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表東漸記 | 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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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言編輯團隊主編

方寸間的精緻工巧，破解了日月星辰運行的天機，讓人可以在自己的手腕上注視時間的流逝。不難想見，這樣的玩意在中國的富貴閑人中間多麼受歡迎。

鐘錶和中國宮廷

科技和藝術往往先於宗教和意識形態到達。或許科技和藝術的開放性和流通性更強，無論如何都不嫌多，而每個文化中的宗教和意識形態本來已經過分擁擠，要說服當地人騰出空間給外來者，需要大量的時間和功夫。在高度集權的中國，最重要的是獲得統治者的首肯。於是，鐘錶這小玩意也就成了傳教士疏通關係的理想選擇。1600年,利瑪竇通過各種關係成功地將貢品送到明萬曆帝面前。其中最令皇帝著迷的是自鳴鐘。這種精緻的機械三百年里都俘獲了歷代皇帝。清宮養心殿造辦處甚至專門設立了一個做鍾處。而這位手段靈活的傳教士也得償所願，被准許在中國土地上建造第一座教堂。利瑪竇特意在教堂牆上掛上鐘錶，這隻鐘錶就像一個活物，自走自鳴，當地民眾紛紛前來圍觀,轟動一時。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生活多年，1640年回歐洲後，寫了一本《旅遊記》，其中記載:「他們(中國人〕最欣賞的工藝品是齒輪鍾。他們現在已經造得很好了。可以擺在桌子上。如果出和我們一樣的價格，他們可以造出最小的。」

到了清朝，包括皇帝在內的上層社會對鐘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鐘錶製造也成為清代手工業中獨特的一行，出現在全國各地。康熙皇帝在內府創設自鳴鐘處，倡導學習西洋鐘錶輪環、發條等機械原理，並將先祖遺留的廢舊鐘錶「書行修理，使之皆準」。王子們也「皆得自鳴鐘十數，以為玩器」。自乾隆繼位後，通過和歐洲尤其是英國的貿易，流傳到中國的鐘錶更多，據說每年約有幾千隻。外國使節和傳教士都知道中國皇帝喜愛鐘錶，便投其所好，用大量精美的鐘錶來換取在華的利益。因此，故宮的館藏中也還有不少鐘錶。

作為一個動不動就把玉璽蓋在古代書畫正中央的皇帝，你稍微想想也知道乾隆在位的時候會怎樣處置清宮的鐘錶了。乾隆經常下旨把這些鐘錶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玳瑁的錶殼換成髹漆的，又把琺琅的換成玳瑁的，其間不斷就細節問題做出各種指示，制定材料，顏色和工藝，更有創意的是，他還下旨把錶殼做成鼻煙壺、帶頭、簪子之類的東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初六，傳旨將一件琺琅鑲金剛石表的琺琅盒套底部拆下做帶頭一件，側面拆下做簪子。最終這件表套做成了一件金帶頭，一支嵌金剛石火焰簪、一對金剛石累絲花束。這種隨心所欲的改造，讓後人在辨別這些鐘錶產地時莫衷一是。此外他曾拆掉一個西洋鍾，把鑲畫片玻璃心紫檀木鐘殼做成桌燈為皇太后祝壽；還有一次拆掉了23件鐘表，熔化成銅鑄成佛像。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共拆毀一百多件鐘表，熔化得銅上萬斤，成造21尊佛像。這些物件中的一些，通過後來八國聯軍的野蠻掠奪，輾轉回到故園。末代皇帝溥儀也對西洋表著迷，他年僅三歲就登基，清宮中的鐘錶，成為他在禁宮中難得的玩具和夥伴。據說是受到洋老師庄士敦的影響，收藏了大量珍貴的西洋表。但隨著境遇改變，這些表對他來說更多地意味著金錢。在被迫交出皇權後，他曾多次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將故宮裡的西洋表偷運出來幻想作為日後復辟的經費。淪為階下囚之後，也曾以隨身攜帶的懷錶賄賂守衛。

中國市場表

瑞士的眾多製表品牌對中國市場的青睞由來已久。他們早在一兩百年前就推出了迎合中國市場口味的表款。安帝古倫鐘錶拍賣行的前總裁Osvaldo Patrizzi所撰寫的《日內瓦鐘錶匠大辭典》中這樣寫到：「18世紀中國市場興起，是成就瑞士鐘錶業的一個重要支柱。最早一批瑞士鐘錶是在康熙年間由英國商人帶入廣東，當時還只是他們和伊斯坦布爾鐘錶貿易的延伸，並非刻意為之。18世紀末，英國開始向中國出口鐘表，其中大部分是在日內瓦製作，同時瑞士也有了自己的貿易路線。他們都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富足而穩定的大市場。大約在19世紀初，瑞士鐘錶匠開始主動迎合中國市場的口味，對中國人的價值需求、審美偏好都儘力滿足，最終形成了一種風格——中國市場表。」

我們常見的古董「中國市場表」是這樣的：外觀的錶殼設計多數為圓形；錶殼的材料一般採用黃金、白銀或銅鍍金；常常採用了手工雕刻和鎏金裝飾；表面時鐘刻度多採用羅馬數字，也有些採用表示中國時辰的漢字；錶殼上通常是不同主題的琺琅彩繪畫，人物、花卉、鳥獸等，在錶殼的邊緣鑲嵌上珍珠或寶石，而機芯通常是「大八件」。所謂「八大件」 指的是中國市場上常見的一種機芯，機芯由八大部分組件構成，在白色琺琅表面上通常有一支中心大秒針，有的秒針因特殊機構還能夠每一秒鐘跳一格，錶殼造型和機芯排列具有類似的形制。這些鐘錶無論是工藝、造型，還是雕刻、裝飾，都體現了18世紀至20世紀初鐘錶製作工藝的最高水平，同時具有濃郁的東方趣味與文化意象。如果是當時著名琺琅繪畫師的彩繪琺琅作品就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近年來在國際拍賣市場上，這些鐘錶的價格屢屢翻新。

Bovet 播威表

那個時代在中國市場運作最成功的莫過於播威（Bovet）表。19世紀初，正是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倫敦是西方的貿易中心。擁有製表傳統的瑞士和作為經濟霸主且工業發達的英國在這個行業平分秋色。出身於瑞士製表區弗勒里耶（Fleurier）製表世家的Edouard Bovet，輾轉從倫敦來到廣州，並於1822年（清道光年間），創立了自己的公司。播威表擁有李鴻章這樣顯赫的主顧，更為大清宮廷供應鐘表。故宮裡有鐘錶館，播威表常駐其中。上行下效，Bovet在當時的譯名「播喴」成為鐘錶的代名詞。

為了迎合中國市場，Bovet的表面經常是搪瓷彩繪的歐洲人物、花鳥或者風景，或者鏤空，凸現內部精細的機械，因為精密的機械運動對十九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很吸引。中國人認為雙數比較吉利，於是Bovet表常常是成對出售。有這樣的淵源，直至今天，Bovet仍經常推出景泰藍鑲嵌珍珠母貝或者搪瓷彩繪表面的古典表。清朝王室貴族寵愛的彩繪藝術無論在古代或是現代都一直深受中國人喜愛。

奢侈鐘錶的時間周期

奢侈鐘錶業，尤其是瑞士表的景氣和蕭條，和中國的緣分深遠，還遠不止前面說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