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歷史學者應該如何提出一個好的研究選題

10月23到24日，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國際關係史研究中心主辦了主題為「理解國際關係：東方與西方的歷史經驗」的第二屆全國國際關係史研究生論壇。此次論壇由四十餘位來自全國各高校的碩博士研究生分組報告自己的研究課題，再由北大、華東師大、首師大、中山大學等高校的多位學者對報告內容進行點評，主辦方期望以此促進年輕學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成長。　　碩、博士階段是學者進入研究領域的起步階段，要想在以後的研究道路上走得長遠，紮實、規範的學術訓練是不可缺少的。在24日下午的會議上，主辦方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做了題為《史學論文寫作漫談》的演講，就年輕學人在論文寫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如何選題，是很多碩、博士生常有的困惑，王教授在演講中也特別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幾點建議。記者整理相關內容，與讀者分享。

　　會議現場　　什麼是有意義的問題　　學術研究是以問題為引領的，一個好的歷史作品要提出、回答和解決前人沒有解決的「有意義的問題」（significant problem）。現在有不少論文就事論事，學術論文寫成始末記，歷史學者成了說書人或講故事的人，這是不應該的。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提問題的作用是根本性的，不同時代會對同一個歷史現象提出不同的問題，所以歷史的書寫沒有止境，歷史學才能常新。王教授引用法國史學家安托萬·普羅斯特的話說，「真正的空白不是還未有人書寫其歷史的漏網之魚，而是歷史學家還未做出解答的問題。當問題被更新了，空白有時候不用填就消失了。」　　那麼，在歷史研究中，什麼是有意義的問題呢？王教授提出，「有意義的問題」有三個標準：一是要探究不同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繫，而不是對現象（事件、過程、人物、政策等等）進行敘述，這種聯繫既可以是因果關係，也可以是相互之間的關聯性。例如，如果在考察冷戰興起歷史時僅僅敘述從富爾頓演說到NSC68號文件出台的過程，那就沒有提出有意義的問題。而如果我們通過比較二戰期間和二戰後美蘇關係的變化，試圖闡釋「為什麼美蘇之間在二戰時期能夠進行有效合作，而戰爭結束後不到兩年就走向對抗，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兩國的對抗無法避免」，這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正是冷戰史研究中正統派、修正派和後修正派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二是要觸及歷史現象和過程背後的深層動力，而不僅僅是過去史實的重建。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供歷史的細節，當然細節很重要，它可以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帶來愉悅感，但最重要的是揭示深層次的動力——那些在歷史過程中長期起作用，會重複出現的要素。任何歷史現象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發生的，是諸多因素「碰巧」匯聚在一起發生作用（contingency）的結果，因而具有特殊性，因此現象和細節是不會重複的，沒有兩種歷史現象是完全一樣的，重複發生的是深層次的動力和長期起作用的力量。解釋這種動力是歷史學家的主要職責。第三，「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闡釋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無論是史學學位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應該提出並回答前人沒有解決的「有意義的問題」。研究生在討論自己學位論文選題的時候，通常會講自己要研究某個問題，這裡的「問題」實際上指的是「題材」（topic），比如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的學生會說，我想研究人權問題、越南戰爭或尼克松對華政策。這些都是研究題材，或研究對象，而不是這裡所說的「有意義的問題」，提問是必須就這些題材或對象提出一個你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這一問題前人沒有回答或回答得不好）來，只有完成了這一步，才可以說論文選題工作做完了，也就是說，題材（topic）不等於問題（problem），論文選題是題材和問題的結合，選題的關鍵是就一個題材（研究對象）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王教授進一步舉例說：「比如，我的一位博士生要研究20世紀的人權史，這是研究對象，僅有這一想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就20世紀人權提出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來。他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在20世紀40年代，而不是在這之前或之後，人權成了一個國際問題，興起了國際人權？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聯邦政府和NGO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就是有意義的問題，其論文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即考察人權國際化的過程與動力。到了這一步，其選題工作也就大體完成了。」　　怎麼提出一個好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提出一個好的問題呢？很多年輕的博士生、碩士生在研究中都有這樣的困惑，似乎提不出什麼有意義的問題。很多論文，只是通過材料的爬梳和解讀，把歷史事件來龍去脈或政策過程描述清楚了，而未能通過提出和解決問題來提供洞見。提出好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教授在發言中與年輕學人分享了他的個人思考，指出了四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一個途徑是了解學術史。通過梳理學術史可以從四個方面找到有意義的問題，實現學術創新：一是發現前人沒有關注的新問題；二是對前人研究進行深化；三是對前人研究進行補充；四是挑戰前人研究，提出對立的觀點或挑戰成說。學術的更新、史學流派的演進，往往是從發現和研究新問題開始的，史學思想和學術視野的變化意味著一系列前人忽視的新問題的出現。比如，隨著60年代新社會史的興起，過去被史學家忽視的底層社會的經驗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進入了史學研究者的視野，成為歷史研究中的新題材和新問題。80年代以來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和跨國史的興起導致了大量新題材的出現，比如非政府組織、國際體育、消費主義、大眾文化傳播等，研究這些新題材和新問題就是創新。　　通過學術史的梳理，可以讓我們對前人研究進行深化。一些前人已經研究過的問題，可能受時代的局限，材料沒有完全解密，或者受研究者個人學養的限制，導致對該問題的認識不夠全面，這樣的問題就可以作為自己的論文選題，通過對該問題的深化，實現學術創新。比如關於冷戰起源的研究，在冷戰興起後不久之後就有人研究，但那時候沒有檔案資料，只能靠公開出版物和當事人的一些回憶。而隨著冷戰的終結，美蘇雙方的大量檔案資料被披露，學者們可以運用更加豐富的材料、以更廣闊的視野重新研究和闡釋這個問題。實際上，冷戰結束後興起的「冷戰史新研究」在這方面湧現了很多成果。　　另外，還可以對前人研究進行補充。任何一個史學作品都是從某個視角對歷史現象的進行研究，很難囊括所有的視角，所以不可能窮盡和終結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而不過是對某個問題的階段性報告，後人都可以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進行補充性解釋。在美國外交史領域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對美西戰爭起源的研究。關於美西戰爭的起源，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有很多解釋：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將美西戰爭的根源歸結為美國的經濟擴張和尋找海外市場；地緣政治學的解釋認為美國是為了獲取海外軍事基地、擴大海權；社會心理學的解釋重視90年代美國的心理焦慮和精神危機對海外擴張的推動；還有文化的解釋，探究美西戰爭背後的思想觀念，包括帝國主義思潮、新天定命運論、種族優越感、家長觀念等等。而哈佛大學的厄內斯特·梅教授則引入跨國和國際的視野，認為美國之所以發動美西戰爭，是因為受到歐洲追求海外殖民地、建立帝國的「國際時尚」的影響。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擁有海外殖民地、「教化」弱小國家被認為是大國的標誌，是大國的「標配」，是進入大國俱樂部的門票。而當時美國已經崛起為強國，渴望得到歐洲列強的承認，成為大國俱樂部的一員。正是在這種「國際時尚」的影響下，美國決定兼并菲律賓。厄內斯特·梅的這一研究不是要推翻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對前人研究的補充，為關於美西戰爭起源的解釋提供了新的視角。這無疑也是一種學術創新。　　當然，你的研究也可以是直接挑戰成說，推翻既有的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學術創新。　　第二個途徑是現實關懷，在過去和現實之間建立關聯性，以此發現新問題，開拓新領域，提出新的看法。歷史學家要關注現實，歷史學家不是古董迷，要有現實關懷。如果對現實一無所知，想要了解歷史也是徒勞的，對現實生活的深刻理解可以幫助理解歷史現象，純粹的好古主義是沒有辦法造就偉大的歷史作品的。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托克維爾撰寫《論美國的民主》就是基於作者的現實關懷：法國為什麼歷經多次反覆的革命和動蕩，而不是像美國那樣建立了穩固的民主制度？於是，他去美國考察，成就了一部經久不衰的名著。「對當代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的觀察、對有關中美兩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憂慮的了解，有助於我們理解一戰前德國和英國的關係，理解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霸權轉移』過程。有人說，英美之間可以實現和平的霸權轉移，為什麼中美之間不能？當然這是一個簡單的類比，我並不主張簡單的歷史類比，只是想說，對現實的洞察和理解可以幫助我們對歷史進行分析；反過來，對歷史的理解也會啟發我們思考當下。」王教授說。

　　《論美國的民主》　　第三個途徑是培育自己跨學科的素養。跨學科的知識對我們發現選題，提出有意義的問題非常有幫助。比如耶魯大學教授、冷戰史研究權威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有很精深的國際關係學的素養，在70年代初借鑒了「安全困境」這一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思考和闡釋冷戰的起源。在此之前，關於冷戰起源的研究已經有正統派和修正派，前者譴責蘇聯的擴張和意識形態導致美蘇無法繼續合作，後者指責美國的帝國主義，認為其要為冷戰的興起負責。而在加迪斯看來，關於冷戰起源的探究不能局限於道德的譴責，還應該看到二戰後國際體系的特性對美蘇行為的制約和塑造。二戰後出現嚴格的兩極體系，在兩極體系下，難以擺脫的「安全困境」使美蘇兩國各自的防禦性行為被對方視為進攻和擴張性行為，其結果是相互誤解、猜忌和敵視不斷加深，進而導致對抗的螺旋式上升，使冷戰不可避免。這一解釋藉助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安全困境，這超出了我們常識和經驗的範圍，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豐富了關於冷戰起源的解釋。王教授又舉例說：「有的學者用格倫·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研究美韓關係、美日關係以及冷戰時期的美台關係。『同盟困境』理論是指，結成同盟的國家是不平等的，大國擔心被小國牽連，小國擔心被大國拋棄，從而引發二者之間的猜忌和矛盾。這一理論無疑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同盟關係。」　　第四個途徑是多讀深思。要對前人的成果進行批判性的閱讀，刨根問底，不要輕易認同前人研究。例如，關於美國革命的起源，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史學界大體上已經有共識，認為是英國的高壓政策損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導致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哈佛大學教授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卻沒有簡單地接受這個觀點。他通過考察英國議會向殖民地人民徵稅的稅率發現，殖民地人民承受的負擔其實遠遠低於英國本土，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也超過了英國人。但為什麼殖民地人民還要追求獨立？他利用前人沒有使用的革命者的宣傳品作為基本史料進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陰謀假說」，認為革命者反抗英國主要不是因為英國的政策真的嚴重損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權利，而是由於革命者認為英國有一個陰謀，這個陰謀一旦被落實，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就會遭受踐踏，被剝奪殆盡。主要是一種強烈的危機感而不是現實的損害促使殖民地人民起來反抗。這就是批判性的閱讀。批判性閱讀的另一種方式是探究既有結論與經驗事實是否一致，我們在學習和閱讀過程中如果發現了與既有結論不一致的史實或現象，就說明既有的解釋出了問題，需要有新的解釋。

　　伯納德·貝林《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　　學位論文的選題原則　　王教授從自身指導學生的經驗出發，針對碩、博士生學位論文的選題提出了幾點技術方面的建議。首先，選題大小要適中，不能太大，太大了在有限的時間（博士學習年限一般為3-4年）無法完成，太小則學術價值又不易挖掘出來。當然，選題的大小是相對的，這跟學術潮流和學術觀念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其次，選題不能過難，自己要能駕馭。「過難」是指涉及太多理論問題和知識領域，超出研究生的思維能力。研究生的學養畢竟有限，不能把資深學者才能駕馭的問題讓研究生來研究。再次，要「以小見大」，即題材要小一點，資料搜集容易，在有限的時間可以完成；同時又要有宏大的視野，從小問題中闡發出大的意義來，把小問題和更大的歷史進程、更有意義的大問題聯繫起來。最後，選題要有進一步拓展和進行後續研究的可能性。王教授說，學術研究像滾雪球，越滾越大，而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很多博士生畢業後還會繼續學術研究，選擇一個有拓展空間的選題無疑更有利於作者以後的學術發展。　　最後，王教授說：「歷史研究是一門技藝，技藝是需要工具的。這裡的工具既包括史學的基本技能，也包括跨學科的素養和各種理論知識。工具箱越豐富，學養越豐厚，越能在別人看不出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在常見的史料中發現新意義，為老問題的解釋找到新視角，從而寫出優秀的史學論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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