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章士釗耐人尋味的書信往來

　　1957年整風反右時，章士釗曾上書毛澤東陳述對自己的「批判不公」：他的著作出版受到康生阻擾，向毛澤東告狀斷然拒絕「改變原稿」；「文革」時他反對打倒劉少奇，苦勸毛澤東」「化豺狼為玉虜」……這些當時極為敏感和棘手的問題。在他和領袖的書信交談中顯得平淡如水，有的事情好奇蹟般的得到解決。在那個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由此產生的傳奇故事耐人尋味。　　傾注晚年心血的學術巨著　　　　章士釗從1960年開始，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古漢語教師進修班講授「柳宗元文選」，後來在講義基礎上整理撰寫成《柳文指要》。何謂「指要」?按章先生解釋是指要為文家常語，好比向秀對《莊子》之解義，不同於舊注。《柳文指要》從義理、考據、文章等方面，對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字子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集進行深入探討，其中不乏「借今釋古」、「古為今用」的現實思考，表達了作者的社會理想和人文追求。是章士釗先生長期研究柳宗元的重要學術成果。　　與章士釗有著密切交往的毛澤東，發現了這部著作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他說他也愛柳文，要章士釗將書稿送他先讀，並主動提出要替他審稿。章士釗字行嚴，號孤桐，1881年生於湖南善化(今長沙)，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秘書長，當過北京農大校長、北大文學院長。建國後任中央文史館館長。毛澤東早年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就聞知章士釗的大名，也曾讀過他主編的《甲寅》雜誌。1918年，青年學生毛澤東從湖南來到北京，在楊開慧之父楊濟昌教授介紹下當了北大圖書管理員，期間他曾經聽過章士釗的課，當楊濟昌考慮是否將愛女楊開慧嫁與毛澤東時，徵詢好友章士釗的意見，章熱情地促成了此事。1920年，毛澤東籌措湖南建黨和一部分同志赴歐洲勤工儉學的經費，曾經求助於章士釗，章設法給他搞到2萬塊銀元。1945年在重慶談判期間章給毛又出過不少好主意。毛澤東十分敬重他這位同鄉愛國老人的品行和學識，1956年曾專門委託章士釗去香港斡旋「國共和談」事宜。　　章士釗雖然年長12歲，但他同樣敬重毛澤東，平時他們多有接觸和書信來往。這次他遵照毛澤東的要求，先後將100萬字的《柳文指要》(上、下卷)初稿送給了他，毛澤東收到後便開始了閱讀，並於1965年6月26日派人給章士釗送去桃杏各5斤，他在信中說：「大作收到，義正詞嚴，敬服之至……」這是他對這部書稿的初步印象。他一絲不苟地審閱、批改，提出若干修改意見，寫下大段大段的文字。考慮到章老還要使用初稿，所以他讀一部分退還一部分。毛澤東在當時日理萬機的情況下，為一部個人著作如此用心絕無僅有。他同意出版這部書，但覺得有些問題還需要再說明一下，便又寫了一封信：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讀過一遍，還想再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您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敬頌　　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提到的「另有友人」指的是康生，康生當時是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毛澤東要康生也看看這本書，不僅僅是因為他負責意識形態工作和主管學術批判，更考慮到康生對這部書的態度——他曾明確反對過出版該書。早在1963年3月，章士釗就寫出40多萬字的本書初稿，曾交給中華書局徵求意見，總編輯不敢做主，就打報告請示文化部和中宣部，中宣部又請示康生，康生批示說：「我認為中華書局不應該給章出此書。如同意，請告中華書局。」又說：「如章問，可直接告他，書中有許多錯誤觀點，並企圖為他過去的醜惡翻案，進而宣傳自己。我們的紙張不夠，為什麼給他出這樣一部四十餘萬言的書?即使沒有或刪去那些反動論點，也不必出。因為：(1)如果從哲學史思想史角度上研究柳文，沒有馬列主義觀點是不會得出正確結論的；(2)如當作材料來出，專家會去看原文。」中華書局總編輯接到這個批件後，就通知文學組退稿。這一過程毛澤東是知道的，所以事隔兩年後，當他想幫助老朋友再次出書時，不能不顧及到康生的意見，就送書稿給他看，還寫了一封信與他溝通：　　康生同志：　　章士釗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兩部，二十二本，約百萬言，無事時可續續看去，頗有新義引人入勝之處。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批桐城而頌陽湖，譏帖括而尊古義，亦有可取之處。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他日可能引起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作批判。如有此舉，亦是好事。　　此點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預作精神準備，也不要求八十五齡之老先生改變他的世界觀。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號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當年靠極「左」手段和批判小說《劉志丹》發跡，也想把章士釗揪出來撈取政治資本，但礙於章與毛的朋友關係沒敢下手，只是「理直氣壯」地阻撓他的著作出版。善於察言觀色的康生，城府很深，見毛澤東給自己送來書稿並寫信磋商，說此書「頗有新意引人入勝」，便來了個「急轉彎」。12月5日，他讀完書稿後給毛澤東複信說：「……八十五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做此百萬巨著，真非易事，我讀完之後，覺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義引人入勝之處。當然，正如主席信中所說，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但這些對於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是可以理解的。」　　這就是康生的「聰明」之處，他不談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是迎合「主席所說」，甚至對「缺點」也抱有相當的寬容和理解。但不管怎麼樣，康生的回信使毛澤東很高興，於是便把康生給他的信連同信封轉給了章士釗。1966年1月12日毛澤東在給章的信中說「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妥當，請酌定。」並附註說「附件兩紙，另康生同志來信一件，均附上。又及。」至此，出書的「政治渠道」已全部打通。　　　　夾縫中插入的「蘭亭論辯」　　　　就在章士釗緊鑼密鼓地準備《柳文指要》出版的時候，他的「忘年小友」、當時著名的書法家、江蘇省文史館館員高二適給他寄來一篇文稿，請他向毛澤東推薦准予發表此文。　　起因是，1965年6月間，郭沫若寫了一篇兩萬字長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在《文物》雜誌發表，《光明日報》連載，提出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有假，並不是王羲之所寫!此論一出，立即在全國學術界引起轟動。　　「王謝」是指王興之(王羲之堂弟)和謝鯤(謝安伯父)，「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說的就是東晉時期住在南京烏衣巷的這兩姓望族。1964年至1965年間在南京出土了《謝鯤墓誌》和《王興之夫婦墓誌》，碑文都是用隸書寫成，這與同代的王羲之寫的《蘭亭序》筆跡大有不同。郭沫若據此認為「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而行書《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筆跡。」他進一步推論，《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均是王氏第七代孫——智永「所寫的稿本」。　　著名書法家高二適首先對郭論提出質疑，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稱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不啻在帖學上作了一個大翻身」，真乃「驚心動魄之論」。高文引證大量文獻和法帖資料，駁斥和推翻了郭沫若的「未見說」和「依託說」。他認為，蘭亭筆意與王謝墓石書體迥異，正表現了魏晉時多種書體並存的歷史事實，在兩晉已變隸人正行字體變革時代，不可要求羲之作蘭亭重新字字做隸書，但《蘭亭序》部分字跡仍未脫離隸書之筆意，「郭先生擬《神龍》於智永，不識別有何種秘義?」高二適針鋒相對地提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　　高二適原名錫璜，江蘇東台人，1931年北平研究院國學研究生畢業，曾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秘書，其書法被院長於右任稱讚為「天下一高」。高二適在二、三十年代即為章世釗主辦的《甲寅》投稿，他們成為至交，高二適先將這篇指名道姓的「駁議」文章寄給《光明日報》，結果「以退稿處之」。他意識到報刊發表的難處，這是向「史界班頭」開火呀!於是想到了章士釗與毛澤東的關係：在崇尚權威的時代，只有「通天」方可挽救。　　1965年7月14日高二適將文稿寄給章士釗，希望通過老友得到毛澤東的出面支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評鑒，得以公表，亦當今至要之圖也(個人報國之忱在此)……適恃不會遭到敵陣，可為書林中人伸一口氣，」章世釗很理解他這個「小友」心情，自恃與毛澤東的私交，於是將高二適的文章手稿轉呈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　　潤公主席座右：　　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亦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年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髮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專此籍叩。　　政綏　　章士釗　謹狀　　七月十六日　　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賜還。　　毛澤東一生喜歡《蘭亭序》，並時常背誦和臨摹。他曾對保健醫生韓桂馨說「《蘭亭序》是王氏的傳家寶，唐太宗十分喜愛，除令人臨摹外，真品已被唐太宗帶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嘍!」——看來毛澤東也覺得世傳《蘭亭序》並非王羲之真跡，但他喜歡這個絕世珍品與它是不是「真品」似乎無關，兩天後他給章士釗回復一信：　　行嚴先生：　　……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由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毛澤東給章士釗的信(局部)。　　敬頌　　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澤東希望展開爭論，但這場「筆墨官司」畢竟有些特殊，就同時給郭沫若寫了封信：「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的處。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　　郭沫若收到毛澤東的信後，當天就約見《光明日報》總編輯，說毛主席接受了章士釗的建議，可以發表高二適的文章，可以在報紙上組織討論。章士釗也對記者發表談話，說毛主席十分重視學術研究，《蘭亭序》真偽是一個大問題，會引起大家關注的。當時臨時代管文化工作的《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得知毛澤東的意見後立即做出安排。這樣，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於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報》冠以「蘭亭論辯」欄目見報，幾千字的影印手稿也在第7期《文物》雜誌上發表了。於是，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專事學術批判的夾縫中，開始了一場有聲有色的「蘭亭論辯」。直到這年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持續半年多的蘭亭論辯才告一段落。這場論辯雖然受到康生對不同觀點的壓制(康親自組織撰寫支持郭沫若觀點的文章)，但還是發表各種文章幾十篇，出現了那時學術界少有的活躍氣氛。這不能不說由於毛澤東支持章士釗的建議，推動學術探討起了關鍵作用。　　　　章士釗痛加自貶《柳文指要》　　　　1966年3月8日，章士釗寫完《柳文指要跋》後，將書稿又交到中華書局。中華書局通過章的秘書隱約知道這部書稿「大有來頭」，並「作為急件處理」，但並不了解具體情況，更不清楚毛澤東給章信的內容。但康生幾年前曾經否定這部書稿的批示，編輯們的印象猶深；況且此時全國已開始了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文革」已呈山雨欲來之勢，所以出版社格外謹慎。為「分清責任」，避免「秋後算賬」，發稿編輯在「審稿意見」上首先指出了作者「封建主義的立場、觀點」、「竭力美化柳宗元」，「借古諷今」等問題，並註明：「我們認為這部書是封建復古主義逆流的一個標本，可以提供學術界討論批判，以提高我們的認識。」為慎重起見，發稿前又向文化部打報告請示，5月6日石西民副部長批示「據所知《柳文指要》系主席囑咐予以出版。康生同志也已看過，擬同意中華書局出版計劃。」這樣，中華書局才放心地抓緊排校工作，5月31日打出全部校樣，就要開印了。可是，6月2日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文革」風暴席捲全國，《柳文指要》出版的事自然就「泡湯」了。章含之在一篇文章 里說：「父親十分傷心，他花費了近10年的時間在年近九十的時候完成這一巨著，最後不得不把書稿閑置起來。」　　其實在這之前，報紙上已經開始了對《燕山夜話》、《早春二月》、《李慧娘》等所謂「黑戲」、「黑書」、「黑電影」的批判，大批作家、藝術家，人心惶惶。1966年5月10日，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信，也對《柳文指要》痛加自貶，「我的思想受到絕大的震動，而將自己的筆墨工作仔細檢討，覺得最近提交中華書局準備出版的《柳文指要》，應當撤回重新檢查」，「我的所謂指要純平按照柳子厚觀點，對本宣科，顯然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文藝殭屍塗脂抹粉。」章士釗甚至將自己這部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巨著斥為「大眾向上的絆腳石。換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毛雖然熱衷於搞政治運動，但對他看重的學術著作和黨外人士還是持冷靜的關懷態度的，他在章請求對自己「痛加批判」的檢討信上批道「此語說得過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掛共產主義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而不是並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點，不是『痛加』。」　　毛澤東一方面號召批判「四舊」，一方面甚至允許有學術價值的《柳文指要》出版。他5月17日在章士釗的信件上批示　　劉、周、鄧閱。送康生同志，與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計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時間，加以修改，然後印行。二者擇一可也。　　無論是康生還是章士釗，選擇的結果自然是「暫緩出版」。　　1966年8月28日夜，一群紅衛兵闖入章士釗寓所，勒令這位風燭老人在院子里罰站，以粗野的語言辱罵和嘲諷，並抄走許多文稿、書信和典籍。章士釗滿腔怒火，毅然上書毛澤東，毛澤東親筆寫了回信：「來信收到，甚為繫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批轉的章士釗信件，立即責令北大紅衛兵送回被抄物品，並布置解放軍301醫院接收章士釗、宋慶齡、李宗仁等一批民主人士的頭面人物，實施「住院」保護。　　要說章士釗與毛澤東的通信還真有點傳奇性。儘管章往往提出一些尖銳、敏感的問題，但毛對他這個老熟人總是另眼相看，若是換成別人，後果還很難說，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寫信的遭際人所共知。所以章士釗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地位很不一般。　　1957年整風反右時，章士釗也在全國政協發表了一大堆意見，招致圍攻。於是他寫信給毛澤東，陳述他給黨，提意見對他，「批判不公」，毛澤東閱信後批示「章士釗雖然在座談會上用了一些過激言辭，然用意是好的，不要批判他了。」領袖一句話，章老先生從容過關。　　1967年春，隨著反擊「二月逆流」，頭號目標劉少奇面臨滅頂之災。章士釗不顧家人反對，再次上書毛澤東，力陳己見，反對打倒劉少奇，斥責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建議「開一懇親大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豺狼於玉帛」。這位老先生還給劉少奇寫信，讓他「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跽謝罪」。當時對劉少奇是「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而章士釗卻「反其道而行之」，照理是犯了「大忌」。但毛澤東，平和地寫信告訴章士釗：「個別人的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過了幾天，毛澤東還派人將專案組整理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看。章以大律師的眼光看出這些材料根本不足為憑，「是蓄意置劉於死地」，這才明白自己先前上書相勸似乎太過書生氣了。　　這些事現在想來都替章老先生捏把冷汗。他之所以沒惹來麻煩甚至禍患，全在於毛澤東施以保護，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微笑遠行的老先生　　　　章士釗畢竟是個鍥而不捨的人，他在關注國內外形勢的同時，也時刻關心著自己學術成果的命運。1970年文革進入「斗、批、改」階段的時候，狂暴稍弱；恰好到了「假以一、二、三年時間」，章士釗便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問題。本來毛澤東幾年前已批准出版，中華書局也已排定，然而在開機印刷時，康生卻節外生枝。他當時的權力更大了，乃中央副主席、「中央文革」的顧問，炙手可熱的人物，見《柳文指要》又要出版了，就一反「文革」前給毛澤東的表態，對人說「章士釗反人民不反共產黨。歷史上，他幫助共產黨，出過不少力，但他的立場、觀點、方法，始終沒站到人民一邊來。」並專斷地提出：「章士釗必須改變觀點，將全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修改一遍後才能出版。」這無異於重起爐灶，給這個有著固有觀點的老先生出了一道難題。章士釗得知康生意見後極為憤怒，馬上給毛澤東並康生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長信，斷然拒絕按康生的意見修改，他在信中說：　　根據康生的意見，看來原作不加改動斷不可，即為社會必須掃除的穢濁物，哪裡還談得上出版。夫唯物主義無他，只不過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之高貴讀物。我未信人類有不可變更的觀點，亦未聞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為此請求主席恕我違抗指揮之罪(章註：指不改變原稿)，開賜我三年期限補習必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選，如果天假之年能達九十六闕比時，諒已通將《指要》殘本重新訂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眾，不望無瑕，庶乎少過。我之此一請求出於十分真誠。臨紙無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肅順致崇祺。康生副委員長均此未另。　　字裡行間的惶惑和激憤之情溢於言表。難道他真的願意去黨校學習三年馬列?他心裡清楚，毛澤東早在十幾年前就曾表示：「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所以章對康生的求全責備並不以為然。他敢於再度上書，想來也是因為有毛澤東的明白無誤的表態吧。　　奇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　　章士釗的這封譏諷康生、發泄了很大不滿的「犯忌」的信，不僅沒有招來禍患，反而使事情出現了戲劇般的轉機毛澤東接信後批給康生「研究處理」；康生深諳毛澤東的意圖和權威，更知道他與章士釗之間的關係，就順水人情地硬著頭皮「同意辦」——這種幸運和奇蹟也只能在章老先生的身上發生。1971年3月15日，周恩來在召開的出版工作會議上，就《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出版作了具體安排。章士釗向周恩來提出，將社科院下放到河南幹校的一位姓卞的學者召回，協助他進行了校勘。同年9月《柳文指要》一書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了，章老幾十年的心血和研究成果終於變為現實!　　那天拿到新書他十分高興，「父親激動得手都發顫了，他捧著新書來回撫摸著，還拉著妞妞的手叫她也摸著書的封面，對她說：這是爺爺寫的……」(章含之《<柳文指要>出版的前前後後》)。章老又花錢買了上百冊，親筆題字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和朋友 們。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將《柳文指要》作為禮品送給了他。為感謝章老的辛勤勞動，在當時不實行稿費的情況下，周恩來送給他1萬元。章老囑咐去聯合國開會的女兒，要將這筆錢換成美元給毛主席和周總理買點營養品，但當時不能辦，章老很是遺憾。　　然而一時成為焦點的學術爭辯並沒有停止。　　1972年8月，郭沫若又在第2期《文物》上發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以大半篇幅批駁章老剛出版的《柳文指要·柳子厚之於蘭亭》。針對章士釗提出的「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拘執新出土二石為職志，以一定萬，以偶冒常」等「非偽說」，郭沫若宣稱1965年期間曾熱烈辯論過的《蘭亭序》真偽問題「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章士釗對此做出反應，撰寫了《「蘭亭序貼」非偽，「蘭亭序文」為真》，並請南京的高二適也寫了反駁郭沫若的文章《（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高於1973年元旦作了一首詩《寄孤桐(章士釗)老，告予代作蘭亭論文》，談到「論文楚語兔千豪，新解推離始命騷」。孰料章老因警惕到有可能捲入「政治漩渦」，這些文章當時未予發表出來。　　1973年7月1日，92歲的章士釗先生在香港病逝。毛澤東聞聽十分沉痛，派了專機去廣州迎接他的骨灰。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鄧穎超、朱德、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參加了追悼會。毛澤東送了花圈。郭沫若在悼詞中說：「章士釗先生熱愛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關心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內外形勢，晚年又以高齡孜孜不倦地從事祖國文化遺產的整理和著述，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周恩來對章士釗的親屬說「行老一生做了許多好事，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好朋友。毛主席知道行老去世是很難過的，要我轉達慰問。」　　在章士釗去世一個月之後，毛澤東寫了他一生最後一首近體詩《讀(封建論)呈郭老》，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激賞柳宗元的《封建論》：「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郭沫若誠惶誠恐地表態：「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珠」。　　章士釗九泉有知，才會更加明白毛澤東何以看重《柳文指要》。毛澤東傾心相助的這位老人走了，他是帶著滿足的微笑遠行的，他和領袖的書信傳奇給世人留下了一段佳話。 　　作者：於繼增　魏新政 《黨史博採》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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