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轉型中的「治黨」與「黨治」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轉型系列之三◎李公明學者、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許多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中經歷了政治轉型的歷史，而在這過程中的治黨與黨治的各自演變往往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國民黨的黨史上，「治黨」的重點是對黨本身的改造，而「黨治」則是在黨與國家之間建構起來的一種統治權力模式。但無論是研究「治黨」還是「黨治」，上世紀80年代台灣國民黨的政治轉型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內容。
民主憲政原則下看待「治黨」與「黨治」
早在1948年7月，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提出改造黨務，中央常務委員會著手起草黨務改造方案。國民黨政權在遷台後，治黨工作的重點是繼續改造黨務。1950年7月，中常委通過黨改造案；8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以陳誠、張其昀、蔣經國等16人為委員，開展了黨務改造工作。其主要內容有：確定國民黨的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黨員重新登記、在中央黨部以下建立各級黨部、黨內派系以陳誠系和蔣經國係為主導等。取代了大陸時期的CC系和政學系。1952年10月，黨務改造工作完成，國民黨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很明顯，在這很短的時期內完成的黨務改造工作只是國民黨力圖儘快穩定政權的工作的一部分，並不是對黨本身的徹底改造。在對社會的黨治控制方面，則特別警惕和打壓任何新的政黨政治出現的可能，如明令禁止成立新的政黨，1960年發生的雷震試圖與反對派人士合組中國民主黨而被鎮壓的案件，反映出黨治嚴苛的高壓局面。
《自由中國》創立之初，雷震呼籲執政的國民黨對反對黨派要有包容的雅量，要給他們言論和組織的自由。但是，無論他還是胡適，此時都只是把反對黨看做是執政黨的「諍友」、「畏友」，要協助國民黨政府進行民主憲政的政治改革。到1960年雷震發表的《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其對反對黨的理解和訴求發生了重大變化，認為反對黨的政治訴求就是爭取民意，通過選舉獲取政權，實現政黨輪替。因為就在這一年，蔣介石通過強行「修憲」而成為終身「總統」，使雷震對國民黨徹底絕望。雷震與《自由中國》決定成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突破國民黨當局的「黨禁」。但是他的組黨及其與台灣本土政治精英聯合的行為，觸犯了蔣介石的禁忌。9月4日，蔣介石下令公開逮捕雷震，最後親自下令判處他十年刑期。
雷震在晚年對台灣社會政治轉型的深刻思考就是把民國憲政的歷史敘述與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反思結合起來，他是在民主憲政的原則前提下看待「治黨」與「黨治」。在相關論著裡面「前言：制憲是社會互動的產物」中，他把自己所不幸經歷的言禍、黨獄與自己從事的制憲聯繫起來：「我是最熱心於參加憲法制定的人，……由於有了憲法的規定，我才敢和志同道合的人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俾政治可以逐漸步入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正軌，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凡是一黨專政，都是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不料我的信念完全落了空，憲法上所賦予的保障，都是表面的文章，實際上沒有這回事，所以我終於被捕下獄，接著《自由中國》雜誌則關門大吉，而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之中國民主黨則胎死腹中。」對於台灣當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三次國民大會的修憲，他很無奈地轉述了國民的怨恨之聲：「今天徒擁有憲政之虛名，而卻無憲政之實際，人權無保障，特務則橫行，人民就惴惴不安了。紅帽子滿天飛，叛亂叛國之罪任意加，隨時隨地都會被捕坐牢的。」究其原因，他認為「獨裁政治所留下來的流毒，使統治者，包括統治階層和當權派在內，根本不相信憲法政治和民主政治，故不願意受到外來的束縛。就是說，這些握有兵權和武力的統治者，及其依附、寄生的階層，他們滿腦子裡都是權力欲和利益欲，一切可以為所欲為，而不願意受到『法治主義』的種種限制和束縛，蓋立憲政治必須以『法治主義』為其前提也。……他們———這些打下江山的統治者，在下意識里，也可以說是基本觀念里，總以為自己是在『法律之上』，不僅是君臨萬民之上而已！這些獨裁者，總認為法律也者，只不過是用來治理人民，維持社會秩序而制定出來的工具耳，他們———獨裁者自己則不必受到法律的管轄，自然用不著受到法律的拘束。」
很顯然，國民黨的治黨失敗與冥頑不化地堅持以黨治政，在兩者之間有著共同的核心問題：對民主憲政的假擁護、真抵制的態度。
選舉與擴大政治參與迫使國民黨走向開放
1949年7月，台灣省政府開始推行地方自治，自村裡、鄉鎮到縣市逐步推廣。概括地說，在上世紀40年代包括縣、市、省的各種地方選舉都是間接選舉，在50年代以後就進入了直接選舉，選民的力量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不可否認的是，在選舉與政治參與不斷擴大的同時，派系紛爭、黑金政治等弊病也發展得越來越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朱雲漢的研究所表明的，國民黨與其他一黨獨裁的執政黨有所區別的特徵，除了與西方的關係、承認私人財產和市場經濟、部分法治以外，還有就是在地方層次上較早實行有限選舉競爭，這種競爭邏輯慢慢迫使國民黨開放其封閉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任何層面上朝向民主競爭選舉的努力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台灣地區從1946年開始實行村里長由村裡民大會主持全體村民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到1996年實現由台灣地區全民投票選舉產生領導人，這也是國民黨一黨霸權的黨治結構逐步變化的歷史過程。(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現在談到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比較明確的完成標誌應該就是1996年的公民直接選舉；而1991年的全面改選則是初步民主化的標誌。
由於選舉與政治參與模式的存在和黨治結構的變化，「黨外運動」因此可以形成。在地方選舉過程中，不少參選的無黨籍人士對國民黨的黨治政策提出批評。1969年的中央民代增補選舉時，無黨籍「立委」候選人郭國基、黃信介等激烈批判執政黨；至1977年的地方選舉，一批反對派候選人提出民主、自決的口號。這批黨外人士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被傳媒泛稱之為「黨外」，他們自己也樂於以此自稱。於是就有了1978年的黨外人士助選團、1981年的黨外推薦團、1983年的黨外人士競選後援會和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1984年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等等，黨外運動全面形成。
衝破「組黨禁忌」的臨門一腳
在1987年解嚴以前，最重要的政黨事件是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DPP)在台北圓山飯店突然宣布成立。台灣作家廖信忠對民眾看到電視播出這條新聞時的描述很有意思：「當時我跟著家人在小吃店裡吃面，電視報道了這則新聞。雖然是快速帶過，但坐在我對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記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腦海里。老闆碎碎念，直喊著怎麼可能怎麼可能，也忘記了繼續下面。」是啊，這怎麼可能！
其實，國民黨取消黨禁的決心在民進黨成立前就已經定下來。1986年3月國民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推行政治革新，4月份蔣經國成立了一個十二人委員會，研究廢除戒嚴法和黨禁，國民黨邁向合法的政黨政治的路向已經比較清晰。但同時也警告黨外人士不要操之過急，9月份司法部長施啟揚重申組黨仍然是非法行為。但是，為什麼黨外人士會在這時候沉不住氣、急著成立政黨呢？從比較直接的原因來看，這與選舉的事情有密切關係。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到80年代，台灣的「國民大會」、「立法院」選舉逐步實行有限的選舉開放，黨外運動的發展與此緊密相聯。到了1986年，12月將進行「立法院」補選，這時的黨外運動人士希望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享有一個真正政黨所擁有的優勢，如協調獨立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以防止票源分散、募捐活動基金、提高選民對候選人的身份認識等。同時，在海外活動的許信良已組織了政黨，台灣本土的黨外人士不希望運動的主導權被海外的政黨掌握。
但是，還有一些更為內在於1986年黨外運動的發展與國民黨應對策略的原因。國民黨在1986年初提出「政治革新」的時候，首先邁出了與黨外人士溝通會談的步伐，不少人認為這是台灣政治轉型、邁向政黨政治的發展契機。但是，國民黨內部的強硬派和黨外人士中的激進派對此事則各有不滿。黨外激進派要堅持以街頭抗爭推動民主進程的道路，而國民黨內的強硬派則認為絕不能手軟、主張取締。頗有戲劇性的是，又傳來國民黨對解除黨禁持保留態度的消息，黨外激進派更堅定了街頭抗爭的信念，直接導致了名為「5·19綠色行動」的示威遊行。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這些過程中不斷地積累了臨界氣氛，衝破黨禁的發展似乎已經迫近臨門一腳的地步，偏離台北市中心的圓山飯店似乎註定要被捲入政黨鬥爭的旋渦之中，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沉默的證人。
對於民進黨的突然成立，台灣很多媒體以「搶攤」一詞來形容，意指民進黨搶在國民黨宣布解除「黨禁」之前成立，這是出乎人們意料的。那麼，他們對於國民黨關於組黨非法的警告為什麼敢於置之不理？首先，雖然在該年7月，黨外人士已經成立了籌備建黨的小組，但9月28日的政黨成立並不是一個有預謀的計劃。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為選舉制訂參選名單，組黨的提議是臨時提出；其次，與會者認為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黨外精英人士聚會，機會難得。同時分析，以與會者作為「立法會」合法參選人的身份，國民黨因有顧忌而不敢任意拘捕。另外，我認為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在「5·19綠色行動」示威遊行中，黨外人士在行動上表現克制是很自然的，是為了避免對方找到鎮壓的口實，而國民黨的剋制則表現出「政治革新」精神下的理性約束，這應該使出席圓山會議的組黨人士感到一種希望。(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就這樣，衝破國民黨「黨禁」的臨門一腳突然踢出，132位與會者簽署宣言，民進黨宣布成立。
領導者順應時代發展潮流
對於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能以比較沉著、理性的態度面對，蔣經國說「我們必須考慮政治的穩定與人民的安全，以平心靜氣的態度來面對。」因此國民黨一方面宣布民進黨違法，另一方面與民進党進行溝通，要求其遵守憲法、反對「台獨」。而民進黨也很快作出回應，表示嚴守憲法分際。
應該說，在整個解除黨禁的歷史進程中，蔣經國關於執政黨應該順應歷史潮流而變的思想和行動選擇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0月5日，當情治單位把民進黨抓捕名單送到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面前時，他說，「時代在變，事情在變，潮流也在變。要適應這些變局，執政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來迎接這場民主革命，也才能與歷史潮流接軌。」在中常會上，蔣經國指示研製「政治革新」方案，他向剛選拔進中常委的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表達三點意見：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里競爭。他說：「如果我們不重振國民黨活力，人民會拋棄黨———甚至黨員都會流失。」第二，推動「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嚴」、允許民眾自由組黨、「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第三，兩岸統一。在這三點意見中，很有意思的是談的是治黨，要改造國民黨，第二點則是解決「黨治」，要結束一黨獨裁。
從這一歷史過程來看，後來有民進黨人士所描繪的那幅純粹的黨外運動抗爭導致解嚴、推動台灣政治轉型的歷史圖景顯然是很片面的。台灣地區自上世紀50年代以後不斷發展的選舉與政治參與導致國民黨的黨治結構不斷發生變化，而作為推動和實施解嚴進程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的思想與決策選擇更是有關鍵性的影響。
實際上，蔣經國對於黨外運動的組黨發展情況非常了解。根據台灣媒體近年來的披露，當年民進黨在組黨前那段時間的密商、聯絡過程早已為情治單位所全盤掌握，對圓山飯店會議的秘密監控早以布置和進行了沙盤演練。整個會議過程，蔣經國很可能就在這家飯店某一房間里全程監看，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次組黨過程是蔣經國一手主導的。應該說，這次會議能夠在圓山飯店召開，沒有得到當局的默許是不太可能的。而主導組黨之說，則未免過於有想像力。毫無疑問，國民黨對組黨運動的發展是完全了解和有所準備的，鎮壓或溝通都是主動的選擇，並不存在所謂事前無知、事發後難以應對的問題。全程監控而在當時不干預、事後不抓人，這就當然與蔣經國解除黨禁的決心直接相關了。
這股潮流繼續奔湧向前：1988年1月1日解除報禁；「立法院」於1989年1月20日修訂人民團體法，由原來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立法院」於1989年1月26日修訂選舉罷免法，各政黨可以成立助選團，在野黨代表可加入中央選舉委員會。繼民進黨之後，相繼新成立的政黨有中國自由黨、民主自由黨、中國民眾黨、工黨、中國民主正義黨、勞動黨等。當初蔣經國堅定地推進「解嚴」的時候，國民黨內部的強硬派表示質疑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這話真是落地有聲，是對國民黨走過漫長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歷史階段的最好回應。
在處理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的時候，國民黨強硬派要求對施明德等一兩個人處以死刑，蔣經國徵求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的意見，沈說「最好不要判死刑，我們終究要在這片土地上長期地生活下去的，血流下去了，就收不回來了」。蔣經國聽從意見，沒有把任何人送上刑場。蔣經國說，「權柄，很容易去用它。難的是，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是國民黨的惡名與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與開放，否則永不安寧。」1981年，蔣經國對英文秘書馬英九說「解禁應該越來越寬，不能換湯不換藥。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
蔣經國從獨裁者而成為獨裁的終結者，當然有著遠比他個人因素更為重要的時代因素，如台灣經濟發展以後社會反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江南命案帶來的國際壓力、經濟開放帶來的民主訴求、兩岸關係的變化、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處境等等，所有這些都在一聲聲地撞擊著國民黨獨裁的喪鐘。他順應時代潮流，成為敲鐘的人。風雨過後，蔣經國終於得到了他內心的寧靜。
台灣地區的轉型的經驗「展示了一條可能的漸進路線」(朱雲漢語)。今天，我們應該更強調的是，「可能的漸進路線」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價值明確的轉型認同基礎之上，否則的話還是會被虛假的漸進堵塞了真正的漸進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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