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警惕科學家（全文刊發）

推薦序：

《道德經》第58章指出：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說明事物相對立的兩個方面一直處於相互轉化之中。科學亦是如此。

曾經代表著理性、客觀、甚至是真理的科學，在二百餘年前與資本聯姻後，就開始慢慢變壞了……可以說，如今的物質文明和發達科技，正是由資本和慾望催生的；也可以說，如今自然環境的怪力亂象，科技產品中發生的大小事故，也和這對夫妻有關。

人類，應該在享受當下物質繁榮的同時，做一次深深的反省，反省我們給自己，給自然帶來了哪些隱性的傷害。而這篇《警惕科學家》，正是拋磚引玉之作，希望大家能有所收穫。

我們祝願：西方現代科學經歷了一次次否定之否定後，從思想上能夠返回到2500年前古希臘智者的認識，進而和中國的科學對話，真正實現中體西用的對立互補，開創繼東方文明、現代西方文明後的第三個未來文明。

文化傳統

2014年5月28日

警惕科學家（1）：科學共同體

小時候寫理想，很多人寫過長大要當科學家，為人類造福。那時我們相信，在科學的進步與人類的幸福之間有必然的關聯。諾貝爾獎的設立就建立在這種關聯之上。做一名科學家是驕傲的、自豪的，這種特定的職業賦予了從業者以天然的道德優越感。然而，當這種關聯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轉負的時候，科學家群體遭到懷疑，也是自然的。

科學家這個群體，我們的專業術語叫做科學共同體。在以往的主流話語中，科學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學是神聖的殿堂，科學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職人員。在中國，科學家經常被描述為兩種形象：一種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他們熱愛科學，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奧秘，為人類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種如竺可楨、茅以升、華羅庚，他們熱愛國家、熱愛民族，毅然放棄國外的好生活，回國效力。在這兩種描述中，科學共同體既是知識共同體，又是道德共同體。

然而，現實的科學共同體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頂端的諾獎得主，也有剽竊、造假的，還有給希特勒造毒氣室的。中國的情況更令人尷尬。

科學家的形象，我們不妨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心平氣和地加以討論。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曾經指出，科學家具有兩種形象，一個是沉思者，一個是魔法師。所謂「真正的」科學家作為個體在歷史上可能是存在過的。傳說阿基米德在羅馬人攻破家門的時候，還在研究幾何問題，他剛說了句，不要弄壞我的圓，就被羅馬兵一刀砍了。這是科學家作為知識探索者（沉思者）的標準形象。不過，與古希臘相比，當下科學的社會功能、社會角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學不是原來的科學，科學家也不是原來的科學家了。魔法師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從古希臘到中世紀，科學都是哲學（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貴族從事的一種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動，技術則掌握在工匠手裡，是哲學家不屑為之的形而下活動。科學與技術幾乎沒有交集。牛頓書寫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做《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他也認為自己是哲學家。

今天被稱為科學家的那些人，他們從事科學活動都是出於個人愛好，其活動經費或者來自祖上的家產，或者來自貴族的饋贈。現在常說的科學活動的動機，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諸如探索自然奧秘、滿足個人或人類的好奇心等等，對於他們來說，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個時代，貴族支持科學活動也沒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麥國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島（汶島）連同島上居民都送給第谷·布拉赫（TychoBrahe，1546-1601），讓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觀測星空；為他提供寬裕的科研和生活費用，長達二十餘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謂小，但他並沒有要求第谷為他創造生產力。

他供養第谷，大概像供養音樂家作曲、畫家作畫那樣。科學知識也如音樂繪畫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識。第谷大概偶爾陪他聊個天，給他佔個星，就算回報了。如果說科學還有什麼社會功能的話，那就是，作為一種知識體系，提供一種關於外部世界的解釋方案。但在當時，科學的解釋方案並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最重要的。

警惕科學家（2）：嬗變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西方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並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紀，科學被所有「現代」國家納入到國家體制之內，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學變成了功利性的科學。

在形而上的層面，科學繼續承擔著解釋世界的功能。隨著工業文明的擴張，它所提供的解釋方案在全球範圍內成為主流，取代了各個傳統社會基於本地生態本地歷史的地方性知識體系。科學家取代了中世紀的神父，成為知識的擁有者，世界的闡釋者，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地位。

更重要的是，由於工業革命之後科學與技術的聯姻，出現了一種全新類型的技術——「科學的技術」——由科學推導、衍生出來的技術，使得科學擁有了一個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為技術的來源。

傳統技術都是經驗技術——來自經驗，並隨著經驗的累積而提高，經驗技術具有地方性，多樣性，適應本地環境。而科學的技術則是普適的，能夠大規模生產的。科學技術所到之處，經驗技術紛紛遭到廢黜。於是科學家不僅是世界的闡釋者，還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於創造者。這個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紀是科學及其技術全面擴張的時代。科學的形而上功能穩步推進，物理、天文、化學、生物、地質等基礎知識的總體框架在此世紀上半葉已全部完成，為物質世界提供了一個全面系統、可以計算的解釋方案。

科學的形而下功能則迅速膨脹，科學中與技術相關的部分，以及「科學的技術」本身不斷發生質的變化，社會生活不斷翻新。甚至生物學由博物學科學變身為數理科學，也成為高技術的母體。二戰之後，科學之作為技術母體的形而下功能後來居上，成為科學在當下社會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吳國盛教授有一種說法，古希臘科學是自由的科學，現在的科學是求力的科學，這個描述在吳國盛的理論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過，在我描述的問題中，把「求力」改為「求利」更為恰當。「求利」是當下科學的核心特徵。雖然「求力」不完全是為了「求利」，但如無力，則不能為利。

二戰期間，美國集同盟國之力實施了曼哈頓工程，動用四萬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億美元，造出了兩顆原子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科學」活動，此前個人作坊似的科學則被稱為「小科學」。科學進入了「大」的時代，科學與社會的關係轉了一個直角彎。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種精神性的活動，意在探索物質世界的基本構成，這是古希臘哲學尋求物質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結果卻是比太陽還亮的殺人武器。很多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物理學家自己也轉不過彎兒來。「我們本來是哲學家，怎麼變成了做炸彈的？這是我們投身科學的初衷嗎？」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後一批成規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學倫理的科學家。此後，再沒有科學共同體有過類似的集體反省。

現在，科學首先是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大學中自然科學門類的院系以及不同層級的研究機構，都是社會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會，雖然依然有少數私人基金如當年的貴族之供養科學家，沒有功利要求。但總的來說，國家與社會看重的是科學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學家生產出具有實際用途的知識——由科學到技術，由技術到產業，這被稱為研發（R&D）和創新。

基礎學科如純數學、理論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資金投入上與實用學科不可同日而語。並且，支持基礎學科的理由仍然是應用。最典型的說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個剛出生的嬰兒的將來嗎？」如同沉思者宣稱，他的沉思會產生新的魔法。當下的「無用」在未來的可能的「大用」，是基礎學科強調其自身價值，爭取社會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學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個部分，必然受到社會的制約。大科學時代，只有極少數學科還能由一個人靠一支筆、一張紙或者一台計算機來完成。大多數科學活動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會制度的支持。大型實驗室和大型設備都不是單個個人能夠建設、維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員需要在社會結構中有一個位置，比如大學、研究所中的職位、職稱；後備隊伍同樣需要體制中的名分，比如碩士、博士頭銜。

於是，國家和社會通過行政手段、課題招標、基金分發、教授名額發放、博士生名額發放等形式，足以實現對科學的總體掌控。科學家的個人志趣，要讓位於國家意志和社會需求。反過來，科學家必然被課題、項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驅使。科學家從思考終極問題的哲學家變成了被賦予具體任務的工匠，從主動的思想者變成了被動的從業者。按照哈佛科學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Shapin）的說法，科學活動從神聖的使命，變成了一項職業。

在這種機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滿足國家和社會需求的學科更容易獲得支持，得以生存與發展。在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模式中，那些能夠滿足資本增殖的科學和技術更容易被發明出來，更容易得到應用；而不能滿足資本增殖的學科則被邊緣化。

警惕科學家（3）：博弈與結盟

科學共同體作為社會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會結構中維繫自己的存在，擴張自己的規模——這就意味著，科學共同體必然是，而且首先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作為利益共同體，科學共同體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導致兩種必然的結果：一，與社會建制博弈；二，與資本和權力結盟。

科學共同體並不是單一的群體，在其內部還可以分為各種子共同體，它們相互合作，相互制約。越往下，利益越具體。總體上，科學共同體會利用作為知識擁有者的話語優勢，穩固、強化自身在社會結構中所佔的比重；子共同體的行為與之一般無二。於是我們看到，轉基因、納米、核電、水電……每一個子共同體都強調自身的重要性，爭取更重要的結構性地位。

在這個過程中，它們會有意無意地掩蓋、弱化相關的負面效應。比如水電共同體會把水電開發的地質風險、生態風險說得儘可能少；轉基因共同體會竭力否定轉基因作物對於自然生態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沒有任何一個共同體會說：我們這個學科沒什麼用，發展到現在就夠了，不需再要發展了。

讓我們想像一下。邏輯上，國家和社會從核電專家那裡會得到兩種可能的報告。一個主張：核能是安全的、清潔的、必要的，是未來的能源，即使有問題也都是可控的；另一個主張：核能風險巨大，核廢料處理成本難以估計，非長久之計。

前一個報告有可能使核電列入國家計劃，核電共同體在社會結構中的比重大幅增長，連續幾十年乃至永久性獲得國家經費；後一個報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論研究和小規模實驗的階段，核電共同體保持原狀甚至萎縮。作為註定要受其影響的旁觀者，你覺得核電共同體更有可能提供哪一種報告？

子共同體之間也進行著博弈。一旦某一學科的某一個人在整個科學共同體或社會結構中獲得一個高級職位，這個人所屬的機構、所屬的學科都會獲得巨大的好處。所以申報院士不僅是申報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請者所在學校的事兒。在這類活動中，「四姨太效應」有充分的表現。

「四姨太效應」是我在二〇〇五年全國科學哲學會議上正式提出的[1]。在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鞏俐飾演的四姨太頌蓮假裝懷孕，騙得老爺的恩寵，事情敗露後，被打入冷宮。大少爺前來探望，說：「你真傻，這種事情怎麼能裝呢？」四姨太說：「我不傻，時間長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原來，四姨太下了一盤很大的棋。

假設四姨太和老爺生理正常，四姨太其實大有勝算。老爺是短缺資源，只有一個。以假孕使老爺常來，既增加了自己真孕的機會，也使其她姨太太減少了機會。而一旦真孕，就算當初的假被發現了，又能怎樣？在科學共同體爭奪諸如重點學科、重大課題等利益的過程中，「四姨太效應」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現象。每一個申請者，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會努力誇大自身的優勢，以獲得關注、資助，從而得以生存、延續、乃至壯大。

而未能獲得資金支持的申請者，則會萎縮，乃至被淘汰。上海交大的陳進教授以假晶元騙取千萬資金，事情敗露，成為「不真正的」科學家。倘若陳進教授以此巨款，厲兵秣馬，勵精圖治，在相對短的時間內造出了真的晶元，又該如何評價呢？

與資本和權力結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獲利方式。

在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產業的鏈條緊密得難分彼此。在很多科學活動中，諸如在轉基因作物、水電、核電等技術的推廣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科學共同體、大公司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強強聯合。科學家擁有知識話語權，大企業擁有經濟優勢，政府部門擁有政治優勢，三者結盟，形成堅固穩定的利益「鐵三角」，簡直無堅不摧！科學家獲得社會地位、課題經費；大公司獲得利潤，政府部門獲得政績（GDP）和財政收入，皆大歡喜。而國家與公眾的長久利益、環境與生態問題，則被忽略、被淡化、被掩蓋。

這種結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國家，成為全球性的利益集團。比如美國孟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轉基因作物推動者，不但自身僱傭了很多科學家，還以課題、基金等形式購買全世界的科學家；不但在美國農業部、FDA、環保部、白宮等機構有代理人，還向其它國家的政界、商界和傳媒滲透。在中國農業部官員和中國轉基因研究共同體中，有很多人都直接與孟山都公司有利益關聯。[2]

在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科學、資本與權力的結盟達到了渾然一體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種技術的專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學家；同時，在推廣該技術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業家；又同時，由於其院士身份，還能在所屬省市的政府部門中擔任高級職位，是官員。一身三面，三位一體。

科學共同體與社會的博弈，是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為了利益的博弈，社會正義、環境正義、公眾利益、人類未來，並不是它的第一目標。它也不是一個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會結構制約之下進行的。科學共同體與資本和權力的結盟，也是作為利益共同體的結盟。

在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裡，這種結盟並不是對等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共同體變成資本和權力的附庸；科學的兩重功能，都成了資本與權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種產品為資本家賺錢，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這種產品包裝上一系列好詞：先進、高效、無害、必要……

在資本與權力操控科學的過程中，劉華傑教授提出的「學妖」具有很好的解釋力[3]。所謂學妖，存在與科學共同體與其它共同體的界面上。雖然它隱而不顯，但有時起著意想不到的決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個大壩，需要專家委員會投票，如果第一輪沒有通過，可以重新組建專家委員會，組織第二輪投票。

只要不斷地重新組建委員會，重新投票，最後總可以以高比例通過，並且能夠做到不違反程序。那個隱藏在投票者背後的組織者，就是學妖。學妖雖然沒有資格投票，但是他能決定誰來投票。科學家作為知識擁有者世界闡釋者的身份，就以這種方式讓渡出去。

本章節參考文獻：

【1】參見：劉華傑、田松，科學共同體」運作的神秘人物——細說「學妖」和「四姨太效應，科技中國，2005年第10期。田松、劉華傑，學妖與四姨太效應，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

【2】[法]瑪麗—莫尼克·羅賓著，吳燕譯，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轉基因神話及其破產，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

【3】參見：劉華傑、田松，科學共同體」運作的神秘人物——細說「學妖」和「四姨太效應，科技中國，2005

警惕科學家（4）：動機與特殊論

人們通常認為，科學及其技術的發展首先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所以在根本上具有一種對於人類社會的善意。在這個前提之下，即使其負面效應，也是出於良好的動機，屬於好心辦壞事。如果說在一九六二年蕾切爾·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之前，這種想法還情有可原，在此之後，這種想法往好里說，是糊塗，往壞里說，是裝糊塗。

在我看來，自從工業革命科學與技術聯姻開始，科學及其技術的起點和歸宿就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資本增殖的需求。資本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時候需要滿足人的需求，有的時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還有很多時候，需要剝奪一部分人的需求而滿足另一部分需求。正如我們中學政治課里所學到的，對於資本家來說，只要能賺錢，生產糧食與生產殺人武器是沒有區別的。當科學及其技術服務於資本的時候，其動機之中被人們賦予的善意，其實是不存在的。

資本具有增殖的內在屬性，它要求科學和技術能夠最快地、最大幅度地使其增殖。我在《警惕科學》一文中有相對充分的論述：只有機械論、決定論、還原論的數理科學給出的技術能夠滿足這種要求。

而這種技術，其本質上是與生態學相衝突的，它的應用必然會對環境和生態構成損害。因而，很多數理科學的子共同體已經內在地成為生態與環境的破壞者。進而言之，在當下的社會結構中，科學共同體已經內在地具有危害社會的屬性。

在這種科學—技術—產業擴張的過程中，社會整體的利益、底層民眾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都受到嚴重的傷害。但是，由於被傷害者沒有話語權，常常被弱化、被忽視、被遮蔽。

科學知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科學共同體生產出來的。當生產者受到資本的約束，並且有逐利動力，它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如何能保證中性、中立、客觀？

比如，轉基因作物的各種可能的好處，諸如增產、減少農藥用量等，這些知識更容易生產出來，也更容易得到傳播，傳播到家喻戶曉。而論證轉基因具有生態危害健康危害的知識，從生產、到發表、再到傳播，每一個環節步履維艱。上個世紀末有普泰茲事件——英國生化學家普泰茲因為在實驗中發現轉基因對小鼠健康造成嚴重破壞，遭到各種阻撓與詆毀；二零一三年末，又有塞拉利尼事件——法國塞拉利尼教授二〇一二年在《食品和化學毒物學》上發表的論證轉基因玉米致癌的論文，在十四個月之後，被雜誌出版方宣布撤除。

在前幾年中國為轉基因農作物研究投下的二百四十億巨額經費中，有相當一部分用到了媒體上。二零一三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包含保護孟山都條款的「農業撥款法案HR933」時，中國的主流媒體，那些宣稱要在幾年之內把轉基因糧食擺上中國人餐桌的農業部官員、轉基因科學家，以及某些科普人士，都全力傳播這一消息，宣稱美國政府支持轉基因、支持孟山都。而由於全世界反轉人士的抗議，此條款在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被徹底廢除時，中國主流媒體卻不置一詞，那些官員、科學家及科普人士也一律緘口不提。

在孟山都公司將轉基因作物推向全世界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一個中立的、獨立的、具有道德力量的轉基因作物研究共同體。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捆綁在利益之上受制於權力之下的共同體。據我所知，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的生態學家蔣高明教授多次被打招呼，讓他不要再發表反轉言論。這就是現實的科學共同體！

在科學與社會的博弈中，科學共同體常常會祭起一個法寶——科學特殊論。哈佛大學賈撒諾夫（SheilaJasanoff）教授總結了科學特殊論的幾個層面。

知識論獨特：科學是唯一真的知識體系，決策者應該聽從科學家的建議；

管理學獨特：科學的專業性使得外行無法管理，需要科學共同體自我管理；

社會學獨特：科學具有自我糾錯機制，科學家共同體總是變得越來越好；

經濟學獨特：科學總是帶給社會經濟利益，投資科學技術總會獲得回報。[4]雖然從科學哲學等學科的立場上看，每一項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但是它卻在很大程度上被社會所接受，成為科學共同體拒絕外界監督制約的有效武器。比如，在引起爭議的時候，相關共同體常常把科學活動簡化為科學的知識問題。你不知道基因是怎麼轉的，就沒有資格討論轉基因問題；你不懂核能是怎麼發電的，就沒有資格討論核電問題。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只有他們自己最有資格對自己的活動作出判斷。

科學特殊論是科學主義全盛時期的歷史遺迹。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GeorgeSarton,1884-1956）認為，科學是唯一的與社會進步正相關的力量。人們認為科學具有自在的自生的力量，只要科學自由發展，社會就會進步。而當外力干預科學的時候，科學就會停滯，社會就會退步，常用的例子如納粹德國與文革中國對科學的干預。

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科學代表理性，被用作抵抗神權神性的一種力量。中國文革之後，科學代表客觀真理，被用作抵抗獨斷政治權威的新權威。人們相信科學是一種中性的、客觀的、沒有利益傾向的、超越政治立場的力量，期望科學是一種獨立的、健康的社會力量，並寄希望於科學特殊論能夠保護這種力量。

然而，詭異的是，這恰恰表明，科學走向前台，被賦予特殊地位，是作為政治力量出現的。中性中立的科學和科學共同體從來只是一個完美的理想，實際存在的永遠是具體的、被社會結構影響的、與資本和權利結盟的、永遠存在著缺陷乃至惡的科學和科學共同體。

科學共同體具有兩面性。當它為資本服務、當它與社會博弈時，會以其魔法取悅社會，誘惑社會，強調科學的種種好處；當它遭到社會質疑的時候，又擺出一副知識擁有者、世界闡釋者的高傲面孔，說它是精神性的，是中性的、中立的。

一個迫切而嚴峻的問題是，如何防止科學危害社會？

以往，人們寄希望於科學家的個人道德和科學共同體的集體道德。默頓曾提出了影響至今的科學精神四原則說——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組織的懷疑主義，這其實是對小科學時代科學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頓對科學共同體的期許，從來不是對科學共同體的實際描述。

一來，科學家並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並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來，科學家個人的道德已經不能保證科學不去危害社會。前鑒不遠，黃萬里先生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學術水平都無法阻擋三門峽與三峽大壩。

一位與其所屬共同體相對立的科學家，會迅速被邊緣化。他在體制中所處的任何位置都會被人取代。這個共同體成批出廠的博士碩士，絕大多數是接受了共同體整體範式的，會主動與體制合作。反過來，也只有那些願意與體制合作的人，才會獲得體制中的位置。因而，科學家個體的道德自覺不足以改變科學共同體整體作為資本與權力附庸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學家個人的道德自覺來保障科學共同體不去危害社會。

吳國盛教授指出，科學自身的倫理就是更快更高更強，不斷地發現，不斷地開疆拓土，科學是無盡的前沿，科學無禁區。所以從科學內部，不存在自我約束的力量。反過來，科學共同體還在努力反抗社會的約束。

事實上，社會對科學的約束已經存在，比如生命科學領域的倫理審查制度。一個課題必須事先通過倫理審查，才能進行。未能通過倫理審查的實驗結果無法發表，也就無法被科學共同體中認可。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不僅包括科學家，也包括從事社會、倫理和法律工作的專家。這種倫理約束並非生命科學共同體主動地自我約束，而是在社會壓力之下不得不達成的妥協。這種倫理審查模式有必要推廣到其它科學領域。

本章節參考文獻：

【4】參見：希拉·賈撒諾夫，《科學技術論手冊》，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感謝吳彤教授提供了此說及出處。

警惕科學家（5）：警惕

人類社會需要建設一種機制，對科學共同體進行有效的約束、監督、防範，防止科學危害社會。首先在意識層面上，需要改變以往對於科學家無條件的信任和信賴，消解科學特殊論。我們依然可以相信具體的某一位科學家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數科學家作為個體都是好人，但是同時，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科學共同體首先是利益共同體，然後才是知識共同體，從來不是道德共同體。其利益，必然會影響其知識的生產與傳播。

當科學共同體宣稱他們發明了某種對人類會有種種好處的某種新技術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歡呼，而是警惕！

在核電專家強調核電技術安全、清潔、必要且廉價的時候；在轉基因專家強調轉基因作物高產、抗蟲、節省農藥的時候；在水電專家宣稱長江生態變好的時候；在納米專家宣稱納米技術將給人類帶來諸多便利的時候，我們都要警惕！

科學家集體作惡，並非不可能，並非天方夜譚，並非遙不可及。它們就發生在現在，發生在我們周圍。

一九六二年，發表了《寂靜的春天》之後的蕾切爾·卡遜遭到了整個美國化工學界（不僅是化工產業）的一致抨擊，說她並非專業人士，對DDT問題沒有發言權；說她文章的煽情大於理性，文學大於科學；說她危言聳聽，意在阻礙科學發展，用心險惡；說她是歇斯底里的老處女……這語氣，與當下某些人之攻擊所謂「極端環保主義」、攻擊「反轉控」，何其相似乃爾！

現在的情況更加嚴峻。我們的社會，正在被這些利益集團包圍著，轉基因、納米、核能、水電、太陽能（我沒有寫錯）……，他們虎視眈眈，他們處心積慮，他們妄言發展，謊稱進步，把毒藥包在糖衣裡面，社會在嘗到一點甜頭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健康問題、社會問題。二〇一三年霧霾籠罩了大半個中國，在我看來，這正是生態系統全面惡化的一個表現，是上天的警示，很多人依然試圖尋找單一原因，從燒煤找到尾氣，甚至找到了燒烤！人們天真地相信，找到了那個原因，就可以通過新技術加以解決。

雜技演出中，椅子疊得越高，演員的能力越強，觀眾的掌聲越熱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疊得越高，危險越大，所有人都知道，這疊椅子終究是要塌的！然而，我們這個社會卻像中了邪一樣，竟然能夠相信，技術的發展可以是無限的！

社會問題不能依靠技術來解決。技術只是緩解問題、遮蔽問題、轉移問題，從長期看，是飲鴆止渴。一方面，技術的深入使生態危機更加嚴重，進而導致了人類全面的生存危機；另一方面，寄希望於技術解決，使我們浪費了時間，喪失了解決問題的時機！

我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甚至，崩潰已經開始了！

科學及其技術已經具有了地質作用的力量，科學對於社會的危害，對於地球生物圈的傷害，將是整個人類無法承受的。

我們已經進入了猝死的時代！

警惕科學，警惕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