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的當下命運

07-18

　　解構主義修辭癖的核心也存在著殘酷的悖論。海德格爾和保羅·德曼似乎都是氣勢逼人、十分典型的獨立思想者，人們已經把他們的前納粹姿態作為災難加以回顧。海德格爾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設為已經弱化了哲學及文學與個人及社會的殘酷關係，並賦予他們的爭論遊戲以偶然性而不是被偶然性所影響。但是，當美國解構主義處於巔峰狀態時，其政治和哲學「他者」受壓抑聲音的回歸所引起的震動更為強烈和巨大。事實上。在保羅·德曼戰時與納悴合作行為暴露之後所引起的危機狀態中，政治上受壓抑的東西以其最怪誕最可怕的形態改頭換面地出現了。因為現代語言即使在其後結構主義形式中，至少在他們的批評實踐背後也要假設一個原則：拒絕與法西斯主義進行簡單對話。因此，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芭芭拉·約翰遜在《他性的意外：保羅·德曼戰時寫作注釋》中，對保羅·德曼的解構主義的政治問題所作的批評性回顧，促成了對美國解構主義奠基人的政治錯誤和以往誤解的重新解釋，開啟了對現代文學理論的再評價。她拒絕指控解構主義必然導致語言和意識形態的完全不確定的傾向，指出：「分析德曼的戰時合作主義作品以及它們被禁止出版的原因。就像席勒拋棄了康德美學中的暴力一樣，可以教育我們承認文學理論內部的政治參數。」

　　就文學文本從社會分離及由此帶來的解釋問題和文學價值問題，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在《美學價值的問題》一書中評論法國社會學者皮埃爾·布迪厄時對此進行了闡發和解釋。彼得·伯格承認所有的評價尺度都有歷史局限性，儘管他懷疑阿多爾諾把藝術上先鋒派的革新解釋為藝術經驗的客觀發展。對伯格來說，重要的是通過主張不同美學價值的持續可能性，來反對布迪厄悲劇性地將文化假設還原成社會決定論的觀點。而在社會決定論那裡，文學和文化主要被視為文化「資本」和社會差別的分配工具。無論是芭芭拉·約翰遜對結構主義的修正，還是伯格對阿多爾諾《美學理論》的挑戰，二者的哲學含義都在阿爾布雷克特·威爾莫在《陷落時刻的形而上學》中對阿多爾諾的《否定的辯證法》所作的分析中得到探討。儘管阿多爾諾試圖用具體的藝術實踐取代康德形而上學評判的理性謬誤，但威爾莫還是鄭重指出：德里達的理論對阿多爾諾產生了巨大誘惑，使美學籠罩著形而上學的迷霧。約翰遜、伯格和威爾莫的討論，構成了我們深入探討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背景，即一旦文藝理論研究戀戀不捨的形而上學假定及其話語完整性受到質疑，那麼理論災難之後的批評實踐就會得以複位。約翰遜、伯格和威爾莫們試圖著手解決政治共謀的極端性、美學價值和哲學虛無主義的衝突，這似乎對解構主義立場構成了威脅，但對後現代主義也是一種威懾，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歷史發展使我們在對藝術作品的解釋合法化方面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無論是德國文藝理論家、接受美學主要創立者姚斯·羅伯特還是美國新歷史主義批評的領袖人物葛林·伯雷，都特別關注歷史連續或差異關係的辯證過程。姚斯·羅伯特在《接受理論：其未被認出前的歷史之回顧》提出的「接受理論」將語境視為其出發點，並強調了闡釋活動的歷史延續性。盡營接受理論所強調的內容和語境變動無常，但在姚斯看來，意義的產生顯然源於讀者的創造性輸入。葛林·伯雷同姚斯·羅伯特一樣，堅持「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而拋棄了價值意義的普遍標準，但他在考察過去和現在相遇的問題時比姚斯更突出間斷性，他的「新歷史主義」懷疑把價值優先賦予某些作品的文化解釋行為。他思考了那些歧異客體的會運——它們被博物館授予價值並且落網於某種辯證法，即文化語境內的作品試圖激發的令人尊敬的「共鳴」以及原初的創造力可能喚起的「奇蹟」震動這兩者的辯證法。葛林·伯雷偏重歷史瞬間的特殊性以及這種特殊性在規範化連續性假設時所具有的異己的破壞性的效果，從而承認對他本人理論的歷史考察也由此受到置疑這一事實。但是，發現這樣一種闡釋策略，其問題也許是致使所有的文化產品完全任意化，而且它反對把表述本身的不確定性轉變成某種本體論的絕對性。而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羅伯特·韋曼在《文本、作者功能與社會：朝向現代敘述中表述與佔有的社會學》中，採用馬克思的佔有概念說明了不同的文學形式如何表達了表述危機的不同階段。他拋棄了對語言與現實關係的兩種極端化看法：一種是符號系統自給自足的結構主義立場，另一種是語言直接反映現實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觀點。在建構某種自我指涉性文學表述的現代形式之歷史的和社會學的過程中，羅伯特·韋曼論證了福樓拜、詹姆斯和海明威的重要作品如何自覺並自我批評地標示出他們的文本對自己試圖佔有的世界所進行的思考。

　　其次，20世紀20年代的俄國形式主義者用文學性定義文學並排除其他標準。20世紀60年代法國批評家的符號學與其說受到了語言學理論的啟發，不如說得益於與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的聯合。他們倡導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卻忽視了影響歷史與文本關係的暴力與壓抑，然而從那時起語言自身內部卻發生了一場革命。研究語言符號及其使用者關係的理論的全部進展，不僅向結構主義自給自足的體系發起挑戰，而且它還向德里達哲學引起中心意義缺失、實現自我毀滅的理論進行發難。法國文學批評家米歇爾·利法特爾和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安·傑弗森承認重新定義後結構主義形式主義的目標具有必要性，他們的「靶子」是「不確定性」和「文學性」，利法特爾在《作為闡釋束縛的不確定性》中指出，一種暖昧的詩人話語如何不必通過讓闡釋行為無能為力的「不確定性」原則就能夠產生有效的意義，通過難以解釋的布萊克與華茲華斯的文本，他說明讀者怎樣藉助更廣闊的文化判斷來逾越暫時分裂的文本之主要的「不確定性」，並因此調動一種增強的闡釋意識，導致在分裂的修正原則方面對作品進行一次再加工。於是，第二階段的解釋就解放了封鎖在文本內的意義，並通過互文行為將它展現在大眾解釋這一更為寬廣的領域。安·傑弗森在《形式主義美學中的文學性、主導與暴力》中指出，羅曼·雅可布遜對文本學一般概念的尋求因忽視其社會政治層面而過分簡單化了語言操作，巴赫金則不然，他的復調與狂歡行為的小說概念則基於某種社會語言學論爭的理論。由於從語言學基礎進行運作的批評家需要重新關注結構主義以及對其闡釋行為的語境化，所以，心理分析批評家已經看到既受到利用又受到威脅的他們所締造的注釋系統的權力與原則。德國文藝理論家莎拉·考夫曼在《轉變：農神符號下的〈威尼斯商人〉》一文中討論了弗洛伊德如何細讀《威尼斯商人》，以便解構過於簡單化的心理分析象徵主義。該文指出：即使弗洛伊德並未局限於他自己夢幻運作模式所提示的「轉化結構」，他仍舊未能帶來價值和意義的社會層面。而莎士比亞的語言和結構在女性與猶太人主題中卻傳達了這一層面，女性和猶太人的話語充滿了向過分簡化解讀進行挑戰的顛覆性象徵含義。法國符號學家、文藝理論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則在《認同與現實》中對既定的和穩固的心理分析象徵評論進行了批評。作為一名符號學先驅和女性主義心理分析家，她所有的經驗都被攝納到自己的理論話語中，她既說明了拉康「身份」概念，也闡明了喬伊斯的病史及作品，但是她的文章只是超越了簡單的弗洛伊德式或女性主義意識形態立場。因為如果一種身份概念有必要使精神具有操作性，那麼讀者的符號學歡愉就暗示出一種身份反轉的伴隨策略。克里斯蒂娃發現流浪的尤利西斯的心理學立場同弗洛伊德主義經典的俄狄浦斯情結一樣意味深長；她的模式不但在現代主義文本里，而且在她心裡慰藉療法式的作品所探討的「論爭轉移」姿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