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外投資為何掉進陷阱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陷阱——中國上千億美元海外投資為何易掉進大陷阱中國海外投資引人注目，但也危機重重。倘若處置不當，不僅投資回報會成問題，還可能損害中國企業的國際聲譽最近幾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直線上升，2009年投資總額達到48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六，而且遍布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預計，到2013年，海外投資總額有望達到1000億美元，累計額則可能達到5000億美元。目前，中國海外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大致為1:2，到2015年前後可能會升至1:1。中國企業在海外頻繁的併購動作引發了「中國正在購買世界」的驚呼。 　　中國企業開始投資世界各地在情理之中。不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很多領域都不具有國際競爭力，沒有比較優勢卻要做投資(也許說明中國企業決策有前瞻性)，通過投資引進技術。但是，我們能夠這樣做的前提是資本有富餘。央行2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是實實在在的資源，只不過是通過政策扭曲積累起來的。最近，各國財政狀況顯著惡化，提高了全球債務危機的可能性。這對中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是極大的挑戰，而我們又不可能真的瓜分外匯儲備。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企業海外投資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可以降低中國的海外資產對美國國債市場的過度依賴，有助於改變目前中國海外資產（主要是債券）與海外負債（主要是股權）不匹配的現象。風險種種。。。目前中國的海外投資中，中央企業佔到63%（數量上央企大概佔20%），國有企業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國有企業規模比較大，現金流比較充裕，獲得外匯額度也比較容易，因此，它們主導海外投資。在一些官員和企業家看來，改革以後的國企的行為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直接聽命於政府。但是，外國政府和公眾顯然不這麼看，在一些敏感的行業資源領域更是如此。許多國企在全球危機期間全力以赴地幫助政府實現經濟增長目標，也加深了海外對國企承擔部分政府功能的印象。長期來看，政府應該創造更多的條件促進廣大的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這不僅有利於開拓海外市場，也能提高外匯資源的利用效率並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少的原因可能與其自身的規模和實力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相聯繫的可能是投資信息的傳遞和投資經驗的積累。改革開放初期到大陸來投資的基本上都是香港、台灣和韓國的中小企業，很多是華僑。好在最近幾年民營企業海外併購已經相對活躍，比較著名的案例有東軟收購芬蘭賽斯卡，蘇寧收購日本勞克斯，順德日新收購智利鐵礦，吉利收購沃爾沃等等。　　統計分析表明，中國的海外投資目的地除去那些避稅港(例如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外，大量集中在那些法治不完善、腐敗嚴重的地區。這可能是因為法治完善的國家對中國投資的限制相對比較多，但是，許多中國企業家確實在一些政治獨裁、社會腐敗的國家「如魚得水」，將在國內賄賂地方政府官員的做法原封不動地帶到國外，有些甚至公開聲言可以搞定部長、總統。這些做法其實非常危險，一旦國際上將中國海外投資等同於腐敗傳播機制，以後中國企業的海外處境便會變得更加艱難。　　不了解當地市場也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比如，有一家國企收購了澳洲的一個煤礦，在當地宣傳自己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殊不知煤炭業因為破壞生態，在當地聲譽並不好，更不要說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了。正因為對當地市場缺乏了解，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遇到了一連串的困難，比如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關於地權的官司、在秘魯有關勞工與環境的爭端、安哥拉部分國民對於中國工人的反感，等等，這些案例在當地都已經造成極大的影響。交友宜慎在海外投資的問題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最嚴重的爭議莫過於與集權政權打交道的方式。西方國家認為，人權壓倒一切，而中國則因為歷史原因強烈反對干涉他國內政。既然要投資，免不了要與政府打交道，而且，只要投資有利於經濟發展，對當地的老百姓也還是有好處的。問題是獨裁政權最終要倒台，如果中國投資者與獨裁者走得過近，將來就可能成為包袱。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案需要三個部門審批：外管局批外匯額度、商務部發運營執照、發改委判斷國家利益。其實，這些基本上都是多餘的管制，商務部還不如利用廣泛的駐外機構網路提供服務，也遠勝於發放毫無意義的執照。外匯審批也可以逐步放開，現在中國做得好但需要轉移的都是中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這些企業其實在管理、技術和市場方面是有明顯的優勢的。　　未來幾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將持續強勁增長，能否做正確的投資決策非常重要。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鬆綁，把投資的主體由中央企業轉向民營企業，減少管制，增加服務。企業也需要在投資之前做許多功課，要真正了解投資地的環境。如果現在盲目擴張，容易給人留下暴發戶的印象。如果再把國內一些不好的做法帶到國際上，四處樹敵，到頭來不但投資打了水漂，還可能收穫不好的名聲。那就真的是連當年的日本都不如了。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 摘自2010年09月02日 17:32　《新世紀》 ------------------------------------美國政策不確定性的夢魘不確定性分兩種：自然而然和政策使然。後者是直接可控的。良性政策——受長期透明規則指引，而非隨心所欲——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名義需求的波動，穩定價格，推動創造財富。政府必須了解干預經濟的限度，還市場以自主權。最根本的標準應是「不作惡」。　　金融危機揭示，美國政策存在深層次缺陷，宏觀經濟預報記錄不佳。美聯儲、財政部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中沒有任何人提前預見危機。危機來襲之時，各種預測又紛紛發表意見稱，除非政府急劇加大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否則美國將墜入萬丈深淵云云。新增支出耗費了數千億美元，可好幾年過去了，我們仍舊面臨政策不確定性、經濟增長緩慢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　　美國政府從未停止支出，因此債台高築。公眾仍在過度消費，而資本邊際稅率居高不下，醫療費用仍變化不定。同時，新金融監管方案剛剛出台，公眾預測小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也即將終結。以上種種都會阻礙投資和就業增長。由於持有大量抵押資產和金融機構的到期債務，美聯儲本已決定讓資產負債表自然縮水，但日前卻宣布，將這些基金再投資於2至10年期國債，繼續將利率人為地控制在低水平。實際上，美聯儲選擇的是用信貸政策替換貨幣政策。　　金融危機的誘因之一是扭曲的信貸市場：過多的信貸湧向房產市場，而只有極少數信貸投資在其他行業。美聯儲現在握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按揭證券，且其資產負債表已經從危機前的8000億美元擴張至目前的2萬億美元。這一擴張來源於基礎貨幣的巨額激增，主要形式是美聯儲持有的銀行準備金。美聯儲為銀行準備金支付利息，並將利率維持在接近為零的水平，通過這種方式，使得銀行通過息差交易獲取巨額利潤。銀行以低利率進行借貸，再投資於長期國債，所獲利息約為4%，而且交易風險極低。美聯儲3月停止購買按揭證券，但仍繼續購買/套現國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已變得模糊不清。長期國債的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鼓動政府在刺激經濟的幌子下揮霍無度。然而增發鈔票最終只會使問題惡化。到目前為止，美聯儲還沒有釋放出「通脹」這個魔鬼。美國仍被認為是安全的避風港，通脹率目前為1%左右，而且美元依然堅挺。但在充滿不確定性和模糊政策的世界中，這種預期可以瞬息轉變。美國國債的持有者不應幻想美國的承諾會長期有效。如果美聯儲繼續通過限定中期國債利率來支撐國債價格，將無法起到削減政府借貸和支出的作用。同時，債券套現會加重通脹預期。不管持有者是外國人、美國人還是政府信託基金，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未來徵收更高的賦稅將阻滯經濟增長，商業部門也會不再願意增加僱員。貨幣政策將屈從於財政政策和信貸配置。美聯儲將更加政治化。政策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由於美國債務快於GDP增長，所以通過通脹來消除債務實際負擔的企圖就會越發強烈，市場也將把風險體現在長期國債的價格上。利率會升高，並將擠壓私人投資空間。國債價格將下跌，中國和其他美國國債的主要債權人將遭受資本損失，外交政策將更加複雜。以上一切可能不久就會成為現實。美國經濟「看空」、美元「看跌」、巨額債務和通脹，這些預期都將影響目前的投資決策。在可見的未來，美元仍將是國際硬通貨，但是外國央行和投資者將逐漸減持美元國債，轉而多元化其投資組合。一切已然正在發生。政策不確定性正在畫出一條更加陡峭的收益曲線，30年期國債的利率比短期債券的利率高出3%。美國國債不再被認為是零風險投資：美國國債信貸違約掉期價格（即主權違約保險金）目前為正值。金融危機揭示出的全球失衡需要糾正。那時，過量信貸湧入美國次貸房產市場，公共消費高於預期收入，而美聯儲將利率維持在過低水平的時間也太長了。但這些導致危機的問題，仍有許多久拖未決。經濟能否增長取決於制度是否滿足以下條件：鼓勵儲蓄和投資；為個人提供更多的理財選擇；保護私人財產的權利；允許進行自由貿易；捍衛貨幣的價值。如果出台的政策導致賦稅增加，債務加重，醫療保險社會化，各種立法規定代價高昂，保護主義抬頭，貨幣動蕩，將會削弱美國的經濟實力，同時妨礙產生自然平衡。生機勃勃的市場機制以自由定價、法治以及發展良好的貨幣為基礎，而自然平衡恰恰是其主要特點。若想逃離苦海，就應採取有利於市場的可信政策，降低資金成本，允許民眾致富。美國需要 「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美聯儲應停止派發信貸，轉而關注如何維持最終名義需求的穩定，而財政政策則應旨在限制政府干預的規模和範圍。統一賦稅，大大降低資本稅率將加強增長。問題是，美國國會卻正在反其道而行。　　在這方面，中國需要停止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些儲備為美國政府增加開支提供資金。貨幣政策無法「一仆侍二主」：同時管理匯率和貨幣供應殊為不易。匯率機制更加靈活結果是，貨幣政策更多用於穩定國內價格水平，以避免出現通脹，引起社會混亂。中國持有2.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實為資本浪費。這些資本原本可以投資於非國債領域，而非國債領域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中國人民銀行不斷吃進美元，增發紙幣，以維持估價過低的人民幣。中國央行因此背負的重擔是出售債券，支付紙幣利息，以此來消耗或「沖銷」增發的人民幣，防止出現通脹。但由於貿易增長，該任務變得愈發困難。制定貨幣政策比預想的情況複雜。允許人民幣浮動，並且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長遠來說對中國是有好處的，並且能夠更輕鬆的控制通脹。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鬍曉煉在最近的講話中承認，貨幣政策的關鍵目標是穩定價格。她說：「從我國整體利益最大化出發，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實現維持通脹水平的長期穩定、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等長遠利益要遠遠超過部分行業調整、淘汰落後產能等短期成本。」　　解放兩種宏觀價格——匯率及利率——將有助於收支平衡正常化。一個缺乏資本的國家如果希望成為資本凈出口國，沒有任何意義。中國的資本市場比以前自由，匯率更加靈活，人民幣發展良好，因此中國能夠更加全面的發展國內經濟，改善資本配置。中國的發展將是平衡的，也是可持續的。如果政策體制構建於規則之上而非隨心所欲，如果體制更加透明，美中兩國都將從中受益。規則可以長久，隨心所欲則是短命的。法治社會的經濟能夠消除不確定因素，對美中兩國多有裨益。詹姆斯·A·多恩（James A. Dorn）為美國華盛頓特區加圖研究所（CATO）副主任，主要負責學術研究。.本文摘自《中國改革》 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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