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性描寫的文化和美學觀照

無論從開掘生活深度，還是從結構情節、刻畫人物等角度看問題，性描寫都是《金瓶梅》藝術創造的重要手段。但這並不是說《金瓶梅》的性描寫是完全成功的，恰恰在性描寫上，《金瓶梅》作者在很多地方不自覺地陷入了誤區。《金瓶梅》的性描寫，在敘述上可以分為四種情況：一是性關係過程的一般敘述；二是直接性行為（如性交過程）的描摹；三是對性慾、性行為過程的渲染（大部分採用鋪陳揚厲的韻文）；四是對性、性心理、性意識的提示和強調。人們一般特別厭惡《金瓶梅》中直接性行為的描寫和對性慾、性行為過程的渲染，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東西不僅與我們對性問題的心理意識和文學觀念、審美習慣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從根本上說是非文學、非藝術的。若干論者將《金瓶梅》性描寫歸結為"自然主義"或"客觀描寫"的問題。其實儘管《金瓶梅》是中國古代小說中具有近代氣息的作品，在"寫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它在藝術上無論如何沒有達到近代現實主義----如把巴爾扎克的高度，而是摻雜了許多有違其寫實風格的東西，其中尤以性描寫最為突出。《金瓶梅》中的盪子淫娃的行為，固然源於當時的生活，但作者的描寫，顯然有不少誇張的地方。書中常用韻文來鋪陳贊詠性行為，更帶有強烈的主觀揚厲色彩。《金瓶梅》的性描寫，有受"文學的傳統和慣例"影響的一面。如其中很多直接性行為的描寫，從場面、過程直到語言辭彙都是對《如意君傳》等書的抄襲和模仿。但既然文學創作從來都不是一種被動的行為，作為創作主體，《金瓶梅》作者的觀念傾向、心理情緒以及藝術理性，無疑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中晚明社會生活的更新、人性的萌動，和由此導致的社會價值取向、道德觀念的變化，不僅是《金瓶梅》描摹表現的對象，其思想精神也深刻地影響了《金瓶梅》的創作。正是由於對帶有新色素的社會生活和肯定"人慾"的社會思潮的認同，才使《金瓶梅》的作者著意去再現那個銅臭刺鼻、道德淪喪的世俗社會；才使他放棄道德的成見來處理筆下的人物。但是，正如中晚明是一個歷史的畸形紐結，是一個病態的社會，人們的性意識也表現出畸形和病態。晚明時期禁慾被打破後產生的是縱慾的宣洩，或者說，縱慾正是晚明破壞禁欲主義的形式；中晚明社會思潮更以宣揚人的原始本性、鼓吹恣情享樂為鬥爭武器。如果說禁欲主義是對人的本性的異化，那麼僅僅強調人的本能則是對人的本性的另一種異化。這種不健全的、異化的性意識，正是《金瓶梅》的性描寫常常滑到"色情"描寫的要害。我們看到作者是那樣熱衷於性，西門慶在大街上看女人，竟透過衣服看到性器官（第二回），送春藥給西門慶的胡僧被形容成一個男根模樣，其所吃的食物也都帶有性挑逗意味（第四十九回）。作者誇大性的感官享受，甚至對"淫器"和春宮圖也津津樂道（第十六、十三回），都是這種異化的性意識的表現。對於肉慾的張揚說明作者性意識處於低級層次。作為生活的參與者。《金瓶梅》作者感到了禁錮打破後情慾解放的愜意、歡暢，並在他的作品中表現了肉慾放縱的快適體驗。但是中國的小說家從來都把"載道"、"拯世"看作是自己的自覺責任，為了這種責任，他必須不僅以小說家，還要以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身份來看待生活。晚明這樣一個人慾橫流的時代，很容易引起那些在傳統道德觀念熏染下長大的小說家作為社會洞察者的憂慮和激發他們匡時世、濟民心的使命感。因此，張揚"人慾"的《金瓶梅》又處處充斥著道德說教和果報勸誡。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作者又似乎並不強調倫理綱常，而是特彆強調了從縱慾到死亡的恐懼----並以此論證向傳統復歸和宗教解脫。性恐懼和性崇拜，是人類古老的性意識的兩面。在對性的長期壓抑以及由此伴生的普遍神秘氣氛中，情慾導致罪惡，耽於肉慾必將致禍的認識已經如此深刻地融入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出於對性放縱的憂慮，作者的思想不自覺地擺回縱慾死亡的邏輯思考。正因為如此，從縱慾到死亡甚至成了《金瓶梅》一書的整體結構框架。作者以三個不能剋制慾念終於在慾海里沉沒的女人的名字來命名，也有這方面的意思。雖然從縱慾到死亡對晚明時代來說不無現實根據和認識意義，但作者為了完成他的論證，往往不惜對性的問題加以誇大或強調醜行。於是我們在《金瓶梅》中看到男人佔有和蹂躪女人，女人也玩弄和施虐於男人，男男女女玩著以生命為代價的遊戲。於是我們看到了西門慶、春梅等人在怎樣醜惡不堪中死去。於是《金瓶梅》里出現了性虐待、性瘋狂，惟獨沒有性愛的升華。性描寫的種種偏差，給《金瓶梅》藝術上帶來了相當損害。為了張揚情慾和性恐懼，作者誇張的描寫使他的人物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另外一種"奇人"。比如主人公西門慶，由於性格的一個側面被強調，質的清晰性有時候就被淹沒。其他如潘金蓮，由於作者施於其身的性描寫過於丑濫，讀者只能依稀聽到這一悲劇人物心靈深處發出的微弱的原始生命力的本質的呻吟，人物本來應該包涵的豐富的歷史和美學內容因此被大大削弱。至於《金瓶梅》敘事方式上的種種偏差所造成的本書美學品位的下降和導致種種接受上的障礙誤差，則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此不待言。要而言之，站在新的時代文化的高度看問題，《金瓶梅》性描寫種種偏差的要害是作者受時代制約的性意識。當性意識還停留在較低層次上--不管其是否對以往的歷史表現出進步的意義--要想在文學上達到藝術的完美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對我們來說，也具有深刻的垂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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