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研究《哲學的貧困》：意旨、思路與結構

Restudy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Its Intention,Train of Thought and Structure

作者簡介：楊洪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哲學動態》201511期

內容提要：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通過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中的「形而上學方法—政治經濟學重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革命理論)」這條思想主線，對自己思想體系的三個組成部分，即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和整合。這決定了我們在重新研究《哲學的貧困》時應從整體上把握蒲魯東的思想原貌，釐清馬克思與蒲魯東之間的複雜關係，洞悉國內外相關研究狀況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礎上，運用比較研究的方式，就《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這兩部著作中所共同涉及的諸如哲學方法、所有權、價值、分工、機器、競爭、壟斷和共產主義等進行深入的甄別和討論，再現馬克思文本的思想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也是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魯東所著《貧困的哲學》的一部論戰性著作。過去學界無論是對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重要思想背景和資源之一的蒲魯東思想的理解和評述，還是對這些著作文本細節的解讀和思路的比較，都存有較大的偏頗和遺漏。有鑒於此，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在整體把握蒲魯東的思想原貌、釐清馬克思和蒲魯東之間的複雜關係、了解國內外相關研究狀況等的基礎上，逐一對上述兩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議題，諸如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方法、所有權問題、價值理論、分工與機器觀、壟斷與競爭理論、社會革命觀及共產主義學說等，一一進行深入的甄別和討論；進而再現馬克思通過辨析蒲魯東的「形而上學方法—政治經濟學重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革命理論)」這條思想主線，對自己思想體系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進行系統思考和整合的過程；最後，將馬克思的上述致思路向置於思想史進程和當代社會實踐圖景中予以客觀的歷史定位。

一、批判對象思想原貌的直接呈現

就其性質而言，《哲學的貧困》是一篇帶有強烈針對性的批判性著作，這基本上符合馬克思早期理論建構的特殊性，即他往往是從與不同「對手」的論戰中得出相關結論的。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須對馬克思的論戰對象及其思想作重新甄別和理解，蒲魯東必然不能除外。事實上，以往的研究對蒲魯東的認識和理解是較為匱乏的，甚至有將其「臉譜化」的傾向。研究者們普遍只用馬克思相關著述中的描述就對蒲魯東蓋棺定論，如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經常在資本和勞動之間、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擺的小資產者等，忽視了其思想本身的獨特性和複雜性。缺乏對研究對象及其文本的完整而準確地把握，這既對於批判對象來說有失公允，又在實際上影響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解釋。通過重新閱讀、梳理蒲魯東的若干著作，我們就會發現：蒲魯東不但幾乎關注當時所有的重要社會問題，而且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理論與變革社會的實踐的關係、社會革命的方式等問題上有著獨到且深入的見解。

眾所周知，蒲魯東的思想探索是從關注貧困問題開始的，他對旨在宣揚眾生平等的基督教何以不讓每個人都普遍享有社會福利充滿不解，並最終形成這樣的構想：通過哲學的實證化(即構建一個有內在聯繫的宗教信仰和哲學信仰的完整體系)來解決包括貧困在內的各種主要社會問題。他主張先在比較各種宗教體系和仔細研究語言形成的基礎上求證出宗教信仰或哲學信仰的現實性，再經過一系列嚴格的邏輯推理，就能使傳統哲學成為一門實證科學。在蒲魯東看來，只有用科學的方法和嚴謹的態度來進行關於人和社會的研究，才能避免「走」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舊路」；語言學和文法研究是最為科學的和嚴謹的學科，根據語言的起源及方式可以確證人類信仰的源泉和支脈，從而為心理學開闢新的領域並為哲學找到新的法則。與此同時，蒲魯東把「平等」和「正義」確證為人類社會的最基本原則，他主張勞動者應該在社會中平等地享受各種福利，不應普遍生活在貧困狀況之中，更不應對這種悲慘的境況「逆來順受」、把貧困當成對原罪的救贖。

對貧困問題的持續關注將蒲魯東導向所有權批判，他在《關於星期日的講話》(De la celebration du dimanch)中否定將自殺歸結為宗教問題的命題，轉而論證貧困如何成為源於所有權的社會問題，並將宗教儀式的作用限定於衛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蒲魯東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許多重要論斷，如「王權就是神話」、「宗教是自我意識的空想」、「所有權就是盜竊」、「政治共同體(共產主義)已經死亡」、「消滅所有權」等，幾乎蘊含了他今後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到了《什麼是所有權》中，蒲魯東直接將所有權歸結為一切社會流弊的總和①，提出要在「正義」原則的指導下通過所有權的「批判」與「重建」來實現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化，從而正確地指導實踐、解決貧困問題，最終實現作為超越共產主義和所有權的第三種社會形式的自由。他所運用的具體方法是：(1)重新明確「正義」原則的定義、必要性、體系和公式，檢視所有權與正義原則是否相符，以完成對所有權理論的破壞工作；(2)從人性論出發，尋求所有權的存在性與不合理性並存的根源，指明重建社會形式的方向。在此基礎上，蒲魯東力圖求得一個「絕對平等的體系」(système d"égalité absolue)，「在這個體系之下，除去所有權或所有權流弊總和之後的一切現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們本身還可以用來作為平等的工具……一個用作過渡手段的立即可以實行的體系」②。

根據蒲魯東的解釋，建立「絕對平等的體系」必須訴諸一個哲學基礎，即「系列辯證法(dialectique sérielle)」或「系列(série)定律(方法)」，這是他在《論人類秩序的建立》(Da le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中提出的。蒲魯東認為，這種方法不僅是認識的方法，還是社會存在的原則，因為整個人類社會是由其全部成員彼此制約而構成的統一整體，或者說是所有成員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特殊系列。這樣，蒲魯東就從「系列」方法中推導出平等來，他隨即將上述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重構中，使之真正成為一門「在行動中的形而上學(métaphysique de la action)」或與哲學緊密結合的「社會經濟學(science économique)」③。他在《貧困的哲學》中將構成價值理論即產品的比例性關係理論視為社會經濟學的基石，描繪了「社會天才」確立構成價值的過程，即「經濟進化的系列」，亦即「經濟矛盾的體系」。這一系列始於分工、止於人口，其中的每一個範疇或階段都帶有二律背反性質，有著益處與害處；後一階段始終是為了解決前一階段的矛盾而出現的，直到解決了全部矛盾為止；只要回到各個矛盾的起點即價值的二律背反，按照一項統一的公式即構成價值理論，就會解決全部矛盾。質言之，只要確定了價值的構成(其途徑為產品的直接交換)，就能實現公平、平等原則，就能解決貧困問題。上述觀點貫穿了蒲魯東理論研究和政治生涯的始終，他所提出的各種社會改革方案皆出於此。在整合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同時，蒲魯東還力主將社會主義囊括進來，用形而上學方法探索社會發展的永恆規律：「重新研究事實，研究經濟慣例，找出它們的精神所在，闡明它們的哲理」④，將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中各自「好的方面(bon c

té)」協調成為一個「合題」。

《貧困的哲學》問世後的幾年(1846-1851)，正值歐洲爆發大規模的革命浪潮。始終以革命者形象示人的蒲魯東開始從事實際的社會革命活動，著手將構成價值理論和社會革命理論結合起來。當然，蒲魯東所謂的社會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經濟革命。在他看來，經濟革命優先於政治革命，只有完成勞動和財產方面的革命，才能完成整個社會的政治革命。他為此先後出版了《社會問題的解決》(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一個革命者的自白》(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和《無息信貸》(Gratuité du credit)等，主張從政治和經濟方面解決當時的君主制三位一體(即王權、所有權和貨幣)問題；通過回溯當時的主要理論家「在革命的崎嶇道路上經歷的許多次動搖和倒退」⑤，以闡明對自由和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和追求；探討了19世紀革命的原因，分析了法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不同政黨策略的弊端及其正確的解決辦法，即復歸其原本意義的革命；論述了無息信貸理論和信用改革觀念等。與此同時，蒲魯東還於1849年初在巴黎開辦了一個帶有股份公司性質的交換銀行，以踐行其如下理念：在信用領域內推行產品的直接交換必須要以加入互助團體為前提，否則，任何公有制和人對人的統治形式都永遠行不通。

從1852年出獄到1865年辭世，蒲魯東繼續著解決社會問題的探索。譬如，他在《交易所投機商手冊》(Le manuel du spéculateur à la bourse)中指出，社會問題的真正解決就是用工業民主制即工人協作社取代工業貴族制，並將下層民眾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水平；他在《論革命中和教會中的正義》(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Eglise)中，在詳盡考察19世紀歐洲社會道德狀況的基礎上將正義或永恆正義確證為衡量一切社會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的標準；他在《論聯邦原則》(Du principe fédératif)中宣稱，人類社會將在20世紀進入聯邦制時代以取代19世紀的憲法時代，因為作為觀念革命合理後果的利益革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必將發生；他在《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中認為，形成集體的和真實的政治能力要具備自我意識、能夠把自我意識轉化為觀念和把觀念內化於實際行動這三個基本條件，指出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因沒有集體的和真實的政治能力⑥而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和依靠力量，只有資產階級才能真正地完成革命使命；等等。

概而言之，蒲魯東終其一生都在重塑正義原則，且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完成真正的革命為使命，為此他提出了諸多獨特的方法和理論，例如語義學分析法、系列辯證法、構成價值理論、直接交換思想、社會清算方法、勞動互助等。蒲魯東的思想中存有這樣一條清晰的主線：形而上學方法—政治經濟學重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革命理論)。這條主線是他在《貧困的哲學》中確立並延續下來的，具體而言就是：(1)系列辯證法是政治經濟學科學化的根本方法，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就是一個從分工到人口的經濟矛盾的體系，只要實現了價值的構成，就能解決經濟矛盾及作為其現實表現的社會貧困問題。(2)解決貧困問題是社會革命的真正使命，只有把包括分工、機器、競爭、所有權等經濟力量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構成價值和直接交換，才能完成勞動和財產方面的革命，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政治革命的完成。(3)只有資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後兩者根本不具有政治能力，社會革命從根本上說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和解。

二、馬克思與蒲魯東的關係演變之謎

在簡要地還原了蒲魯東的思想原貌之後，接下來就要探討蒲魯東對馬克思思想的參照系作用體現在何處，而這一問題必須要置於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整個關係的演變過程中才能說得清楚。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握《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這兩部著作的內容和重要意義。

蒲魯東最早進入馬克思的研究視野是後者在《萊茵報》編輯部工作時期，彼時馬克思正值為解決「物質利益」問題這一「苦惱的疑問」而轉變之前的自由理性主義者的立場。馬克思認識到，人的關係的根本問題和答案就隱藏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之中，只有從「副本批判」(哲學和國家法的批判)推進到「原本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從根本上為自由找到出路。由於他和蒲魯東在關注「物質利益」等社會現實問題、批判當時政治制度和法的制度、從事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為目標等方面的一致性，所以馬克思此時對蒲魯東持肯定與褒揚的態度，尤其是以關注社會現實為出發點、寫作風格清晰的《什麼是所有權》博得了他的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較早從事法的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蒲魯東啟發了馬克思。隨著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深入，馬克思得出如下結論：政治經濟學的缺陷就在於把私有財產視為理論前提和確定不移的事實，而不對它作任何進一步的考察；蒲魯東則對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即私有財產作了第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無所顧忌的和科學的考察，這種考察是能夠引起政治經濟學的革命並使其有可能成為一門科學的巨大進步⑦。當然，馬克思在肯定蒲魯東的同時，在具體論述中還彰顯了兩者的分歧，具體體現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聖家族》中所揭示的蒲魯東理論的如下局限性：一是沒有正確認識到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關係，只是在異化範圍內克服異化；二是沒有把工資、商業、價值、價格和貨幣等視作私有財產的進一步形式，仍用它們來構建理想的社會形式；三是膚淺地將私有財產視為勞動的創造物，看不到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勞動)和客體形式(資本)之間的關聯。

上述分歧的出現與馬克思、蒲魯東各自介入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同方式相關。馬克思首先會由現實問題出發圈定所讀著作的範圍，然後再按照自己的論證需要和研究思路做一些詳細摘錄或簡短評述，著重找出既有理論同他所體察到的現實情形不相吻合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如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最後藉助他人的理論提升自己對許多複雜現實問題的認識，進而超越這些理論並形成獨到見解。馬克思經常會反覆研讀、摘錄同一本政治經濟學著作，並就同一問題的不同層面進行深度探究，從而準確把握資產階級社會中各種錯綜複雜的經濟現象，以便更好地從事社會變革。相形之下，蒲魯東雖然在遭逢貧困問題時曾閱讀並研究過一些政治經濟學著述，但是他的研讀並不深入，只是在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後就開始從事批判和理論構建。起初，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並不明顯，蒲魯東尚能覺察到所有權同現實社會之間的巨大矛盾。但與此同時，他不能超越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前提，只能在異化範圍內揚棄私有財產，他試圖通過一個過渡體系來解決貧困問題的做法不免帶有空想的性質。此後，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點逐漸暴露出來，以至於人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在蒲魯東的著作中找出許多常識性的錯誤。更為嚴重的是，蒲魯東在創立構成價值理論後試圖用它來解決整個社會的經濟問題。不論現實問題有了怎樣的新變化，蒲魯東總能論證出構成價值理論的適用性。這種做法根本無助於了解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因之也無法用以指導社會變革。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探討的諸多極為廣泛的思想議題，彰顯出他透過觀念世界和意識形態的「層層迷霧」，「從現實出發」理解人、社會與歷史的致思路向，以及建立在生產力普遍發達等現實基礎上的社會變革路徑，為其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馬克思寫成《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同時，蒲魯東也幾乎完成了《貧困的哲學》的寫作。從這兩本著作的內容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和蒲魯東在社會的前提和存在方式、歷史演進過程及其動力、社會變革的途徑等方面存在著「不可彌合的裂口」：前者以現實的個人及其物質生活為前提，將不同社會形態間的更替歸結為各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梳理了分工所表徵的歷史演進序列和「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過程與環節，論證了作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⑧的共產主義的必要性；後者則將普遍理性或上帝作為社會存在的前提，認為觀念是推動歷史演進的根本動力，「社會的歷史無非一個確定上帝觀念的漫長過程，是人類逐漸感知自己的命運的過程」⑨，只需要通過研究社會經濟的規律即創立有關理性規律的理論或創立哲學就可以完成社會變革。基於這些「裂口」，再加之蒲魯東在給馬克思的回信中否定了革命的「行動的時刻」、恩格斯在擔任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巴黎支部通訊員期間對蒲魯東學說危害性的認識與介紹、格律恩將《貧困的哲學》譯為德文後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傳播甚廣並引起了他們的思想混亂等因素，馬克思開始著手全面批判《貧困的哲學》一書。

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蒲魯東的立論要點就在於通過描述整個社會經濟生活所處的經濟矛盾的體系，來闡明構成價值理論的合理性和實踐性，進而實現全部社會產品的平等交換即「只能用產品來購買產品」。只要推翻了構成價值理論和經濟矛盾的體系，蒲魯東關於工人運動和暴力革命無效性的論斷便不攻自破，《貧困的哲學》對工人運動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自然也會消除。正因如此，馬克思根據《貧困的哲學》原書內容的順序將其論述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以「科學的發現」這一反語為標題，按照《貧困的哲學》中「論價值」章原有的結構內容，逐一進行批判，揭示以解決價值二律背反為目的的構成價值理論的自身矛盾性和虛構性；第二部分以「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為題，從哲學方法論和具體經濟範疇的剖析這兩個維度，揭示「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的實質及非現實性。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囿於《哲學的貧困》一書的批判性質，以批判蒲魯東的論證結構和具體內容為主，其諸多觀點多以微言大義式的論斷方式出現，而未能詳加論述。這就意味著，只有在充分了解馬克思此時的思想進程、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文本中的思想內容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理解和深入領悟他對蒲魯東所作的批判。

儘管《哲學的貧困》出版不久就產生了實際影響，但該書並未實現徹底清除《貧困的哲學》對工人運動的不利影響這一預期效果。這種狀況的產生與該書法文初版印數不多(只有800冊)、傳播渠道受限和出版商的個人因素等密切相關。蒲魯東的學說自1848年二月革命後對工人運動的影響愈發深入，它在19世紀50～70年代遍及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國家，「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羅曼語地區的工人就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⑩。馬克思由此認識到與蒲魯東繼續進行政治論戰，並從理論上徹底駁倒他的重要性。承繼《哲學的貧困》中的批判方式，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學說(社會革命理論)、政治經濟學及其哲學方法等維度對蒲魯東進行全面清算，具體體現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和《資本論》及其手稿中。要言之，與蒲魯東的關係貫穿於馬克思的整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思想歷程之中，而《哲學的貧困》則在其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它不僅吸收了馬克思之前的哲學方法論、歷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更奠定了馬克思之後對蒲魯東進行全面清算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視角。這一結論要求我們在對《哲學的貧困》和《貧困的哲學》進行對比研究時，必須將其置於馬克思和蒲魯東各自的思想演進歷程、兩者關係的演變過程中去考察，尤其要呈現出馬克思囿於文本的批判性質而未能充分展開的、秉承之前研究成果的思想內容，以及《哲學的貧困》中的思想「萌芽」的「萌發」過程。

三、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其局限性

對於專業的研究者來說，梳理、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環節，重新研究《哲學的貧困》亦不例外。根據筆者的梳理，自20世紀初至今，國外相關研究主要有三種範式。一是以蘇聯和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主導的《哲學的貧困》研究，他們主要從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中的地位這兩個角度來闡述這一文本的「里程碑」式意義，且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持否定態度。這些學者雖然在具體論述中有些分歧，但還是達成了若干共識。例如，《哲學的貧困》是第一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它規範了包括生產關係等在內的唯物史觀之基本範疇的科學術語，精準地概括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及相互作用，表達了「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和「社會形式是歷史的暫時產物」等思想，從而標誌著唯物史觀的第一次公開的科學闡述。此外，這些學者並未武斷地認為蒲魯東已被馬克思徹底批判並放棄研究他的理論，而是將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說置於整個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中去審視其謬誤所在，以此輔證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合理性。二是以法、英、美等西方國家的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為主體的研究，他們在重點關注蒲魯東思想的原貌、特別是其社會政治理論的同時，還嘗試從社會學、政治哲學、經濟學、藝術學等角度對馬克思和蒲魯東進行比較研究，這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貧困的哲學》和《哲學的貧困》。上述研究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轉折時期：(1)1965年舉行的紀念蒲魯東逝世100周年理論研討會，它標誌著對蒲魯東思想的研究開始由歷史學轉向社會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方面(11)；(2)以蒲魯東誕辰200周年(2009)為契機，西方學者開始系統地研究蒲魯東的哲學思想(12)。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者的研究範式的基本特色是以原始文獻為基礎(即編纂《蒲魯東全集》)，注重釐清馬克思和蒲魯東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三是日本學者所開創的研究範式，他們主要從思想史、經濟學、文獻學等維度重新定位和闡發《哲學的貧困》中的思想，並著力探究馬克思與蒲魯東之間關係的演變過程。其中，日本學者在文獻方面為研究《哲學的貧困》作出了極為獨特的貢獻——於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際即1983年，公開出版了田中菊次所編注的《卡爾·馬克思著：〈哲學的貧困〉——作者自用、親筆修改法文初版本(影印版)》，並基於這部文獻得出若干基本結論，如《哲學的貧困》是一部作為《資本論》起點的、未完成的經濟學著作，這證明了馬克思學說即他傾盡畢生精力所從事的關於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學問，是由偉大的未完成向偉大的完成發展著的(13)。

同國外學者相比，國內學者對《哲學的貧困》的研究起步較晚，他們在20世紀初期還以文獻翻譯和引述日本學者的相關論述為主，尚未形成系統化的研究。到了20世紀80～90年代，在充分借鑒蘇聯和東歐學者關於《哲學的貧困》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國內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政治經濟學說史等方面的教材，如黃楠森先生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許征帆等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主編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等，幾乎無一例外地從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中的地位來闡述《哲學的貧困》的意義。此外，國內學者在這一時期還就《哲學的貧困》與唯物史觀的關係、《哲學的貧困》與《資本論》之間的內在關聯、《哲學的貧困》的思想史地位、《哲學的貧困》中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等論題展開了充分的研討。進入21世紀，除了延續以往的研究主題外，國內學者對《哲學的貧困》的研究還有了一定的拓展。例如，強化了對《哲學的貧困》的出版史、傳播史和文獻學研究，注重總結、吸收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基於思想史的視域詳細地探究了馬克思和蒲魯東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開始重視《哲學的貧困》和《貧困的哲學》的比較研究，闡述馬克思和蒲魯東的思想特點與差異性，從而彰顯《哲學的貧困》「新世界觀的第一次公開問世」的意義及其當代價值；分析《哲學的貧困》中所蘊含的其他思想，如社會機體理論等。相形之下，國內學界對蒲魯東思想原貌及《貧困的哲學》的研究則尤為貧乏。除了一些摘譯的文章和若干本專著之外，其他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

綜觀國內外學界關於《哲學的貧困》和《貧困的哲學》的研究，儘管取得了諸多有價值的成果，但在一些方面還顯得較為薄弱，特別是國內馬克思主義學界在研究時往往偏重《哲學的貧困》中的「方法」一節，較少研究或完全忽略占該書大部分篇幅的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構成價值理論、具體經濟範疇和社會主義學說的部分。對專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來說，仍須從以下方面著手相關的研究工作：第一，應繼續結合《貧困的哲學》來研究《哲學的貧困》中所闡發的思想觀點，不應採取「一帶而過」式的方法，要從文本學研究出發，還原這兩部著作中的思想原貌，全面而客觀地呈現馬克思和蒲魯東在相同的思想議題方面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作出較為客觀的評價。第二，要將《哲學的貧困》研究納入馬克思的思想演進歷程中，這不是重複既往的研究範式，而是闡述馬克思囿於這部著作的批判性質而沒有正面展開的思想以及這些思想的演化過程。第三，在充分尊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哲學的貧困》思想史地位的表述和過去研究中的正確論斷的前提下，從「鮮活」的思想內容本身及其演進過程、而不是從原理的角度去證明這些觀點和論斷，以此重現《哲學的貧困》在馬克思思想進程中的地位。第四，逐一揭示和闡述過往研究中未曾提及或深入研究的《哲學的貧困》中的思想內容，諸如階級分析方法、社會機體理論、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人的社會歷史主體地位等。第五，應把馬克思在創作《哲學的貧困》時期所實現的思想變革與他同時代思想家的思想加以比較，以此凸顯馬克思在致治經濟學和哲學的結合、在認識和改造現實世界等方面的變革性意義，填補國內學界研究中的這段「空白」。

四、《哲學的貧困》研究的一個新結構

在上述理論工作即整體把握蒲魯東的思想原貌、梳理清楚馬克思與蒲魯東之間的複雜關係和洞悉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局限性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應以「充分依託原著」、「還原思想原貌」、「重構邏輯框架」、「再述理論地位」、「闡明現實意義」等為宗旨，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進行比較研究。

1.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方法上的分歧與爭論

雖然馬克思與蒲魯東都是從現實出發，以尋求社會變革之路來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己任，從而進入政治經濟學的改造或批判，但哲學方法上的分野造成了兩者對當時紛繁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不同乃至相對立的認識。蒲魯東對政治經濟學的態度從徹底批判到運用「系列辯證法」將其變為一種「在行動中的形而上學」，他認為普遍理性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前提與歷史的出發點，作為普遍理性的工具的經濟範疇有著對應的社會形態(階段)，而不同社會形態的更替(歷史的演進)是由觀念或經濟範疇本身固有的矛盾的運動來完成的，因此，「要敘述的不是那種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而是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14)；理解了上述觀點，就等同找到了經濟理論的邏輯順序和理性序列的方法，就能實現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化。馬克思則從「現實的個人」及其活動出發來理解社會和歷史，他認為經濟範疇不是能夠推廣到一切社會形式中的永恆觀念，而是社會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和歷史的暫時產物。他據此有針對性地對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方法作了「七個重要的說明」，揭示了蒲魯東關於邏輯範疇與絕對方法的「生成」過程、經濟範疇的實質、社會形態同整個社會機體的關係、經濟範疇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矛盾」之處、把辯證運動誤解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的後果、「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的虛構性以及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合題」的謬誤所在。在批判蒲魯東的方法的過程中，馬克思不但形成了「邏輯範疇無法再現具體現實的真正進程」、「歷史的真正出發點是現實的個人」、「經濟範疇只是社會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等思想「萌芽」，而且「萌發」出了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並延續到《資本論》之中。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哲學的貧困》是《資本論》的萌芽」的意旨所在之一。

2.破解所有權的「斯芬克斯之謎」的不同方式

馬克思與蒲魯東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產生思想「交集」就是在所有權或私有財產問題上，這一思想「交集」貫穿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之中。隨著蒲魯東從徹底批判所有權轉向部分肯定且將它納入經濟矛盾的體系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批判埃德加·鮑威爾以維護蒲魯東轉向徹底批判蒲魯東的自在的所有權理論，並在其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過程中延續下去。我們的研究需詳細梳理這種複雜的思想碰撞過程，應將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對蒲魯東所有權理論的肯定與批判擴展到他們整個的關係演變進程中去探討，從整體上對兩者的所有權理論進行評述。特別是應加入對埃德加·鮑威爾批判蒲魯東《什麼是所有權》一書所寫的《蒲魯東》一文的論證結構及內容的分析，以此更好地了解和「復原」一百七十餘年前那場蒲魯東、埃德加·鮑威爾和馬克思之間的「有關所有權問題討論」的複雜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