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譽張聞天「明君」為何關係惡化？（組圖）
毛澤東譽張聞天「明君」為何關係惡化
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是中共的領袖人物，在一段時間內張是毛的上級，後來毛又成了張的上級。遵義會議後，時任總書記的張聞天，作風民主，謙虛謹慎，張聞天和毛澤東配合默契，高度一致，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毛澤東在相當時間內對時任總書記張聞天也很尊重，時常說張聞天是「不爭權」的「明君」，甚至，有時候還稱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為「娘娘」，但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與張聞天的關係逐漸惡化的內幕卻鮮為人知。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密切合作，對克服共產黨的三次大的危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遵義會議，是我黨生死攸關的轉折，毛澤東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的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附近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新三人團」（周恩來為組長），全權負責軍事指揮，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我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然而，「新三人團」的成立，把時任總書記的張聞天和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我軍重要的軍事領導人的朱德，排斥在全權負責軍事指揮之外，沒有張聞天的支持,此事會無成,或者說張聞天對於中國革命的勝利起到生死攸關作用。
毛澤東(中)與張聞天（左一）在延安
在與博古產生分歧的同時，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廣昌戰役後，張聞天受派遣主持蘇區政府的日常工作。「左」傾中央此舉意在「一箭雙鵰」：既把張從中央排擠出去，又進一步把毛澤東排擠出蘇區政府的實際領導。當時，張聞天與毛澤東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壩，在一處辦公，住的院子相鄰。一起共事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張也主動接近毛，處處表現出對毛的尊重，這樣，兩人思想越來越接近。1934年8月，敵機轟炸瑞金後，中央機關遷至雲石山，毛、張都搬到山上的「雲山古寺」里，朝夕相處，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澤東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張聞天打電話求助，他立即派傅連璋星夜趕去診治。
當然，促使張聞天同毛澤東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不少問題的看法比較接近，在黨內生活中有著共同的感受。眼看著反「圍剿」的失利，紅軍不得不離開這塊用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他們都感到抑鬱與憤懣。在主力紅軍轉移的前一天，兩人坐在「雲山古寺」前的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張把心中的諸多不快統統向毛傾訴。這次坦誠談心，使他們的接近與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他們第一次重要合作是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作報告,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被推選在黨內負總責，並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對此,毛澤東一再加以肯定。在七大一個講話中,毛澤東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這段時期，他們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澤東看出張聞天有意劉英，就想撮合這樁好事。在二下遵義後，時任地方工作部部長的劉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張便條，要她立即到中央縱隊報到，接替鄧小平的工作。
劉英報到後，恰好遇見毛澤東與王稼祥。毛問劉英：「你知道誰提議你來的？」
「李富春唄。」劉英脫口而出。
「是我提議你來的。」毛澤東說，「在後梯隊太累，你一個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這兒有個女同志就行了。」
毛澤東說的是實情，但劉英也感覺到，毛澤東這樣做也是出於對張聞天與劉英關心，為他們談戀愛創造條件。張聞天與劉英結婚時，毛澤東信口作一首打油詩：「風流天子李三郎，不愛江山愛美人。當今洛甫作皇帝，又愛江山又愛美人。」
此外，在瓦窯堡會議上，在西安事變中，張聞天與毛澤東密切合作，為政治路線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
張聞天作風民主，處處以「配角」自居，同毛澤東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澤東常常戲稱張為「明君」，稱他的妻子劉英為「娘娘」。在歷史檔案館裡可以看到,從1935年10月初到陝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有洛甫 (或張聞天)署名的電報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者達286件之多，佔了64％。
黨的「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的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證了毛澤東的方針、謀略能夠暢通無阻地貫徹執行，是當時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關鍵。
在中央蘇區挨整的經歷，使毛澤東對張聞天一直懷有很深的成見
張聞天於1931年2月從蘇聯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產國際推上領導崗位，擔任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臨時中央成立，他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其時，毛澤東正在蘇區，兩人未曾謀面就因路線問題產生了分歧。剛從蘇聯回國的張聞天還很不成熟，對中國的實際不甚了解，同時也過於依賴共產國際，過於推崇蘇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積極推行和宣傳「左」的錯誤路線，寫於1932年4月的長文《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就是這方面錯誤的集大成者。文章發揮了許多「左」的觀點，如：強調兩個世界的對立，誇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認為反蘇戰爭是最主要的危險，過高估計蘇區的力量而過低估計白區的力量，因而認為應該採取「進攻」路線，「拿革命的進攻，去回答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一切反革命派別對於革命的進攻。」這篇文章的許多內容實際上是針對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的。
1933年1月，張聞天進人中央蘇區，繼續推行」左」傾路線。當時，毛澤東的威信很高，「左」傾領導人不好直接整毛澤東，就從下面整起，先是反「羅明路線」，進而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的羅明路線」。這場鬥爭錯誤地批判了在實際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正確的策略思想和方針政策，無情地打擊了一大批有豐富實際鬥爭經驗的、敢於公開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幹部，給中央蘇區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作為參與領導此事的中央局負責人之一，張聞天在以後的革命歷程中，一再沉痛檢討這一嚴重錯誤，並從中吸取了終生的教訓。對於這條「左」傾路線，毛澤東也有刻骨銘心的體驗,在後來的歲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顧這段歷史,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批判。
1941年9月以後，毛澤東曾寫過一篇長達5萬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張聞天寫的上述文章在內的「左」傾路線的9個文件。毛澤東不僅點了張聞天等幾位政治委員的名，而且用詞辛辣，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這篇文章是毛澤東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發泄，後來雖幾經修改，整篇文章的語氣仍然咄咄逼人，鋒芒畢露。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這篇文章，毛僅給幾位中央的領導同志看過，卻始終沒有發表。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再次說：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麼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後來說在武漢見過，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見過沒有談話吧！
毛澤東不但在黨內講，還對外國人講。1965年8月5日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他又談起那段「鬼都不上門」的歷史，說：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同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全體職工一起聽了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當天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工作。看了鄧小平的來信，毛澤東又一次回憶起那段往事。在批語中，肯定了鄧小平歷史上的功績，同時也點了張聞天的名，他寫道：鄧小平同志犯有嚴重的錯誤，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惡化是從1938年毛澤東與江青結婚開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應以毛澤東為首解決團結問題。張聞天衷心擁護，即向毛澤東「讓位」。毛從全局考慮，要張聞天將「總書記」的名義繼續下去。所以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張雖然形式上還主持中央會議，但實際權力都交給毛澤東。 1943年，張聞天對自己職責變動的過程作過這樣的敘述：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沒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特別是在七八月政治局會議之後，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
1938年秋，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延安議論紛紛，許多老同志有意見。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寫了一封信給中央，說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毛主席同她結婚不合適。信上簽名的人一大串。根據地也有打電報、寫信來的，比如，項英就曾電報中央極力反對。這些意見都集中到張聞天那裡。中央的幾位領導同志也向張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張聞天覺得為難：結婚是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干預；毛澤東的個性又極強，認準了事很難回頭。但大家的意見確實很有道理，黨的領導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閑視之。考慮再三，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
毛澤東讀罷勃然大怒，當場把信撕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席兩桌，張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
影響兩人關係的另一件事，就是對馬列學院的評價。自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盡量推掉「總書記」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部和馬列學院。延安馬列學院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的比較正規的學校，是延安的最高學府。自學院創辦之日起，張聞天就兼任院長，直到1941年7月改組，前後有3年多的時間。為了辦好這所學校，張聞天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並始終充滿眷戀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對外甥說：「我一生沒有為黨的事業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有一點可以自慰的，在馬列學院時為黨培養了一批好乾部。」
然而，毛澤東對馬列學院並不滿意。1941年5月，他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其中有一段就可能與馬列學院有關係：「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反杜林論》。」(最後一句在公開出版的《毛選》中刪去了)
在另一場合，毛澤東甚至公開指責：「馬列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應該承認，毛澤東在報告中批評的一些現象，在馬列學院確實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認為馬列學院教學方針有問題，並且一言以蔽之為「教條主義大本營」，顯然是不恰當的。由於毛澤東的批評， 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8月，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雖仍然由張聞天擔任院長，但這種改組實際是對馬列學院的徹底否定，對張聞天主持馬列學院工作的徹底否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馬列學院共招生5屆，培養了近千名幹部，這些人後來成了各條戰線的骨幹。不僅如此,中共領導人的秘書和負責理論宣傳方面的幹部,許多人也出身於馬列學院。這些成績顯然不是在理論與實際完全脫節的教學方針下所能得到的，它恰好說明馬列學院在整體上是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並取得了成效的。
對於毛澤東的批評，張聞天感到很委屈。他後來寫道：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見他好的方面，另一個什麼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因此事情不好辦。同時我精神也準備著，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別的同志有時提議，要我找毛主席當面談談，我有時想不談也就算了，我為人如何，以後證明，我何必急於人家了解！
不過，張聞天後來還是「下決心找毛澤東同志當面談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棗園找毛澤東同志談了一次話，他談得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意批評我。」第二次，毛約了康生、陳雲、任弼時一起同張聞天談。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張聞天，說張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還說張不顧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還給了張聞天幾個字的評語。
毛澤東的這些批評，同張聞天的實際是不符合的，跟毛澤東每每稱讚張是「明君」、不爭權、作風民主這些評語也是矛盾的。張聞天「聽了雖然不舒服」，「抱有抵觸情緒」，但並沒有去辯解。
凡是張聞天有選擇機會的時候，他總是選擇遠離毛澤東的地方
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的帷幕。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主題報告。他明確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
聽了毛澤東的報告後，張聞天第一個作檢討。他不談自己的功勞，不計較名位，沒有牢騷怨言，而是老老實實，坦率真誠，無情地解剖自己。他說，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對於土地革命後期工作估計，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當時路線是錯誤的。這些錯誤在反五次「圍剿」中發展到最高峰，使黨受到很嚴重的損失。他還說：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在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發言中，張聞天還提出「補課」的問題，他說：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在還要補課。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賬，現在必須償還。張聞天說話算數，不僅是口頭表示，而是有實際行動。從1942年1月起，他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在陝北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的幾十個村莊調查了將近一年半，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在當時黨的領導人中犯過路線錯誤的大有人在，但以這種形式進行「補課」的，張聞天是第一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抽調大批幹部奔赴東北，張聞天主動要求前往。這一富於戲劇性的人生選擇，使張聞天得以施展平生之志。從1945年11月下旬抵達瀋陽算起．張聞天在東北工作了4年多的時間，他將深厚的理論修養、敏銳的洞察能力，滿腔的政治熱情，高超的鬥爭藝術，坦蕩的人生胸懷，都統統融化於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為建立東北根據地、建設東北的大後方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東北從事地方工作的這幾年，是張聞天一生中最閃亮的一個光點，也是他工作與生活最愉快的廣段時光。
1950年1月19日，在遼東工作得有聲有色的張聞天，突然從晚間新聞中聽到廣播，黨中央派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後來因美國阻撓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未能到任。1951年2月，周恩來徵求張聞天的意見，或者到中央擬設置的對外工作指導委員會，或者任駐蘇大使。張聞天選擇了後者。
對張聞天的任命，當時就眾說紛紜。有人說，張聞天領導東北地區經濟建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讓他出任駐蘇大使未免大才小用；也有人說，張聞天曾任黨中央總書記，現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任副部長級的駐蘇大使，讓他遠離中央，怕是另有別情。其實，去蘇聯是張聞天自己的選擇。凡是張聞天有選擇機會的時候，他總是選擇遠離毛澤東的地方。在陝北率隊進行農村調查是第一次；去東北是第二次；去蘇聯任大使則是第三次。
「說別的什麼，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裡通外國，真是冤枉」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出悲劇。
張聞天是在7月21日發言的，那時已是彭德懷上書後的多日，氣氛相當緊張，一部分講缺點講得多的同志，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張聞天發言之前，田家英、胡喬木等了解內情的同志也打來電話，勸他少講。但是，張認為,從當時的特殊情況來看,只有毛澤東出來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犯上」也要講。
對於自己的發言，張聞天充滿了自信。他沒有想到，兩天後，風雲突變。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講話了，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逐條的駁斥，從反「左」到反右，突然來了180度的大轉彎。張聞天聽了，先是驚愕，繼而是困惑。從會場出來，他一半是憂慮，一半是憤怒地對秘書肖揚說：「這樣以後還有誰敢說話？」
會後，他曾來到「美廬」院外，請求召見，但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
不久，張聞天收到毛澤東的一封信，信寫得很挖苦。信中說：「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龍王敖廣那裡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我認為你是舊病複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症了。」「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如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參加的人數幾乎是剛閉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者的兩倍，會場改在廬山的人民劇院。
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張聞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後期的錯誤路線問題。他說：洛甫開始不承認路線錯誤，七大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那場鬥爭，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複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
8月16日，全會閉幕後，會議決定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分別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觀後效」。決議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8月18日，張聞天含冤下山，並從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壓力下，張聞天不得不承認錯誤。在下山的當天，張聞天寫給毛澤東一封信，說：「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後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
毛澤東收到這封信，當即批示：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張聞天卻沒有感受到一絲「熱情」，接踵而來的，是外事系統火力更兇猛的批判鬥爭。一盆盆污水隨意潑到張聞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嚇辱罵，主題完全離開了廬山發言的是非，而是翻歷史的老賬，追查根本不存在的「軍事俱樂部」和「裡通外國」。張聞天對此非常傷心。他對妻子劉英說：「說別的什麼，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裡通外國，真是冤枉！」劉英從沒有見過丈夫流過眼淚，這時他卻止不住地淌眼淚。在精神和肉體雙重摺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張聞天血壓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劇了，尿中毒威脅著生命，他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被送進了醫院。
「書可焚燒，書可禁讀，但禁不住寫書人的思想的波濤」
張聞天動過手術病癒出院了。他這時雖然仍保留著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名義，但工作已經停止了。為黨的鞏固和發展，為新中國的涎生和成長奮鬥了將近40年的張聞天，如今被拋在一邊，這是多麼悲涼和痛苦！他對妻子說：「我不能閑著，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幹不了，就做小的工作。」1960年元旦，大病未愈的張聞天就給毛澤東寫信，婉轉地表達了要求工作的願望，以後又幾次寫信給毛，但都沒有下文。
張聞天無奈，找總書記鄧小平。鄧說：「研究國際問題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這正合張的心意。
張聞天又去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說：「國際問題，外交戰線，你還是暫時迴避的好。還是搞經濟吧。」
張聞天領會所謂「裡通外國」的謠喙尚未澄清，劉少奇讓他避嫌是出於關心。搞經濟他也樂意，就按劉的意見找當時的經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張在東北局財經委員會曾一道當過陳雲的副手，聽張聞天一講，非常歡迎，說我們這兒正需要你這樣懂得經濟理論的人，歡迎你來。但過了不久，張聞天接到李的來信，信中表示歉意，流露出經請示未獲同意，無可奈何的意思。
是誰不同意李的信中未說。其實這是無需點破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組部副部長找張聞天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讓他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心裡清楚，「特約」研究員並不是讓他研究什麼，只不過是安排個地方領工資、有個單位過組織生活而已。然而，他並不在意，回來高興地告訴妻子：「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張聞天到經濟研究所報到，並把「特約」研究員真的當回事來做。他不因受打擊、被排斥而絲毫減輕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了許多讀書筆記，每寫一篇就送到楊尚昆處，再列印出來分送給中央領導同志。1962年2月，毛澤東又收到張聞天的這種成文的「筆記」後，曾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了一封簡訊，說「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張聞天又向毛澤東轉交了一份《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這是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調查研究兩個多月以後寫成的。報告提出了進一步開放集市貿易，拓展流通渠道、調整工農業產品比價等政策建議。
報告送交中央之前，他還鄭重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本來在他提出寫調查報告時，劉英心裡就犯嘀咕：廬山會議挨了一頓批判，如今才事隔兩年，又要提建議，難道還不汲取教訓？這時，報告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來勸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見人家不會採納，弄不好又要引禍燒身。」
張聞天堅持要送上去。他說：「這是影響人民生活的大問題，而且也是反映群眾的要求，怎麼能夠不提；至於聽不聽是中央的事，我是共產黨員，既然看到問題該提建議的還是要提。」
果然不出劉英的預料。報告送上去不到兩個月，八屆十中全會就召開了，重點批判「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並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張聞天的這篇報告也變成了新的罪證。接著，1965年經濟研究所進行「社教」運動，這篇報告又成為新的批判對象，說它是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甚至說是又一次向党進攻，性質之嚴重超過了廬山會議上的發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席捲全國，張聞天受到軟禁與批鬥。1969年10月，張聞天被逐出「北京」，「發配」到廣東的肇慶。
這時，張聞天已經垂垂老矣，但他的心還是年輕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銳；他從沒有間斷過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思考，對社會主義國家治國興邦規律的探索。他把列寧的一句話寫在枱曆上，作為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
歷史的責任感、使命感驅使著他一旦獲得寫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開始因「文革」被迫中斷的理論研究。
時間是寶貴的，他抓緊一切時間看書學習；視力只有0．2了，他還是不停地讀；握筆的手不住地顫抖，他還是不停地寫。
林彪事件的發生，引起張聞天極大的震動，促使他把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形諸筆墨。此肘的張聞天，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沒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樂觀而自信，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沉下心來，寫了將近10萬字的理論文章，深刻地總結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歷史曲折的經驗教訓，批判種種「左」傾錯誤觀點，探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張聞天毫不懷疑自己掌握著真理，他對外甥講：「書可焚燒，書可禁讀，但禁不住寫書人的思想的波濤。不是嗎，我過去寫的讀書筆記，被掠奪一空，今天我又重寫了一大沓！」
這批文字，今天稱為「肇慶文稿」。文章語言樸實，卻處處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說：「黨所制定的政治路線和策略，究竟正確與否，究竟有什麼優缺點，只有在群眾的實踐中加以檢驗。凡是給群眾造成損失的路線和策略，就是有錯誤的或有缺點的；相反凡是給群眾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確的或有優點的。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尺度。」這確實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之後，張聞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眾的實踐」是檢驗的「最高尺度」的觀點才為全黨所接受，成為全黨的共識。
張聞天雖多書生意氣，但半個世紀的鬥爭教會了他機警老練。他鄙視阿諛奉承，憎惡玩弄權術，但絕不魯莽行事。他知道這些文稿萬萬不能再往上送了，而且連讓外人知道也不行。於是請外甥、妻子幫他抄寫，一式三份，用塑料袋裝好，分別收藏起來。他希望：「也許有一天我能在哪次會上談談，不然，就讓它們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吧。」
「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九一三」事件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張聞天也感到有了希望。1972年4月2日，他給「毛主席、周總理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言詞甚為懇切。他請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解決我的問題」，「回到北京去，在黨的領導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張還訴說了「遣送」肇慶兩年半以來過著「非常孤寂和閉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悶」。兩個月後，張聞天被告之，中央決定自今年5月起恢復張聞天、劉英的工資待遇。張聞天得到一點寬慰，但又因沒有做工作卻領工資而深感不安。
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張聞天又一次看到了希望。9月，張聞天同劉英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與黨中央，重複以前的多次請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復組織生活，做點工作。毛澤東讀後發話：可以讓張聞天與劉英就地參加黨的生活和工作。這個批示不知在哪個環節卡住了，直到1974年2月，在周恩來親自督辦下，才得到落實。張聞天與劉英恢復組織生活，允許在肇慶市委領導下做些調查研究的工作，允許閱讀發至縣團級的中央文件。
1974年7月下旬，劉英獲准赴京探親。在北京，她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關心張聞天，勸劉英鼓勵張再給毛澤東打報告。經過一番商量和考慮，張聞天寫信給毛澤東。這次他沒有再提平反的問題，僅僅提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能有機會到各地參觀學習」，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要求了」。信經王震轉呈，於10月底送達毛澤東的案頭。毛閱後，讓身邊的人員簽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
後來，張聞天接到通知：同意遷居無錫。1975年8月 23日，張聞天一家離開了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慶，前往無錫，並在那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光。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心臟病猝發，一倒下就再沒有醒來。他沒能看到粉碎「四人幫」，沒能等到平反昭雪，就含冤離開了人世。兩個月後，毛澤東去世。
張聞天生前堅信：「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於自我批評，善於吸取歷史經驗的優良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於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胡耀邦在報告中，將張聞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澤東等同志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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