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阜：審判長批我搞「表演式辯護」

——吳國阜——

吳國阜律師，廈門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在廈門集美大學任教多年，現為福建秋生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國阜律師是最早公開呼籲平反聶樹斌冤案的福建律師，也是念斌投毒冤案、陳夏影等人綁架殺人冤案辯護律師團中唯一福建律師。

寫在前面

某次開庭中，審判長當庭批評我搞「表演式辯護」，今天我想把這件事說一說，我作為庭審花絮發了幾條到微信朋友圈，由於花絮有點多，微信篇幅限制，我就在這裡完整再現出來。為了避免對相關各方造成困擾，文中提到的法院、法官、當事人，我不指明真實名稱，只描述事情的主要經過，就事論事而已。我完全憑腦子記憶、回憶、追憶，沒有任何文字記錄與私自錄音錄像，我盡量準確記述，如實記錄，即便如此，一定會有不準之處，但確非故意為之，只能說我的腦子不夠用。如果相關方面感到存疑，那就以庭審錄像為準了。

我選擇說出來的目的，不是要詆毀法官、抹黑法院，主要想讓人們評判一下我有沒有「表演式辯護」，是否違反或嚴重違反法律與法庭規則；審判長在指揮庭審、公平對待控辨雙方是否還有改進的空間；審判長對辯護律師是否有所成見，庭審中的情緒能不能控制更好一些，法官對人與事的評價是不是應該更為謹慎一些。

我個人肯定有很多不足，經常懷疑到底要不要做下去。尤其我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律師，基礎不牢，技術不高，修養不夠。我還有很多令人髮指的惡習，比如，堅持己見，不輕易妥協，但是，我如此為之，是希望把案件做得更好一些，想為當事人爭得更好的結果。我有固執、倔強、不服輸的消極一面，而其實我也是非常「慈善、慈祥、慈愛」的，只要你抱有善意，以禮相待，人敬我一尺，我回之三丈，我很容易跟辦案機關溝通協調，依法促成案結事了，很注重「兩個效果」一起抓。這方面我是知進退、有分寸、守法度的人。我就不列舉例子了，認識我的朋友們，多少是了解我的。

案件簡介

一個七歲的小女孩早上單獨出門上學時，在租住的住宅樓樓道里不幸被人用啤酒瓶砸傷致死。住在同一樓道里的一個女子被列為犯罪嫌疑人，該女子因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到案後鑒定的）曾多次無故傷人，在小女孩第一時間被發現的案發現場，該女子有一些「反常」舉止，形跡可疑，在前三次接受警方調查時，該女子否認作案。差不多五個月後，警方正式將該女子列為犯罪嫌疑人，拘傳到案進行訊問。在一天的訊問中，經過警方反覆做工作，該女子承認了用酒瓶將小女孩砸打致死。作出有罪供述後，因該女子當時懷有身孕，警方即依法決定對其取保候審。但是，當天晚上一回到家，該女子就對家人說自己被警察欺騙了，因為警察告訴她：你腦子（精神）有問題，如實講出來就好了，政府不會處理你，也不會送到法院去，政府還會幫你治病，你父親、丈夫對你都不好，不如實講肚子里的孩子不一定保得住。云云。此後，她就拒絕接受警方的調查（如辨認現場、心理測試），多次訊問時仍然否認作案。該女子生下兒子、哺乳期結束後，即被逮捕收押，罪名為故意傷害。

後來起訴的罪名還是故意傷害，她依然做無罪辯解，我們兩個辯護律師（第一次庭審後，經在先介入的律師同行推薦，我接受委託介入辯護）也是做無罪辯護。一審法院審理後認為，本案已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條，認定該女子構成故意傷害罪，因為審理時懷孕，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女子上訴後，高院公開開庭審理，省檢察院的出庭檢察員當庭指出：認定該女子故意傷害的主要根據是其有罪供述，沒有相應的客觀性證據或直接證據予以證實（檢察院列舉了四點理由，此處略去），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後來，高級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重審中，該女子繼續堅持無罪辯解，說自己被欺騙、是冤枉的，我們律師當然還是作無罪辯護。重審開庭先後進行了兩次，每次各一天，相隔時間有二十天。

作了上述必要的鋪墊後，我開始說一下這次庭審的情況，我並不是寫庭審紀實，由於審判長批我「表演式辯護」，這個事情有點關乎我的所謂「名節」，我把可能涉嫌「表演式辯護」的情節、細節、環節，一一記錄下來，像記流水賬一樣。也許，審判長所指的「表演式辯護」遠不止這些，簡直就是「罄竹難書」，但我認為這些細節肯定有重大的嫌疑，因為多次所謂「衝突」就發生這些時候或前後時段。

種種「表演」

一

開庭初始階段，法庭核實被告人何時被拘留的信息時，因起訴書表述可能有誤，我之前會見時告知被告人要把這個情況說清楚，這個問題比較重要，開庭中她就說了不是起訴書說的時間被拘留，那天取保候審回家了。

此時公訴人就說起訴書的表述沒錯（大意吧），我看公訴人未經審判長同意插話，我也接著說「可能搞錯了」，就說了這一句，審判長立即說：辯護人不要隨便插話，發言要經法庭允許。我說：剛才公訴人未經你許可插話了呢，我只是簡單提一下。審判長隨口回應我：那邊是公訴機關，她可以的。當時我心裡想，審判長這樣子看法肯定是不對的，我也不算多大的違反法庭紀律，但這個想法只是一閃而過，沒有多想了。這個情節，後面還要涉及到。

二

公訴人開始訊問被告人，訊問前，她這樣說：被告人，今天是重審開庭，下面我要對你訊問，請你把以前不想講、不願講、隱瞞了的犯罪事實說出來。我一聽這種先入為主就明顯不妥，我說：我反對公訴人這種發問方式，因為被告人否認作案。公訴人說：我是說如果是她作案啊。我說：法庭發問不能假設前提。審判長問：這樣子說為什麼不可以？我說：公訴人可以告知被告人應當如實回答公訴人的問題，這才符合法律規定。審判長就說：「請公訴人注意訊問方式」。

三

青島啤酒瓶被認定為本案的作案兇器，在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中，被告人說，案發前一天到某大超市購買青島啤酒，價格是每瓶2.8元。但是，該超市的銷售記錄證明沒有賣過這款青島啤酒，公訴人就問被告人：你翻供說沒有買過青島啤酒，怎麼就能準確說出是兩塊八一瓶呢？你好厲害喲！你好厲害喲！

公訴人這種口氣顯然不合適，我等了幾秒鐘，看看審判長的反映，但審判長沒反映，我就舉手說：「我反對公訴人這種發問方式，這是譏諷、不尊重被告人！」，我還把她說話的口氣模仿了一遍。公訴人聽了以後，倒是從善如流，當即說「好吧，我注意就是了」。審判長這次沒有說話。

四

我在對被告人發問時，發生了一個口誤，我問：「被告人，你上午對公訴人說過前男友曾在同安青島啤酒廠里上班~~~」，我還沒有說完，審判長立即批我：「辯護人，你根本就沒有注意聽，她是說與前男友一起參加同安青島啤酒節，沒有說過前男友在啤酒廠上班，你開庭不認真！」我沒有回應審判長，就修改錯誤，繼續發問。

我心裡在想：我這個是屬於口誤，案情我還是很熟悉的，我是認真在參加庭審的，審判長沒有必要就此狂批我。後來，審判長不止一次批我開庭不認真，都是不能成立的，後面再說。

五

前面四次是第一次開庭那天的事，我只記得這幾個細節可能涉嫌「表演式辯護」，暫時想不起其他情節。

二十天後，法院安排第二次開庭。由於上次開庭中，被害人的母親第一次出庭作證，原審中她缺席了，也未提供書面證詞。她這次出庭作證，主要內容是其與被告人兩家的關係以及兩家小孩的交往情況，控方要用來證明被告人有作案動機。被害人母親出庭作證後當天就休庭了，沒有進行質證。

第二次開庭，當然首先就是對被害人母親的證言進行質證。公訴人先說了沒意見，輪到我發表意見時，我先把被害人母親的證言概括了一下，因為已經過了二十天，擔心法庭可能淡忘了。這時審判長就打斷我：不需要具體說證人證言。我很嚴肅地回應了審判長：這次是重審開庭，重審階段只有這一份重要的新證據，我認為有必要重點展開質證，其他證據質證可以簡化，證人上次出庭時間又過了20來天，請法庭給我多一點時間，耐心一點，不應隨意打斷我。

審判長並沒有再說什麼，但我用餘光觀察到他有點不開心，我當時是這個感覺，也許他並沒有不開心，完全是我多慮、多疑、多心了。

六

對強制措施的手續進行質證時，我說：被告人第一次接受訊問的當天沒有被拘留，而是取保候審回家了，起訴書、原審判決書、二審裁定書都表述錯了，上次開庭時我也說到這個疑問（就是前面第一節說的），當時好像法庭出示了一份材料給公訴人，似乎已經弄清楚了，但我沒有看到這份材料，是不是把這個疑問再解釋一下。

我剛說完，審判長又批我，火力明顯加大了。他說（大意啊）：辯護人，你怎麼說法庭秘密傳證據給公訴人？！你這樣說讓旁聽群眾對法庭是如何看法？！我感覺很鬱悶，就回應說：審判長，我不是說你們秘密傳遞證據，你們是當庭公開傳材料，我的卷宗里沒有這份材料，這個疑問（何時拘留）我這邊還沒有解決，就是這個意思啊。公訴人則說法庭沒有傳什麼證據材料給她，是一份有被告人簽字的拘留證，由法警傳給被告人辨認。我說：好吧，沒有就沒有吧，那是我搞錯了，反正我這邊沒有這份材料，我剛才的意思沒有任何其他所指，你們不要誤解了。

七

公訴人分組舉證質證，有一組證據舉證後，我發表了質證意見，公訴人進行了回應，而我認為需要再次答辯，但是公訴人沒有注意到，就接著下一組舉證，我迅速舉手要求再作回應。哪知道，審判長這次反應更大，他說：辯護人又未經法庭允許擅自打斷公訴人，你開庭時都不認真，不注意聽。我說：公訴人講完了上一組證據的意見，已經開始下一組證據舉證，而我要對上一組證據補充發表意見，我都舉手了，你看手在這舉著吶！公訴人也附和審判長，說她還沒有說完。她顯然沒說實話，明明是審判長沒注意，他自己搞錯了，但批我已成習慣了，我就說公訴人你都開始舉下一組證據了。審判長又接著批我不遵守法庭紀律，如何如何，云云。

這個時候，我終於「爆發」了：審判長，鑒於你多次這樣無端批評我，而且你也表示過這個重審的案件不要搞得太複雜，可以簡化一點，我認為你已不能公正審理本案，你這個情況使得我要考慮申請你迴避。這一下，審判長可能沒想到，他楞了一會，問：你是要申請我這個審判長迴避？你想好了沒有？要不要申請？

我停了一會，腦子裡很快閃過幾個問題：申請迴避肯定被駁回，審判長應該是工作壓力大，未能控制好情緒，不必過多計較，申請迴避將導致庭審中斷，庭都快開完了也沒必要了 ，低頭不見抬頭見，申請迴避讓人難為情。然後，我告訴審判長：我保留申請你迴避的權利，暫時不申請。我說完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十分鐘。

八

休庭期間，我到法庭外接了一個電話，回到法庭門口時，一個中年男子（疑似被害人一方的親屬）走到我面前，用手重重地按壓我的左肩，壓低聲音惡狠狠說：你要注意，不要為了錢，而沒有良心。我聞之勃然大怒，高聲質問他：你是誰？你這是在威脅我嗎？辯護是我的工作，你們被害人一方不是也請了律師嗎？簡直莫名其妙！那個傢伙沒有反駁我，趕緊退到最後一排，在靠被害人家屬邀請來的旁聽人員這一邊坐下。旁聽席第二排的一個小夥子站起來，叫我不要那麼大的聲音，我想想是有道理，也就不再譴責那個人了。我本來想請法警處理那個人，後來也就作罷。

恢復開庭後，審判長問我有什麼情況，我把剛才的事情說了一下，審判長當即對旁聽群眾進行了法律教育，說辯護人是依法履行辯護職責，應當理解並尊重。下午發表辯論意見前，針對被害人母親之前對我的成見（她在作證錄像中把我罵得一塌糊塗），尤其是上午受到的威脅與非議，我故意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律師責任的規定，原原本本讀出來，然後我說：根據這一法律規定，凡認為律師為被告人辯護，是沒有良心，是為了錢，或是為了出名，都是極其荒唐的，是無知的法盲。這次，審判長沒有打斷我，我以為會被打斷，做好了思想準備。

九

法庭辯論，本應是一個案件庭審的高潮，然而，在本案中，在這個階段，審判長把對我的狂批推向了高潮。

第一輪辯論正常進行，當我講到偵查機關非法取證的問題時，審判長叫停：辯護人，停一下，我不是打斷你啊，你好像已經講了一個小時（應該沒有那麼久，他可能把公訴人的發言時間算進去了，我看了手錶是17點04分），關於非法取證問題，在「排非」階段你已講過了，就不要重複。我說：沒有問題，我後面盡量簡化。我也信守承諾，還有兩個關於鑒定的問題就沒說，因為畢竟是重審，簡化也是可以的。

到第二輪辯論時，控辨雙方又涉及到偵查機關取證合法性問題，我說：關於警察取證合法性問題，剛才審判長讓我少講一些，我就不再展開、不多說了~~~。我還沒有說完，審判長這回發大火了，他說（大意吧）：辯護人，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是讓你少講嗎？我只是叫你不要重複，你這是指責我侵犯你的辯護權！我頓時被他批得莫名其妙，一頭霧水。

我不得不據理爭辯，我說：本次重審並沒有正式啟動「排非」程序，你說那就是「排非」，「排非」時候，我列舉錄像中警察涉嫌威脅、引誘、期騙的話，你說不要再講了，我就沒有繼續說。剛才我也按照你的建議沒有多講這個問題，這就是少講了，我沒有指責你的意思嘛。我接著說：我們這兩次開庭，總是圍繞這樣的問題產生爭執，而且是毫無質量的爭執，你覺得有意義嗎？審判長說：你這兩天都是在進行「表演式辯護」，旁聽群眾也看到了。真沒有想到他這樣評價我的辯護，這讓我極其意外，我感到很泄氣，沒有繼續申辯。他繼續說：你要服從法庭指揮，尊重法庭。我又說：這兩天，我一再申明我百分之百尊重法庭的。這時，他重重地敲響了法槌：你插什麼話！法庭是在訓誡你！~~~鑒於你的表現，我們將考慮向司法局發出司法建議。

我感到好冤枉啊，天地良心，這個案件包括所有案件，我都是非常盡心認真的，可能有時候顯得較真一點，但都有理有節的，我是一個有分寸、知進退的人，法官當眾批我「表演式辯護」，是不是有違法官謹言慎行的行為規範，你要發司法建議我也沒辦法，我不再跟你說下去，就靜靜地聽他在教育我，也靜靜地等他消消氣，當然，我也在思忖自己哪裡做得不好、做得不夠。

結束的話

上面這些流水賬，啰啰嗦嗦、絮絮叨叨，大概就是審判長批我「表演式辯護」的種種行徑，從我個人的角度，看到想到的事實就是這麼多，要說證據，主要是庭審錄像，還有在法庭的全部人員。是否「表演式辯護」，性質可能不好定論，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個人有這個自信，也請大家評判一下，幫助我提高。

還有一點，我必須申明的是，這個事情，我真的一點都不生氣，也不去計較，一計較就輸了。我把它當作一次歷練，一個素材，一面鏡子，用以洞悉社會，感悟人生，改良自我。我有時犀利地剖析世人，更常常深刻反思自己。苟日新，日日新，日又新。這篇文章就是這個目的，無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