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記憶之——傅雷

傅雷【1908——1966】

1908年4月7日，後來有著「傅譯」之稱的翻譯巨匠傅雷，降生在上海南匯縣周浦鎮漁潭鄉西的傅家老宅，取名叫傅怒安，後因篆刻而改名為雷，怒安成為其字。

在傅雷4歲的時候，父親因肺病離他而去。跟著，另外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也離他而去，本來六口之家，眨眼卻只剩下了他與母親李欲振相依為命。好在父親生前為他留下了四百畝良田，為他們母子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也正因為這四百畝良田，才使得日後傅雷無錢過活時，可以賣田為生——專心譯事。

1912年，也就是父親、弟妹離開他的這一年，母親把家搬到了鎮上的曹家。7歲的時候，母親為他請來了老師公南斗，教他讀書識字、念四書五經；1919年，進入周浦鎮小學讀二年級，受教於蘇局仙；1920年，被母親送去上海南洋中學附屬小學讀四年級；1921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念初中，被步接觸法語，後因反對宗教被學校開除；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附屬中學，後又因參加反學閥的鬥爭，母親擔心他被捕而被帶回老家，便再也沒有回到大同上學（大同時代的傅雷，在「北新周刊」「小說世界」就發表過短篇小說《夢中》《回憶的一幕》）；1926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學，沒讀多久後的1927年12月，卻在母親要求之下與表妹朱梅馥訂下姻親，踏上了去法國的求學也是改變其一生的四年。

在去法國的途中，寫成了《法航通信》，連續發表於上海的半月刊《貢獻》上（1928年）。

初到法國的他，苦學法語，考入巴黎大學。在這裡，與異國他鄉的瑪德琳有過一段短暫又深刻的戀情，也是其一生除後來1932年1月結婚的朱梅馥外唯一的異性戀情；也是在這裡，認識了鄭振鐸、劉海粟、劉抗、張弦、孫伏園、孫福熙、嚴大椿、曾覺之、梁宗岱等朋友，而與劉海粟交情甚深，與其一塊游巴黎、瑞士（1929年夏）、比利時（1930年春）、義大利（1931年春）等地，尋找藝術、探討藝術、批評藝術，以至於後來傅雷的名片上赫然寫著——美術批評家（拜訪過畢加索、凡-鈍根、特朗等大藝術家，也造訪過莫奈、凡-高、高更等藝術大師的故鄉，更參觀了布魯塞爾美術館，也學習於盧佛爾美術館，還有各種藝術沙龍、畫展；在瑞士，於萊芒湖畔的『蜂屋』里譯成了《聖揚喬夫的傳說》，發表於「華胥社文藝論集」，這是其公開發表的第一本譯作；在義大利，應義大利皇家地理學會和羅馬扶輪社的邀請，作了題為《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之意義》的演講，又拜會了加維里亞元帥）；在法國的四年，不僅為拓展了他對藝術的視角，更為他後來翻譯法國文學作品積累了豐富的知識與營養。

1931年8月，與劉海粟夫婦結伴歸國，結束了為期4年的留學生涯；歸國後的他，因了劉海粟的邀請，任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辦公室主任（其間，中華書局出「世界名畫集」中的《劉海粟》專輯，由傅負責編選）。

1932年1月，上海美專因「一二一」事變停課半年，向校長劉海粟提出辭職（受到劉的挽留），由留法同學王子貫介紹進入法國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在上海的分社當筆譯；年秋，回到上海美專講授西洋美術史，並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其間開始翻譯外著。

1933年9月，母親李欲振去逝，傅雷堅決辭去上海美專的教職，回家奔喪。

同年，其以「疾風」為名譯出的斐列甫-蘇卜的《夏洛外傳》並自費出版，這是傅雷出版的第一本譯著；自此，傅雷不僅把翻譯當事業，更可以說是當置業，其後來翻譯的大量法國文學作品，滋潤著一代代年輕人的心田（後來為傅雷夫婦冒險保存骨灰的江小燕女士，正是喜愛傅雷譯著的讀者）；除了短暫的1934年與友人葉常青合辦《時事彙報》周刊、1935年應滕固之邀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1939年出任國立藝專教務主任、1945年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等，其它的一切時間，都可以說交給了翻譯工作，為自己在翻譯這一領地樹立了自己的豐碑——「傅譯」。

在葉永烈所著的《傅雷畫傳》中，傅雷被譽為「中國譯界的豐碑」。其一生致力於法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其所譯的《貝多芬傳》三易其稿，精益求精，也正因為傅雷有這樣認真的學術精神，才為他在中國的翻譯界贏得了常人所不能贏得的聲譽。從其1933年翻譯出版的《夏洛外傳》開始，到1965年《貓兒打球號》結束，這32年的時間，所翻譯的名著多達三十餘部，即使在戰爭年代，即使在「解放」後政治運動不斷的時代，即使在所譯作品被束之高閣的時下，都沒有放下手中的翻譯工作，其所贏得的聲譽，都是自己一磚一瓦堆砌起來的，也是名副其實的。

這位戰爭年代「躲進小樓成一統」搞翻譯工作的傅雷先生，他對國民黨沒有好的印象，對共產黨也沒有過多的感情，本來其很大一部份的經濟收入都是靠田收租或賣田變錢，然而共產黨的土改政策對傅的典屋賣田不無影響，對其攜全家由昆明去香港也不無關係（1948年至1949年國共政權更迭之即），後來的返回上海，葉永烈的觀點不無道理——「倘若其能在香港工作定居，也就不會有後來『反右』及『文革』悲劇發生，更不會有傅聰被逼出走英國這回事了」。

「解放」後，傅雷成了極少數沒有單位的人，沒有工資，也再沒有租可收，更沒有田可賣，從1951年開始，其生活完全靠稿費來維持，可以說「解放」後傅雷的生活壓力不存在解放一說，反而只會越來越沉重。生活的壓力是可以克服的，但身處瘋狂政治的旋渦，人如秋風中的落葉，只能隨風飄蕩。

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如瘋狗般地席捲中國大地，見人就咬，1955年5月份就就任『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的傅雷也無法倖免。1957年12月23日，其夫人朱梅馥在寫給兒子傅聰的信中，這樣敘述傅雷身處運動中的狀況：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做了三次檢討-----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頓，這對他最是痛苦，因為心不定------五個月來，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從來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認真對付，不怕暴露思想，這次的教訓可太大深了。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官方正式定性為「右派」。在這場反右運動中，石西民曾希望傅雷能做深刻檢討（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應付過關，傅雷的回應是：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做『深刻檢查』！在批判傅雷的同時，兒子傅聰也受到審查；這樣的處境之下，兒子擔心回家會出現「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的殘忍局面，而被迫出走英國；1958年譯出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寄到人民文學出版——被束之高閣，而其花費一年時間譯出的《藝術哲學》，亦遭遇同樣的待遇（出版社曾建議採用筆名出版，遭到傅雷的拒絕）。

1961年9月30日，報上雖然登出了摘去傅雷「右派」帽子的信息，但瘋狂的年代並沒有過去，等待他的只是更加殘酷的現實。1966年，發生在中國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像魔鬼一樣來到人間，給無數的知識份子帶來了噩運；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來到傅雷的家中，逼其揭發李翠貞的「反動言行」，傅雷不從，於是，從逼供發展到批鬥、抄家（其1965年完成的心血之作《貓兒打球號》，在抄家時丟；而傅雷寫給小兒子的信件，因不敢保留而付之一炬；之所以，我們今天讀到《傅雷家書》，幾乎沒有寫給小兒子的信件）；他人寄存在傅雷家中箱子裡頭的蔣介石像、宋美齡照片、舊證書上的青天白日旗，成了傅雷的「反黨罪證」，傅雷夫婦被迫跪倒在地上，接受紅衛兵的審問。

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戴著高帽子，站在長凳上，接受批鬥。傅雷曾對老友周煦良說過：「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傅雷說到做到，9月3日零晨，傅雷夫婦寫下遺書，遺書中交待完事務，雙雙弔死在那個時代，從此中國再無「傅譯」。

在官方的「死亡檔案」里，傅雷夫婦的「上吊自殺」是「違反治安管理」、「抗拒運動、畏罪自殺」。

傅雷夫婦死後，大兒子傅聰在英國避難，小兒子傅敏在中國受難（隔離審查），其遺體火化登記本上雖然寫著親屬朱人秀的名字，但作為親屬的他不敢去領取骨灰；而其夫婦的骨灰，最終得以以「傅怒安」的名字保存下來，多虧了其譯著的讀者江小燕的義舉（冒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風險），算是那個時代僅存的一點人性與溫情，也算「傅譯」的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