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和文化如何建構了懷孕的身體

來源：中國婦女報　 2015-12-13 09:03 　 點擊:170次　

「懷孕」，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辭彙。「懷孕的身體」既是醫學課題，亦是文化課題；既是任何家庭和民族得以延續的載體，亦是特定社會和文化複製思想和精神的基本途徑。「懷孕」更像是一個隱喻，意味著新生和傳承。這其中，女人發揮著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域，充滿了性別政治。簡言之，懷孕的身體構成了一個充滿性別權力競爭和性別文化爭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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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輔助生育技術：將女性解放出生育牢籠，還是對女性身體控制的增強？

首先，一個緊要的問題當然是，身為女人，具備懷孕的獨特能力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對此，女性主義學術界充滿了爭議。激進自由派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兩性不平等的根源在於生物學，在於女性必須承擔的生育責任和義務，婦女的解放要求生物學意義上的革命，因而她們歡迎和支持各種人工或技術輔助生育，認為輔助生育技術是幫助婦女從生育牢籠中解放出來的重要工具，能給婦女解放帶來希望，其最終的理想在於構建一種完全消除性別差異的「雌雄同體」的社會。米利特（Kate Millett）和費爾斯通（S. Firestone）都是如此主張。

相反，激進文化派女性主義學者和一些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卻認為，生育是一種自然過程，它不是婦女的負擔，而是女人獨有的天性和優勢所在，應該強調那些文化上與婦女相聯繫的價值和美德。在科里亞（Gena Corea）和米斯（Maria Mies）等人看來，試管受精、卵子捐獻、胚胎評估、性別預測等技術都具有父權制色彩，它們是男性剝奪女人生育優勢的工具，是父權制入侵女性身體的一種形式，生育技術的發展只會增強男性對女性身體和生育權利的控制，而不是幫助婦女獲得解放。至今，這仍然是一個沒有統一結論的女性主義學術問題。一方面，將生育作為女性天生的性別優勢來強調，容易落入本質主義性別觀的窠臼，對社會性別理論本身構成挑戰；另一方面，現代的產科醫療技術，如超聲波掃描、羊水穿刺術、臍帶血穿刺術等在給產婦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往往使得她們失去了對身體和經驗的把握與自主權利。

身體的語言和女性的經驗如何淪落為失語的「他者」？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男性如何進入了原本屬於女性私密的產科醫療空間？西方的男助產士出現於18世紀，他們先後在上層社會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內逐漸取代了助產婦的地位。助產婦和男助產士曾經爭著為孕婦代言，為著各自的生存飯碗兒打筆仗。「誰具有更多的解剖學知識與解剖經驗？」「誰更了解女性的身體並具有共同的懷孕體驗？」「誰對懷孕的診斷和治療更為重要？」……這些問題曾被長期爭論。

英國學者漢森（Clare Hanson）和中國台灣學者傅大為對這些問題都有較深入的討論。他們的研究表明，男性逐漸在產科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是一個不斷從傳統產婆手中奪取權力的過程。這個過程非常有意思，他們往往運用解剖學、生物學的「科學」知識作為武器，並通過把控產科技術、工具、崗位、證照制度，以及對傳統產婆進行污名化等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簡言之，他們之所以取得主導地位，並非源於他們擁有比傳統產婆更先進的科技知識與更嫻熟的接生技術，而在於通過一系列社會策略乃至強制措施來獲得成功。事實上，這反映了女性主義科學技術研究最為關注的一個方面。如果想要了解為什麼男性能在科學技術領域佔據主導，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去考察他們如何在那些曾是女性佔優勢的領域最終取代了她們的位置。產科，正是這樣的一個領域。懷孕的身體，無疑是從社會性別視角出發考察科技知識及其權力作用機制的重要對象。

▲由波士頓婦女健康寫作小組編寫的婦女自我保健書《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是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結晶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身體的權力問題。20世紀60~70年代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彰顯和強調的一個主題正是女性對身體權力的捍衛。《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一書，至今仍是不容忽視的經典。作為母親，我們都曾經歷過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從驗孕棒上顯示兩條紅色杠杠開始，我們幾乎立即進入一種對現代醫學科學無條件信奉和遵守的黑暗生活。一次次排隊抽血化驗，一次次帶著焦慮的心情認真審讀各種檢測數據，一次次在嘈雜的產科門診讓身體裸露在產科醫師的面前，一次次忍受冰冷的醫療器械進入自己的身體，一次次因為熬夜趕稿或吃了辛辣食物而對體內的小生命感到愧疚……懷孕的身體，是嚴格接受現代產科醫療監控和規訓的身體，完全淪落為被凝視的客體，它和懷孕的女性一起成為失語的「他者」。

身體的語言和女性的經驗，在現代產科醫學面前，早已變得無足輕重。身體和女性經驗的失控，甚至觸及母嬰權利的取捨以及對國家生育政策的服從與否等敏感問題。「墮胎是否具合法性」、「保大人還是保孩子」既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同時也受社會性別觀念、母嬰權利觀念和國家生育政策的影響甚至強制規訓。在此語境下，懷孕的女性喪失了話語權。身體，也因此成為影響政治進程和社會變革的重要變數。

醫學和文化：共同影響「懷孕」的實踐

從這個角度看，懷孕的身體早已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現代科技、性別文化、宗教觀念、社會政治等共同建構的社會產物。正如我在漢森《懷孕文化史》一書的譯後記中所言，懷孕顯然不只是屬於生理學或醫學範疇的事物，更不是具有某種本質屬性的東西，它是醫學和文化共同塑造與建構的產物。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代，人們對懷孕的理解各不相同，這既歸因於醫學理論的發展和醫療技術的進步，更是各種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醫學發展不斷地改變人們對懷孕的理解，例如超聲波掃描儀的使用、人工培育技術的發展等，引發了一系列關於胎兒性別檢測、嬰兒監護權糾紛、母嬰關係確定等方面的爭論；另一方面，種族政治、殖民戰爭和優生學思想的盛行，又促使差異培育、人口控制等相關生育觀念成為社會討論的中心話題。簡言之，在「懷孕」這個場域，醫學與文化是相互關聯、相互塑造、相互強化的關係，它們共同建構了人們對「懷孕」的理解，影響了「懷孕」的實踐。在此過程中，孕婦的身體、精神與智力，乃至母親的社會角色與職責，不斷地被醫學和文化所建構和塑造。

可以說，懷孕既是私人事件，更是公共事件；既是醫學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懷孕身體所觸及的學術問題絕不局限於上述幾個方面，它還涉及疾病的定義與管理、身體的醫療化、醫學與文化的互動甚至種族政治等。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懷孕」「身體」與「生育技術」，一直是西方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學術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透過女性主義理論視角，結合具體案例，分析懷孕身體的性別政治問題，無疑也是國內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資源增長點之一。我們需要時刻審視並堅持女性主義學術的根本目標，時刻不忘追求女性的自由與解放以及男女平等的基本訴求。懷孕的身體，是一個適切的入口。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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