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什麼？哲學家應該做什麼

我是學哲學的，今天要把自己所專學的同大家談談。我的題目是「哲學是什麼，哲學家應該做什麼」。我希望第二句話是別人不曾說過的。哲學是一種苦澀乾燥的學問，但它雖然苦澀乾燥，卻與人生關係密切，也是與我們很接近的學問。今天在座的諸位雖不都是學哲學的，也許對哲學發生興趣。哲學是西方的文化，在中國學術中找不出哪一種學問是與它完全相同的。文化是一個整體，就像人體一樣，頭部手足都互相配合；至於馬的軀體，配合就與人不同。西方人的文化也是一個整體，哲學是整體中的一部分；在中國，也有過「哲學」這個名稱，譬如貴校校長鬍適之先生和馮友蘭先生都寫過「中國哲學史」。從這名稱上看，中國似乎也有哲學，但其實這是很勉強的，我們看這裡面所談的問題與西方人所談的問題並不相同。西方的哲學是在兩個事物的矛盾中產生的，一個是宗教，一個是科學。西方人的思想，自近世科學興起後，與宗教思想發生衝突，這時候才有哲學來起作用。我這樣說，一定會有人駁我，說：那麼希臘就沒有哲學了嗎？但並不然，希臘的哲學倒像中國的哲學，內容無所不包，並且別無哲學以外之物，所以希臘雖有偉大思想，仍非近世的哲學。近世哲學是科學、宗教、歷史以外的哲學；近世哲學之興起，全由於科學之興起。科學自古有天文、地理、物理等，至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科學勃興，有大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科學產生後，就有了宇宙觀，對物質有了一個看法，遂與中世紀耶教聖經上的說法起了大衝突，西洋文化本身因此有了矛盾，整個文化變得不調和，於是而有了思想上的煩悶，影響到生活上也有了煩悶，於是產生了思想家，即近世哲學家。哲學家在他們的思想系統中增加了新的素質，對新興的科學潮流加以吸收，而不是迎頭痛擊。同時對於過去一直賴宗教以維持的社會秩序與道德觀念加以種種解釋，西洋文化因而起了劇大變化。

我是學哲學的，在抗戰前感到極大苦悶，時時要問學哲學究竟有什麼用？有一次我同金岳霖先生談，我就說我們對現世界沒有一些用處，完全是浪費時間；眼看日本人就要侵略進來，現在最急迫需要的是應當教青年人如何去抵抗，為什麼還要研究紙片上的東西？九一八以後，我就主張改訂學校課程，把有關抗戰的學問拿來學，不關抗戰的放在後面。我也要問學哲學的人究竟有什麼供獻，但是並無一人認為我的話值得考慮。抗戰八年中學校課程一點沒有變動，便是明證。我自己仍然一直在懷疑哲學家的供獻。現在，世界上人類相訐益烈，越來越不成樣子了。近來我讀到美國某學會的論集，這本書有五寸厚，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討論的是Approach To World Peace，裡面講宗教、科學、哲學應如何去供獻和平。可見現在大家的感觸都是相同的。我覺得，我們所學的學問如果與人類幸福無關，則其價值都是可疑的。我這樣說，並不是淺薄得不講理論的價值，我是研究知識論的，讀康德(Kant)最多，後來改從社會學去研究知識論，興趣漸漸轉到社會研究上去，而不再專講形而上的奧妙的那一套，於是就變為社會學與知識論的合併，把文化發達與社會學配合起來看。我的這種轉變，一般人很少知道，總還根據我以前寫的書來研究我。知識社會學現在已成為一種學問，但還幼稚，在歐洲致力於此的也沒有幾個人，最早的人當推卡爾·馬克斯(Karl Marx)，他很開闢了一個新的方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來看看哲學是什麼。我在一本書上曾經寫過了，現在只簡單說一說。人是有知識的生物，知識沒有無用的知識，可分為三大系統：第一是常識系統，主要是為了便利，比較專門的我不談了。第二是科學系統，建築在可測量的數量( Quantity)及物的關係上。第三是形而上學的系統，我這裡談的是知識，而不談盲目信仰；形而上學並不要求像科學那樣的分析，而是直接問到最後的本體，宋儒所謂「明心見道」，便是說他可以見到本體了，其實從知識社會學看來，那叫做自己騙自己！玄學所用的方法是insight，多是神秘的，所用的邏輯也非普通邏輯，譬如黑格爾(Hegel)的邏輯便不是普通邏輯。現在專講第三個系統。它是與社會思想宗教思想同在一個圈子之內的。自古以來，一直存在著一個問題：許多好人死了，壞人卻亂蹦亂跳的活著，壞人富，好人卻窮，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呢？好人分明得不到好處，為什麼不做壞人去發財呢？所以為了維持住使人去做好人，就有了「靈魂不死」的說法，說好人來世可以上天堂。此中並不能說它有真理或沒有真理，因為它只是起了一定的社會作用(Social Function)。人到了不得已時，便會信上帝的。我和我的同事十一個人被日本憲兵捕入獄中，在獄中我自己曾經自殺過四次，——我不但懂得哲學的秘密，還懂得自殺的秘密哩！那一次我們先被送到這兒的紅樓（「就是這兒」，張先生指著身背後的方向，十分感觸地說；他是在北樓講演的），後來又送到陸軍監獄，十一個人關在一間房裡，十個人都做禱告，我知道其中就有從不做禱告的基督徒。我曾經寫過宋儒，宋儒是講理學的，宋受外族壓迫，讀書人多談政治，像我們一樣的。但是你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的皇帝都是混賬東西；不止古來的皇帝，現在的職權最高的也都不是東西！那些士人想抵抗功名利祿妻子等等，你想如何抵抗得了？所以他們只好提倡氣，講究養氣，梗著勃頸說，你殺就殺好了。所以從社會觀點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會有理論，理學便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去問這是不是真理，那就麻煩了。真理是相對的，上帝並不像熱水瓶一樣，可以拿出來印證。理論的產生是基於文化要求、社會要求，時代一變，要求一變，真理也就跟著變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現在的真理。我對於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論」並不同意。他這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公婆都有理，豈不沒有是非了？相對不能是Relativism，而應該是Relationism，就是說在這一個環境中是有效的，在另一個環境中就沒有效了。理論是不能實驗的，科學才是能實驗的。我們可以根據這個來看看哲學是什麼與哲學家應當做什麼。近世西洋哲學家都是夾在宗教與科學的矛盾中間的，大體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要調和這個矛盾，維持社會秩序使不破裂，可名為維持派；一類則完全站在破壞一面，對舊的宗教、社會、道德一體推翻，這在希臘已有，那些「詭辯家」( Sophists)就因持無神論而與世俗相反，可名為革命派。所以文化總是新的想要壓倒舊的，如果做不到則要設法彌縫，生活才能相安安，精神上和知識上才能得到安慰。新哲學都是應運而生。如果有一人跳出圈子去說我憑空創造了一個新東西，那是絕對的不可能。所以我說哲學家應當做什麼，而不是說他們已經做成了什麼。現階段中國文化是否需要這樣的人呢？想做哲學家的人又應當怎麼做呢？我認為：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全人類，包括中國在內，必定要走向一個新方向，否則結局必極凄慘。中國有句古語說：「窮則變，變則通」，中國現在已走到窮途，文化也走到了窮途，世界也走到窮途了；再這樣下去，世界就沒有新生力量了。身上挖掉一塊肉，可以再生，叫做新生，如果生不出來就是沒有了新生力量。如果沒有了新生力量則將是世界的末日。所以今天如果有哲學，必定不是傳統哲學，現在不是僅僅念一點古典就能行的，時代要逼迫著走到新的方向去。在兩類哲學家中，我們需要那一類呢？

我們必須要看清文化趨勢，如果看不清了，那麼德國和義大利也曾有過哲學，那是御用的哲學，這樣的哲學家是笑話，笑話，笑話。現在我們要說：哲學家所依據的創造工具，第一是時代潮流的要求，第二是他本人可以看得到時代的進步。這不是汽車坐坐，飛機飛飛就可以來得的。近世的大哲學家都是做什麼呢？他們並不一定和現實有太多接觸，但實際卻是領導著現實。所以哲學家應該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變時，就要出來做思想領導。這需要冷靜的研究，不是應酬應酬，吃吃酒席，開開會就能創造出來的。在中國已經窮了的時候，這樣的人是需要的，學哲學的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希望北大哲學系能產生哲學家來領導思想，大家不要只去鑽中西典籍，而是要產生新的哲學家。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