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民渴望真正的改革？

分享到：2013-11-05 02:38:02歸檔在我的博文|瀏覽 9894 次|評論 17 條為什麼人民渴望真正的改革？（系列文章之一）--遏制收入失衡，促進公平正義（《第一財經日報》發表時，略有刪改）作者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重大部署，人民滿懷期待，人民渴望真正的改革。今時今日，中國人民對改革期待之切，寄望之深，要求之高，為多年來所未有。人民為什麼渴望真正的改革？蓋因我國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取得多方面巨大成就之同時，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亦日益彰顯和劇烈。經濟社會矛盾最顯著和最劇烈者，首推六大失衡。（1）收入分配失衡，表現為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2）投資消費失衡，突出表現是「三依靠增長模式」難以為繼。（3）產業結構失衡，核心問題是幾乎所有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4）國際收支失衡，突出表現為我國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過度依賴美元霸權。（5）虛擬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整體經濟體系「脫實向虛」趨勢日益嚴峻。（6）地區發展失衡，首先是「二元經濟機構」依然固我，「三農問題」仍然沒有妥善解決。此六大失衡，咋看起來純屬經濟問題，實則皆是政治經濟社會多重複雜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之必然結果。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所出現之深層次嚴重失衡，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糾正和再平衡，必然釀成重大危機。深化改革之核心目標，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政治生態、經濟生態、社會生態深層次的嚴重失衡，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的重新平衡和協調發展。如果認識到我國今日所面臨之諸多問題，皆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多重因素相互影響之結果，那麼，我們就應該明白，僅僅依靠經濟體制之改革和調整，就難以實現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的重新平衡和協調發展。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互為前提，互為基礎，互相制約。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經濟基礎。沒有政治體制的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有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借用矛盾分析方法，我們認為，如果說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經濟體制改革，那麼，面向未來，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則必然是政治體制改革。本系列短文，側重從經濟視角簡要闡述六大失衡，以資讀者概要理解我國今日所面臨之諸多嚴峻問題，從而深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使命之偉大和任務之艱巨。本文先說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我國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有三個重要特徵。其一、從宏觀角度看，收入分配嚴重失衡體現為政府收入佔GDP之比例持續上升，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佔GDP之比例持續下降。其二、從老百姓收入結構看，收入分配失衡體現為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擴大。無論是基尼係數測算，還是其他各種抽樣調查和直觀觀察結果，皆表明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加劇是不爭事實，亦是老百姓強烈不滿的首要問題。其三、如果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加劇是源自合法收入增長，則不太會引起全社會普遍的強烈不滿。造成我國收入不公和貧富分化日益惡化的直接原因，是各種非法和灰色收入快速增長，包括各種腐敗、以權謀私、錢權交易、低價變賣或侵吞國有資產等等，讓少數特權分子轉眼牟取巨額利益。壟斷特權、資產泡沫、不公正競爭，亦是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如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老百姓意見最大，抱怨最多。須知老百姓並非天生仇富，更不是不加區別地盲目仇富。綜合分析統計數據，自1990年代以來，在國民可支配收入構成中，企業和政府部門收入總體佔比呈上升趨勢，家庭和個人收入佔比總體呈下降趨勢。截止2012年年底，企業部門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21.5%，比1992年上升9.8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8.2%，比90年代以來的低點（2000年為14.7%）上升3.5個百分點；住戶部門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0.3%，比1992年下降8.0個百分點。根據GDP收入法估算，初次分配里，我國居民薪酬收入佔GDP之比重，1995-2007年期間一直呈下降趨勢，從1995年的53.16%下降到39.74%，竟然下降了12.42個百分點！年均下降2.3%。其中2004-2007年期間，從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4個百分點。2007-2008年略有好轉，上升到46.62%。然而，2009-2011年期間，居民薪酬收入佔比又從46.62%下降到44.94%。再分配之後，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之比從2002年的65%下降到2008年的57%，下降8個百分點，最近幾年仍維持持續下降態勢，目前佔比大約為51%。政府收入佔比則從17.52%上升到21.28%，上升近4個百分點。企業收入佔比維持較快增長，增長9個百分點，占從18% 上升到27%。為什麼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持續下降？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廣大農民收入佔比持續下降。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里，原本應該屬於農民的土地增值收入，絕大部分被政府和企業佔有。據統計，2001-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從1300億元劇增到2.7萬億元，增長近20倍（這當然只是部分統計，實際土地出讓收入遠遠大於這個數字）。然而農民獲得的征地和拆遷補助收入平均僅占土地出讓收入的37%。遼寧、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補償費佔土地收入之比重，分別只有10.37%、2.91%和12.99%。圍繞土地拆遷的各種糾紛和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關鍵就是農民的利益受到嚴重侵犯甚至赤裸裸的掠奪。其二是城市居民收入佔比亦持續下降。首先是薪酬收入偏低。我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出口大國，由於絕大多數產業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低端，產業工人的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人均小時工資計算，我國人均工資收入仍然只有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14。相當美國的1/17，德國的1/16，日本的1/15，法國的1/16，俄羅斯的1/4。其次是財產性收入沒有實現穩定增長。股市長期萎靡，許多普通股民一直賠錢。很長時間裡，通貨膨脹超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居民儲蓄存款實際是負利率，相當於國家對普通儲戶徵收了通貨膨脹稅。1996-2002年中國平均真實利率為2.93%。2003年至今，平均真實利率為-0.3%。8年時間96個月里，有52個月（四年多）是負利率。有研究機構測算，僅2011年，通貨膨脹稅就高達1.5萬億。真實利率每壓低1%，居民消費增長率就下降0.287%。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另一個最突出表現是貧富分化日益嚴峻。基尼係數是衡量貧富分化的指標之一，國際上比較通行。對於我國的基尼係數，不同機構估算方法不同，結果差距很大。最低值是0.48，最高達0.61。國際公認危險線是0.4。美國是0.42。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估算，2000年到2008年，我國收入差距一直持續擴大，基尼係數從0.44上升到0.49以上。雖然近幾年收入差距似乎出現了緩慢下降勢頭，全國基尼係數從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2年的0.474（當然許多人不大相信這個數據），我國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問題非常嚴重，卻是不爭的事實。關於中國日益嚴峻的貧富分化，各種說法很多，都指向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越來越少的人群卻控制了越來越多的財富。譬如，調查表明，10%收入最高家庭群體之收入，是10%最低收入家庭群體的65倍。2011年《紐約時報》曾經發表文章，說2000年中國財富分配還是二八開，2011年已經變成一九開了。換句話說，10%的人群佔有90%的財富，90%的人只佔有10%的財富。10%的人怎麼構成的呢？90%是黨政幹部及其子女或者親屬；5.5%是海外或者港澳台有親屬的那些人；還有4.5%是經營有方，運氣又不錯的民營企業家。此類數據可能並不那麼準確，卻能夠從一個側面反映現實，而且與老百姓日常觀察和感受相符。還有調查數據表明，我國勞動者人均月收入分布，10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群佔35%，1500元以下的人群佔51%。易言之，僅夠溫飽的窮人占勞動者一多半。此外，從每年出台的各種富豪排行榜亦能看出端倪，巨富群體收入增速遠遠超過普通老百姓收入增速。我國近75%的富豪來自房地產、資源礦產及其相關行業，從一個重要角度說明了貧富差距急劇放大的內在原因。上述因素之外，造成我國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日益嚴峻的因素還包括：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第二產業佔比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佔比下降。勞動力在收入分配中顯然處於弱勢地位；要素價格改革遲遲不啟動或滯後啟動；資本和權貴勾結，官僚資本橫行，腐敗蔓延；房地產泡沫愈演愈烈，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此處不再一一細說。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各國歷史經驗一再表明，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是導致政治社會動蕩不安的首要因素。社會學者的調查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加劇是導致老百姓仇富、仇官、心理失衡、對社會不滿乃至群體性事件頻繁爆發的核心原因，也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進或中等收入焦慮」的主要表現。「不患寡而患不均」，並非中國社會獨有的現象，而是人類共有的心理。如何確保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適度平等和動態均衡，是世界各國都曾經和正在面臨的重大難題。中國亦不例外。單純從促進經濟增長角度看，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過大，將直接拖累消費和投資增長。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財富越多的人，邊際消費趨向就越小。如果財富過度向少數人集中，必然會嚴重製約我國消費增長。實際上，我國目前已經部分出現「富人有錢不消費，窮人消費沒有錢」的現象（還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富人選擇到國外消費或購買國外產品）。有學者估計，中國富人的消費趨向只有62%，窮人的消費趨向為92%。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專家尼可拉斯．拉迪的估計結果是：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解釋了中國消費率下降的75%，預防和儲蓄動機只能解釋了消費率下降的25%。遏制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趨勢持續惡化，應該是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標之一。它關係了經濟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關係到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更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遏制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持續擴大之趨勢，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非某個部門某項具體短期政策可以奏效。我們需從四個方面實施徹底改革，才有望遏制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持續擴大之趨勢，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其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從制度上根除各種腐敗和權錢交易。根除腐敗，就必須約束權力；約束權力，就必須制衡權力；制衡權力，就必須監督權力。沒有邊界、沒有約束、沒有制衡、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人類政治制度數千年演變的一個基本規律。老百姓對貧富分化和收入差距的強烈不滿的抱怨之中，最不滿意的就是腐敗和權錢交易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其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制度上消除壟斷，從制度上保障私有產權，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為最大多數的中小微型企業（私營企業）創造寬鬆的經營環境。我國中小微型企業超過1000萬家，它們是創造GDP的主力，是創造就業的主力，是確保最廣大勞動力充分就業的主力。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最大多數的勞動者沒有穩定的就業，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就會愈加嚴峻。根除壟斷和保障產權的關鍵，仍然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三、深化財政收支制度改革，確保廣大低收入群體有最基本生活保障；顯著加大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投入，從根本上解決「上學難，上學貴；看病難，看病貴」的突出社會問題，減輕最廣大老百姓的教育、就醫、養老和退休負擔。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必然牽涉到政治體制改革。首先需要約束政府公務員的數量，遏制政府行政開支快速增長，遏制吃飯財政揮霍人民的血汗錢。政府財政收支必須接受人民的獨立監督，堅決根除一把手一支筆，做到公開透明，接受獨立監督，才能確保財政收入真正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其四、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核心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徵收，儘快全面開徵房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和資源稅。我國個稅起征點仍然偏低，低收入工薪階層不得不繳稅，富人卻能輕易逃稅避稅。富裕階層擁有大量房產、證券金融資產和其他各類資產卻不繳稅，是造成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您可能也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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