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最後的日子為何要隱居江津呢？

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回到上海，隱姓埋名，在熙華德路一座貧民窟石庫門房子的前樓居住下來，這是陳獨秀最為孤寂的時期。正逢大革命失敗，長子、次子相繼壯烈就義，而他因「右傾錯誤」受到了批判，同時還遭到國民黨的通緝，只能東躲西藏，再加婚姻生活兩度離合，年過半百孑然一身。

而就在此時他結識了小自己30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當時的潘蘭珍並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只知道他是個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據《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記載：「在潘蘭珍的悉心照料護理下，陳獨秀的生活也逐漸地條理化。在吃上可口應時的熱菜、熱飯之後，他的身體與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觀。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期間，他又發聲譴責國民政府而被捕。潘蘭珍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抗戰全面爆發後，陳獨秀於1937年8月出獄，潘蘭珍陪伴他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重慶江津，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那麼他在最後的日子為何要居住在江津？有人說陳獨秀流寓江津，標誌著一位風雲政治家的退隱。這話沒錯，但他為何不隱居別處，而隱居江津呢？

原來，陳獨秀舍重慶等地而至江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受他的安慶同鄉、留學日本時的好友、回國後又一起參加革命活動的安徽名醫鄧仲純的邀請。鄧此時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掛牌行醫，並且江津距重慶不足百里，生活開銷卻比重慶便宜得多。

豈料，陳獨秀與潘蘭珍8月3日乘火車上小客輪到了江津後，恰逢鄧仲純出診去了，鄧夫人以「住房狹小」為由，將他夫婦二人拒之門外，幸得另一安徽同鄉方孝遠接待，才住在縣城東門內「郭家公館」租了兩間偏屋住下。

鄧仲純為此深感內疚，次年3月，他在黃荊街 83號江津中學校門對面租了幢帶小院的樓房，開辦了「延年醫院」，才堅請陳一家七口（三兒陳松年一家已經到來）搬去同住。然而，寄人籬下的日子一久，鄧太太臉上便時時露出顏色來了，陳獨秀、潘蘭珍為此深感苦惱，忍氣吞聲地捱到這年夏天，終於在一場公開的衝突之後，被逐出了「延年醫院」。

於是，他帶著一家老小，當夜便住進了三通街鄒之銀開的棧房裡。

1941年春，應江津人楊魯丞（清光緒進士）的孫子楊慶餘之邀，為楊魯丞整理校正遺稿，也算是解決食住之憂。據說那進士的學問受過章太炎的奚落，楊家便刻意請出陳獨秀這大名士出面，好為祖宗挽回面子。但陳獨秀整理手稿以後，也說楊進士的手稿沒多少學術價值，最後，楊家只提供陳家住房，一切飲食供應皆停。那一家人的生活僅靠三子陳松年夫婦在江津對岸的德感壩九中教書的微薄薪金維持了。

楊慶餘之子楊明興對陳獨秀這一時的生活狀況這樣說「陳獨秀是1941年春天搬上來的，搬來不久，陳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慶去醫，連藥費都沒有，陳太太沒法，托吳元珍進城，把一個大官送他的銀狐袍都弄去當了。有時屋頭揭不開鍋了，陳太太還過我屋來借米。」

可見，他最後日子的貧窮困厄。然而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在江津寫成《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的教育部長兩次批示，預支了部分稿費給陳獨秀，因書未出版，這筆稿費直到他窮死石牆，也未動用一分，臨終前還交代潘蘭珍：教育部寄來之款，不可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