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去常青藤

來自專欄初與張留美工作室

作者簡介：William Deresiewicz 博士 美國大學教授，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98-2008在耶魯英語系任教.。著有《優秀的綿羊---記美國精英教育的失敗和如何通往幸福的人生》

2008年春，我參與了為期一天的耶魯招生委員會工作，我們–就是三位招生辦職員、院方教務辦一名成員和作為教員代表的我–審核了從賓夕法尼亞東部地區遞上來的申請。到我們手上時，這些申請早已按1-4分的尺度被篩選歸類排序，衡量因素根據SAT、GPA、全班分數名次、推薦信，以及對校友捐贈和多樣化個案的特殊考慮等一系列數據資料。一號申請已被錄取，三號和四號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有可能過，比如，他們可能是國家級運動員，或者屬於最高「開發」潛能之類，即意味著申請人身份符合極富有的捐贈人子女的檔次地位。我們當天的任務是對二號申請進行裁決，為了保持我們這組人馬的能量，房間一側堆滿了大號碗裝的垃圾零食。

我們的組長，一個30來歲的小伙，負責介紹每個申請案例，他那劈頭蓋臉嘩啦啦扔過來的招生術語讓我簡直招架不住，只得臨時抓鳥。 「Good rig」: 成績單顯示良好的治學嚴謹作風；「Ed level 1」: 父母學歷高中以下，指真正貧困戶類別； 「MUSD」: 出類拔萃的音樂人才；只在課外活動炫耀欄 「brag」 里列了五、六個項目的孩子們已經倒霉啦，因為那遠遠不夠。我們每每聽完後提問，再畫押一兩個字母，繼而表決贊成還是反對。

在人才濟濟眾多申請中選拔，我們的目標是尋找帶有某種特殊性的孩子，即所謂個人特質 「PQs」，這往往能從推薦信或申請文中體現。只提供成績單和履歷的孩子由於「沒亮點」、「不合群」、「太平常」等原因通常遭到拒絕；有個小傢伙列舉了驚人數量的課外活動並遞上9封推薦信，卻又給人「用力過猛」的感覺。可是，分數和戰績又分明不可缺，我被告知要錄取那種要麼全面（well-rounded」），要麼有特長 （pointy）的；但特長必須是非常突出的才行，比如：音樂天才的試聽錄要給音樂系教授留下深刻印象，科學天才要看有沒獲得過全國嘉獎。

被作家詹姆斯?艾特勒斯稱為「超人」的一族，即指今天社會公認的三頭六臂業績非凡的全才大學生形象。這些天之驕子們除了主修雙專科，還都能兼顧體育音樂，精通兩門外語，到世界邊緣角落做義工，並恰到好處地玩弄幾門興趣愛好：總之，他們掌握了所有一切，而且帶著一種令長輩和同年人都瞠目結舌的寧靜自信。筆者有個在名牌高校任教的朋友，要求她教的班背誦30行18世紀詩人亞歷山大?鄱珀的詩句，結果幾乎每一位孩子精確無誤。讓她，那種精細的運作，看起來就像是奧運馬術比賽。

乍一看，這些令人羨慕的天之驕子似乎都贏在了起跑線上，但在見過的許多學生，並與上百名年輕人交談和書信往來後，我認為現實並不是這樣。是的，咱們的精英教育體制確實製造出了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且具有拼勁十足的青年，但他們同時也焦慮、靦腆和失落，缺乏好奇心和人生目標：陷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馴的往同一個方向奔跑，所作所為博得掌聲雷動，卻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那麼做。

我說的精英教育，不僅指哈佛、斯坦福或威廉姆斯這種大牛，還有那些第二陣營的名校，而且也指本科之前的私立和富裕的公立高中；也包括不斷壯大的培訓行業及預考補習課程，還有像猛獸一般蹲在成人儀式入口的大學錄取程序；還包括本科之後的著名研究生院及就業機會；還有那些望子成龍的父母和社區。簡而言之，就是我們的整個精英教育系統。

應該說我對這個話題有切膚之痛，像如今許多孩子們一樣，我當初也是懵里懵懂地報考大學：誰不想進牛校啊！前方的目標我們似懂非懂：身份、財富，和「成功」。為什麼要受這種教育？從來沒想過。直到在常青藤圈內混了24載-本科到博士學位均在哥倫比亞，10年任教耶魯-之後才開始思考這樣的教育究竟對孩子們有什麼影響，他們又如何避免這種影響，它給我們社會到底帶來了什麼，以及我們怎麼推翻它。

另一所大學的一位女生寫信給我，談到她在耶魯的男朋友：上大學前，他花大部分時間閱讀和寫短篇小說。三年下來，他痛苦不安，整天擔心些我們這些上公立大學的人完全不會考慮的事：獨自吃午餐的羞恥感，或「交際」夠不夠等等。只有我知道，他其實在假裝博覽群書，實際上他每聽說任何一本書，就拿來匆匆翻看第一章和最後一章，然後抓狂吞咽書評，他這樣做並不是由於膚淺，而是因為夸夸其談的本領要比真正閱讀所取得的更大的社會回報。

在常青藤的日子裡，我教過許多聰穎智慧、深思熟慮、獨道創新的優秀青年，與他們交談既愉快又能學到東西。但他們當中大多數似乎滿足於在為他們劃好的線內著色，很少有人會執著于思考，把大學視作知識探索和自我提高的學生更是寥寥無幾；他們只是衣冠楚楚，好像隨時要上電視一樣。

光鮮的外表下面，你常會發現嚴重的恐懼、焦慮、憂鬱、空虛、盲目及孤獨。最近一項大規模的高校新生調查發現，認為自己情緒健康的人數已降到該研究25年以來的最低點

如今高校錄取標準如此極端，以至於能設法進入所謂精英學院之門的孩子，除了成功就再沒其他經歷了。失敗的可能性就會嚇的他們驚慌失措。哪怕是暫時的落後，在他們看來，不止很痛苦而且性命攸關；結果，孩子們對風險極為恐懼，只好絲毫不給自己失誤的餘地，也避免了一切犯錯的可能性。曾有位帕莫納大學的女生告訴我，若是有機會好好想想她在學些什麼該有多好，只是她找不出時間。我問她是否考慮過放棄門門拿A的努力，她看我的那幅神態好像我剛剛提了個粗魯的建議似的。

但也有例外，就是那些排除萬難執著追求真正的教育的孩子們。可是他們的經驗往往使他們覺得自己成了怪胎，某學生說她的一個女友因為覺得學校「扼殺了自己的靈魂」而離開了耶魯。

「投資回報率」：乃是當今人們談論大學時掛在嘴上的時髦詞語，但似乎沒人問過「回報」所指的是什麼。難道只是為掙更多的錢？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能有一份工作？上大學到底為了啥？

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務是教你思想，那不單純意味著針對某個專業的智力開發，而是讓你在脫離了原有家庭的倫理束縛，又不用為找工作犯愁的時候，花上幾年功夫置身世外，隔岸觀火一般地做一些思考和冥想。

然而，學習怎樣思考僅是開端，還有特別需要你琢磨的東西：找到自己。這概念也許聽起來怪怪的。就像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曾說，「我們總是告訴孩子們，自我是天生的。」 但實際上，只有通過大腦和心靈，思想和經驗之間建立溝通行為，你才會變成你自己，一個獨特的個體–有頭腦的靈魂。而大學的工作正是為了協助你開始這麼做，五花八門的書籍、理論和法則思想著作，以及來自你周圍和你一樣在尋找自我的同伴們的壓力。

大學不是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卻是最好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在完成學士學位後仍未開始學會動大腦，那你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這就是為什麼說把大學的四年完全用於職業訓練就等於浪費時間。

名校喜歡吹噓自己教導學生如何思考，但充其量無非是指培訓孩子們日後職場里使用的分析和表達等經商與行業成功技能，所有都是技術官僚–專業知識開發–一切最終都以一些技術術語來印證其合理性。

宗教學校–甚至那些東西兩岸沒人聽說過的區域院校–通常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但排名卻被常青藤及其同僚判在四等級學術圖騰柱上的最底層，錄取學生的SAT分數往往比名校分數線低幾百分，然而，從教育這個詞的最高意義來看，他們卻給予孩子們更好的教育。

至少名校以自己的方式提供著富有挑戰的課程，不是嗎？不見得，理科確實是；但其他學科不一定。當然有例外，但名校教授與學生大都加入了某觀察家所謂的「互不拆台條約」：學生被校方視為「客戶」，對他們要迎合而不是挑戰；教授們則以研究贏得獎勵，所以儘可能縮短花在課堂上教書的時間，這樣一來，形成此行業的整個激勵架構對教學嚴重歧視，而且越是久負盛名的學校偏見可能越強，結果導致敷衍了事，事半功倍。

沒錯，現在的年輕人似乎比幾十年前的孩子們社會閱歷更多，而且更容易懷有標新立異或創業的理想。不過，同樣是事實，起碼在精英名校，即使這些理想在畢業時還在---真相是很多人的理想都不在了---這些理想的實踐領域也不過是財富、認證和地位。

在應付大學申請作文過程中，社會實踐本身被降低成實用功利工具，學生從中學會為了應用目的把經歷商品化，下一步就是刻意找尋能夠轉化為商品的經驗。《紐約時報》報道說，目前專門幫助準備入學作文的暑期行業蓬勃興旺，但讓人震驚的是參加活動內容的膚淺：考察文藝復興的義大利整月游，與叛逆藝術家樂隊度過「一整天」，那可是一整天功夫啊！

關於做義工，我也發現類似的情形，為啥大家都覺得非得到圭地馬拉（中北美洲窮國）這樣的地方，才能進行他們的營救項目或資料收集，而不是去密爾沃基或阿肯色（美國的兩個州）？當學生真留在國內時，幹嘛又有那麼多往新奧爾良跑？也許這並不奇怪，因為孩子被教成把做義工當作最終是為自己服務，也就是為了履歷表。有口號云：「己欲立而立人」！只立人不行嗎？

如果頂級名校灌輸了什麼高級的社會責任感的概念，那麼這個概念就是「領導」意識。「哈佛出領袖」便是劍橋鎮的一句老話，越是成績優異的學生，越是要不斷把自己當成社會未來的龍頭老大來督促。可是，這些院校所說的領導學無非是指往高處爬，無論是在大律師行里結交合作夥伴，還是晉陞為首席執行官，反正都是攀登你決定附加上去的油滑的等級階梯柱。我認為名校的負責人從未想過領導概念應當有更高的涵義，或者，說真的，有任何意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霸們被告知他們的未來有無限可能，但多數都落腳在類似的幾個行業中。截止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奈爾在內的頂尖名牌高校的畢業生中，大約三分之一進入金融或是顧問行業，以下領域整個從視野消失：神職、軍事、大選政治，甚至大多數情況下，包含基礎科學的學術屆本身。若你想變成下一個馬克?扎克伯格，從精英名校綴學就會被視為了不起，但想留下來今後當一名社工卻被認為是有毛病。正如艾斯拉?克萊恩所說，「事實上華爾街看的很清楚，大學正培養出大批絕頂聰明但又完全糊塗的畢業生。這些孩子有著足夠的腦力和驚人的職業道德，但卻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對於最頂尖的名校，該體制確實運轉的非常好，申請人數持續膨脹，捐贈踴躍，學費增長雖帶來儀式性的抱怨，但生意不減，這種情況是不是適合其他就要另當別論了。

最荒唐的是哈佛之類名校總是強調，他們是上流社會的城堡，那裡富人送自己孩子學習權貴言行舉止和思維方式。這還用說嗎？他們不是隨便被叫作名校的，但顯然我們喜歡假裝並非如此，畢竟，我們活在一個精英體制里。

該體制所謂的公平標誌，是標榜「多元化」旗下的一套政策，而這種多樣性確實代表了不亞於社會革命的一場運動。甚至直到1961年才錄取了第一位女研究生的普林斯頓大學，並且當年該校也總共只招收了一位（無疑十分孤獨的）非裔美國學生，如今比例一半是女生，白人也只佔一半而已。但是，性別和種族多樣化已成為越來越多的經濟重新隔離的遮蓋。名校仍舊在靠他們上世紀60年代贏得的道德資本維生，當時他們真正採取勇敢行動，來拆除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組成的貴族機制。

事實上美國的考試製度一直都不公平。當你訪問我們偉大國家任何一家名校時，往往會為眼前熱心景象感到激動：白人富豪和專業人士的孩子與黑人、亞裔、拉丁族富商及專家的子女玩在一塊；在象斯坦福這樣的學校里，孩子們以為若有一個來自密蘇里州，另外一個來自巴基斯坦，或者有個拉大提琴的，還有人打長曲棍球，那他們的所在環境就叫多樣化。不用管他們的父母都是醫生或銀行家。

那並不意味著沒例外，但僅此而已。事實上，按我們目前的招生政策，最貧困群體是工薪階層和農村白人，在名校很難見到的，把這些地方當作豐富多彩的唯一方法是假設那是你所見過的一切。

讓咱們別自欺欺人了：考大學已經不是寒門產生貴子的遊戲，甚至不是名門守住領地的遊戲，而是中上階級在劃分各自的地盤而已。在城郊富人區和CBD土豪的別墅里，這場比賽的問題不是你能否上名校，而是你上哪所名校，賓大還是塔富慈？而不是賓大和賓州州立大學之間相比。這種結局難如他們的法眼：從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做個醫生，定居岱屯（小城市），小日子美滿。

這種體制正加劇不平等，延緩社會的流動性，使特權持久化，併產生了與本應領導的社會隔絕開來的精英。數據面前無可否認：1985年，250所精英名校的新生中，46%來自頂尖收入階層；2000年這個高收入率是55%；到2006年，名牌高校大約只有15%的學生出生底層，而且，越有名望的學校，學生體就更容易不平等。公立學院這方面並不比私校好多少。拿2004年來說，一線州立大學新生中，40%來自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從僅5年前32%的富生率，一路直線上升。

這個趨勢的主要原因很清楚，學費暴漲雖是個因素但不是關鍵。關鍵是送孩子參加各種競賽和活動的費用越來越貴。障礙越多，幫你孩子攻克難關的成本就越高。富裕家庭幾乎從孩子出世那刻起，就開始為他們日後進入名校鋪路投資：音樂課程、體育器材、國外旅遊（用太好聽的話說就叫「補充」）–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私校學費或頂級公學的生活費。 SAT 本應測試學習程度，但卻嚴密跟蹤調查學生家長的收入水平。 今天，考高分的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四年制大學的簡直不到一半。

問題不在於寒門貴子的數量不夠，而是精英私校絕不會讓他們學生的經濟狀況反映整個社會現實。這事他們承擔不起，或者根本就不想。因為學校確實需要一個全額付費的學生群，和一個潛在的富有的捐助校友群。

所以很難說，收入差距超過大蕭條之前的水平，或者美國社會流動性低於幾乎每個其他發達國家的現象純屬偶然。名校不僅無力扭轉這股向更不均等社會運動的潮流，其政策反而是積極推動性的。

很多年輕人曾寫信問我，到底要怎樣做才能避免成為紈絝子弟？我沒有滿意的回答，除了叫他們轉到公立學校去。你根本無法刻意逼自己去同情背景不同的人，更不可能理解他們。要真想如此，你需要直接與他們進行互動，而且得站在平等基礎上：不是社會體驗性質的那種「義工」精神，也不是「別出心裁」或別有用心地撲向大批學校後勤員工，請他們「喝咖啡」，以「了解他們的身世」，如某個耶魯小子曾經建議的方式。

試試看真正的為人民服務怎麼樣？那將真正教你識人；去做做跑堂侍應生，體驗一下身心多麼辛苦如何？你其實並不象大家恭維的那麼聰明，你只是在某些方面比較出色而已。也有不上名校或不上任何大學的能人，往往正是階級因素所致，更有不「聰明」的智者。

我並不是說上哪所大學無關緊要，但我認為有其他選擇。全國各地依然有很不錯的公立大學，教學雖然不很親近個人化，但學生體就社會經濟背景而言通常是名副其實的多元化，並帶有寶貴的經驗知識。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按時向我們提供每所大學錄取的新生高中名次在全班頭百分之十以內的比例，對於排名前20的高校，這個數字往往在90% 以上。要是我的話會為上那樣的學校惴惴不安，學生們決定課堂討論水準；並塑造你的價值觀和期望，無論是好是壞，部分原因歸咎於那些我一再提醒孩子們遠離常青藤之流的學生。名氣較小大學的孩子往往顯得更加有趣、好奇、開放，少很多養尊處優和霸氣。

如果哪裡還有原則上真是大學意義上的大學，就是那種仍以人文學科為榮的地方，那就是文理學院。這些廟都相當小，並不合適每個人，而且往往相當孤立，這點也不合適所有人。最佳選擇也許是二線–並不是二流–高校，像是Reed, Kenyon, Wesleyan, Sewanee, Mount Holyoke等，此類院校不是努力試圖與哈佛和耶魯拼，而是保留了他們對教育真正價值的效忠。

不想成為紈絝子弟乃是令人欽佩的目標，但最終，更深問題在於你遇到的艱辛，讓你很難變成他人。現在時候已到，不光要簡單從上到下改革體制，而要策劃更換另一種社會的藍圖。

教育機制必須採取行動減輕等級體系，而不是加以複製。平權方針應基於階級而非種族，許多人已為該項變革提倡了好些年。對校友捐款和運動員的喜好也該丟棄，SAT 分數的衡量應用來考查社會經濟因素。大學應當通過限制孩子們可在申請上羅列的課外活動數量，來杜絕擴充簡歷的吹大牛做法。 他們應把更多價值放到低收入學生經常在高中做的服務工作上，那都是些優異學生幾乎從來不屑一顧的事。他們應拒絕被任何因父母財富所促成的機會打動，當然，他們也得停止與《美國新聞》刊物合作。

更廣泛地講，他們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價值觀念。如果學校打算培養出比我們今天擁有的更加出色的領袖，他們就得問問自己究竟需要促進什麼樣的素質，用GPA或大量課外活動揀選學生，經常只會有利於忠實的苦工而不是獨創的頭腦。

以前我常想，我們需要創建一個世界，讓所有孩子都享有去常青藤的機會，但我現在逐漸認識到，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你不必去常青藤或任何私校就能獲得頭等教育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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