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的真相

一

我們找到金沙寺時雨停了，幾縷陽光從很斑斕的雲層中漏了出來。

那其實就是一座被菜地和桑園包圍著的場院，肥大的桑葉讓我們忽略了地面飽含的水分，一腳下去，已是一腳的泥濘，所以當我們穿過桑園走到場院前的那片水泥地時，立刻忙不迭地磕打自己沉重無比的鞋，這一動靜招來兩隻狗殺將出來，卻並不撕咬，只是一味地沖我們狂吠。

一位婦人聞聲出來，告訴我們這裡就是金沙寺。

應該說曾經是，因為這裡現在實際是這位薛姓婦女的家，她說常有人來這找金沙寺，所以對類似我們這樣的不速之客已經見怪不怪。薛大姐跺跺腳下的水泥地：這是山門，那是大殿……大殿不過是一矮矮的庫房，據說現在還堆著村裡的一些雜物。

我說：只能遙想當年了。

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民間傳說，宜興紫砂都是源起於「金沙寺僧」，目前被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那把「供春壺」，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有作者簽名的紫砂作品，其製作者供春是明朝嘉靖年間隨主人客居金沙寺的一書童，業界因此奉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和供春為紫砂鼻祖。

其實，金沙寺與紫砂的淵源還可上溯。

宜興的14個鎮里只有丁蜀鎮產紫砂，所謂「陶都」，原來全靠丁山、蜀山一小片彈丸撐起。儘管兩地合併共稱丁蜀已有54年的歷史，但當地人還是習慣問那些奔著紫砂而來的外來客：可要去丁山？完全棄蜀山於不顧。

但紙上宜興，蜀山之名卻遠盛於丁山。

當年蘇東坡登臨蜀山——當時那山還名叫「獨山」——說了句「此山似蜀」，硬說這地方的山水很像四川的風光，當地人仰慕蘇軾的錦繡文章，不以為杵，甚至謙恭地將「獨」去「犬」，改獨山為蜀山，並從此視之為文脈所在。

東坡遺韻，汩汩千年，自然天成地潤澤一把紫砂壺，由是發軔。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49歲的蘇軾卸了黃州任，赴汝州任而來，途經蜀山。這時蘇軾不僅有旅途之苦，更有喪子之痛，於是上書朝廷，「乞居常州」，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宋神宗善解文人情懷，准了蘇軾的上表，東坡先生得以「買田築室於蜀山南麓」。東坡的雅事不少，喝一杯茶也弄了個風月無邊，宜興當地至今有「蘇軾三絕」一說：陽羨茶、紫砂壺和金沙泉。

這金沙泉就是當時金沙寺旁的一口井。

我們在蜀山和金沙寺之間走了個來回，15分鐘的車程，真要步行也算是一次遠足。想當年蘇軾遣其使童，取金沙泉烹茶，每日這樣的來來回回，還真是一種不計成本的風雅。某日，使童途中滑了一跤，水灑了一地，那小廝見路邊的溪水也很清澈，於是弄了桶溪水來東坡處交差，東坡一喝便知被「山寨」了，為了杜絕使童再犯，蘇軾剖竹為符，與金沙寺僧聯手整了出至今為茶道津津樂道的「竹符調水」。

現在，陽羨茶還有，卻已是尋常方物；金沙泉早成烏有，即便掘地泉涌，怕也不是從前的甘甜模樣……

惟有紫砂，成就萬千氣象，雍容兀立。

二

1948年的中國不是一個太平的光景，國共兩黨的軍隊正在北方展開殊死決戰，而南方大城市也普遍在通貨膨脹的凄風苦雨里飄搖，無論軍事或經濟，國民黨政府都瀕臨破產，在這場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權力更迭前夜，普通民眾的生活如川流依然繼續，該有的詩意與風雅，甚至照舊恣意於民間。

比如這一年的某一天，從宜興蠡河駛入太湖的那艘快班輪上的5把紫砂石瓢。

關於這5把石瓢壺，62年後的今天有好幾種說法，一說5把都還在，另一說當年它們到上海後發現有一把已經破損，所以只有4把現存於世……最慘的說法是至少有3把毀於「文革」，現存最多不會超過2把。

故事緣起於一次聚會，做東的是當時上海最著名的紫砂經銷商鐵畫軒老闆戴相明，主賓顧景舟儘管時年33歲，卻已是宜興紫砂高手，而坐上江寒汀、吳湖帆、唐雲三位先生，也全部是當時享譽滬上的藝苑名流，或書或畫或金石——據顧景舟弟子李昌鴻回憶，他師傅的那5把石瓢壺上，分別是江寒汀的畫和吳湖帆的字。

2010年5月，這5把石瓢壺中的一把，在中國嘉德2010春拍中，拍出1232萬人民幣的天價。

據報道，這把石瓢壺壺體上有修竹一枝，並有刻銘「為君傾一杯，狂歌竹枝曲」，落款為「湖帆」，壺蓋內壁有「顧景舟」篆印，壺底為「戴相明」篆印——按照此描述，這把壺應該為5把石瓢中鐵畫軒戴老闆所藏的那把。

有回憶錄記載，當時吳湖帆飽墨執筆，懸腕在5把壺坯上各題詩一句，但只在4把壺上各畫竹一枝，另一把壺由江寒汀畫鷓鴣一雙相贈吳湖帆。畫成，仍由戴相明交貨船帶送蜀山顧家，顧景舟鐫刻自己的那把，餘4把請其表弟陶刻好手談堯坤鐫刻。

5把石瓢，顧景舟自留一把，餘4把分贈江寒汀、吳湖帆、唐雲和戴相明。

這次在北京拍賣的石瓢壺據說最後被北京一位收藏家拍得，宜興地方上盛傳藏家真實身份是一年輕的地產商。當地媒體報道說，顧景舟也因此成為繼徐悲鴻、吳冠中之後，藝術品價格超千萬元的又一位宜興籍藝術大家。

江南多文種，宜興尤甚，據說目前在世界各地有逾萬名宜興籍教授，如此鼎盛的人文，應該是紫砂成氣候的關鍵。

據說當年戴相明到蜀山的上袁村進貨，必宿顧景舟家，徹夜長談，因為在戴相明看來顧景舟是「有文化的手藝人」，而顧景舟也同樣認為這鐵畫軒的老闆是「最有文化的商人」。這兩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年少時都曾經夢想激揚文字，但最後都囿於現實，一位子承父業頂了紫砂鋪的大梁，一位隨了祖母干起捏坯的營生。

199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錢劍華所著《紫砂茶壺的造型與鑒賞》，唐雲的封面題籤，顧景舟的序，我們在丁蜀探勘紫砂的過程中，這本書始終相隨，讀顧景舟的文章如良師在側，一部千年紫砂史，在顧老先生四千多字的文章中徐徐展開。

三

如果沒有「曼生十八式」， 陳鴻壽還能成為「西泠八家」中最受注目的人嗎？

這位錢塘才子在吏治方面的表現泛善可陳，多虧了他能倚仗才情躋身官場，曾經有「宰溧陽縣」的履歷，才會有太多的文章記述他屢棄政務於不顧，一頭扎進鄰近的蜀山，忘情於紫砂。顧景舟曾提及嘉慶、道光年間，宜興制壺名手有楊彭年、邵二泉、邵友蘭、潘緘雄等人，「就壺藝而言，友蘭、緘雄的技藝，當位列彭年之右，惟彭年與曼生之優相契遇，相得益彰」（顧景舟，《宜興紫砂壺藝概要》）。顧景舟曾經多次在文章中表示他對楊彭年壺藝的不欣賞，但他也承認，楊彭年因為助陳曼生（陳鴻壽號「曼生」）完成「曼生十八式」從設計到製作的過程，而「壺隨字貴，字隨壺傳」。

「他說得有道理，但與陳曼生合作是我高祖的福分。」

楊勤芳一邊這樣說，一邊吐了一口煙。出生於1951年的楊勤芳自稱楊彭年是他的「高祖」，但從年限上推論，200年前的楊彭年於他可能不僅僅是五世之隔，楊勤芳自己在一些場合對此也有點語焉不詳……但「楊彭年後裔」卻是不虛的。

楊勤芳告訴我們，所謂「曼生十八式」其實是一泛指。楊勤芳從他的書房裡為我們找了本書，上面舉例說：

成書於1937年的《陽羨砂壺圖考》上卷《雅流篇》，對陳曼生題銘的8件傳器分別作了介紹，其中有「斗笠壺」、「合歡壺」、「包壺」、「井欄壺」、「方山壺」等6件，此外，還列舉了陳曼生親擬的貼切壺形的22條銘文，除第16條下無壺名外，其餘21條均有壺名，其中有4件與前面的8件傳器中的壺名相同，這樣在這本圖考中，就為人們提供了26件不同的曼生壺壺形了。1963年春，上海發現了一本宣紙線裝《陶冶性靈》手稿，打開封面，左頁繪壺形20個，右頁錄壺名及銘文，最後一頁記曰：「楊生彭年作茗壺二種，小迂為之圖，頻迦曼生為之著銘如右。癸酉四月二日記」。癸酉是嘉慶十八年，即1813年，正是曼生在溧陽任官之時。

楊勤芳認為，陳曼生很可能手繪了一批紫砂壺樣，請楊彭年等人製作，這批壺樣究竟有多少種，現在還是一個謎，但應該不止18種。

業界公認「曼生十八式」開創了文人壺的先河，讓當時文人普遍熱衷的字畫金石敷陳其上，據說陳鴻壽自創「曼生十八式」的動機，就是不滿之前的紫砂壺器型沒有留出足夠的書畫題銘空間，這一傳聞與陳鴻壽的金石大家身份相符，應該不謬，以文人身段婀娜於紫砂壺之上，陳曼生是第一人。

讀陳曼生的壺銘，委實是一種享受。

比如在一井欄壺上，曼生題「汲井匪深，挈瓶匪小，式飲庶幾，永以為好」；在一扁壺壺身上題「止流水以怡心」；題一石瓢是「不肥而堅，是以永年」；而另一石瓢提梁則是「煮白石，泛綠雲，一瓢細酌邀桐君」……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他在一箬笠壺上的銘文，曰：「笠陰喝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

陳曼生的阿曼陀室有一中堂，「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如此境界，今人難覓。

四

細密的汗珠很快從李昌鴻的額頭沁出，相對他妻子沈遽華的自如與輕鬆，打身筒這樣的前期工序顯然不是李昌鴻的日課，他拿手的似乎是在壺上寫字，成型的壺坯端到李昌鴻的案頭，寥寥數筆，一行或兩行漂亮的行楷躍然呈現。據說，李昌鴻的小兒子李群師從另一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徐秀棠，擅長陶刻，理論上說他只要照著壺坯上的字與畫下刀就可，可據說如果僅止於此的話，不僅難傳神，更難有魂。

你可以把這一系列看成一次又一次的創作過程，但客觀上說，它其實就是一流水。

不同的是身份。沈遽華，江蘇省工藝美術大師；李昌鴻，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陶瓷藝術大師；李群，高級工藝美術師……如此豪華的流水，就是一次次的創作過程；而在宜興丁蜀鎮那些隨處可見的作坊里，同樣的作業，只能視為一道道工序的完成。

然後是價格的不同。

一把李昌鴻設計、沈遽華製作的《奔月壺》要多少錢呢？沈遽華笑笑：16萬。而在宜興紫砂工藝廠，你只需花費1000元左右，就可以購得一把純手工製作的紫砂壺。前中國宜興陶瓷博物館館長時順華把這樣的價格差異，形容為「你究竟想娶章子怡為妻，還是只是想討個尋常女人為老婆」。

有一種觀點說，「從第一天起，工業化的廉價紫砂壺和傳統手工製作的、滿足上層社會消費的紫砂壺就是兩個玩意」，其實，是不是傳統手工製作並非紫砂壺的定價標準，一團紫砂泥捏在什麼人手裡，才是決定它究竟是「富貴逼人」還是「價廉物美」的關鍵。李昌鴻承認，自從師傅的作品賣出天價後，有更多的客商前來敲他在洛澗的家門。

1955年10月1日，李昌鴻正式成為顧景舟門下的弟子。

那年夏天，正在南京求學的李昌鴻回到老家丁蜀鎮歇暑假，得到消息說蜀山陶業合作社的「紫砂工藝學習班」正在招收學員，這個蜀山陶業合作社，正是今天宜興紫砂工藝廠的前身，這個組織當時正在嘗試改變千百年來都是家庭作坊的紫砂製造模式，變作坊為工廠。據《宜興地方志》記載，1955年的蜀山陶業合作社只有四十多位成員，而且多為中年以上的老藝人，要建工廠，首先就得招收工人。

李昌鴻回憶說，當時全鎮只有三十多個人報名，後來卻錄取了27位。

這27位新鮮血液很快被分配給了5位紫砂老藝人，這5位老藝人全是紫砂大家：任淦庭、吳雲根、王寅春、朱可心和顧景舟，他們當時的身份是「紫砂工藝學習班」的老師。一年以後，學習班又招收了36位新學員，教師隊伍擴大到了7人，增加了裴石民和蔣蓉。同時，這7位老師有了新的身份，江蘇省人民政府下發紅頭文件，禮聘他們為「紫砂工藝技術輔導」。這7位輔導是宜興紫砂工藝薪火相傳的關鍵人物，而「紫砂工藝學習班」的兩屆學員，延至今日，很多已成紫砂市場搶手的人物。

55屆學員中，有5位年輕人由顧景舟輔導，其中就有李昌鴻和沈遽華，4年之後，他們結為夫妻。

五

「這裡就是李昌鴻他們那屆學習班開班的舊址」，楊勤芳指著蜀山南街一老房子。

楊勤芳要帶我們去看他們家的祠堂，結果意外地把我們帶到了丁蜀鎮最有韻味的一條小巷。當地政府顯然意識到了蜀山南街對紫砂文化的貢獻與價值，城市化的步伐在這裡停了下來，很多搖搖欲墜的老房子被釘上了一塊護身符般的銘牌，比如「蜀山南街76號·顧景舟故居」。站在1981年8月落成的蜀山大橋上，楊勤芳告訴我們，原來的蜀山橋是一很有味道的石拱橋，「走了幾百年還很結實，但是下面的拱太小了，沒法過大船，所以就拆了」。

正說著，一艘吃水很深的駁輪從橋下鳧過，就像是在印證楊勤芳所言不虛。

蜀山橋橫跨的小河叫蠡河，在民間傳說中，范蠡當年攜西施就是沿這條水路唉乃而來、遁入五湖的……丁山蜀山，隔著蠡河相對無語，目送陶朱公成功後的大隱。范蠡真是千古一絕，以犧牲自己心愛的女人為代價，幫助勾踐雪恥復國，最後卻聰明地棄官從商，舍玉階高台，奔黃金大坦。我對楊勤芳說：當年陳曼生一乘小轎，疾疾而來，除帽掛靴，與你高祖素手弄泥，想必也是一番范蠡情懷。

楊勤芳笑：那是真正的神仙。

這是在回應我先前在他家的讚歎。那個臨水的小院落里，果木森森，卧貓走狗，廊下一鷯哥，庭上一焦尾……我當時就說：好一神仙窩。後來看楊氏的紫砂作品，中間多有靈感來自古琴。據其自述，古人制琴，天柱為圓，地柱為方，與紫砂方圓理論如出一轍。楊勤芳有一壺，開片紋理如水漫石上，壺鈕更是古琴調弦的琴軫造型，創意明顯源自《流水》。

其實，類似楊宅這樣的神仙府第，我們踏訪了不少，但真正如楊勤芳這樣有意識地完善自我的國學修為，卻是我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

說起來也很宿命，當年楊彭年出身貧寒，除了有一制壺的薄技，並沒有多少文化的儲備與修為，這應該是後輩晚生如顧景舟論述他壺藝平平的根本原因。顧氏曾斷言「歷代真正進入藝術境界的壺藝大家，都具有相當豐厚的文化功底」，應該是有所指。其實討口紫砂界的多為寒門子弟，這一事實普遍存在於不遠的過去。李昌鴻入門時，宜興還流傳一民諺：「學手藝做紫砂陶，不會出張澤橋」。張澤橋是丁蜀鎮到宜興的途經地，那民諺的意思是學做紫砂壺很難有出路，離開丁蜀鎮就沒有了施展的空間。

說到底，紫砂藝人其實就一手藝人。

錢了災（化名）是位紫砂壺的經銷商，他表示對顧景舟的一些觀點不敢苟同，「楊彭年再怎麼修為也成不了陳曼生，陳曼生再怎麼不恥下問也無法取代楊彭年，二者打一開始就是兩體共生，而不是雌雄共體」。錢了災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按顧景舟的觀點來衡量現在宜興紫砂壺的大師，你會發現無大家可言，這不是那些大師們的錯，檢索一下剛剛過去的那100年，是一個吟風頌月的時代嗎？按理說，當代紫砂壺應該是最不值錢的，因為士這個階層完全被收拾掉了。

六

錢了災的口無遮攔直戳當下紫砂業最敏感的部位。

2010年5月，於宜興紫砂業而言簡直就是「東邊日頭西邊雨」，顧大師的一把石瓢拍了1232萬，CCTV《每周質量報告》的一則報道卻把紫砂業推到幾近滅頂的邊緣。儘管接受我們採訪的紫砂藝人很多都「奉命封口」，但茶餘飯後，話題總還是會自然而然向那兩條新聞上扯，比如「化工泥」的問題，比如「紫砂礦禁采」的問題……

丁蜀鎮在歡呼紫砂珍品創價格新高的同時，對CCTV的報道卻普遍性皺緊眉頭。某次飯局上，大師、經銷商和企業的老闆紛紛聲討記者斷章取義的報道方式，群情激憤，甚至影響到觥籌交錯，席上酒菜涼了大半。坐上一外來客，聽了半天后冒冒失失插嘴，建議宜興地方或組織通過法律途徑討要說法。

桌上場面立刻出現耐人尋味的長時間冷場。

錢了災對此現象的解釋是，丁蜀鎮很明白CCTV的報道小罵大幫忙，「由此展開的所有調查，強調的都是工業化生產和價位低端的紫砂壺有問題」——我後來通過百度，發現錢了災並非妄言——對於目前已回歸到家庭作坊生產方式為主的宜興紫砂業來說，發生在2010年5月的兩條新聞都是能導致價格上揚的利好消息。

開始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變作坊為工廠」的努力，今天看來是失敗的。

儘管宜興紫砂工藝廠還在，甚至還兼并了宜興紫砂工藝二廠，但車間沒有了，被隔成若干個產品陳列室，沒有流水線，有的只是一間間個人工作室……這樣的組織形式，頂多只能算一個產業聯盟體，原有的「陶業合作社」的稱呼，似乎更為貼切。

這一景象於我並不陌生。過去幾年裡，我一直生活在景德鎮，那裡發生的產業變化與宜興的當下如出一轍。

在新中國最初的幾個「五年計劃」期間，景德鎮陶瓷業得到國家全面的扶持與發展，1966年以前，景德鎮10大瓷廠的生產格局與規模已經形成，業界甚至有「為6億中國人製造飯碗」的形容。上個世紀的最後10年，景德鎮搞產業結構調整，10大瓷廠逐一解體。

景德鎮人普遍認為這是他們日用瓷生產式微的根本原因。

大型國有企業的解體，直接導致景德鎮日用瓷生產與銷售的徹底下滑，成為景德鎮陶瓷工業中的一塊「短板」。而與此同時，被推向市場的陶瓷產業工人，大量進入規模偏小的民營性質瓷廠甚至家庭作坊，形成目前景德鎮的「長板」是以手工為主的藝術瓷或者陳設瓷生產這樣一種經濟格局。

對此現象我曾經議論說：當景德鎮還在為當年10大國有瓷廠的解體而耿耿於懷時，很少會有人注意到，這個城市因為生產方式重新回歸「手工」與「作坊」，意外地、歪打正著地迎合了分眾時代的來臨。分眾時代對商品個性與差異化的追求，註定規模化、批量化的工廠生產很容易遭遇市場的寒流；而小批量、定製式和手工製造，則很可能會在這個時代如沐春風。

這一闡釋是否可以同樣用來解釋宜興的作坊復辟呢？

在宜興的日子裡我們有一明顯感受，那就是紫砂藝人生存的恣意與自在，尤其是那些大師們的生活，堪比豪門。

七

在聽說大師的作品每件價格都在6位數之後，我們的攝影師決定不親自擺弄那些昂貴的傢伙，他固執而有禮貌地請大師自己動手，從紅木展櫃中將那些紫砂壺一把把端出來，放到合適的位置供他拍攝。時順華告訴我們，目前宜興紫砂壺的行情，國家級大師的作品一般是十幾萬元，省級工藝美術大師的作品一般是幾萬元，再往下是高級工藝美術師，價格由幾千到上萬元不等，依此類推，定價體系基本如此。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是誰在支撐這個價格體系？

宜興人開始講故事。

上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丁蜀鎮來了位香港老闆，李昌鴻現在還記得那位老闆叫羅桂祥。來人直接找到紫砂工藝廠，說要訂購一批宜興紫砂壺參加香港的亞洲藝術節，價格一報出來，讓紫砂工藝廠的人嚇了一跳——類似顧景舟這樣前輩的作品，是1000元一把，而類似李昌鴻這樣的門生作品，也是老師價格的一半，就連一些學徒工的作品，也相當於他們當時一個月的工資。

「原來我們做的壺這麼值錢？」

李昌鴻說，羅先生對宜興紫砂壺的貢獻很大，不僅在價格上有一大幅度的提高，他更要求訂製的產品必須遵循古制，在壺裡面打上作者的印章。在這之前的30年里，宜興紫砂工藝廠的產品是從不打作者印章的，「羅先生來後，我們的產品才真正成為工藝品」。再後來，4家香港的貿易公司坐鎮宜興搶貨，因為競爭得厲害，4家公司就商定，一家公司的代表在宜興只能待20天，4家輪流。

李昌鴻說：「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把我們的茶壺賣到了台灣。」

90年代的時候，隨著兩岸貿易的日益緊密，尤其是大量台灣商人湧入長三角之後，台灣人替代香港人成為宜興紫砂壺的又一輪價格推手，台灣人使宜興紫砂壺在1993年的時候價格又到了頂點。李昌鴻回憶說，「幾萬元一把壺不稀奇，據說我老師那把石瓢，就是在那個時候被一個台灣藏家收購走的。」

錢了災證實了李昌鴻記憶的準確性，他補充說，台灣人收藏紫砂壺有相當比例的炒作成份，所以台灣經濟的驟然衰退，導致很多台灣人將不少紫砂壺砸在自己的手裡，為了將損失降到最小，他們拚命降價出貨，紫砂壺價格隨後有一段下行期。

轉機出現在2003年，這次扮演紫砂壺價格推手的是大陸的消費群體。

宜興紫砂工藝廠的高級工藝美術師鮑正平是一位在廣州經銷紫砂壺的南京人推薦給我們的，據那位經銷商說，鮑正平是一位很好的大哥，「他的壺走得也很好」。我們去他的工作室找他時，正遇上兩位從武漢來的經銷商在裡面——這非常吻合錢了災的陳述，據他說，每一位紫砂藝人背後，都有幾位甚至十幾位、幾十位經銷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在這個渠道上討口的人才是真正的價格制定者。

我問：據我所知，景德鎮的陶瓷藝人不僅有類似的價格推手，而且藝人之間也有約定俗成的圈子，這個現象在宜興紫砂行是不是也存在？錢了災說：當然。一般人家會問我要哪個價位的貨，然後，他會根據我出的價向我推薦誰誰誰，這個誰誰誰，和他就是一夥的。

八

經銷商真是價格的制定者嗎？

我們不妨藉助新聞媒體的報道，來再現顧景舟石瓢壺拍賣現場那一幕：

一位「不是很富裕」的藏家在赴京之前，籌措了500萬元準備「拿下」此壺，但立即被專家潑了一盆冷水——「別想」。來自江蘇的顧先生在拍賣前表示對此壺「勢在必得」，預計自己的800萬元定能得勝，但最終還是沒能爭得這件寶貝。又有藏家曾「揚言」1000萬元肯定拿，卻還是在拍場上「略遜一籌」??「爭奪」這把壺的藏家，都是互相認識的朋友、熟人，但即便如此，大家在拍場上也互不相讓，競爭呈白熱化程度。你方舉罷我登場，場上高潮迭起，在一輪又一輪的高位叫價中，不斷地掌聲四起。最終，以150萬元起拍的這件作品，以1200餘萬元成交，樹立了中國紫砂藝術品的新標杆。（6月10日，《北京商報》）

我問錢了災：那些在拍賣現場頻頻舉牌的真的那麼熱愛那把壺嗎？

錢了災回答：你說呢？

在宜興的丁蜀鎮，追問某件紫砂作品的真實價格可能是一件讓人很難堪的事，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人脈來了解這裡面的秘密，但我們可以從很多細節上來感受這一事實。比如，在某個餐館進餐，旁邊那桌的女郎突然很沒風度地尖叫起來，「這該死的壺有那麼值錢嗎？」再比如，在一尋常紫砂鋪里，我們挑選好喜歡的紫砂壺後，習慣性地與店主還起價來，陪同我們的當地朋友立刻浮現尷尬的表情……

我還得說說我熟悉的景德鎮。

某一年，有人在北京搞了場「景德鎮陶瓷精品展」，其中一件國家級大師的作品被一位浙江籍的地產老闆收購，當時那位大師也在現場，老闆就請大師共進午餐，席間，老闆問大師，對8萬元人民幣的收購價是否滿意，大師回答說不滿意，老闆又問多少才滿意，大師伸出一巴掌說再加50%，老闆當場簽支票，追加4萬元。

我記得那老闆一邊遞支票給那大師，一邊說：我不怕你漲，就怕你跌。

最近幾年，很多陶瓷大師的作品一路看漲，表面上是因為國情變化使然，中國人開始有了收藏與投資的雅興與閑錢；而更深層次的揭露，是這些工藝品的階級屬性再次被激活，其產品功能離百姓的日常需要越來越遠，以官本位為核心的現實社會，直接把很多大師的作品拖入腐敗的泥淖，淪為可恥的雅賄工具。

我們沒理由不認為這是一種反動與退步。

幾年前，我在廬山腳下的東林寺參加一個禪茶大會，邂逅一位搞茶文化研究的學者，他說茶有三味：曰水，曰茶，曰器。高士尚水，將其視為茶事首要；常人尚茶，認為選擇什麼樣的茶葉才是喝茶的關鍵；最不通的是尚器，將把盞弄杯鋪張成一顯擺。

不知這位高人對一把紫砂壺賣了1232萬作何感想。

九

幾乎所有的深度報道，都在強調紫砂壺文化價值的同時，更強調丁蜀紫砂藝人素有養泥的習慣，即使禁采，絕大多數紫砂工藝師都還有儲存的紫砂可用。鮑正平先生就曾經把我們帶到他的家中，參觀他儲藏的「一輩子也用不完」的紫砂泥條。

丁蜀鎮到處可見這樣一條標語：世界上只有一把紫砂壺，她的名字叫宜興。

這條標語尤其在黃龍山紫砂礦的高處聳立。

黃龍山被宜興人視為最正宗的紫砂礦，很多紫砂藝人甚至非黃龍山紫砂泥不用，經過數百年的開採，黃龍山作為山的主體已經消失，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碧綠的深潭。我們到黃龍山時，正好遇上一位丁蜀人帶一外地朋友來此踏訪，這位先生顯然是一紫砂通。他告訴我們，儘管政府在2005年4月就把黃龍山紫砂礦給封了，但這麼些年，還是有不少的盜挖者乘著夜色冒險採礦。他指著幾個狀如蜂窩的洞穴說：這就是那些盜挖者的掌子面。攝影師企圖鑽進一處洞穴拍照，被他一把拉住：每年都有鑽進去就出不來的。

我來時查閱了一些資料。

宜興當地一般把陶土分為白泥、甲泥和嫩泥三大類。

宜興所產的各種天然陶土，不論是甲泥或嫩泥，都含有多量的氧化鐵。含量多的約在8%以上，含量少的也在2%左右。又因各種甲泥和嫩泥含鐵量多寡不同，泥料經過適當比率調配，再用不同性質的火焰燒成，可以呈現黑、褐、赤、紫、黃、綠等多種顏色，深淺不一。

紫砂泥料不是獨立地存在，它蘊藏在丁蜀鎮黃龍山附近的甲泥礦藏里，這種甲泥礦藏與石英同在其生礦，由多層石英頂板、底板構成，礦體走向呈斜坡狀，紫砂泥便夾雜在第三、第四層石英岩（板）之中，每層儲泥厚度大約4~5米，其中甲泥儲量最多，烏泥、紫砂泥儲量只佔儲量的3%左右，由於紫砂泥貯存在甲泥和烏泥之間，故稱「泥中泥」。

紫砂泥出礦時狀如岩石塊，經過日晒夜露、逐漸風化之後，成為豆狀顆粒，才可拿去煉泥。（徐鳳龍、張鵬燕，《尋找紫砂之源》）

這本書明確記載了2005年4月，「宜興市政府對丁蜀黃龍山一帶的紫砂礦進行了為期3年的保護，與之毗鄰屬相通礦脈的浙江長興的雉城、小浦、槐坎、泗安、洪橋等丘陵地帶的紫砂礦礦料被宜興用戶大量買進，滿足了市場的需求。」

這一記錄說明紫砂並非宜興所特有。

對於只有宜興才產紫砂的說法，江西理工大學材料與化學工程學院教授王平在接受《信息時報》記者採訪時說，「紫砂是一種成分特殊的粘土礦，儘管其結構和性能優異，但在我國並非稀有。根據地質資料，在我國的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江蘇、寧夏、遼寧、內蒙等地均有豐富蘊藏」。事實上，中國做紫砂壺的知名地區還有廣西欽州和雲南建興，與宜興並稱中國三大紫砂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