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索爾.貝婁 我的巴黎

我的巴黎 作者：索爾.貝婁文章來源：《譯林》瀏覽：108 次索爾（原名所羅門）·貝婁(1915- )的名字常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芝加哥，皆因他書中的很多故事都以這個城市為背景。索爾其實出生在加拿大的奎北克，九歲才隨父母搬到芝加哥。他上過芝加哥大學，但他的學士學位是在西北大學拿的，專業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儘管他也做過研究生，可沒有拿到學位，原因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每次我動手寫論文，結果總是寫成一個故事」。1948年貝婁得到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的支持，第一次動身去巴黎。那時他已經出版了兩部小說，之後他又陸續出版了更多的長短篇小說、文學評論、回憶錄和劇本，包括《奧吉·瑪琪歷險記》（獲美國國家圖書獎）、《赫爾索格》（同前）、《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同前）、《洪堡的禮物》（普利策獎）、《耶路薩冷去來》，以及《拉維爾斯坦》。貝婁197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這篇選自《言之成理》的文章是貝婁對巴黎多年中所經歷的變化的思考。但貝婁認為這座城市不論歷經多少滄桑幻化始終都是「現世主義者的天堂」，一個連上帝都會被誘惑的地方。 　　巴黎有變化嗎？和歐洲所有的首府城市一樣，巴黎也歷經了不少變化。最顯著、最刺眼的要數一排排立在古城門背後的高樓大廈。像帕西那樣的老城區曾經因其邋遢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如今也已面目全非，嶄新的公寓房和辦公樓比比皆是，看上去根本沒有巴黎的感覺，倒是更像地中海的港口城市。要想在北方城市近乎頑固的灰暗色調中添加一點亮色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巴黎固有的陰沉冥頑如燧石，迷茫似薄霧，濕漯漯，潮漉漉，一年中有一大半時間都是灰濛濛的。這種陰沉也滲透到那些新的建築物中，這一點讀者諸君大不必懷疑，魏爾倫（註：1844-1896，法國詩人，象徵主義詩歌的代表之一。）就曾寫過雨落在城市裡也落在他心裡的詩句。我可以證明詩人沒有一點誇張的意思，因為我一度也曾是巴黎的一個住客（我1948年到那裡）。新的城市建築物面對這樣的grisaille，一樣無能為力。巴黎的陰沉不僅是氣候性的，它更是一種精神性的力量，不僅會作用於建築材料、牆瓦和平屋頂，也會影響人的性格、觀念和判斷。巴黎的陰沉是一劑收斂劑。 　　然而說到變化……不久前我在巴黎隨處閑走，想看看三十多年的時光到底會給一個城市留下多少痕迹。蒙帕納塞大道上一座簇新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看上去像是剛離開芝加哥來到這個巴黎街角歇歇腿的。蒙帕納塞大道和塞納河之間這一帶是我以前經常出沒的地方，如今最醒目的變化是不見了那一長排簡陋的大小店鋪。高昂的租金讓夫妻老婆店無法再維持生計，他們以前賣的便飯真是又可口又便宜。那種略帶點寒磣氣的可愛已經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價格過於高昂、裝修過於講究的乏味的新潮。交通擁擠不堪 ——狹小的街道讓人想起葉芝筆下「擠滿了鯖魚的大海」—— 行人只得高度警惕，想保持一份隨意散步的心境遂成奢望。那些你以前一逛就是好幾個小時的舊商店也不復是記憶中灰塵僕僕的樣子，現如今它們個個周身擦拭一新，儼然賣起了手提電腦和高保真音響設備。文具商手裡的筆記本以前都是最上乘的紙張，如今薄脆易碎，墨水直透紙背，實在讓人失望之極。原先隨處可見的櫥櫃木匠和其他小手藝人，現如今更是蹤影難覓。 　　我以前的鄰居，一位住在凡內爾大街上的包裝工很早以前就不見了。這位性格開朗的包裝專家常年穿著工作服，戴頂貝雷帽，他的工作室沒有暖氣設備，一張大臉總是紅通通的。他的嘴角常叼著一根早已熄滅的煙頭——在這個新的繁榮時代人們已經很少能看到一個真正的煙頭。他有一隻三條腿的兔子，身子兩邊很瘦，臀部和後腿卻很胖，常在紙箱堆里斜著身子到處跑。時代的進步把這些簡單行業都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滿目的百貨商店，賣的不是人造珠寶、繡花織品，就是鵝絨被褥。每個商場還必有三四家古董店，歐洲怎麼會有這麼多破古董？難道說僕人階層消失之後，人們對布爾喬亞時代突然起了懷舊的心，以至於要懷著如此的熱誠去追逐帝國時代的斷層櫥，貴族式卧榻沙發，以及古羅馬式樣的貴人凳？ 　　在大道上一番細觀微察之後，我還是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倖存者。聖葛曼大道上一家三十五年前就開在那裡的書店如今依然生意興隆，一如既往地賣著有關軍事歷史的書籍和紀念品。還有一個年頭久遠的市場，專賣紀念古代戰爭的皮革製品。（如果你沒有見識過殘疾軍人紀念碑和拿破崙墓前人頭攢動的盛況，如果你低估榮耀感的力量，那麼你就根本不了解法國。）坐落在聖皮埃爾大街附近的卡米麗麵包坊已經不復存在，一起消失的還有無以數計的小書店，但是緊挨著的一個街區有一家書店專營深奧文學，生意倒不輸給街那頭的軍事歷史書店。再有就是旁邊的那位賣陽傘的，她的存貨比以前多多了，一捆捆的傘和拐杖上裝飾著銀制的鸚鵡頭和叫狗。小型旅舍也因遊客的關係得以倖存下來，當然還有那些旅舍的常客巴黎蟑螂，這種蟑螂要比他們的美國表兄更敏捷，色澤更黝黑。比起戰後那些清貧的年月，現在的醉鬼明顯多了，那時侯畢竟很少會看到流浪漢們在門道里喝酒。 　　抵抗眼下這個世紀的衝擊波所需要的力量隱藏在巴黎古老的灰黃色城牆中。無形的電子波可以將它們穿透，但是庭院和廚房牆壁的宏偉的陰鬱卻得以保存。而大道上的商店櫥窗則揭示出一種不同的生活，巴黎人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需求。1949年我在瓦紐大街上和我的房東太太做了一項交易：我在廚房裡安裝一個熱水器，抵兩個月的房租。每次房東太太打開水龍頭，美妙的熱水奔流而出，她都會開心很久，鄰居們都來恭喜她。巴黎當時正處於芒福德（Mumford）（註：1895-1990，美國社會哲學家。）所謂「工業發展初級階段」。現在巴黎的科技已經完全跟上時代步伐，法國的商店裡展示著最流行的廚房用品——閃閃發亮的合成大理石料理台和飯桌，造型賦有藝術感，是工藝學的最新發明。 　　1950年的冬天格外陰冷，每個禮拜我都會和畫家朋友傑斯·瑞切克在巴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館裡碰一次面。我們一邊喝著熱可可，一邊玩著卡西諾紙牌，毫無顧忌地任由自己倒退到兒童時代。瑞切克還會跟我講基第翁（Siegfried Giedion）（註：1893-1956，瑞士建築評論家。）的作品《機械化主宰一切》，講包豪斯建築學派。洗牌時我常會有種在時間裡穿梭的感覺。1950年的我們怎麼也想像不到1983年的巴黎會開出這麼多現代的廚房展示廳，壞脾氣的法國人竟然會如此狂熱地迷戀上水槽、冰箱和微波爐。我猜想女僕的消失可能是這一轉變的關鍵原因，你的女僕若找到了比做女僕更理想的工作，後布爾喬亞時代也就開始了。隨之出現的就是帶有聲控照明設備的廚房，還有來自隱蔽式排風扇的如絲絨般的顫動感。 　　我想這大概就是今日之巴黎城對「現代」一詞的詮釋。 　　本世紀初時「現代」有著不同的涵義，我們於1948年迢迢千里前來追尋的也正是這種不同的東西。1939年之前，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西班牙人、俄國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美國人，全都蜂擁而至；現代主義運動的輝煌時期，法國是畢加索們、佳吉列夫（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註：1872-1929，俄羅斯戲劇和藝術活動家。）們、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註：1884-1920，義大利畫家。）們、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 ）（註：1876-1957 羅馬尼亞現代著名雕塑家。）們和龐德們聚會的地方。1940年巴黎淪陷，隨之停滯的現代主義運動是否只是被暫時地打斷了呢？納粹戰敗撤回德國後，現代主義是否也就會立即復興呢？三十年代就有人懷疑這個繁華的國際中心已經開始衰退，甚至也有人認為世界文化的時代永遠地結束了。 　　 　　我是第一批前來探索的人之一。戰爭的號角剛停下，數以千記的美國人就背上行囊離開了家鄉。充滿激情的親法旅行者、詩人、畫家和哲學家的數量遠遠少於蠢蠢欲動的年輕人——學藝術史的大學生，喜歡教堂的人，來自南方和中西部的流亡者，退伍士兵，多情的朝聖者——和一心想發財的人們，他們同樣也不乏豐富的想像力。我在明尼蘇達州認識的一個年輕人來到佛羅倫薩開了一家焦糖玉米加工廠。冒險家、黑市交易商、走私犯、未來的樂天派、覓購便宜貨的人、傻瓜——成千上萬的人乘坐改裝的戰船來到這裡，尋找或是賺錢的機會，或是上床的機會，或是乾脆管他娘的來了再說。倫敦自是滿目瘡痍，炮火留下遍地的窟窿和野草，然而巴黎毫髮未傷，即將重新開始它輝煌的文化藝術的生活。 　　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給了我一筆獎學金。如果一場偉大的復興運動真地在巴黎開始的話，我有獎學金，已經準備好了隨時投身其中。和其餘美國小分隊的成員一樣，我也有很多錯覺，但我更願意相信我還多少有點懷疑的精神（這也許是我所有錯覺中最頑固的一個）。我沒打算坐在斯泰因的腳邊，對豪華酒吧更是一無所知。我也不會像海明威那樣去和旁德打拳擊，或者坐在小餐館裡寫作，等著侍者端上牡蠣和葡萄酒。海明威是我無限崇拜的一位作家；而他本人在我看來則是一個旅行家的完美典範，他自信只有一個美國人是被歐洲人完全當成自己人的，那就是他自己。簡單說來，美國爵士樂的巴黎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對於亨利·詹姆斯的巴黎我同樣持保留看法——詹姆斯在《美國場景》中描述的來自曼哈頓區東部的猶太人的叫嚷在我看來總是有些不自然。你不可能期待那些東部人的某個親戚會喜歡上馮奈特夫人生活的世界，而那個世界畢竟也已經消失很久了。 　　勃特勒（Samuel Butler）（註：1612-1680，英國詩人、諷刺作家。）說過生活就像一邊開小提琴演奏會一邊學習怎麼拉小提琴——朋友們，這句話是真正的至理名言。（勃特勒的這句名言是我百引不厭的。）當時的我就是一邊開演奏會一邊練習音階。我以為我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巴黎。從一些作家那裡我看到了美國生活中所缺少的東西，如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註：1876-1941，美國小說家，現代文體風格開創人之一。）和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 ）（註：1872-1953，英國小說家。），關於後者，連我自己都奇怪我怎麼會選擇他。「美國男人是悲劇性的，他們對於自己何以是悲劇性的卻一無所知，」波伊斯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到。「他們是悲劇性的原因在於他們缺乏純感官的神秘主義的體驗，在這方面他們的經歷可以用荒蕪的淺薄和孤獨的狹隘來形容。神秘主義和肉體官能是生命得以救贖的根本。」要知道，波伊斯可是美國民主的支持者，否則我也根本不會喜歡他。我曾堅信只有說英語國家的民主才稱得上是政治，歐洲大陸的政治則完全是小兒科——幼稚得可怕。但是撇開美國成熟穩定的政治不說，它所缺少的是將知識的愉悅當作感官的愉悅來享受的能力。而歐洲所提供的，或者據說能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能力。 　　然而仍有一部分的我對這一推導持有懷疑，不相信傳說中的歐洲仍然存在，仍然可以滿足一個美國人的渴望，對於精彩和稀有的愉悅的渴望。來自聖保羅、聖路易斯和歐克帕科、伊利諾易斯的真正的作家都來到歐洲寫他們的美國小說，二十世紀最優秀的作品。公司化、工業化的美國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在異國他鄉他們才得以將想像力的光芒投射向自己的故鄉。但是真的是歐洲的想像力讓他們可以充分釋放、燃燒激情嗎？最關鍵的動力到底是僅源於賦有現代性的巴黎還是源於一種以巴黎、或者曾經以巴黎為中心的，所有國家都正在經歷的現代性，一種世界文化？我能理解波伊斯所謂從美國人荒蕪的淺薄和孤獨的狹隘中得到充滿想像的救贖是什麼意思，且不管美國人到底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淺薄和狹隘。至少我以為我懂他的意思。然而我同時也感覺到歐洲的另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向來很少被提及，但只要是長了眼睛的人就不會看不到它的存在——正是這種力量在六年戰爭期間毀滅了成千上百的城市，奪走了幾百萬的生命，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力量。因而我無法輕易接受這貌似合理的定論：美國，漸弱漸熄的生命脈搏；歐洲，微妙的感官感受被珍惜、被呵養。事實上二戰前歐洲有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早以告訴人們什麼是虛無主義，以及虛無主義對未來的影響。塞利納（Celine）（註：1894-1961，法國小說家，反猶太主義者。）的《長夜漫漫的旅程》把虛無主義表現地再明白不過了。塞利納的巴黎還在那裡，比聖人堂和盧浮宮的存在更加真實。這是無產階級的巴黎，中產階級的巴黎，當然更是知識分子的巴黎，知識分子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填補虛無主義的空白——一時間巴黎所有階層的人們都在傳達著一個一模一樣的信息。 　　可我仍然有充足的理由留在這裡。一天我和五歲的兒子在街上遇見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註：1905-1983，匈牙利籍英國小說家、新聞記者。），我被他嘲笑了一頓。他說，「啊？你結婚了？這是你的孩子嗎？而你卻是在巴黎？」你看，要現代，就意味著要拋棄傳統以及所有傳統的感情，不聞國事，當然，更不問家事。但是我住在瓦紐大街上並不是為了追求現代。我的目的是不受約束，不受那些別人制定和使用的寫作方法的約束。首先，我不同意任何定義。除非我是已經準備好聽自己的訃告了，那時候我才會考慮接受定義的存在。我也早就決定自己的生活不能受美國商業社會的左右，至於凱斯特勒的玩笑畢竟聳聳肩膀就過去了。再說巴黎也不是我的永久居留地；它只是個停留之處而已。世上本就沒有什麼永久之地。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是絕對的親法派，他曾給我正而八經地講巴黎，這個「人的城市」，「光的城市」。我在聽他的演講時卻總感覺多少要打些折扣。倒並不是我冷漠，用法語來說，我是在巴黎夢遊的孩子，四處遊盪，坐在咖啡館裡，走在稠綠色的散發著腐爛味的塞納河邊上。我能想像為什麼有些遊客們對這個「人的城市」不以為然。沃爾普爾（Horace Walpole ）（註：1717-1797，英國作家。）曾經抱怨十八世紀巴黎小街道的臭味。對羅素而言巴黎是自戀的中心，是最扭曲的文明的罪惡。陀斯妥耶夫斯基討厭巴黎因為它是西方布爾喬維亞極度虛榮的首都。然而美國人深愛著這個地方。我，雖說有些個人的保留，但也還是為巴黎著迷。在巴黎時我的確會常常想念芝加哥，但是我發現——一個極其古怪的發現——在芝加哥時我有很多年都一心嚮往著巴黎。我一直都是巴爾扎克和左拉的忠實讀者，我知道這個高老頭的城市，這個萊斯提根納克揮舞著拳頭髮誓要和它戰鬥到最後一刻的城市；巴黎到處是左拉的醉漢和妓女，巴黎充斥著巴爾扎克的乞丐和將臭水溝里的老鼠當寵物養的窮孩子。三十年代時我對於巴黎的想像是受里爾克和普魯斯特的影響，前者的《馬爾特·勞里茨·勃里格隨筆》，後者的《追尋逝去的時光》，那些描寫1915年的巴黎的文字是那麼沉重、華麗，而又痛苦——德國的深夜轟炸，伏都琳夫人一邊啜著她的咖啡，一邊讀晨報上關於戰場的報道。真奇怪這個城市到底是怎樣一點點將我俘獲的。我不是一個親法派，更不曾期待巴黎能使我走向成熟和完美，我不是那個隨時準備把自己獻給這一偉大城市的美國小子。 　　我們這代人是從移民後代徹底變成美國人的一代。這需要付出努力，我塑我形，風格自由。但要在此基礎上成為一個法國人就得再作第二層次的努力。我想過要把自己變成法國人嗎？沒有，但是我覺得除非我親自嘗試過所有想成為法國人的努力，否則我在法國就不可能完全被接受。但這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經是一個美國人了，而且我是猶太人。我是有著美國世界觀的猶太人。法國必須接受我本來的樣子。 　　 　　 　　我從巴黎的猶太人那裡了解到生活在納粹統治下的滋味，知道了法國政府是如何配合納粹驅逐猶太人的。我讀了塞利納的《美麗的混亂》（Les Beaux Draps），其中充滿了瘋狂的殺人犯般的叫囂，連頁縫裡都滲出對猶太人的仇恨。 　　一個鬱鬱不樂、滿腹牢騷、陰雨連綿的城市，對淪陷的恥辱仍然記憶猶新的城市。黑麵包定量供應的城市。煤十分緊俏的城市。這一切都激不起「美國人在巴黎」式的歡樂夢幻，豪華酒吧的美妙時光更加遙不可及。眼下的巴黎是波德萊爾的巴黎，天空如鉛桶蓋一般壓住整個城市；抑或是巴黎公社的時代，無產階級點燃了杜伊勒利宮，城堡的圍牆轟然倒下。一天早上我看見香榭麗舍大街上築起了一道路障，但並沒有發生什麼衝突。心存怨憤的法國人即使有暴力傾向，大多也還是內在的暴力。 　　不，我並非沒有情感，但我的情感是冷靜的。可是為什麼巴黎會如此深刻地觸動我？為什麼這裡的一切，恢弘的、鋪張的、雕琢的一切，會削弱我的美國式的抵觸情緒，會瓦解我的猶太人的懷疑和沉默；為什麼我偏要痴迷於這種巴黎的灰，痴迷於巴黎斑駁的無花果樹，痴迷於巴黎古橋下帶著苦藥味的河水？這個地方對於我這個來自芝加哥的外鄉人自然是冷漠的。那麼又到底是為什麼它會這樣牢牢擢住我的心靈呢？ 　　對於一個文明或者半文明人來說，巴黎是無數永久性實物背景中的一個，比如，你可以當它是一個劇院，在這裡關於生存的最偉大的追問也許一一可以得到表現。如果這個劇院有未來，那麼它的未來是什麼樣的呢？它不可能告訴你它將會表現什麼。二十世紀有什麼人能夠利用這些不同尋常的機會呢？我的美國同齡人紛紛跨過大西洋去接受這一挑戰，他們凝視著這個背景，它充滿了人的氣息，它熱情、高貴、美麗，它驕傲、病態、憤世嫉俗，它變幻莫測。 　　今日之巴黎在年輕的美國人中已經激不起任何強烈的渴望，也不再象徵任何挑戰。如今的美國學生即使讀狄德羅、斯湯達和巴爾扎克，讀蘭波，或是普魯斯特，他們也不會在閱讀的過程生出我們這一輩人的感觸，比如覺得美國的生活沒有激情衝動等等。他們不去看美國之外的世界，他們已經完全溶入美國了。沒有人再因為歐洲的古城牆而心潮澎湃。一股巨大的力量失去了它對於想像力的影響，這股力量是從五十年代開始變弱的，六十年代時就已經完全消失了。 　　年輕的MBA，管理學院的畢業生，基因連接專家，還有電腦工程師，他們一旦事業小成，就會帶著自己的老婆飛到巴黎，在瑞弗利大街上購物，在巴黎銀塔餐廳（Tour d』Argent）用餐。研究行為學的科學家和其它專業領域的學者也大多如此，他們滿足於自己在攻讀碩士學位時學到的那點關於歐洲這箇舊世界的書本知識。一點馬克思，一點弗洛伊德，一點韋伯（Max Weber）（註：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外加一點出入很大的紀德（Andre Gide）（註：1869-1951，法國作家，一度宣揚共產主義。）的思想和他的慈善行為。如此這般，這些人就覺得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自己對於歐洲的了解已經足夠了。 　　我思付著也許我們的確可以拋棄戲劇化的舊歐洲了。歐洲人自己也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對此感到了厭倦，他們從藝術轉向政治，或者轉向抽象的知識性遊戲。外國人來巴黎也不再是為了感受現代形式的精彩，從而提高自己的人文主義修養。薩特和他的追隨者的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精彩的地方。法國的戰後哲學則是德國哲學的翻版，乏善可呈。曾經是世界中心的巴黎，看上去仍有中心的樣子，其實早就不是了，而它自己卻還不願承認。頑固的戴高樂在馬爾羅（Andre Malraux）（註：1901-1976，法國作家、政治活動家、戴高樂的追隨者。）的協助下發布了他的法令，受到大眾的熱烈歡呼，但是老人家一去世，法令也就自動失效了，唯一留下的是幾個破舊的紀念碑，一點殘存的尊嚴。馬克思主義、歐洲共產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沒有一樣能夠重振法國文明的雄風。真是讓人感到遺憾。一個巨變，一次潰敗。加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註：1901-1966 瑞士雕刻家和畫家。）們、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註：1882-1971 俄裔美籍作曲家。）們、布朗庫奇們再不會蜂擁而至了。巴黎不再是吸引年輕人的世界藝術中心。現在來巴黎的都是遊客，對他們來說法國的革命傳統退化成混亂的左翼思想，法國政府向第三世界國家大獻殷勤，使巴黎變成了安置炸彈和召開新聞發布會的首選城市。 　　整個世界的無序必然也會給巴黎留下痕迹。所謂槍打出頭鳥。那麼巴黎到底緣何幾個世紀以來始終那麼倍受關注呢？很簡單，因為它是現世主義者的天堂。東歐的猶太人形容某人非常幸福時就會說這人「就像巴黎的上帝」。很多年以來我一直苦苦思索著這個俗語，現在我覺得我終於可以給出一個解釋了。上帝在法國的確會非常幸福，因為他不會被信徒的祈禱困擾，不用應付各種宗教儀式，忙著賜福於人，或者被迫解答無數飲食方面的疑難雜問。在這裡上帝是被一群無信仰的人包圍著，他也可以和巴黎人一樣在自己最愛的咖啡館裡悠閑地享受黃昏時光。沒有什麼比暮靄中的露天茶座更舒適，更有文化氣息，更讓人心情安詳的了。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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