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我是一個溫和的日本人

伊藤博文：中國「言官」的危害

1884年年末，日本宣布實行內閣制，伊藤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兩年後（1886年），到訪長崎的中國北洋海軍，與當地警民發生流血衝突，北洋海軍有多人受傷，史稱「長崎事件」。

對於「長崎事件」，中國政府表現出了罕見的強硬。李鴻章在天津緊急召見了日本領事波多野，明確表示：「如今開啟戰端，並非難事，我兵船泊於貴國，艦體、槍炮堅不可摧，隨時可以投入戰鬥。」這被日本解釋為中國的武力恐嚇。

日本著名間諜曾根俊虎在寫給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張中國報紙，報紙社論要求藉此機會收復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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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圍繞事件的責任認定等，都十分強硬，談判毫無進展。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致電李鴻章：「事已如此，非絕交無別法……」這就意味著，連一向溫和的外交官，也認為只有動武才能解決問題。

中國隨即宣布停止談判，之前所議悉數作廢。這一強硬立場，令日方大驚失色，多次要求繼續談判，但遭到中方的堅決拒絕。日本高層立即緊急會議，由明治天皇親自主持，雖無即時決議，態度卻開始放軟。到了次年，在德、法、英等調停下，日本退讓。

「長崎事件」成為中國在近代歷史中第一次「以威壓人」的勝利。但這次勝利，加深了中國朝野對於日本的蔑視，虛驕盈庭，導致北洋艦隊多年停滯不前，正如伊藤所盼望的「又睡覺矣」。

而日本則因深受刺激，根本就不「睡覺」，開始奮起直追。長崎事件完畢後一個月，明治天皇頒發赦令：「立國之務在海防，一日不可緩。」並特別撥出私房錢（內帑）30萬日元，給海軍專用。從天皇開始，全民勒緊褲腰帶，建設海軍。定遠、鎮遠兩艦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第一敵人，擊沉定遠、鎮遠兩艦模型，成為日本孩子最熱衷的遊戲。

「長崎事件」之後8年（1894年），韜光養晦的伊藤博文和日本，終於等來了機會，那就是改變了中日國運乃至世界歷史的甲午戰爭。

伊藤博文在1884年的分析中，不僅看到了「言官」的危害，還看到了即便是中國改革派官員，「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他認為，日本的對策，「此時只宜與之和好」，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發行鈔票，「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

對於「言官」之危害，伊藤看的相當準確。10年之後，甲午戰爭爆發，而當中日兩國在朝鮮慘烈激戰時，一顆「炸彈」卻在紫禁城引發軒然大波：江南道監察御史張仲炘彈劾正當前敵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罪名是駭人聽聞的腐敗、通敵。軍機處迅速拿出了處理意見，各項指控「皆系影響之詞，曖昧之事，礙難查辦」。此事對李鴻章刺激頗大，他後來激烈指責「言官制度最足壞事」。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將部分駐朝部隊調回參加中法戰爭之機，精心策划了朝鮮的宮廷政變，要求朝鮮國王成立親日政權，這就是「甲申政變」。當時駐紮在朝鮮的清朝監軍袁世凱，見形勢不妙，果斷率軍進駐朝鮮王宮，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國內。

日本武的不成，就來文的。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國，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從清政府手裡騙取一點利益。4月2日，伊藤博文用中文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從北京到了天津，希望能與李鴻章見面。李鴻章十分歡迎，請他們前來會談。

伊藤博文：中國又睡覺矣

1884年，朝鮮爆發「甲申政變」。日本支持的「開化黨」，劫持國王，試圖驅逐宗主國中國。應朝鮮政府之請率兵駐紮漢城的袁世凱等，果斷出擊，粉碎政變，令日本的陰謀難以得逞。

事後，日本遣伊藤博文前來天津，與李鴻章談判中日條約。這是李鴻章與伊藤初次見面。

對於比自己年輕18歲的伊藤，李鴻章相當欣賞，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報告指出：「伊藤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模仿，實有治國之才，專註通商睦鄰、富國強兵之政，不欲輕言戰事、吞併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

根據10年後他們的回憶，在兩人的談話中，伊藤已經提出了中國改革需要漸進的看法：「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

歸國後，伊藤也對其國人分析了中國當時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中國的改革在短期內一定見效，「三年後中國必強」，但是，日本對「此事直可不必慮」。日本之所以不必擔心中國，主要因為中國改革將遭到內部巨大的阻力，「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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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慰那些被中國的崛起態勢、尤其是袁世凱在朝鮮的亮劍精神震驚的日本人，中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即中法在越南發生戰爭）甫定之後，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對中國改革的兩個基本看法：一、中國必須改，但中國的改革內部壓力大，動不動要「睡覺」；二、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改革必須漸進。這兩點，貫穿了他此後的一系列論說中。

基於如此判斷，他認為，當下日本要韜光養晦，暫避中國的鋒芒與銳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即中俄圍繞伊犁問題的衝突），始設電線（即電報）；自法之役，始設海軍」。只要避開中國的鋒芒，「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便是中國的那些改革派官員，「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

伊藤博文：中國何至今無一變更

在伊藤發表這通「中國又睡覺矣」的高論不久，日本宣布實行內閣制，伊藤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前往日本談判。在下關（馬關），與伊藤博文第二次見面。這兩位分別主導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談及了兩國的改革。李鴻章對伊藤說：「亞細亞洲，我中日兩國最為鄰近，且系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為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使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

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前往日本談判。在下關（馬關），與伊藤博文第二次見面。這兩位分別主導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談及了兩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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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對伊藤說：「亞細亞洲，我中日兩國最為鄰近，且系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為事。」

對於李鴻章打出的同文同種友誼牌，伊藤博文卻並不接茬，而是直接談及最為關鍵的改革話題：「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中國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鴻章惟有嘆息：「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

伊藤道：「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

馬關談判之中，李鴻章與伊藤唇槍舌戰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鴻章曾說：「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辦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

李鴻章道：「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

伊藤說：「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

伊藤博文是個性非常張揚的政治家，甚至有詩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權」，一點都不掩飾。這樣的個性，如果在中國特色的官場里，「恐不能服官也」還真是實話，也可算是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

伊藤博文：治弱國如修壞室」

甲午之後，中日兩國進入了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

伊藤積極為大清的改革出謀劃策，當然，也順帶試圖在中國建立對抗沙俄的「統一戰線」。戊戌變法期間，中國政府曾計劃聘請伊藤博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擔任國策顧問。

這一年9月開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遊」中國。此時因為日本國內政爭，以伊藤博文為總理的日本內閣，剛剛被推翻。在駐日公使裕庚看來，伊藤的訪華一方面是「系出無聊」，一方面也是「查看中華情形，有無機括可乘。」

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緒皇帝召見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日本公使林權助尚未得到東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據林權助的回憶錄，正在現場的伊藤表態說：「那麼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有伊藤支持，林權助便先斬後奏，將梁啟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後，伊藤又應英國公使的要求，親自前往李鴻章宅邸，為已經被捕的張蔭桓求情。張蔭桓此人雖由李一手栽培，但後來自以為聖眷優厚，對李頗有切割之意。李明確表示，如無伊藤的情面，他將不會對張施以援手，險成「戊戌七君子」的張最後被改判發配新疆。

9月24日，李鴻章宴請伊藤博文。

圖為李鴻章與各國代表簽訂《辛丑條約》

忽「左」忽「右」的改革讓中國錯過發展良機。

酒宴上，兩人談及剛剛發生的政變，伊藤告訴李鴻章，中國的改革如同修繕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卻拿著「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結果當然就會壓垮這房子。

「三五喜事之徒」的考語，代表了相當大一群旁觀了這次維新變法運動的外國人的普遍觀感。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也認為，「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團隊「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9年吃的東西，不顧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個月之內都填塞給它吃了」。

伊藤離京後，先後到武漢和南京拜訪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全面掌握中國實力派政治人物的傾向。

伊藤到武昌，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裝飾了黃鶴樓，館宇內外陳設裝飾，及一切飲饌之類，務極華美，不限費用。伊藤在武昌訪問僅僅只有兩天，當地的接待費用高達白銀7.6萬兩（至少約合1520萬元人民幣），伊藤臨行嘆曰：「金錢可惜！」

他返回日本後，於12月10日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說，主題為《遠東的形勢與日本的財政》，在談到中國之行時，他指出：「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麼廣大的國家裡，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徹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這段講話，繼續明確地闡述了他對中國改革的兩個論點：一是中國改革必須要有「非常英邁」的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作保障；二是中國改革絕對不可以急。

伊藤博文：中國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

戊戌風雲之後，中國改革的腳步並未停止。次年，中央派出二品大員劉學詢率團出訪日本，對外公開的使命是考察商務，而實際上還肩負著與日本締結秘密同盟的使命———這是中日兩國「興亞主義」者們多年來致力推動的。

劉學詢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幾乎遍訪日本政、經兩界的所有大腕級人物。根據劉學詢日後公開出版的《遊歷日本考查商務日記》，可以看出，這一連串密集的會見中，中國人主要談論的是友誼、睦鄰，而日本人更為關心的是利益，並且這種利益關注幾乎都集中在中國的改革上。

這次出訪，劉學詢與伊藤博文有兩次會談，第一次會談時間居然長達4小時15分鐘。

對於這次會談，劉學詢晚年在接受國民黨黨史人員訪談時回憶道：「伊藤認為中國如果不改革自強，瓜分及崩潰就會迫在眉睫，但是，中國軍隊外強中乾，無法對敵作戰；而中國人口的資源雖遠超日本，其稅收卻不如日本，其中關鍵，就在於中國的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納稅並非出於自願。」

劉學詢也回應說，中國改革的失敗，在於改革者的草率淺薄、敷衍塞責，而不是極端守舊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純粹是打著改革旗幟的奪權者和政治投機者而已。

對於劉學詢的這種觀點，伊藤博文是接受的。

伊藤博文：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為先務

1905年，中國決心進行史上最大力度的政改———推行君主立憲，先派出了兩個高級代表團，前往歐美日各國考察政治。

以載澤為團長的考察團，負責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

對於中國的政改，日本一直相當關注。早在考察團成行之前，日本報界就開始鼓吹「日清同化」，建議日本政府應該「導引中國」，推動中國按照日本模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對於大清國派團出國考察憲政，日本輿論普遍比較欣賞。

的確，中國立憲運動的勃興，本身就是受刺激於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在很多人眼中，中國立憲的最好樣板就是日本———儘管中央還希望通過全面考察進行不同模式的對比。駐日公使楊樞在奏請立憲變法時，就提出：「中國與日本地屬同洲，政體民情，最為相近，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效日本。」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在廣泛的海外考察後，大清國果然選擇了日本作為政改的榜樣。

載澤考察團在日本總共28天，行程安排得十分豐富，與其說這是考察，不如說更像一次集體「遊學」。除了參觀工廠、學校、銀行等之外，考察團極為重要的任務，就是聆聽日本憲政專家的講課。

「第一課」安排在正月初三（1月27日），「老師」則是日本額法學博士穗積八束。穗積八束的講授，重點在於日本憲法體系中的皇權的主體地位。而次日的第二課，講師就是伊藤博文，主題則是「變法自強當以立憲為綱領」。

在這堂課上，伊藤博文向載澤贈送其所著的《皇室典範義解》與《憲法義解》。載澤問：「敝國考察各國政治，銳意圖強，當以何者為綱領？」伊藤回答說：「貴國欲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為先務。」載澤接著問：「立憲當以法何國為宜？」伊藤說：「各國憲政有二種，有君主立憲國，有民主立憲國。貴國數千年來為君主之國，主權在君而不在民，實與日本相同，似宜參用日本政體。」載澤又問：「立憲後於君主國政體有無窒礙？」伊藤答：「並無窒礙。貴國為君主國，主權必集於君主，不可旁落於臣民。日本憲法第三四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強調了穩妥推進的重要性：「政府必宣布一定之主意，一國方有所率從。若漫無秩序，朝令夕更，非徒無益，反失故步。」

伊藤告訴他的中國學生們，其實，立憲與專制的最大區別，只在於法律必經議會協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見而定。

日本的見聞，令載澤等如獲至寶。離開日本之前，他們向中央提交了《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在這篇報告中，載澤等提出：

「大抵日本立國之方，公議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無不通之隱，君有獨尊之權。其民俗有聰強勤樸之風，其治體有劃一整齊之象，其富強之效，雖得力於改良法律，精練海陸軍，獎勵農工商各業，而其根本則尤在教育普及。自維新初，即行強迫教育之制，國中男女皆入學校，人人知納稅充兵之義務，人人有尚武愛國之精神，法律以學而精，教育以學而備，道德以學而進，軍旅以學而強，貨產以學而富，工業以學而巧，不恥效人，不輕舍己，故能合歐化漢學熔鑄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載澤他們能看到「根本則尤在教育普及」，這不能不說是相當敏銳的。而「不恥效人，不輕舍己」八個字，的確是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當總結。

伊藤博文：慎重與調和

1909年春夏之交，時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陪同「大韓帝國」皇帝，分兩次巡視了朝鮮南方和北方，因傷風而回到日本，在瀨戶內海著名的道後溫泉休養。英國駐日公使竇納樂即將回倫敦休假，臨行前去拜訪伊藤。竇納樂在甲午戰爭後到庚子事變期間，一直擔任英國駐華公使，隨後與駐日公使薩道義兩人對換，因此，對東亞的局勢相當熟悉和了解。

伊藤博文告訴竇納樂，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忙於爭奪權勢，而最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過於衰落，其權威蕩然無存，而「各省咨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這些咨議局對地方督撫形成了巨大的牽制，進一步加劇了地方的離心傾向。

當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極為高漲，要求從列強手中收回利權的運動此起彼伏，但曾經主導了日本挽回利權運動的伊藤博文，顯然對此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處理好內政，然後才能對外收回利權。伊藤以日本為例，向竇納樂指出，「慎重與調和的政策」對於中國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在這次會見中，伊藤博文告訴英國人，中國按照目前的改革節奏，一定會失控，三年之內將爆發革命。果然，兩年半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又過了四個月（1912年2月），宣統皇帝宣布遜位。

對於伊藤的預測，當時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對此表示贊同。他告訴竇納樂，中國的事態令人不安，「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準備，「中國現在實在走得太遠，會出毛病的」。

被深深震撼了的竇納樂，將這些會見情況都向英國外交大臣葛雷（Edward*Grey）做了詳細的書面彙報。

半年之後，已經改任日本樞密院議長的伊藤博文，到訪中國。1909年10月23日，他在拜會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時，再一次表達了同樣的擔憂。

談話開始，伊藤博文自陳：「我於貴國大計，用心籌劃，不自今日始。現在貴國方悟非變法無以圖強，近年來始行新政，我甚願貴國事事求根基穩固，政府須擔責任，行政機關務求組織完備，萬勿半途中止。竭力前進，猶恐或遲。我兩國利害相關，貴國如能自強，則日本之幸也。」

中國強，日本才能強；中國好，日本才能好。如此動聽的說法，當時在中國已經沒多少人會相信了。日本正全力攫取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中國最為危險的敵人。

隨後，伊藤就中國改革與中日和平的關係，闡述道：中國要自強，目前就該韜光養晦，「趁此和平之時修明政事，要緊著手者一在財力，二在兵力」，但是，改革絕對不可以走過場，「練兵非鋪張門面，財政非空言清理所能濟事」，只有兵精糧足，才能穩固根本，「中國穩固，東亞和平方可永保」。他坦承，中日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實際上都取決於中國「內政及國基」。

至於錫良等希望的日本能「持平」對待中國，伊藤博文一口回絕，他坦率說道：「若說到日本人民意思，則凡事只問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當，即無所謂持平辦法。」

自然，伊藤博文的談話充滿了外交辭令與自我辯護，但也的確反映了當時日本對華矛盾心結：一方面，他們認為必須聯合中國才能共同對抗西方，另一方面，他們難以等待「腐朽而沒落」的清政府自我覺醒、自我拯救，必須先下手為強，乃至憑藉武力入主中原。

對於中國當時正在進行的政改，伊藤提出：「中國初辦憲政，一切正在艱難，民意斷難即恃，更不可妄恃強力。貴國現在熱心主張收回權利，收回權利固屬好事，然不知收回權利尤須能保此權利不更為他人侵害。若徒將權利主張收回，而不能實保權利，則旋收旋失，徒然無益。一切機關俱不完全，則尚非真收回權利。此次我系旁觀之人，故特反覆言之，尤願貴國以後千萬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觀念。」

伊藤提醒說：「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利，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此時貴國辦理新政，外面極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

三天之後，伊藤博文在哈爾濱遇刺身亡，這次談話成為他對中國的政治遺言。

伊藤博文：土耳其和波斯最近發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國發生

伊藤對於中國改革的看法，並不孤獨。

1909年8月28日，美國駐華公使館代辦費萊齊向華盛頓發出警告：中國過快的政治改革，將可能失控，「土耳其和波斯最近發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國發生」。

這位外交官兼漢學家寫道：「袁世凱和慈禧太后的憲政改革正在由攝政王加以籌備，在執行預備立憲上，他顯然是真誠的。的確，很有可能他感到無力逆潮流而動，相信緩慢地往前走，試圖減少一些風險。但對於中國引入代議制的不安，不僅限於保守派，相反，一些最開明的官員，由於了解中國人的性格，也擔心憲政運動很可能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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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費萊齊發出警報後一年（1910年9月），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會見湖廣總督瑞徵，談到提前召開國會一事。瑞徵對於立憲派速開國會的要求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作為國會議員來源的各省咨議局只是被一些「海歸」及文化人充斥，此時召開國會，絕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場而已。嘉樂恆對此深表贊同，認為中國目前不具備行使這種權利的條件，建議應首先改善國會的人員組成。

美國總統塔夫脫在接見中國特使梁敦彥時，也明確表示，中國在推進政治改革中，實行有限民主是合理和明智的。他以自己在菲律賓、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經歷，認為過快的民主進程將只能帶來混亂與失控。至於梁敦彥擔心美國可能會支持那些激進的立憲派，塔夫脫表態：「就美國來說，她雖然關心民選政府的普及，但不認為普選權應該匆忙擴大，首先應該是有一個人民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礎。」

與日本、美國的相對含蓄不同，同樣關注著大清改革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接見1909年先後到訪的大清高級軍事代表團時，毫不隱晦地建議：無論改革如何發展，大清的中央核心必須牢牢地將槍杆子抓在手裡，這是維持安定團結的關鍵因素。數年前，大清國領導核心、攝政王載灃訪問德國時，威廉二世也對這位年輕的中國接班人，提出了同樣的、更為具體的建議。

無論列強們的動機如何，他們的關切都點中了大清改革的軟肋：改革、尤其政改，正在成為地方分離主義勢力得心應手的工具。隨著改革的深化，國家不僅沒有凝聚，相反更加渙散。以民主為導向的憲政，被徹底走樣為政治幫派之間的火拚，無數小的專制小團體、黨派紛紛冒頭，一邊用憲政為掩護，從強者碗里分羹，另一邊也在內部全套照搬專制的作風，關起門來過過「小皇上」的癮，並日思夜想「彼可取而代之」。

1911年，加大了油門的政改，催生了中國的第一屆責任內閣。國內多數政治派系十分失望，隨即指責政府「偽改革」「彌縫主義」，但美國外交官依然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誌性事件，雖然充滿希望的人會對這一結果感到失望，但沒有理由懷疑皇帝和許多愛國官員要求改革的願望是真誠的，並且一些改進措施也將隨之而來。至少，我們可以希望目前所發動的這場變革將被證明是一場使中國沿著世界最先進國家方向邁進的改革運動的起點」。

不久，大清帝國果然如伊藤博文預料的，在兩年左右就轟然而倒，但所謂的「憲政」乃至「共和」，並沒有真正地出現，中國繼續在「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的夾縫中搖擺…

zhishi365語 伊藤，一語道出了中國國情的要害，我們國人相互排擠，好虛名，不務實，有點小成就就以為天下無敵了！其實伊藤博文屬於日本政府中的溫和派，他認為通過經濟手段謀取最大利益才是上策，而用軍事手段武力征服是下下策。因此當年很多中國的改革派人物都對他抱有好感。伊藤博文始終不主張吞併朝鮮，為此和日本陸軍的締造者山縣友朋多次發生激烈爭論，二人因此成為政敵，勢同水火。伊藤博文出任樞密院議長以後，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山縣有朋得以上台組閣，全面施展其政治理想，不久以後朝鮮即被日本吞併。山縣有朋因此被權勢熏天，甚至對日本皇族的家事也指手劃腳，被日本朝野戲稱為「無冕天皇」，後來的昭和天皇裕仁在皇太子時期就非常討厭他。山縣友朋主政時期軍部勢力大漲，除了他以外幾乎無人可以駕馭。當山縣友朋死後，軍部這隻魔鬼被放出了魔瓶，開始「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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