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開二胎不能再等

　　人口政策是關係國家民族發展全局的命題，也是到了一定時候需要果斷決策的重大現實問題。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標誌中國生育政策朝著新階段的正確方向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然而，由於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滯後了若干年，「單獨二孩」政策還達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使生育率逐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調整人口政策，儘快放開二胎生育。實際生活中，這一舉措將僅涉及我國城鎮「體制內」人群中的適齡人口，基數僅幾千萬對夫婦，並不會出現這些人同時馬上生育的局面，卻可產生近期提振一部分居民消費、長期緩解人口結構矛盾等方面的正面效應。

　　總和生育率(簡稱生育率)可通俗理解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數。生育率處於更替水平意味著，孩子的數量與父母輩持平。如果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人口總量將不斷衰減。發達國家的更替水平約為2.1。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於發達國家，中國的更替水平需要更高一些。根據近年數據估算，要使我國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個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個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數量與父母輩相比不衰減。

　　自1991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僅為1.18、1.04、1.26、1.23，即使生育率被低估10%，實際生育率也不到1.4，就算是按有學者所稱的2013年上升為1.7，也仍遠低於更替水平。

　　不僅如此，當今中國人的生育意願已明顯偏低。近年來的多次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大多數中國人希望生育兩個孩子，而平均生育意願是1.7到1.8個孩子。比如，根據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育齡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和1.60。未婚育齡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46，明顯低於已婚育齡女性的1.76。

　　更需要注意的是，實際生育率通常要低於生育意願或者理想孩子數。比如，在日本和韓國的調查中，理想孩子數都超過2，但實際生育率卻都不到1.45。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實際生育率與生育意願的差距有可能越來越大。造成這種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經濟和社會多種現實壓力的原因。

　　長期低生育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首先是人口迅速老齡化，勞動力數量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迅速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壓力大為增加。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持續惡化一個時期，這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的活力與社會的和諧。

　　其次，長期低生育率會削弱中國經濟創新和創業的活力。隨著人口老化，企業中老人的比例會越來越高，年輕人的上升空間縮小，其創新和創業活力受到制約會顯著下降。過去20年，日本企業創新活力和創業活動下降，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人均收入相對其他發達國家不升反降，而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老化和衰減被認為是日本經濟萎靡的重大原因之一，這是非常值得警醒的教訓。

　　第三，長期低生育率會削弱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危及「中國夢」戰略目標的實現。在改革開放正確路線指導下，中國依仗全球第一的人力資源和龐大的人口市場規模潛力，在幾十年內迅速成為新興製造業大國，並有望在未來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按現在的趨勢，中國將較快地失去人口優勢，發展的後勁堪憂，「偉大民族復興」戰略目標的實現有可能由此遭遇挑戰。

　　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前，國家衛計委預測實施後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約200萬。而根據國家衛計委今年1月公布的數據，單獨二孩申請人數只有106.9萬對夫婦，真正的出生人數僅為47萬人。而且，目前70後女性正在快速接近生育結束期，她們中的很多人無法受益於單獨二孩政策。每拖延一天放開生育，就將會給大量家庭帶來終生遺憾，還會埋下更多「失獨家庭」式的人倫慘劇的潛在威脅。因此「單獨二孩」的漸進優化是迫切和合理的。

　　把二胎放開，不涉及現在城鎮體制外人群里早都已經達到和超越的上限。比如農村，非常明顯，早就二胎化了(至少二胎以上)，少數民族地區更不用說，城鎮體制外人員也早已經兩胎，比如公眾關注的演員，子女很多都是二胎以上的。真正控制的其實是體制內有「雙開」硬約束的人群，充其量是一億多人，而且這個人群里真正適齡的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則要調減規模至幾千萬人而已。對於有人擔心的嬰兒潮、人口驟增壓力、有衝擊力的人口總規模反彈，可以有把握地說，不可能出現。放開二胎只會帶來一系列正面效應，比如短期內，這樣的人口政策及時跟進調整措施，會有提振消費的作用，因為體制內的這些人大致處於中產階層，他們有了第二胎，家庭有變化，顯然在消費方面會升級，決不只是簡單增加了一些消費品的問題，在改善性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就會進入一個新的升級模式。中長期的好處就更值得考量了。

　　現在越來越無可迴避的現實是，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的老齡化現狀，明顯帶有「未富先老」的特徵——我們剛剛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不久，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就迅速表現出來。人口政策應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為目標，這就需要將我國生育率提升和維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另外也應最大限度有利於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由於中國的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已超過20年，迫切需要進一步放開人口生育政策，並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切實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讓普通家庭願意生孩子，養得起孩子。當下對於循序放開二胎生育的政策，不可再拖延不決，應及早明確這一政策調整並進入實操。

　　從中期來看，放開二胎可以緩解中國社會中引人注目的一些不利於和諧的因素，包括心理上的焦慮因素——中國已形成了幾百萬人口的「失獨」群體，這樣的隱患需要我們整個人口政策體系高度關注。

　　長期來看，人口政策及時調整可早一點使中國社會進入對沖人口老齡化壓力的狀態，這非常有必要。現在有些部門和學者認為，哪怕現在放開生育，也不會很快衝掉未來十多年間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這話說得太不負責任——不能因為現在馬上放開也不會產生短中期對沖老齡化壓力的效應，就可以不放開，就可以拖延這個事情。現在不放開二胎，未來要校正人口結構的不利局面，將更加積重難返。「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我們不求萬世之謀，至少應抓住看得如此清楚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謀。

　　筆者所在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以數據分析及理性討論的論據強調了這樣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概念——在中長期方面，中國老齡化的壓力不只是一般意義的老齡化。我國在2010年前已進入65歲以上人口佔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預計2030年前後將進入上述佔比達20%以上的「超級老齡化社會」。當前，有必要鼓勵大家理性討論問題，以觀點的交流和碰撞來共同尋求對真理的接近，以及在理性討論形成一些基本認識之後，積極形成建設性的意見建議，推動方方面面凝聚共識，來從人口政策和相關的社會政策優化方面及時動作，化解中國人口紅利迅速消失後的老齡化社會的凸顯矛盾，能夠如願走出一個人口結構漸趨優化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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