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念瑜：關於墨家及其弟子的尋蹤

【提要】墨家是一個以職業教育為基礎的社團組織。其社團成員都是墨家弟子。墨家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學派，到墨家晚期才形成秦墨、齊墨和楚墨，它們之間存在利益矛盾。墨家「俠義」精神是以生俱來的。遵循法律、「軌於正義」是墨者與遊俠的根本性區別。無庸忌諱，遊俠受到墨家「俠義」精神的影響，並成為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暴戾之風」和民粹主義運動的源泉。

墨家是戰國時期的一門顯學，甚至盛於儒家學派。而秦漢之際突然銷聲匿跡了。有關歷史記載零零碎碎，難窺全貌。本文重點尋蹤墨弟子的來源與從事的職業問題。

關於墨家的組織性質有很多猜測或說法。我認為墨家是以民辦職業教育為基礎的社團組織。

第一，墨家的基礎是民辦職業教育。先秦時代，私人辦學不始自孔子（黎翔鳳，2004.p.1244；王越，1957）。墨子私人辦學晚於孔子，但其規模並不小於孔子。《呂氏春秋·上德篇》：「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弟子」就是學生、門徒。

管子在齊國主政時，要求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居。安排士民住於閑靜之地，安排農民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場。使士人居處相聚而集中，閑時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悌。朝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從小時就習慣了，思想安定，不會見異思遷。因此，其父兄的教導，不嚴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學問，不勞苦也能學會。所以士人的子弟常為士人。使農家居處相聚而集中，分別四季，安排用具，置備器械。搞齊全耒耜枷鐮等等（《管子·小匡》）。在當時，不只是士之子弟設立專門的學校，農民、工民、商民居住的社區也有專門的學校來教育他們的子弟。《管子·弟子職》是現存最早的學生守則。墨子所辦的學校則是工民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場所。

第二，墨子與孔子一樣都遵循「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呂氏春秋·尊師》記載：子張，原是魯國庸俗的小人；顏涿聚，原是梁父山的大強盜；後來跟從孔子學習。段干木，原是晉國市集的大經紀，後來跟從子夏學習。高何、縣子石，原是齊國兇惡的人，被鄉間的人們所指責，後來跟從墨子學習。索盧參，原是東方大騙子，後來跟從禽滑黎學習。這六個人，是該受刑、被殺、被辱罵的人。因跟從老師學習而成為聞名天下顯達的人，王公大人信服並禮遇他們。在孔子、墨子看來，人品不好的人，通過學習也能改邪歸正。所以他們對求學者不問出身，有教無類。

第三，墨家教育內容多為工商業及相關專業知識。根據現存的《墨子》53篇內容來看，墨家教育內容包括政治教育、道德品德教育、科學知識（《墨辯》為後期墨家所學內容）和各類專門業務學習，等等。墨子也採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墨子·耕柱》記載：「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第四，墨家的私學帶有職業教育的特點。《墨子·修身》：「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士」，只有學識是遠遠不夠的，更要去身體力行。尤其是墨子所教為手工業技能方面的專業，離開實踐是行不通的。因此，墨子所辦私學應該有別於孔子的私學。根據《墨子·耕柱》記載，墨子推薦耕柱子到楚國做官、推薦高石子到衛國做官；《墨子·公輸》記載，墨子阻止公輸盤助楚攻宋對楚王說：「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禽滑厘等三百人」都是墨家弟子。他們助宋止楚，有沒有經濟報酬問題，沒有記載。但按照「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我認為墨家弟子是有經濟報酬的。從這個角度講，墨家私學不但幫助學生就業，並且直接組織弟子統一對外「承包」軍事工程。

墨家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約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墨翟是墨家第一任領袖。矩子制度在墨子生前已經形成。矩子的傳授系統是: 墨翟→禽滑厘→孟勝（許犯）→田襄子（田系、田鴆）→腹黃享（黃+享）。根據《呂氏春秋·上德篇》記載所傳遞的信息，矩子是終身職務,必於死前選定繼任者，而後傳授之，類似於佛教徒的衣缽相傳。墨家宗教氣味極濃,矩子「大低等於後世的宗教教祖」（龔維英，1987）。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關於墨翟的記載是：「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守御：防守；防禦。《國語·齊語》：「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御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墨子·公輸》記載：墨子為阻止公輸盤助楚攻宋，墨子勸阻，「……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禽滑厘是墨子的首席弟子，也是墨家第二任矩子。禽滑厘跟墨子學習的也是「守御」之術。《墨子·備城門》記載了墨子教禽滑厘「守御」之術。

孟勝是墨家的第三任矩子。孟勝守陽城國（即今方城縣），並死於陽城國（張新河，張九順.2010）。《呂氏春秋上德篇》記載，孟勝與一百八十五個弟子幫楚國的陽城君守城,楚悼王死後舊貴族反對吳起變法,推翻吳起，孟勝也參與。吳起因「伏王屍」被判車裂,而陽城君的士卒因箭射吳起誤中楚悼王屍體,陽城君與孟勝遭追究而出逃,孟勝與弟子被逼上與一百八十三個弟子自盡,並令三名弟子傳矩子于田襄子。古籍對田襄子的記載只有兩則，一在《呂氏春秋·上德》，一在《說苑·尊賢》，但《說苑》中稱為田讓，記載了田讓與衛王關於招覽士人的對話。

腹黃享（黃+享）是繼田襄子之後墨家矩子。居秦，與秦惠王同時代。《呂氏春秋·去私》記載腹黃享（黃+享）大義滅親，尊法殺子的故事。但他作為矩子與齊國、楚國等其他諸侯國的墨家是什麼關係，不得而知。

綜上可見，從墨翟到田襄子，墨家弟子都是從事「守御」工作的技術專家或武器專家。《墨子公輸》記載，當時戰爭進攻的方法主要有「臨、鉤、沖、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等十二種。而守御的方法是依據城池用相應的技術來化解。墨家弟子以組織的形式提供這些方法與技術設備。

關於墨家派別劃分有很多分類，具體包括：

第一種方法是將墨家劃分為「談辯」、「說書」、「從事」三派。據說這三派代表了墨子在世時墨子學派的構成。其依據是《墨子·耕柱》的記載，即：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是否可以此來劃分墨家派別，值得商榷。不過可看出，墨家弟子職業複雜，如修築城池，有築城的、有挑土的、有測量的；從大的方面講，有談辯的，有說書的，有從事的。

第二是韓非子的「三墨」說。《韓非子·顯學》：「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墨家分離為三派。

第三，陶潛「三墨」說。陶潛（大約365年-？）在其《群輔錄》一書之末，提出有「宋鈃、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和「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之「三墨」說。

第四，清代俞樾「三墨」說。因《墨子》書中《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諸篇皆分上、中、下三篇，且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故認為「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傳上、中、下三篇者即為「三墨」（俞樾，2001.p.1）。

第五，蒙文通關於「南方之墨」、「東方之墨」和「秦之墨」三派說。蒙文通（1894—1968年）根據《莊子·天下篇》，認為「南方之墨」也屬於「談辯一派」。蒙文通引《呂氏春秋·去宥》中「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為說，認為其中的謝子就是「說書一派」的代表，其特點是「奮於權說」，因而，「東方之墨」也屬於「說書一派」。蒙文通認為秦墨是「從事一派」，不重理論，不在誦《墨經》而倍譎不同之列，故《莊子》遺之（蒙文通，2000.p. 373）。

墨家弟子的來源與職業情況非常複雜。墨子在世與死後，墨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存在著不同的特點。因而，按照職業特點將墨家劃分成不同學派，並不妥當。實際上，墨子死後，墨家的地區特色比較明顯。各地區所形成的墨家在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上偏重不同，並且爭「正統」（真墨和別墨）、爭利益而互相排斥（宇野精一，1977.p.79）。我們重點介紹秦墨、齊墨和楚墨。

（一）秦墨

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成為墨家從事派的活動中心，墨家注重戰爭中的防禦策略和技術，使得墨家學說在理論上和文化上都與秦國有很高的契合度（孫鳳霞，2009），1975年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其中《為吏之道》等篇章有關器物的名稱與《墨守》是大同小異的，說明墨家弟子在秦統一六國戰爭中提供軍事技術上是有貢獻的。同時，墨家「尚賢」等學說對秦國社會也有巨大的影響（賈馬燕，2015年）。後來呂不韋入秦為相，把「駁而霸」的傳統發展到新階段，墨家「說書派」也被有選擇地納入治國的理論體系之中。但進入秦漢大一統時代，墨家傳人因其價值觀念的因素而沒有適時地發展其理論以服務於現實,最終被排擠出政治舞台之外（臧知非，2002）。

（二）齊墨

我認為齊墨學者主要在稷下學宮。《荀子·非十二子》將宋鈃與墨翟並稱，視其為墨學中人。《莊子·天下》將宋鈃與尹文子合論，稱之為墨家。《漢書·藝文志》將宋鈃與尹文子稱為名家。蒙文通在《楊朱學派考》一文中將宋鈃、尹文與慎到、田駢、接子、季真等稷下學派人物都視為「北方道家楊朱學派」（蒙文通，1995），郭沫若則將宋鈃、尹文與環淵、老聃、田駢、慎到分為三組，稱為「稷下道家三派」，並認為《管子》中的《心術》等篇，「毫無疑問是宋鈃、尹文一派的遺著」（郭沫若，2005；郭沫若,2012）。我們認為宋鈃與尹文子屬於後期墨家。

《考工記》、《墨經》這兩部傑出的科學著作應該是齊國稷下學宮的墨家集體創作而成。

（三）楚墨

墨子在楚惠王（前479年—前432年）時游楚。幾十年後再游楚魯陽；墨家矩子孟勝為楚陽城君守城，以身殉職，其弟子徐弱等180 人隨之殉死。《韓非子·顯學》講「有鄧陵氏之墨」。《莊子·天下》：「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楚墨行俠仗義，反對戰爭，是「兼愛」、「非攻」主張的行動擁護者。但在理論上毫無建樹，幾乎沒有什麼傳世的著作。

西周時期，各級官吏都由貴族或國族的人擔任。介於卿大夫與庶人之間的是士。而士有上中下三等，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孟子萬章下》）。而士都是接受過貴族教育體系的教育的。國學、鄉學和宮廷教育都要求學生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周禮·保氏》，教師亦官亦師。士多為卿大夫的家臣。由於實行兵農一體化體制，在軍隊中的「武士」也是士的有機組成部分。

「遊俠」是從武士演化而來的。其社會歷史原因十分複雜，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隨著野戰地位的提高，車戰退出歷史舞台，武士也退出了軍隊。「士」的分化和社會地位的變動劇烈；第二，在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諸侯之國、大夫之家分裂、兼并和重組等變化劇烈，使得部分「士」無「家」可歸，成為遊俠。

《墨子·雜守》篇把士分為「謀士」、「勇士」、「巧士」、「使士」。《墨子·魯問》中有「匹夫徒步之士」；《墨子·公孟》提到「國士」，需要有「射」藝。《商君書·算地》把士分為「談說之士」、「處士」、「勇士」、「技藝之士」、「商賈之士」。《莊子·徐無鬼》把士分為「知士」、「辯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禮教之士」、「仁義之士」等。總體上可將「士」分為「武士」、「學士」和低級官吏。其中武士又分為三類：一類為周天子和諸侯的武裝力量的低級軍官；二類為力氣大而勇悍之士；三類為俠士。典籍中稱之為「俠」、「節俠士」、「遊俠」。

司馬遷把「俠」分類為「布衣之俠」、「鄉曲之俠」、「閭巷之俠」。《史記·遊俠列傳》：「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其中「行雖不軌於正義」不是墨者的作為，但「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是墨者所具有的特點。

陸賈《新語·思務》：「墨子之門多勇士」。晚清學者陳澧在《東塾讀書記》卷12中說：「墨子之學，以死為能，戰國時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康有為繼之在《孔子改制考·儒墨最盛行並稱考》中提出：「俠即墨也。孔墨則舉姓，儒俠則舉教名，其實一也。」而將這種說法變成學術界公認的說法的是梁啟超在《墨子學案》的論證。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墨學研究者對遊俠即墨者都深信不疑。侯外廬（1962年）直接把遊俠稱為「墨俠」，認為它是後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派。余英時（2004年）則認為：「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中說到的『儒墨皆排擯不載』就是俠與儒墨兩家沒有淵源關係的斷案了」進而對梁啟超論證中的「儒墨」、「儒俠」對舉現象做了分析，認為「韓非子《五蠹》中之『儒』涵蓋了儒墨，是廣義上的指代知識分子。」另外在對遊俠的事迹做一番考察之後，得出「俠並非源於任何一派思想，也沒有發展出一套系統的思想，更沒有和任何學派合流。概括言之，俠只有社會譜系可說，其直接系統出自武士階層。」

我認為，將遊俠與墨家弟子等同起來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同時，認為遊俠與墨家沒有關係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遵守法律，維護社會正義是遊俠與墨者的最大差別。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明確指出：遊俠「不軌於正義」。東漢的荀悅（148-209年）撰《漢紀》指出：「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之遊俠。」（汪涌豪，2001.p.1）而墨者，尤其是秦國的墨者是嚴格遵守法律的。我們在上文介紹的墨家巨子腹黃享（黃+享）大義滅親，尊法殺子的故事就能說明問題。

第二，秦國沒有遊俠，遊俠都在六國。《韓非子》多處談到墨家，都是正面的，甚至談到儒家、墨家誰更符合先王正統時也沒有偏袒儒家。但卻譏諷俠士，即「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實際上，自商鞅變法以來，改變了「民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局面，又頒行《游士律》規定：「游士在，亡（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在秦國，基本上沒有遊俠生存的土壤。遊俠只是「六國」的風尚。

第三，遊俠與墨者都具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精神。《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家的勇士可能來源於「遊俠」。馮友蘭也指出：「關於墨子和他的追隨者來自遊俠，有許多憑證。」（馮友蘭，2004.p.46），如我們上文介紹的高何、縣子石就是「暴者」。同時，六國的非墨家弟子之遊俠也受到墨家俠義風尚的影響。

第一，墨家是一個以職業教育為基礎的社團組織。

墨家通常被認為是中國東周時期的哲學派別，諸子百家之一；有的認為墨家是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有嚴格紀律的學派；有的認為墨家具有宗教色彩，等等。我認為這些界定都存在片面性。實際上，墨家首先是以私人辦學為基礎，教師是能工能學的「士」或專家。墨家的私學與儒家的私學不同的是，前者必須注重實踐和訓練。同時，墨家是以弟子組成的團體去幫助諸侯國進行戰爭「守御」，並提供軍事裝備技術與方法。

第二，按照地區而不是按照職業來對墨家劃分派別可能更可取。

學術界通常將墨家劃分為「談辯一派」、「說書一派」和「從事一派」三派。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墨家矩子墨翟→禽滑厘→孟勝（許犯）→田襄子（田系、田鴆）→腹黃享（黃+享）都是兼「談辯」、「說書」和「從事」才能於一身的人物。自孟勝之後，墨家的地區性特色明顯，但居住在秦國的墨家矩子腹黃享（黃+享）與東方之墨和南方之墨是什麼關係，不可考。《莊子·天下篇》的說法，在《墨經》形成後才出現「真墨」與「別墨」之正統地位的爭論，更多地體現的是墨家弟子地區性利益性紛爭。因此，我認為墨家晚期才形成秦墨、齊墨和楚墨之分。

第三，墨家的「俠義」精神是以生俱來的。

《莊子·天下》曾經對此有過較為詳細的描述，即：「不奢於後世，不糜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躋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但是，墨家注重弟子的修身和道義教育。《呂氏春秋·當染》：「禽滑黎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黎，田擊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遵循法律、「軌於正義」是墨者與遊俠的根本區別。

第四，遊俠受到墨家「俠義」精神的影響，成為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暴戾之風」和民粹主義運動的源泉。

遊俠不等同於墨者。但遊俠受墨家思想影響。墨家崇尚人人平等的思想，為了正義「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這些精神對遊俠的「俠義」精神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也成為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暴戾之風」和民粹主義運動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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