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比文化更重要

07-18

將中國的問題歸結到中國國民性，將中國國民性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這種思維方式，上演的彷佛是——借用秦暉先生的話——「荊軻刺孔丘」的鬧劇，或者說，當批評者或苦口婆心或義正詞嚴地批評阿Q時，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已成為了不敢惹王胡只敢欺小尼姑的阿Q了。如果制度所塑造的環境能使卑鄙者無所容身或至少無多大用武之地，則這個社會自會變得相對高尚，而如果制度環境造就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那麼，卑鄙必然在這個社會盛行。

最近在在微信圈中看到兩篇文章。一篇是「胡適、魯迅、柏楊對中國人的40大批判」，標題上赫然還寫著「一身冷汗！」幾個字；一篇是美國著名的非盈利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公布的一份對中國現狀的研究報告。兩篇文章的共同之處是描述了比較普遍地存在於中國人身上的種種不良習性或者說「國民劣根性」，包括不講規則、虛偽、畸形的拜金主義、假大空、教育失敗、冷漠、自私自利、欺軟怕硬、世故圓滑、熱衷內鬥、取媚權勢、沒有誠信、沒有人格、貪婪、只講面子不懂尊嚴、講關係無原則等等。蘭德公司的報告是對「中國現狀」的分析報告，是針對距離魯迅、胡適寫文章的年代已經過去了近一個世紀的今天的中國人的。由此可見，自魯迅、胡適那個時代以來，中國的所謂「國民劣根性」並沒有什麼改變，甚至，只要我們還能稍稍不迴避現實，那麼就不能不承認，在有些方面，比如假大空、比如拜金、比如媚權，今天相比於魯迅、胡適那個時代明顯是變本加厲了。

關鍵的問題當然還在於為什麼會這樣？至少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對國民性的批判就一直與對中國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反思聯繫在一起，也就是往往傾向於從中國文化傳統的基因中去尋找這種國民性的根子。應該說，這種文化分析的思路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筆者總覺得有些不得要領。文化傳統是很複雜的，實際上存在著、混雜著許多對立的東西，有專制獨裁的觀念，也有「君為輕民為重」的民本觀念；有講實惠重實利的一面，也有重面子鬧虛文的一面；有崇尚「黑心做財主，殺人做皇帝」的草菅人命的冷酷的一面，也有強調「生死事大，人命關天」的人道的一面。就像中醫有真能治病救人的一面，也有裝神弄鬼圖財誤人的一面。因此，當你從這樣複雜的文化傳統中去找今日中國人之國民性的根源時，雖有時也能自圓其說，讓聽者覺得言之有理，卻總免不了先入為主、自我論證之嫌。而且，將中國的問題歸結到中國國民性，將中國國民性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這種，以及與這種類似的論證批判方式，上演的彷佛是——借用秦暉先生的話——「荊軻刺孔丘」的鬧劇，或者說，當批判者或苦口婆心或義正詞嚴地批判阿Q時，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了不敢惹王胡只敢欺小尼姑的阿Q了。

實際上，筆者認為，相比於文化傳統，更為關鍵的還是體制或者說制度。第一，如上所說，文化傳統中存在著、混雜著許多對立的東西，而決定著在這複雜的文化傳統中，哪些成分在今日依舊發生現實影響的，是制度。制度對文化發生著巨大的整塑作用，或者說，制度集中地代表了活在當下的文化傳統。第二，實際的利害關係引導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而現實的制度環境構成了人們思維和行為之最基本的約束條件，直接地決定著什麼樣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是有利於自身的生存之道，什麼樣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是自取死路。換言之，如果制度所塑造的環境能使卑鄙者無所容身或至少無多大用武之地，則這個社會自會變得相對高尚；而如果制度環境造就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那麼，卑鄙必然在這個社會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