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凈植：楊念群訪談錄(2)

　　新史學　　回歸本土，以中國人的方式理解歷史　　當代史學下一步應該模糊學科界限，逐步拆掉西方理論的腳手架，回歸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　　記者：2002年借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100周年，您組織了一次會議，與會者體現出跨學科的特點。之後您參與主編了《新史學》，迄今已出版到第三卷。跨學科研究對中國當代史學起到了什麼作用？　　楊念群：那次會議有9個學科的專家參加，我當時有一個理念，就是認為不管用什麼方法，只要你處理的是屬於歷史範圍內的對象和題材，就應該算是「大歷史學」框架當中的一員。這個理念在當時並沒有達成共識，只不過是一個實驗。我的設想是：只要把各個學科的方法用於歷史分析，歷史學的格局和地圖就會發生改變。　　現在已走過八年時間，我卻認為單純強調「跨學科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跨學科」的關注重點在如何「跨」，可還是有一個專門化「學科」的概念在制約著我們的思維，比如我們還是得回答以下這類問題：到底哪個學科方法適用於歷史學，哪個學科不適用？我覺得歷史學下一步應該模糊學科界限，不是簡單地說用了哪個學科的方法更好，而是根據你面臨的問題，來把握和自然地生髮出對歷史的判斷。以前我特彆強調借用不同方法論的重要性，但現在我覺得應該倒過來，將歷史作為一個平台，把其他學科收編進來，更加圓融、更加開放地構成對歷史的認識。這其實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可能也是向中國人理解歷史的本源方式回歸。　　記者：中國人理解歷史是什麼樣的方式呢？　　楊念群：它和當代西方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別。西方理論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原來我們藉助這個腳手架來建立解釋新秩序，但現在它在阻礙我們對中國歷史更內在的、精神層面的認識，以後的史學研究目標是要逐步把西方社會科學這個腳手架拆去，即使拆不掉，也要淡化其作用。　　比如我提過的「感覺主義」，就是希望回歸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我們的現代史學研究看不起敘事，認為敘事不過是對錶象的描寫，沒有解釋沒有理論沒有深度。但現今不像二十年前，大家對西方的理論懵懂無知，現在是方法論泛濫過剩，人人都能說出些西方大師的名字。我覺得在提高了理論層次之後，不能把腳手架還擺在那裡，那恰巧就成了生搬硬套人家理論的證據，理論變成了作案工具。　　敘事裡面應該包含著歷史觀，但應以一種非常平實流暢的面貌出現，這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所謂「同情之了解」吧。當然這並不是說完全地復原歷史，你是帶著現代人的眼光進去的，但你的理論背景應該隱含在、內化在你的觀察和判斷裡面，不露痕迹，要接近那時的歷史狀態，才能真正圓融地寫出一本好看又具備一定歷史觀察力的著作。　　記者：比如就像《史記》那樣的敘事傳統？　　楊念群：我覺得要恢復到《史記》書寫傳統那種層次非常難，不過在精神層面上可以學習模仿。其實我的《何處是「江南」？》也是要慢慢往這個方向靠。我以前也好拉洋人給自己壯膽，比如福柯被拉來打工最多，沒有他們撐腰總覺得寫出的歷史好像沒說服力。結果寫出的東西很晦澀，表達的意思繞來繞去，貌似挺有學問。《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的寫作就有這種斧鑿刀砍的痕迹。到《再造「病人」》我覺得已經好多了，已經開始部分拆除一些理論腳手架。只是在導論和結語部分梳理了少量理論，一旦進入到具體歷史場景就變成了故事性、敘述節奏感很強的風格。到了《何處是「江南」？》讀者會發現我很少用大詞為自己壯膽撐腰了，用的基本是貼近中國歷史本身狀態的語言。這說明我在進步。　　中國史學太缺乏想像了，我很懷疑那種亦步亦趨的訓練能否求得歷史的真實　　記者：除了講故事的能力，您也提到過治史應該具備想像力，它與歷史的「求真」矛盾嗎？　　楊念群：對歷史真實性的追求永遠只是歷史學家的理想和願望，在實際的研究中是無法達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是一個建構過程，對歷史的研究往往也很容易成為這個建構過程的一部分。誰要說他能夠百分之百地追求到歷史的真實，大家肯定覺得他在說胡話。有的評論義正詞嚴地指責我說，「江南」一書中的論斷太富於想像，應該給我加個籠頭，對我的想像加以遏制。中國史學本來就太缺乏想像了，越來越多的學生接受的是專業化訓練出來的所謂的嚴謹、規範，寫出的文章枯燥無味，我很懷疑，那種亦步亦趨的訓練能否真正求得歷史的真實。　　我的做法是，依據史料進行有節制的想像，至於想像的分寸把握得如何，需要在更深層次上加以探討。　　歷史學應該作為建立當代中國文明的基礎來對待，為民族的復興提供一種精神滋養　　記者：歷史的解讀總與現實有關，無論是在大眾文化中還是在研究領域，多次成為論證現實的有力武器。您希望自己的研究與現實的關係是什麼？您如何看待在現實驅動下的歷史研究的可靠性與真實性？　　楊念群：歷史學家到底在現實里扮演什麼角色，我也感到困惑。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不具有立竿見影的實用性。歷史學最古老的一個功能就是資治，但和政治靠得太近，史學家怎麼看怎麼都像個奴婢。我可以理解一批想當官的人用歷史去為現行政策提供參考，但是你就不要打著求真的招牌，說歷史還有客觀性有規律性。專門化的學院研究路線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只去解決局部的小問題，考據一件小事，太職業化了。還有一種選擇就是乾脆把歷史娛樂化。　　我對這三種功能都敬而遠之，我覺得讀史研史應該作為建立當代中國文明的基礎來加以對待，這還不完全是一種彰顯短時期中國「軟實力」的表現，而是應該長期作為提高中華民族素質的一種手段。　　其實從傳統的學問框架來區分，中國自古以來只有一門學問，就是歷史學，現在學院里的文科設置，如經濟、法學、社會學等等都是舶來品。在歷史中發掘出一種文明精神，變成中國崛起的基礎與動力，是歷史學應該承擔的一種責任。必須超越政治化、職業化、娛樂化的限制，才能把歷史提升到相對比較高的境界。這需要一代、甚至兩代人前赴後繼地去付出，才能真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一種精神滋養。當然歷史學不能獨自承擔這個責任，還需要其他人文學科的協助才能完成。　　◆掌中珠　　涉及明清之際士階層命運及其與皇權、政治關係的書有很多。編者掛一漏萬，遴選五本著作，供讀者參考。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趙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柳如是別傳》，陳寅恪著，三聯書店2001年版　　《筆禍史談叢》，黃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版　　《方以智晚節考》，余英時著，三聯書店2004版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白謙慎著，三聯書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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