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雜誌 ▎難民危機：撕裂歐洲的一道傷口——宋全成

由於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在對待難民危機問題上相互衝突，歐盟層面達成一致的難民配額方案在執行環節上裹足不前，以及利比亞、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亞非難民產生國動蕩和衝突不斷，持續一年多的歐洲難民危機，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在2015年有多達110萬人進入歐洲的基礎上，2016年又有24.2萬人進入歐洲，其中從利比亞跨越地中海入境義大利的難民和非法移民就有8.4萬人，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同時有3000人葬身地中海，這是歐洲難民危機發生以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出現難民和移民死亡的最高數字。持續發酵的歐洲難民危機對歐洲大國政府、歐洲國家內部關係、歐洲安全局勢、歐洲社會情緒與政治傾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衝擊。

歐洲大國政府的抉擇

如何看待和如何解決歐洲難民危機問題，考驗著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大國政府及政治家的智慧。儘管這三個國家對待難民危機採取了相對不同的政策，但毋庸諱言，難民危機對德國、法國和英國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德國是在歐洲難民危機中高舉人道主義救援大旗、率先宣布接納難民、而且至今仍在不斷接納難民的歐洲大國。默克爾政府自2015年9月實施的歡迎難民、慷慨接納難民的政策，讓德國獲得了難民救援和人道主義的道德高地。但伴隨著成千上萬難民大軍的湧入，特別是由難民參與和實施的新年夜的「科隆性侵案」、系列恐怖襲擊和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使德國的社會民眾和政治精英對待難民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社會民眾層面，儘管在難民危機剛剛發生的時候，德國社會民眾普遍對政府接納難民的決定和歡迎難民政策持支持態度，但「科隆性侵案」逐漸改變了民眾對政府接納難民政策的支持，特別是系列恐怖襲擊在德國發生後，社會民眾終止和反對德國政府歡迎難民政策的呼聲日漸高漲。由此直接導致默克爾政府民眾支持率的持續走低。根據相關調查，2015年9月，有45%的德國人認為接收難民利大於弊；2016年1月，該數據下降至38%。科隆事件後，民眾恐懼情緒上升，要求嚴格審查難民入境。60%的民眾贊同限制入境難民人數，57%支持重新引入歐盟國家間的邊境管控，比2015年9月高出12個百分點，過半德國人反對接納無護照的難民入境。

在政治精英層面，默克爾政府的執政聯盟內部對難民接納政策持反對意見的大有人在，同時極右翼政黨和其他在野黨也施加強大壓力，它們以執政聯盟的難民政策作為攻擊的焦點，獲得了民眾的強烈支持。在2016年3月舉行的德國巴登—符騰堡、薩克森—安哈爾特和萊茵蘭—普法爾茨三州的地方選舉中，兩個聯合執政的傳統大黨——總理默克爾所在的保守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和社民黨均遭遇挫敗。新崛起的反移民政黨德國選擇黨成為最大贏家，一舉成為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第二大黨，明年大選中將可能首次躋身聯邦議會，令2017年的德國大選走向充滿懸念。在野黨的指責和民意基礎的改變，迫使默克爾政府收緊難民政策。作為歐洲和世界大國，德國遭受了難民危機的強大衝擊。

在法國，當德國敞開胸懷慷慨接納難民的時候，法國也一改謹慎的難民接納政策，追隨德國接納難民，然而，2015年11月13日發生「巴黎暴恐案」，迫使法國修訂了難民政策。此次事件由敘利亞難民中的恐怖主義分子和法國穆斯林移民中的極端分子策劃實施，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傷。恐怖襲擊發生後，奧朗德第一時間宣布改變對於敘利亞內戰的立場，申明「阿薩德不是法國的敵人，『伊斯蘭國』才是」。西班牙、德國等隨即對法國轉變立場表示支持，這意味著歐盟國家的中東戰略發生重要變化。

在英國，面對難民危機在歐盟國家的肆虐，部分政治精英和社會民眾充滿了恐懼和擔憂。卡梅倫政府宣布，「英國同意接納兩萬名身處敘利亞鄰國難民營的難民，但不參與歐盟安置已抵達歐洲難民的計劃」，此後，英國對「麻煩的歐盟」開始「厭惡」。「讓歐洲遠離我，歐洲給我帶來了麻煩」，歐盟帶來的問題「一個又一個」，「我們脫離這個組織，一定會過得更好」……類似的呼聲日漸高漲，並在隨後的脫歐公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歐洲難民問題的持續發酵，加速了英國「脫歐」的步伐和進程。

由此可見，歐洲難民危機對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大國政府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並帶來政策的改變。

危機撕裂和諧關係、凸顯分裂與對抗

從《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到《尼斯條約》，再到《里斯本條約》，歐洲聯盟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歷程，歐盟各成員國協商一致的治理機制顯示出歐盟各成員國的團結一致和在國際舞台上用一個聲音講話及對外表明立場的強大政治與外交力量。但持續發酵的歐洲難民危機撕裂了歐盟成員國的和諧關係，凸顯了歐洲國家內部的分裂與對抗，歐盟內部的協商一致機制受到嚴峻挑戰。

首先，歐洲難民危機凸顯了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嚴重分歧。早在2015年5月，面對短時間內數以萬計的難民申請者的搶灘登陸，希臘和義大利兩國曾呼籲歐盟儘快出台應對南歐國家難民問題的一攬子舉措，但歐盟成員國在應對難民危機問題上卻出現了內部分裂與相互指責。英國指責法國沒有負起監管非法移民的責任，致使大量非法移民通過連接兩國的海底隧道偷渡至英國，法國則批評義大利和希臘放任難民在歐洲流竄，義大利和希臘又把矛頭對準西歐和北歐富裕國家，不滿它們袖手旁觀。由於無法在歐盟層面上達成一致意見，歐洲難民危機在歐洲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爭吵中持續發展而愈加嚴重。

其次，歐洲難民危機凸顯了東歐與西歐、南歐與西歐國家之間的對立。客觀而言，接受數以萬計的難民對於歐洲國家來說，並不是一個新的事情。冷戰結束後的1992年，就有72萬難民申請者在歐洲國家提出庇護申請。如果歐洲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應對，那麼，現有的100多萬難民申請的歐洲難民危機就可以在歐盟層面上得以輕鬆化解。但歐洲難民危機的發展進程表明，在歐盟層面上達成一致的難民配額接納方案，既是十分艱巨的任務，同時也考驗著歐洲政治家們的智慧。

在歐洲難民危機面前，一方面，歐盟內部出現了西歐國家和東歐國家的嚴重分裂：主張通過歐盟的難民配額方案來化解難民危機的西歐國家和反對歐盟配額方案的東歐國家。由於無法取得共識，迫使歐盟放棄了協商一致的原則，歐盟在內政部長會議上罕見地以「多數票」方式強力通過分配12萬難民的方案。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四個投反對票的國家對西歐國家，尤其是德國的「欺凌」表示不滿。斯洛伐克總理菲佐表示，絕不執行攤派計劃，將訴至歐洲法院。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則說，拒絕接受德國在難民危機上的「道德帝國主義」。直到2015年12月，東歐國家仍表示拒絕難民接納的配額方案。波蘭明確表示，在「巴黎暴恐案」發生以後，波蘭不能再根據歐盟的配額計劃接收難民。匈牙利國會11月3日通過一項決議案，認為歐盟委員會設立移民配額制沒有適當的法律依據。12月3日，匈牙利向位於盧森堡的歐洲法院遞交訴訟狀，反對歐盟按照配額強制分攤移民。

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西歐國家和南歐國家的分裂。西歐國家如法國、德國，尤其是德國承擔了最主要的難民份額的登記、審查和接納的巨大壓力，而北歐國家的份額較小，而且採取遣返難民的政策。而南歐國家義大利和希臘，儘管從法律意義上是第一責任國，但由於不是難民的避難目標國家，因而也就放棄了履行《都柏林公約》的第一責任國的義務，而放任難民的湧入。由此可見，持續發酵的歐洲難民危機撕裂了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和諧關係，凸顯了東歐與西歐、南歐與西歐國家之間的對立，歐盟內部的協商一致機制受到嚴峻挑戰。正如德國席勒研究院創始人海爾格·策普·拉魯旭所說：「本次歐洲難民危機表明，歐盟的整個結構，從《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歐洲峰會到《里斯本條約》的訂立，始終未能建立起穩固的根基。直至今日，其凝聚力早已消耗殆盡。所謂的『價值』理念，如民主、人權和國際條約的約束力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早已喪失作用。」

恐襲事件頻發，安全局勢持續惡化

進入21世紀以來，儘管由於以美國為首、西方發達國家積极參与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局部戰爭及敘利亞內戰，導致歐洲國家相繼發生了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案、西班牙馬德里地鐵爆炸案、布魯塞爾博物館槍擊案等恐怖主義襲擊行為，但總起來說，恐怖主義襲擊在歐洲並不頻繁，因此，歐洲的社會安全局勢相對穩定。但2015年歐洲地區發生難民危機以來，由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策劃、由進入歐洲國家的、來自中東國家的難民或歐洲國家的穆斯林移民中的激進恐怖分子直接實施的恐怖主義襲擊此起彼伏：

2015年，1月7日，發生在法國的《查理周刊》槍擊案，造成12人死亡；1月8日，一名35歲的女警在巴黎南部近郊遭槍擊身亡；1月9日，法國又有七人遇害，其中四人是在巴黎一家猶太食品雜貨店被劫持的人質，另外三人是《查理周刊》襲擊案的兇手庫阿希兄弟以及雜貨店劫匪；2月14日，丹麥哥本哈根市區一個文化中心發生兩起槍擊案，兇手疑為「聖戰」分子，造成兩死五傷；11月13日，多起襲擊案在巴黎幾乎同時發生，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傷；進入2016年，3月22日，發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站的兩起襲擊案造成32人死亡、300人受傷；6月13日，一對警察夫婦在法國馬尼昂維爾的住所被殺，兇手是一名向「伊斯蘭國」組織效忠的法國「聖戰」分子；7月14日，法國國慶日活動期間，突尼西亞裔法國男子在尼斯駕駛卡車碾壓慶祝人群，造成84人死亡、100多人受傷；7月18日晚間，德國巴伐利亞州維爾茨堡一列火車上，一名17歲阿富汗難民突然持斧頭和刀具襲擊同車廂乘客，造成20多人受傷，其中四人為中國香港公民；7月22日晚間，一名擁有德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18歲少年在德國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奧林匹亞購物中心開槍掃射，導致九人死亡、數十人受傷；7月24日，一名敘利亞難民在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州羅伊特林根市手持大刀砍殺路人，至少造成一名孕婦遇害、兩人受傷；7月24日晚，德國巴伐利亞州安斯巴赫市中心，一名敘利亞難民引爆爆炸裝置，導致11人受傷，兇手被當場炸死。

由此可見，伴隨著130多萬中東國家難民的到來，由「伊斯蘭國」策劃與號召、由難民中的激進恐怖主義分子和歐洲國家的穆斯林移民中的激進分子直接實施的恐怖主義襲擊，已成為歐洲國家一種可怕的常態。毫無疑問，伴隨著歐洲難民危機的持續發酵，歐洲已淪為「伊斯蘭國」恐怖主義襲擊的重災區，歐洲的社會安全局勢持續惡化。

歐洲國家政治右傾化

二戰結束以來，歐洲國家出於對德國種族主義罪行的深刻反思，對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納粹主義思潮嚴加防範。由此，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納粹主義思潮陷入低潮。但伴隨著大量難民的到來，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納粹主義思潮沉渣泛起，並發展成聲勢浩大的排外主義的社會運動。

2014年以來，伴隨著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難民的大量進入，德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外來移民、反伊斯蘭化的運動——PEGIDA（「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2014年10月，PEGIDA運動在德累斯頓組織數千人參加遊行示威，後參加該運動的人數逐漸增加，甚至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支持者前往聲援。而PEGIDA的集會地點也逐步擴展至柏林、科隆、慕尼黑、波恩、杜塞爾多夫等多個城市。12月23日，德累斯頓有近1.75萬人參加PEGIDA遊行，遊行者在歌劇院前抗議政府的移民和難民政策。2015年，德國接納了100多萬難民，這引起德國部分民眾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部分德國民眾開始攻擊難民和難民營，德國國內針對難民房屋的縱火等暴力事件已超過490起，而2014年時是153起。不僅如此，就連原本寫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中的「避難權」也遭到了國內政界和民間的廣泛質疑……2015年10月17日在科隆，對難民政策表示支持的市長候選人亨麗埃特·雷克，在競選活動中遭受襲擊，險些喪命；PEGIDA遊行者更是再次走上德累斯頓街頭慶祝他們的一周年紀念日，並為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副總理加布里埃爾「預留」了絞刑架。PEGIDA運動的迅猛發展表明，歐洲難民危機直接導致排外主義、種族主義思潮的東山再起。

不僅如此，歐洲難民危機還直接改變了歐洲國家傳統政黨的選民基礎，導致反移民、具有顯著排外主義色彩的歐洲極右翼政黨在歐洲國家政壇上異軍突起，這將迫使歐洲國家的政治右傾化。如果說，歐洲難民危機在社會層面上導致反對「歐洲穆斯林化」、反對外來移民、反對接納難民的PEGIDA運動的迅速發展，那麼在政治層面上，則給了反對外國移民、反對接納難民而且帶有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色彩的極右翼政黨以東山再起的契機。尤其是2015年以來，百萬難民的洶湧而入和系列恐怖主義襲擊的發生，反對外來移民、反對接納難民的極右翼政黨的主張獲得了包括中下層民眾的廣泛支持，歐洲國家的極右翼政黨如法國國民陣線、荷蘭新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丹麥人民黨、比利時弗拉芒集團、德國的國家民主黨等相繼在政壇上異軍突起。

在法國，以反移民和排外為特徵的極右翼政黨——法國國民陣線再次獲得了較大發展。在2014年的三次選舉中，取得了「驕人戰績」。在3月的市鎮選舉中，拿下11個市鎮，獲得歷史性的突破；在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以高得票率戰勝社會黨和人民運動聯盟兩大主流政黨，震驚了法國和歐洲政壇；在9月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兩個議席，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首次進入參議院。目前，國民陣線已穩坐法國政壇的第三把交椅，是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和吸引力且影響力持續上升的政黨，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把法國政壇由左右翼兩大政黨主導的格局變成左翼、右翼、極右三足鼎立的格局。進入2015年夏天以來，隨著歐洲難民危機的持續發酵和恐怖主義襲擊的接連發生，國民陣線宣傳的反移民、反難民的排外主義思想更是得到了張揚。瑪麗娜·勒龐曾公開指出：「外來移民是造成恐怖襲擊的根源。」在2015年11月巴黎遭遇了史無前例的血腥恐襲事件後，更讓其倡導的反移民、反穆斯林難民的主張獲得了更多法國民眾的認可。在2015年12月大區選舉的首輪投票中，國民陣線再次取得歷史性突破，在13個選區當中的6個選區取得領先……此次選舉已經顯示出極右翼勢力在法國政壇的強勁勢頭。國民陣線的異軍突起，只是歐洲國家極右翼政黨崛起的一個縮影。在歐洲議會的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和疑歐主義政黨也同樣大獲全勝。由此可見，歐洲難民危機為反移民的歐洲極右翼政黨的東山再起，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這也將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們更加關注歐洲難民危機而導致的社會民意的變化和極右翼政黨力量的崛起，歐洲政壇和歐洲政治上的右傾化將不可避免。

歐洲難民危機對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大國政府形成了強有力的衝擊；撕裂了歐盟各成員國的和諧關係，凸顯了歐盟內部的分裂與對抗；導致恐怖主義襲擊頻發，歐洲的社會安全局勢持續惡化；致使反移民、反「伊斯蘭化」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沉渣泛起，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將造成歐洲國家的政治右傾化。

（作者為山東大學移民研究所所長、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