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僑心連四海 同仇敵愾救中華（上）（銘記歷史　警示未來）

賣子救國的鄭潮炯。鄭社心供圖

關漢英向記者展示一張反映當年「一碗飯運動」的海報。本報記者 廖政軍攝

司徒贊夫婦（左一、左二）與次子司徒眉生夫婦（後排右二、右一）全家合影。司徒荻林供圖

何蓮香拿出老照片,激動不已。新華社發抗戰期間，海外華僑華人和祖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積極支援祖國，有的甚至回國參戰，獻出了寶貴生命，為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鄭潮炯賣子救國震南洋本報駐泰國記者張志文「如果不是為了支援抗戰，誰願意把自己剛出生40天的兒子賣掉呢？」70多年過去了，回憶起那段往事，82歲的鄭社心仍有掩飾不住的激動。鄭社心是新加坡著名華僑鄭潮炯次子，他向本報記者講述了父親鄭潮炯「賣子救國」、支援抗戰的故事。鄭潮炯1904年出生於廣東江門，年輕時隨父親到東南亞打拚。他們輾轉來到北婆羅洲（今馬來西亞沙巴州）的城市山打根，以做小販為生，勉強維持生計。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國內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鄭潮炯聽說故鄉抗戰需要東南亞華僑的支援，就毅然下定為民族出力的決心。在華僑團體的幫助下，鄭潮炯背起行囊，掛起義旗，憑著兩條腿，每天從早到晚，用義賣瓜子的形式，到南洋各地籌款。起自山打根，途經北婆羅洲、砂拉越、新加坡終到馬來半島等地的千里路途上，留下了這位愛國華僑的孜孜身影。1937年至1941年，他跑遍了南洋的戲院、茶樓、商場、碼頭、車站，共募集捐款達18萬元，並悉數捐給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一頓飯只要一兩角錢的年代，這可是一筆巨款！」鄭社心說。「沒有國，哪有家」「國亡了，家也散了」是鄭潮炯最常對鄭社心說的話。1940年，日軍進攻鄭潮炯的家鄉江門新會，一進村便放火焚燒民居。鄭潮炯的父親被日本兵殘忍殺害。噩耗傳來，鄭潮炯悲憤欲絕。大悲過後，他砥礪報國之志，帶著殺父之仇，又一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當年，鄭潮炯的夫人懷上了第四個孩子鄭社義。一天晚上，鄭潮炯以沉重的心情對妻子說，為了支持抗戰，不管今後生出來是男是女，他都已經決定把這個孩子賣給別人，換來的錢不是要落入自己的口袋，而是要全部捐給國家，用來買子彈打侵略者。「為挽救祖國，多出一份力。」聽了丈夫的話，鄭夫人淚流不止。最終，她曉明大義，決定支持丈夫的選擇。她在晚年回憶起這段歷史時曾感慨地說：「他已經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救祖國、救民族的偉大事業，我又怎麼可以忍心不支持呢？國亡了，哪還有什麼家可言呢？」鄭潮炯真的做到了。四子社義剛出生40天，就被鄭潮炯以80元的價格「賣」給了趙姓華僑商人，這筆錢也被直接捐到了籌賑會。鄭潮炯的愛國大義，不僅為妻子所理解，更為當地的華僑華人所稱讚。「賣子救國」的壯舉轟動了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也鼓勵了更多東南亞華僑踴躍為抗戰捐款。1941年，東南亞戰事吃緊，鄭潮炯在新加坡的人身安全也面臨著很大危險。在抗日人士的幫助下，鄭潮炯輾轉躲藏，甚至連鄭夫人都不知道丈夫到底在哪裡。鄭夫人帶著年幼的孩子，跟著逃難的人流一起，從山打根來到新加坡尋找丈夫。當年9月15日，母子一行抵達新加坡，被抗日人士安排住到旅社，第二天，鄭潮炯與他們匆匆會面後便再次消失。不久後，新加坡淪陷，風聲緊時，鄭潮炯就躲在新加坡雙林寺，幸能得到僧人庇護；風聲過後，他就跑回家裡躲起來。「那段漫長日子裡，我每天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賣蔬果、油、豆漿和糖餅。丈夫在家煮飯、照料小孩……日本軍國主義統治下的生活簡直度日如年。」鄭夫人晚年回憶時，仍心存餘悸。抗戰結束後，鄭潮炯曾多次尋找社義的下落。新中國成立後，他致信周恩來總理請求幫助。周總理將這封信轉到廣東省有關部門，後在廣東僑聯的幫助下，1969年，鄭潮炯終於見到了闊別20餘年的親生骨肉。鄭社心說，他們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包含了父親的殷切期望，例如「社心」意為關心社會，「社義」取自社會正義，社義的孩子也取名為衛國、國強等，濃濃愛國情懷融入其中。2004年至2007年，鄭社心將賣子契約等20件「賣子救國」的珍貴文物捐贈給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這也算是幫父親葉落歸根」，鄭社心說。關德興掀起「一碗飯運動」本報駐美國記者廖政軍1938年6月17日，美國舊金山，近半市民匯聚在唐人街，參加一場聲勢浩大的支援中國抗戰的籌款活動。人群中，一名男子肩挑一對竹籮筐，筐里坐著兩名孩童，一邊走著，一邊用舞台語言表演著日本侵略者如何屠殺中國老百姓，難民們又是如何躲避紛飛戰火。他就是上世紀名震海內外的粵劇名角、武打明星關德興，當時，他正與一批愛國僑領一同掀起著名的「一碗飯運動」，為正處於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籌集善款，賑濟同胞。1938年6月26日出版的美國《舊金山紀事報》這樣記載那一天：「是日前往（舊金山）唐人街的參加者，不下20萬人，各處通衢，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各項車輛均無法通行，警察亦束手無策，多數出口輪船，亦因之臨時延期駛出。一日之中，共募得近5萬美元。」事實上，這場由美國醫藥援華會和中國平民救濟協會等旅美華僑團體領導的「一碗飯運動」並不只局限於舊金山，還在全美多個城市產生了聯動效應，據估計，參加者超過了百萬。譬如，在紐約，約3萬人聚集在唐人街參與籌款宣傳，不少當地的華人餐館和雜貨店等紛紛舉行義賣。各地華僑們都效仿關德興等人的表演，扮成難民模樣，手裡拿著空碗，高聲喊著「多買一碗飯、多救一條命」的口號。僅僅6月17日這一天，「一碗飯運動」就募得了大約100萬美元的善款。78歲的關漢英是關德興的長女，她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市的家中，有些激動地對本報記者說，「父親晚年認為人生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曾經參與了『一碗飯運動』，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些許貢獻。他總是念叨，『無國就無家』。」據關漢英老人介紹，關德興出生於廣東開平，少時習得武功，後跟隨戲班子學藝，再後來到香港唱戲、演電影，紅極一時。早在1932年，他就在舊金山主演了中國演員在美國拍攝的首部有聲電影《歌女情潮》。「七七事變」後，關德興在香港掀起藝人抗日浪潮，並曾籌款購買7架飛機用於抗戰。抗日巾幗何香凝贈予他八個字：「愛國藝人，涓滴歸公」。1938年，關德興身處舊金山，卻心繫祖國。他與當地僑領組建了「三藩市救國總會」，一邊募集抗戰資金，一邊通過各種形式的抗日宣傳，喚起華僑甚至是美國民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和關注。最初他們發起「一碗飯運動」，是受到了典故「漂母與韓信」的啟發，希望用發售餐券的形式來募款，即每一名捐助者可憑餐券到指定餐廳吃一碗炒飯，去除炒飯成本以外的飯錢則全部用於支援抗戰。後來，各地籌款活動越來越多，形式豐富多樣，包括認購紀念章、登台義演、時裝表演等，只要能喚起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民的同情，使他們聲援甚至支持中國的抗戰，就達到了目的。關德興在一本自傳中這樣寫道，「每一條標語都是用血紅的字跡寫的，中英對照，如『我要向國際人士控訴日本皇軍』『我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請國際人士主持公道』，當時的歐美人士當然也看得明白……當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何來那一股蠻勁，竟然可以擔起一對小童，手裡還抱住另一個，足足行了幾條街……宣傳隊到處巡行，每隊用一輛大貨車載著一隻大飯碗，目的就是提醒僑胞們響應『一碗飯運動』。」書中還描述了這樣一個細節：為了吸引更多民眾捐款，關德興拿出了自己心愛的一把巨弓，擺起擂台，聲稱誰能拉開此弓，捐款隨意，若是拉不開，每人必須捐款十美元。結果，短短三小時內，捐款箱里就有了三四百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捐款人當中不乏美國當地民眾。組織方之一的美國醫藥援華會曾表示，「一碗飯運動」表明了「美國民眾助華，既非如市儈之流，專以利益交換為前提；亦無炫示富貴之心理，而使受者有耿耿不安之感焉」。「一碗飯運動」在美國興起後，其呼聲逐漸傳到了哈瓦那、倫敦、香港等地，「一碗飯」最終成為了一種精神、一種凝聚力，也構成了中國抗日戰場國際戰線的重要部分。司徒贊著文作詩當投槍本報駐印度尼西亞記者庄雪雅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消息傳到南洋，華僑們群情激奮，立刻掀起支援祖國抗日的浪潮。8月2日，荷屬東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印尼）首都巴達維亞（雅加達舊稱）的華僑成立「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簡稱「慈善會」），在華僑中廣泛募集資金和物資支援祖國抗日。37歲的巴達維亞廣仁學校校長司徒贊被選為該會文書主任，參與起草、簽署相關文件，並赴各地募捐。1942年底，慈善會共募得5000萬港元的捐款及各類物資，善款和物資被悉數寄回國內。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後矛頭直指南洋，荷印諸島危在旦夕。為保住自己的統治權益，荷印殖民政府要求聯合華僑力量「共同禦敵」，負責起草《抗敵宣言》的正是司徒贊。3個月後，戰火就燒到了巴達維亞，荷印政府無條件投降。隨後，日軍在各地對華僑華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逮捕和大屠殺。在西加里曼丹，日軍發動了3次逮捕，屠殺約2.1萬名各界賢達；在蘇門答臘，日軍進行大檢舉大逮捕，殺害一批抗日人士，逮捕數千各族人民；在爪哇島，日軍在各大都市逮捕540餘位華社團體領導人，並以「敵性華僑」罪名投入監獄，這其中就有司徒贊。由於起草《抗敵宣言》、積極支援抗日，司徒贊被日軍列為「要犯」，在獄中屢遭毒打，備受凌辱，家中珍藏的書籍也被抄檢一空。據同時被捕的僑領陳奮澄回憶，難友們被囚禁將近3個月後才得以出囚門「放風」、沐浴，剛入獄時更是被迫席地而坐整整三夜，支持不住稍加卧眠，便會遭到日軍鞭打……「司徒贊等數君被憲兵毒打，二年後傷痕猶在。」司徒贊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照眼湖山剩劫灰，逢迎新貴盡英才。乾坤正氣橫胸臆，別婦拋雛入獄來。」獄中的審訊、酷刑和凌辱，詩箋中竟未著一字，有的只是報國抗敵的乾坤正氣和捨棄小家、勇赴國難的決絕。司徒贊的愛國熱情影響了一家人。早在慈善會運作時期，妻子劉金端便作為該會婦女組副主任投入籌款和救濟工作，年幼的長子司徒巴生、次子司徒眉生也利用課餘時間動員華校同學、家長及社會人士捐款捐物。司徒贊入獄後，劉金端帶著巴生、眉生兩兄弟加入地下組織，秘密支援抗日，組織暴露、三人被捕時，巴生16歲，眉生年僅14歲。被關押大半年後，兩兄弟保釋出獄，在日軍監視下居住，兄妹七人生活拮据，幸有親友扶持。劉金端被判十年徒刑。此時，司徒贊仍作為「政治犯」被關押在另一個城市，沒有審判，釋放也遙遙無期。1944年，司徒贊在農曆除夕寫下「老燕未歸雛燕苦，滿襟涕淚望銀河」，念及亂世中妻兒天各一方，不知何時重聚，這個在侵略者面前沒有過半分軟弱的鐵肩文人，此時終於落下男兒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司徒贊夫婦相繼出獄，全家終於團聚，當年在獄中吟出的「他日重逢應一笑，唯將詩句慰平安」終於實現。司徒贊帶領各校老師恢復華文教育。短短兩個月後，「臨時聯合中學」（後更名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宣布成立，儘管沒有校舍，條件艱苦，它仍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熱情的師生，並成為南洋最負盛名的華文中學之一。而次子眉生也為中印尼友好奉獻了畢生心血，中國參加萬隆會議、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中印尼兩國復交這些大事件背後都有他的身影，他被稱為「中印尼民間大使」。斗轉星移。如今，司徒贊孫輩、司徒眉生三子司徒荻林已是一個往返於中印尼之間的成功商人，他對本報記者說，祖輩、父輩最令他感動的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品德，「為了理想，為了祖國，他們能夠做到拋卻小我，即便毫無利益，即便有生命危險，也願意奔走一生。」何蓮香千方百計謀籌款本報赴秘魯特派記者顏歡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遠在兩萬公里外的秘魯僑界沸騰了，他們奔走相告，「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勝利了！」那一年，出生在秘魯利馬的何蓮香才19歲。何蓮香祖籍廣東，從小就聽父母說，中國是一個遠隔重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乘船需要3個多月才能到達，這個國家是她的「根」，有她的家人。「小時候，我在秘魯中華通惠總局辦的中三聯校上學時，老師經常會給我們講中國的故事。」上世紀30年代，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學校向年輕學生們講述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府的醜惡行徑，呼籲中華兒女團結起來。所有人心底的愛國熱情都被點燃了。「我們每天都唱《義勇軍進行曲》和《松花江上》。歌詞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鳴，每當旋律響起，大家都很激動，還有人邊唱邊流淚，對於祖國遭受的苦難感同身受。從那時起，我的心中就牢牢鑄就了一個信仰：我要報效我的國家！」何蓮香說。為了支援抗戰，何蓮香和她的同學們把攢下的零食錢、佩戴的首飾全部捐獻。在學校老師的帶領和組織下，他們走上街頭，長途跋涉，到秘魯南北各地義演，只要有僑胞的地方就有他們的身影。「有幾次演出的效果非常好，當地反應非常熱烈，我們籌到了比我們預想的更多的捐款。」秘魯當時正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困擾，華僑的生存狀況已經十分窘迫，但是，面對侵略者的殘暴罪行，義憤填膺的秘魯愛國華僑華人，都想辦法要為自己的祖國做點事。1931年，中華通惠總局號召並成立了「秘魯華僑抗日救國會」，後又成立了「旅秘全體華僑對日宣戰籌餉總會」。「當時所有人都說，『日賊一日未退，失地一日未復，則我們籌款責任一日未完』。」何蓮香說，當時，每個人都使出了渾身解數，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籌款，那是她第一次體會到「祖國」的分量，「截至1938年底，通過義演、賣花、認購公債、自願捐款等各種方式，總計籌到了捐款200多萬秘魯索爾，相當於100多萬美元，在當時，這個數目相當可觀。」1939年，秘魯僑團隆鎮隆善社又以義賣墨寶的方式籌款，周恩來、蔣介石、馮玉祥等國共兩黨的政界要人以及名人志士相繼題詞作畫，支持遠隔重洋的秘魯華僑華人舉行第三次抗日軍餉籌款。提起這段歷史，何蓮香非常興奮，她告訴本報記者，周恩來為秘魯僑胞的抗日捐款活動書寫了6幅書法條幅，其中一幅題詞寫道：「堅持持久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就一定能夠達到抗戰的勝利，建國成功。」情之所至，何蓮香老人每每提及那段血淚歲月，依然會眼角濕潤，「如今，我們的祖國獨立了，強大了，戰爭的硝煙也已經在歲月的長河中逐漸遠離了我們，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秘魯華僑當年是怎樣投入抗日戰爭的洪流，他們的一顆愛國心、一腔愛國熱血，是怎樣時時刻刻與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團結奮進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每個人都應該在自己所處的歷史時期為祖國做出應有的貢獻。就像周總理的題字里說的那樣，『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把一切獻給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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