑或是來自美國的保羅.肯尼迪教授，還有新加坡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他們的共同點是：

　　以經濟實力來作為衡量一國實力的標準。就如約瑟夫.奈在1990年所指出的，這就是「美國衰落」論調的荒謬之處。

　　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固然是美國成為大國的關鍵，但它也就僅僅是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而已，另一個要素——軟實力，也同樣不能不當回事兒。歷史有過證明，強大但過於單一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也無法完全支撐一個國家成為大國，看看蘇聯和日本，就是個好「榜樣」。

　　日本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強大的經濟實力、龐大而耀眼的GDP並不等於國家實力，更與國民個人的生活品質無關。蘋果電子產品之所以流行起來，並成為一段時間內使用頻率極高的的流行詞，並被加以不盡相同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本身就是美國擁有的「軟實力」的一個表現。美國人所創造的概念往往總能夠風行全世界，這也應該算作是「話語霸權」的一種表現吧！從這點而言，現在就談「美國衰落論」顯然有些言之過早。

　　美國近期在經濟方面雖有波動，且這種波動還可謂巨大，實力難免受影響。但就憑壯漢生病就斷定人家不行了，顯然不太靠譜。事實上，誰還沒個大病小情？美國可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比排名第二的中國和排名第三的日本的總和還多；世界500強企業幾乎半數屬於美國，這是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的5倍；世界頂級品牌100強中的多數屬於美國。

　　更重要的是，幻想著能夠成為美國人的各國精英，不在少數。2009年上半年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出版了一份題為《衡量國家實力》的研究報告，提出應該將「軟實力」作為評估國家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報告中分析家們認為，軟實力是一個相當寬泛、而且具有相對性的概念。但報告還是給出了一個指標：衡量一國軟實力的強弱只需要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即可，這個問題就是「除了祖國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裡？」報告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綜合反映出一個國家在經濟、知識、文化等領域對外界產生的影響。

　　是的，人力的凝聚自古就是一國勝衰的重要指標。秦國之所以能夠取六國而代之，這跟商鞅、蘇秦、張儀、甘茂、范睢、呂不韋、李斯、韓非們，爭趨秦不無關係；而燕昭王之所以能將燕國再次中興，這跟樂毅、鄒衍、劇辛們爭趨燕國不無關係。同樣，美國真正能夠取代英國，跟愛因斯坦、恩里科·費米、馮·布勞恩、愛德華·特勒、馮·諾依曼等人爭趨美國不無關係。

　　更重要的是，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是吸引外國移民最多的國家；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美國共發出113萬818張綠卡，這比冰島或盧森堡整個國家的人口總數還要多。此外，在全球160萬海外留學生中，28%在美國。美國的很多成就，正是得益於這些移民和學子。

　　與此同時，美國仍是世界上遙遙領先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出口國；另外，2012年美國人囊括了包括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在內的三大項諾貝爾獎，分別是：

　　物理學獎：美國科學家大衛·維因蘭德(David Wineland)；

　　化學獎：美國科學家羅伯特.勒夫科維茲(Robert J. Lefkowitz)與布萊恩·K·卡比爾卡(Brian K. Kobilka)；

　　經濟學獎：美國經濟學家艾文·E·羅斯（Alvin E. Roth）和勞埃德·S·夏普利（Lloyd S. Shapley）；

　　這還不夠嗎？

　　種種的社會統計數據顯示，以目前的美國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或許因為禍亂於華爾街的金融危機而稍有影響，但還遠不是某些人所宣傳的那樣，已進入崩潰通道。

　　尤其重要的是，依照美國利益要求所設計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特別美元本位制和美聯儲依然牢牢掌控著全球貨幣政策、左右著全球金融市場。假如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IMF、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想整點事兒，只要美國不發話，基本上都做不成12。

　　我們積極和實在點的話，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思考中國未來走向和發展模式，這確實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把這種思考建立在美國就要崩潰或者衰退的幻想上，則無異於痴人說夢。

　　正確的態度是，我們應該更為系統、深入的去研究支撐美國成就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基礎到底是什麼？這不僅包括他的軍事基礎、經濟基礎等硬實力，還有他們的包括文化等在內的軟實力。

　　對於中國而言，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確實已經成長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我們說話是有分量了，但僅僅是有分量而已，離說一不二還遠著呢。

　　我們固然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能夸夸其談。我們需要的是放眼世界，從全球戰略高度來審視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既要清晰看到中國自身面臨的諸多困難，也要盡量充分發揮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為世界和平發展做貢獻，也為中國的長期持續發展創造最有利條件。

　　對於中國將從美國手裡接掌世界領導權，向松祚的觀點值得我們注意，他說：「確實言之過早，我們不要被聳人聽聞的言辭所忽悠而忘乎所以，我們需要正視自己潛在的巨大問題。」

[1]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博士，比倫特·格卡伊博士，《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07月

[2]約瑟夫·奈1990年《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

[3](美)威廉·奧爾森、戴維·麥克萊倫、費雷德·桑德曼編《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6頁

[4]Power本身就有權利、影響力、實力的意思,在這裡為了與軟實力Soft Power的翻譯相一致，故將其統一譯之為實力。

[5]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a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

[6]計算方法：這裡有必要對以往計算國力的方法作一簡單的介紹。

1、克勞斯·克諾爾（Klaus Knorr，1956）提出的國家實力含義包括經濟能力，行政競爭性和戰爭動員能力。這是最早的綜合國力方程，人們已經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儘管它是國家實力的基礎。

2、克勞福德·哲曼（Clifford German，1960）提出國家實力指數方程：

G=國家實力＝N（L+P+I+M）

式中N為核能力；L為土地；P為人口；I為工業基地；M為軍事力量規模。該方程是以核能力為中心的國力方程，一個國家的實力是與擁有核武器能力成正比，它反映了在冷戰和核時代條件下，一個國家擁有核武器的特殊重要性。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要大國都在拚命發展核武器，以其作為最重要的國家戰略資源和戰略手段。

3、維·福克斯（Wilhem Fucks，1965）提出一個非線性國力方程。該方程考慮三類變數：一是人口規模（P）；二是能源生產（Z）；三是鋼產量（Z1）。其方程為：

M=(P^2)*Z

M=(P^(3/2))*Z1

該方程是以工業化時代的傳統資源為基礎，其主要國家戰略目標是全球獲取更多的能源，大幅度提高本國的工業生產能力。

4、雷·克萊因（Ray Cline，1975）提出如下國力方程：

P=(C+E+M)*(S+W)

式中C為土地和人口；E為經濟實力，包括收入＋能源＋非燃料礦產資源＋製造業＋食物＋貿易；M為軍事能力，包括戰略平衡＋作戰能力＋激勵；S為國家戰略係數；W為國家意願，包括國家整合水平，領導人能力，與國家利益相關的戰略。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國力方程，方程的第一部分是客觀實力或硬實力，方程的第二部分是主觀實力或軟實力，而綜合國力是兩者的乘積。反映了研究者對軟實力的重視，但是如何計算軟實力是比較困難的。這種方法曾被美國軍方用來評估國際系統的長期趨勢。

[7]塞繆爾·亨廷頓《與保羅·肯尼迪一論短長》1988年

[8]克勞塞維茨德《戰略論》

[9]《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326頁

[10]《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69頁

[11]《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90頁

[12]最好的例證就是美國人對待《京都議定書》的態度和對事態的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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