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如何介入通識教育：講故事往往更能講清道理

近些年在國內各個大學，通識教育（又或者博雅教育、人文教育）都是一個熱門的辭彙，不同大學也有不同大小的嘗試和經驗。10月29日下午，由華東師範大學教務處和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主辦的「文學閱讀與通識教育」研討會在華師大召開，探討的主題是文學教育如何能介入通識教育。出席本次研討會的還有汪暉、陳思和、汪涌豪、王曉明等知名學者之外，還有王安憶、韓少功、格非、畢飛宇、翟永明、孫甘露等知名作家。

「文學閱讀與通識教育」研討會現場 本文圖片 華東師範大學宣傳部符哲琦 攝

文學閱讀有什麼用？讓你心中有別人

閱讀文學到底有什麼用？這是很多人會提出的問題，普遍的回答是：能幫助我們認知社會、擴大眼界、提高修養等等，也有人乾脆說沒有什麼用，但它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它的無用之用，諸如此類。但在著名作家、清華大學教授格非看來，文學閱讀或人文學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了。他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有一個上他課的外系學生，得了非常嚴重的抑鬱症。這個學生上課時從來都睡覺，不聽課。但有一次，他睡醒了以後，發現格非正在講《紅樓夢》，他就聽了一會兒，聽了他問自己：《紅樓夢》難道對治療我的疾病有用嗎？他回去就讀《紅樓夢》。當他的病治癒以後，他給格非寫了一封十幾頁的長信，說他讀了四遍《紅樓夢》，還是讀不懂。但當他有一天把《紅樓夢》讀懂的時候，他的病就好了。「這是文學在過程當中幫助普通人，曹雪芹也沒有想到若干年以後他的作品挽救了一個人。」格非說。

借這個故事，格非要表達的是，文學是幫助我們獲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途徑。「歌德當年說過很有名的話，他說存在是我們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個人有義務為自己的生存賦予他的思考，這個是極其重要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我覺得一個人要獲得存在感，文學可以給我們提供非常大的幫助，真正的文學裡面包含了這樣的東西，這是我所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

同時，格非還認為，文學閱讀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閱讀不是為了給我們提供知識，而是為了讓我們擺脫知識的奴役，因為我們現在從小到大我們腦子裡會有無數的知識，我們應該這麼做，應該那麼做，有無數的話語系統，來強迫我們，來奴役我們，文學可以幫助我們確立一種分析能力。」

最後，格非還特別提到，我們要追求在文學閱讀的過程中獲得的「秘密的喜悅」，也就是讀者發現了作者的意圖和策略後的那種喜悅。他認為文學有兩個傳播途徑，一種是誰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途徑，另一種是秘密的，就是一種秘密的喜悅的途徑。

每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讀者，在格非看來，偉大的讀者和偉大的作者同樣重要。他笑言，如果要在作者和讀者間割捨掉一項，他會毫不猶豫地把創作放棄。「閱讀的快樂是不能放棄的，偉大的讀者和偉大的作家都有一個偉大的心靈。」

而在另一位作家畢飛宇看來，文學閱讀也遠非只有「術」這一層面的作用。他用了一個很文學化的表達——文學讓你心中有他人。「我們通常都是自己一個人，心中裝滿了我們自我。可是如果每天都在讀文學，你每天都從小說裡面讀到那麼多人，你會發現你整個閱讀和你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你和誰在一塊呢？你和小說裡面許許多多的人在一塊，這就叫什麼？這就叫心中有了別人。」而當你心中有了別人之後，會讓你的心變得更大一點，你懂得了寬容，懂得了同情。

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特彆強調文學閱讀對於想像另一個世界的意義。在很多理論家看來，今天已經不存在一個外部的世界，我們的生活和鬥爭都只能在內部，以至於我們現在再看《星球大戰》也沒有驚奇感，因為外部世界不斷消失，外部不斷變成我們的內部。但汪暉認為，這樣的說法也對也不對。「不對的原因就是外部總是存在的，只是我們的想像力已經無法抵達這個外部了，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去想像一個外部了。所以那個大寫的上帝，上帝死掉了，後來一個個都死掉了，到底那個外部是什麼，外部也有，後來就變成了一個規定性，和我們相匹配的規定性。想像力的問題和創造的問題，我覺得是文學世界，文學想像，文學閱讀當中特別重要的，培養年輕人有這樣的創造力。所謂的人希望能夠只死一次而不是渾渾噩噩，在他的生命當中總是有創造力的。這是非常重要的。」

文學在通識教育中的作用：講故事往往更能講清道理

第二場論壇圍繞文學在通識教育中的位置這一主題展開。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的童世駿教授認為，從哲學角度來說，這是講故事和講道理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講故事往往更能講清道理，他談到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的例子。羅蒂認為通識教育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學或哲學，他一直在比較文學系任教，他認為文學能提高人的想像力和敏感性，而這對於民主政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羅蒂看來，讀了文學作品以後，提高了對於陌生人也會痛苦的想像力，這樣的感受，就會去同情原本不認識的那些人。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與畢飛宇談到的文學讓你心中有他人這一觀點接近。

他特別舉了電影《天下無賊》的例子。劉若英和劉德華這一對雌雄大盜一開始說要偷傻根的錢，但是後來劉若英說不偷了。劉德華問劉若英，你不要以為我們是誰，我們是壞人，怎麼就不偷了。劉若英就跟他講說我懷了你的孩子，我想為他積點德。在童世駿看來，這樣一種敘事其實是一種論證。「在我們這個時代，你要論證一個道德的結論，其實你要援引的不再是宗教性的，那種大的形而上學的體系或者一個古老的傳統，其實是每人內心的情感使得我們能正常生活的基本東西還在。尤其是當你想到家庭，想到你下一代的時候，那麼這樣一種設想，你看他不是一個論證，它是一種想像，把聽眾、讀者生動地邀請進來，一起來分享的這樣一種場景，最後形成一種共識，會覺得女賊的回答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當然哲學家可以來做好多論證，但是每個人都覺得這個是很有道理的。」

汪暉教授特別提到，中國最成功的通識教育的構思基本上來自於師範教育，歷史上以師範學院為基礎的師範教育為我們留下了非常寶貴的遺產。「因為師範從孩子抓起，同時要讓他成為社會裡面的成員，不僅是公民，從政治的角度、國家的角度界定的，是有基本的素養，而且有互相交流的可能性，共通的基礎。」他談到，西方思想家韋伯說過現代性最核心的矛盾之一是專家文化和大眾之間的疏離，而通識教育就是希望溝通專家，是克服現代社會自身的專家化——社會專家說的話誰也不懂——帶來的主要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汪暉認為，我們要重視師範學院當年形成的傳統和經驗，比如師範院校的中文系基本三年都有作品課，這是跟一般大學教育不一樣的。

汪暉特別提到，中國現代的人文教育有別於西方，中國人文教育誕生之初，就有一個先天的局限性，隨著專業分化、現代學科體制的建立，原先通科意義上的人文教育為了要和自然知識對抗，就必須要強調自己是和物理、數學、化學是一樣的，也有自己的學科地位。因此，文學教育在這個意義上就不再是通識教育，也不再是一般的人文教育，而變成專業教育。我們每個人都身處這樣的局限性之中，而在清華任教的汪暉對此深有體會：「我在清華大學才知道怎麼被工科宰制，為什麼你們說的東西我們不能插話，我們說的東西你們都可以亂說，類似這樣。」

而這樣的專業化也會造成我們對自己生存世界的理解有局限性，同時今天的文學對於世界的總體理解也變得越來越有局限性。汪暉特別提到，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雨果等作家當年是全景性地描述這個世界，而通過文學把握整個世界這樣的可能性在今天越來越困難。「在當代的文學裡面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變的越來越小，我們看一個作品，基本上作家的生活世界就是作品的生活世界，這個狀況在19世紀是不存在的。19世紀文學都是要去研究作家自己生活之外的，比如巴爾扎克要研究葛朗台。」

而北京大學的賀桂梅教授也談到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本身是西方的產物，而本質上文學教育是一種平民教育。「在19世紀的歐洲最早出現的文學其實是底層人開始讀的，是工人、婦女這些平民，他們有閑暇，當時的文學教育就是針對這樣的底層人。包括梁啟超搞的小說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等，都有一個這樣的觀念，就是文學要接觸的群體是平民和大眾社會的主體。其實現代的教育大概就是一個國民文學教育，可能跟古代的士的理想是不太一樣的。這個平民化、大眾化可能就是現代文學的基本特點。」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也是通識教育的身體力行者，他從1990年代末就開始給中文系以外的學生講授當代文學。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一個困惑：面對這些不搞文學研究以後可能也不會從事文學相關職業的人，按照原來在中文繫上課的那套固定思路，教他們現代文學史上發生了什麼事件，有哪些社團，這些知識對他們有必要嗎？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陳思和意識到，所謂的通識教育核心就是人文教育。

陳思和所說的人文教育不是針對知識性的問題，不是針對生活性的問題，而是針對你的靈魂，針對你的心靈。人文教育是跟人的人性成長的過程，它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深入。

我們時代的閱讀危機：閱讀過剩與閱讀匱乏

賀桂梅提到，這些年傳統文化熱、國學熱，很多學校在做通識教育的時候，只是完全搬用古代中國經典教育的傳統，倡導回歸古代經典，但這是不夠的。因為古代的經典教育背後有科舉制度，修好了身就可以做官，而通識教育有一個對話對象就是學科的專業化，今天的文學已經是專業分工體系裡面的文學，我們要思考的是怎麼樣把古代的經典教育和現代的文學教育結合起來。

賀桂梅以毛尖等老師在華師大開設的通識課程（20世紀中國愛情文學、現代城市文學和電影等）為例，這些課程特別重視二十世紀的經驗。「今天受教育的那些學生，其實已經充分現代化，他們可能跟現代的經驗有更親和的關係。當然二十世紀文學經典不穩定，是在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當中。我非常希望通識教育能夠把更多關注二十世紀以來的經驗。因為最近這些年傳統文化熱，在學科的偏向上就是古代文學越來越受關注。好像現當代文學不太重要了，就是人們對現當代文學的經驗關注不夠。」

袁筱一也認同賀桂梅關於應該要重視二十世紀經典的提法，「二十世紀的經典可能還沒有形成，但是在這個經典化的過程當中，是需要很多人為的構建和想像的，因為它在整個傳播過程和閱讀的過程當中會不斷改變，不斷拓展文本本身的價值。所以在這點上可能當代的東西更能夠讓我們跳出樊籠，因為本身已經徹底經典的話，我們不太容易能夠跳出本身對於經典的認知，它對你的限制也很大。而當代的作品的話，這一點我們的餘地還很大。」

華東師範大學的朱康認為，我們今天的閱讀面臨危機，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和自由放任主義的閱讀。自由主義的閱讀是說我們總是希望免遭閱讀對象的傷害，尤其害怕智商受到傷害，所以總是閱讀讓自己免遭傷害的文章，我們希望在安全的語境裡面進行閱讀。而自由放任主義的閱讀是鼓勵無邊無際的大量閱讀，閱讀的結果是我們每次和文本的接觸會發生在一個瞬間，我們每一次閱讀彷彿是一次一夜情，這樣的關係裡面這個閱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仍然沒有閱讀。

在這個意義上，朱康將我們時代的閱讀危機概括為閱讀的過剩和閱讀匱乏這一對悖論。「閱讀過剩是說我們這個時代有太多可以閱讀的東西，每天各位打開手機刷微信都在閱讀。但是問題是我們並沒有進入到閱讀之中，因為他們對我們來說是一次性的。我們這種自由放任主義的閱讀導致了這種匱乏的狀態，使得在我們的觀念裡面，讀了那麼多字，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讀，因為我們沒有發生改變，因為那些文本沒有塑造我們。這種閱讀的過剩和匱乏是當代最嚴重的閱讀危機。」

何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閱讀？汪暉用了魯迅的《死火》的例子，死火掉在冰窖峽谷裡面，旁邊有很多火焰，那是當年的生活鬥爭、愛和恨都在裡面凝固。「而文學閱讀就是把這個凝固的死火用我們自己的溫暖，或者用我們的技巧，讓文學的經典和歷史當中真實存在過的生活和鬥爭重新激發起來，把它變成活的東西，變成我們自己生活世界的一個部分。文學的閱讀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經典的還是當代的，不可能只是修養問題，一定是帶著我們重新認識歷史和當代世界，認識自己，這像是要把自己燒毀。文學閱讀是讓人死很多次，是真實的死，你在文學閱讀當中投入到裡面，像魯迅寫死火一樣，溫熱把自己燒死，在燒死的過程當中重生，變成一個新人，對世界的看法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