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晨鐘：以新型城鎮化修正城市化「原罪」

● 邵晨鐘中國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是北宋期間的風俗畫作品，它以長卷的形式，生動地記錄了中國十二世紀城市生活的畫面：在五米多長的畫卷里，共繪了五百多個各色人物，牛、馬、騾、驢等牲畜五、六十匹，車、轎二十多輛，大小船隻二十多艘，城市中的房屋、橋樑、城樓等極具宋代建築特色。觀看這幅畫卷的細節，彷彿穿越到了古代中國。如果你有時間翻閱其他同類藝術品，還能穿越到更多古代時空，觀察到類似的古代城市文明痕迹。清明上河圖顯示，古代的某些區域適合發展城市，如在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通過貿易和商品市場聚集人氣，由此逐漸吸引人口遷移來此聚居，從而形成城市。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古代，城市是商品生產和交易的中心，在近現代，隨著產業的發展，城市還是金融等要素的中心。一、城市化的原罪「原罪」一詞來自宗教，它是指人類生而俱來的、洗脫不掉的「罪行」。從近代特別是工業革命開始，城市的發展在促進人類文明前行的同時，不斷地帶來歷史的「原罪」。首先，隨著當代城市面積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城市成為災害發生並迅速擴大的平台，城市化成為災害化的一部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倫敦地區因為工廠煙囪大量排放煙霧而被稱為「霧都」，市民們經常遭遇黃綠色的濃霧。1952年，倫敦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粉塵蓄積在大霧中，導致兩個月內1.2萬人死於呼吸系統疾病，更多人患上了支氣管炎、冠心病、肺結核乃至癌症，這讓英國人痛下決心在1956年頒布了《清潔空氣法案》來應對。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多諾拉市的致命煙霧促使華盛頓方面在1955年通過了《空氣污染控制法》。在中國，北京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災害導致70多人死亡，相當一部分死者是開車行至積水較深的地下隧道或過道時被淹，沒能砸破車窗逃生而喪生，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統成為「城市良心」，受到關注。今年1月北京發生嚴重霧霾天氣，官方數據顯示其PM2.5指標曾一度非常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達到歷史記錄，嚴重威脅人體的呼吸道健康……其次，也是更深入的層面，比起城市成為災害擴大化的平台，城市成為城鄉兩元問題的元兇，更使事態嚴重。其中，英國、巴西和中國的案例把城市的原罪指向了土地。1.英國「羊吃人」。英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他的名著《烏托邦》里寫到英國「羊吃人」時說：「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說變得很貪婪、很蠻橫，甚至要把人吃掉……」15世紀起，英國的毛織業逐漸繁榮，羊毛需求量激增，養羊成了很賺錢的行當。英國的地主紛紛把自己的土地和他侵佔的公共土地用籬笆圈起來放牧羊群，並不斷地強行圈佔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農民喪失了賴以養家活口的土地，被迫向著陌生的城市流浪。這被稱為「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它加快了英國城鎮發展的進程：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移居城市尋找機會，勞動力從耕地上「解放出來」促進了城市工業的發展，使英國的城鎮數量大量增加，史料顯示，圈地運動開始後，居住在1萬人以上的城鎮居民佔英國人口的比例從之前的3.1%上升到8.8%。「羊吃人」最終使英國成為17、18世紀歐洲商業的「領頭羊」。2.巴西「地吃人」。2006年8月的某一天，南美最大城市巴西聖保羅發生了27起騷亂，這是當時多起騷亂的一部分。「憤怒」的騷亂者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手持機槍、步槍、燃燒瓶和「其他爆炸裝置」，在城市中肆意武裝搶劫，被襲後的司法部大樓、警局、銀行和超市窗戶上彈痕累累。聖保羅州警察局長說襲擊者採取「打了就跑」戰術，避免與警方直接對抗。最終國家派遣軍隊幫助聖保羅州政府平息了騷亂。探究這些騷亂的深層原因，數字或許能說明問題：據巴西官方信息顯示，全國1.74 億人口中，有5400萬人即31%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法維拉」即貧民窟里；巴西的基尼係數高達0.587，占人口1%的富人佔有全國收入的12.71%，而占人口20%的赤貧者只佔全國收入的2.62%；巴西農村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的20% ，但卻佔全國貧困人口的30%；巴西全國共有1000萬無地的農民，近年來，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已成為巴西重要的群眾組織。值得一提的是，戰後巴西城市化快速發展，存在不少缺陷，其中一個缺陷就是貧民窟現象的蔓延。在巴西最大的城市裡約熱內盧，有世界最大的「法維拉」，這裡居住著近百萬貧民。貧民窟的居民享受不到作為公民應分享的國家經濟、社會等現代化發展的成果，其居住、衛生、出行和教育條件極差。同時貧民窟也成為城市犯罪分子藏身的「窩點」。在巴西的土地分布方面，土地高度集中是巴西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趨勢。據巴西地理統計局1995-1996年統計，佔地面積在10公頃以下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49.7%，但只佔土地面積的2.3%；而佔地面積在1000公頃以上的莊園占農戶數的1%，但卻占土地面積的45.1%。由於土地的高度集中，無地農民和大莊園主之間的土地衝突日益加劇。據統計，1997年巴西發生了658起土地衝突，5.8萬農戶入侵大莊園主土地。以上這些現象在拉美較普遍：土地私人化，農民無地化，導致城市貧民窟大量湧現和城鄉大量社會矛盾。3.中國「房奴」。一部電視連續劇《蝸居》的熱播，在中國觀眾中引發了強烈的議論，虛構的故事和情節產生如此現實反響，據說主要是由於它折射出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道出了無房族的困惑與無奈。近年來，中國房價過高的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例如，據上海統計局資料顯示，2012年上海全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0188元，而上海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21412元/平方米，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一對小夫妻不吃不喝的話，一年的收入可以在滬購買3.76平方米，而購買一套僅僅90平方米的房子，則需要近24年。房價和地價相關，在高房價的背後，可以看出一條城市土地「增值」的軌跡：在中國，城市的土地是國有的，農村的土地是集體的，地方政府按相關政策從農村收地，以農民土地上農作物均價的30倍溢價收購，據說土地均價在25000元一畝左右，地方政府在該土地上實施「七通一平」，加工成可供開發的熟地，然後通過「招拍掛」等公開拍賣的方式高溢價賣給開發住宅的企業，等於是在土地價格上加個零賣給市場，然後開發商從銀行借款融資造房，造完房屋後在市場上以加個零的價格賣給最終消費者即市民，而市民買的房只是買到了70年的房地產使用權。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一套普通的房子幾百萬元的價格讓按揭買房的人動用祖輩集體積蓄後還要貸款數十年，這使得按揭的銀行賺得盆滿缽滿。高房價據說是造成「剩女」增多現象和中國城市市民消費總起不來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房價過高，上海的商務成本也水漲船高，產業上只能發展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如金融、物流和創意產業等，如此高的商務成本讓人深思上海還能留下什麼。甚至有北京的個別專家提議，將市中心的大片古代皇城拆除以騰出土地建造房屋，可見土地在中心城市中心區域的稀缺性。而與此同時，在各大中心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大量沿線的低價群租房形成連片，演繹著中國式的貧民窟版本，地方政府不斷的排查，試圖阻止這些地帶規模進一步擴大，以免引發未來潛在的群體性事件。回到之前的農村土地被溢價收購，如果農民知道之後價格加了兩個零，是不是會認為農村土地的溢價收購價格仍然太低呢？那麼如果從保護農民的利益出發抬高收購價格，比如到100倍，會不會就意味著最終城市裡的房價更高？房價上漲必然又引起城市裡的市民不滿，而打壓房價是不是在打壓農民？這似乎是兩難。問題可能還沒有這麼簡單，我們還要關注地區差異。把目光移到中國中、西部相對落後的貧困地區，在這些地區，由於經濟落後、信息相對閉塞、法律維權意識淡薄和監管不嚴，城市獲取土地可能是以超低價、近乎「掠奪」的方式進行著，「強拆」似乎總在這些地方頻繁發生，有些還能偶爾見諸報端和微博等社交媒體。據相關資料顯示，每年中國18萬起社會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三、四線城市的農村，和農民有關。有專家認為，由於城市的發展，國家最基本的矛盾變成了城鄉兩元的矛盾。要不是中國政府的中央「一號文件」堅決扶持「三農」的政策，以及2012年一萬多億元與農村相關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反哺和保護農民，那麼，真有可能是把輿論的關愛給了三農和弱勢群體，而把實際的好處悄悄的給了城裡人。俗話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英國、巴西和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情況各不相同，但都顯示了對土地和農民的掠奪是城市的原罪。在中國的案例中，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土地似乎成了中國發展模式關鍵的「密碼」，但毫無疑問，作為城市發展的供給要素，這一密碼不可持續，地方政府不能永遠做「房地產開發商」。在未來十年，中國必將完成跨躍市場經濟的臨界點，「房吃人」的土地問題根源——即土地財政如何破解，將成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中國新型城鎮化核心問題。二、城鎮化的再平衡物極必反，是事物運動的普遍規律。城鎮化彷彿帶著原罪出生，而新型城鎮化或將在某種程度上修正原罪造成的局面而達到再平衡的回歸。中國城鎮化率2012年達到52.6%，城鎮化與改革同時進入後半程，未來新一屆政府或將藉助新型城鎮化換檔提速，實現多種經濟、社會和城市發展的再平衡。從四個維度來說，主要有：第一維度的再平衡：農村與城市的再平衡。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於是城市中的一部分人比如個體戶等社會階層先富了起來，隨後，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致力於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促進城市生產力的發展，這使城市的發展遠遠領先於農村地區。接下來，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通過倡導「和諧社會」、採用轉移支付等二級再分配手段，一定程度暫時緩和了城鄉的矛盾。而現階段，正值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上台，又逢中國城鎮化和改革開放兩個進程同步進入後半程，城鄉兩元化的矛盾再次凸顯起來，而新型城鎮化將農民市民化，是從根本上改變城鄉兩元化的矛盾和對立，是一種再平衡。第二維度的再平衡：經濟發展潛力與現實的再平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斷言，美國的高科技和中國的城市化，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的兩大引擎。簡單想，這話並不難理解，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意味著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激活更多人口的消費潛力，把中國一半的人口逐漸變成中等收入群體，這對於經濟的提振意義不言而喻。在世界範圍，美國次貸危機後復甦緩慢，不斷通過超發貨幣並鼓勵製造業迴流美國提振經濟和就業，而歐洲的歐債危機向深層次引爆，發展前景很難樂觀，這些惡劣的外部經濟環境無疑導致了中國出口貿易的逐漸收縮。同時，在中國國內，全行業產能過剩已初步顯現，以往靠大項目支撐的固定資產投資受到牽制。從中國經濟短期慣用的三駕馬車來看，出口和投資陷入不確定之中，而消費在短期內很難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絕對主力。然而新型城鎮化如果發展順利，則可以輕鬆徹底地改變局面，因為它不僅僅同時帶動投資和國內消費，並且也是長期性的、從供給層面提升了經濟發展的核心能力，即激發了經濟發展的大型潛力。在中共中央黨校主管的《學習時報》2012年12月3日頭版刊發的《釋放改革的紅利》一文中，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寫道：「未來10年新增城鎮人口將達到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也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這裡還未加上由其帶來的潛在新增消費量，由此看出，新型城鎮化或將替代正在減弱的外部需求，成為推動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發展的主要動力，從而實現從外到內、從短期需求到長期供給的再平衡。第三維度的再平衡：城鎮化發展中軟體與硬體的再平衡。關於這一部分，我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六大命題》一文中有詳細的闡述，請參看，這裡不再贅述。這一「再平衡」的關鍵是指新型城鎮化不僅僅是城市市政基礎設施、「鐵公基」和環境治理這些硬體，更重要的是對於農民融入城市等的相關一整套政策創新、產業與城市深度融合、城市可持續發展模式和社會治理等軟體的提升。比如說土地財政改革和農民市民化問題，這些將涉及全局性的制度創新與改革，或許新型城鎮化的鋪開將迎來史上最大最廣泛的政策創新時期。如果舊式城鎮化80%是投資基礎設施的硬體，20%是軟體，那麼新型城鎮化則會將這一比例倒過來這無疑是城鎮化發展內容的再平衡。第四維度的再平衡：城市差異化發展的再平衡。千城一面必將被城市差異化發展所替代。中國4個直轄市、5個計劃單列市、27個省會城市、282個地級市、19000多個建制的鎮和18000多個鄉級鎮，他們各自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不同，不可能統一模式進行城鎮化，尤其是城市中的產業發展也是不同的。首先，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省會城市，其新型城鎮化中的產業將具備新經濟特徵：以智能經濟和體驗經濟為核心產業。像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將變成3000萬人口以上的超級城市，在城市變大的同時，市政投入將會顯現出高效率，因而城市中將出現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同時，城市中的中心市區成為新經濟和產業體驗化的載體，將會出現大量的社交和體驗場所，如酒吧、俱樂部會所、博物館展覽館、產品體驗店、電影院和各種概念休閑場所等，其鄉村將成為觀光農業和度假休閑、養老產業的主陣地；藉助率先踏上城市信息高速公路的契機，城市將變成智能化的城市，其中將產生出大量的新思維、新創意、新業態和新的商業模式；由於一線城市地上已經沒有空間，城市地下空間將極大的發展起來，成為城市中的「隱形小城區」；隨著高速鐵路和城際鐵路的開通，這些超級城市將變成「貪婪的黑洞」，把無數「資源之光」往裡面吸；城市將體現出城市文化的對外輸出和城市經濟的根植性優勢，而周圍將產生連片的城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帶，區域一體化導致的同城化現象將井噴。在這些中心城市中，城市中心區的部分衰落地區和城市中心區的外圍地區將成為農民市民化後的早期住所。其次，一般的三、四線城市將會在工業化、市場化、居住化三化驅動下逐漸城市化並改變城鄉兩元結構，大量此類的城市將會達到數百萬級的人口，並將掀起建設城市地鐵的高潮；其市區發展服務業，郊區發展製造業，農村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為加快旅遊業的發展，很多四線城市都會加緊建設機場；在這些地區，城鄉一體化將會快速完成，成為農民工返鄉的主戰場。位於山區中狹小空間的城市，可能會出現「移山造城騰地」的「運動」，向山要地拉大城市框架和發展產業，這可能會成為引爆地方債務危機的隱患。第三，如前所述，中國有近4萬個的小城鎮，他們地位特殊，對城市來說他們是鄉村，對鄉村來說他們是城市。他們將是現代農業的主戰場，也是連接城市產業鏈的神經末梢，將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這其中20%的鎮將會蘊藏著巨大潛力，依靠信息技術和獨特資源優勢，發展出類似於歐美小城市多見的「隱形冠軍」的跨國巨型企業，帶動當地的產業發展和就業。在這些地區，農民就地市民化。如果以上三種類型的城市化能夠梯度差異化地發展，中國就有可能達到城市差異化發展的再平衡，從而消解城市化所帶來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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