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間佛教六十年（一）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當然也是人間佛教思想在大陸繼續展現其全貌的六十年。本文把這六十年劃分為三大階段，主要通過對各階段的代表人物的評述呈現概貌．其中，1949年一1966年，可稱為大陸佛教為扭轉當時內戰造成的社會無序狀態與太虛圓寂後教界呈現出群龍無首局面而展開的重建階段。這一階段前期，以中國佛協的成立與各項工作的推展為表徵，大陸佛教組織得以重建，活動得以延續，但其後期蕭煞之氣已降臨。由此，在1966年一1978年的階段，中國佛教經歷了嚴峻考驗。1978年至今，可謂大陸佛教恢復與發展階段。在這三大階段中，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倡、重新闡發與實踐無不或暗或明構成主線。 　　一、大陸佛教重建階段代表——巨贊法師　　自從人間佛教首創者太虛大師於1947年逝世後，在海外，「在教內呈現的一片荒涼景象中，慈航法師在南洋依然吹起佛教革命的號角。」在大陸，則由巨贊法師等使佛教改革繼續推進。而人間佛教，本為太虛教理革新與教制改革思想的凝聚。巨贊（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江蘇江陰澄江鎮貫庄村人。他當年依卻非法師出家就是出於太虛的介紹，也早就接受、信奉並大力弘揚太虛人間佛教思想，主張佛教應在符合佛陀本意（契理）的原則下，順應時代的發展（契機）而不斷發展。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提出佛教「生產化」和「學術化」兩個基本改革方向，指出佛教的目的是「因為看見了生物的互相殘殺，和感於人世無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說完全為的是人生問題。」然而，儘管當時巨贊為實現太虛思想作了多方面努力，但終因時局動蕩，機緣未就，不僅未能付之實踐，而且巨贊甚至還為此遭受保守勢力的謾罵攻擊，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脅。這使巨贊進一步認識到「佛教這一個階層，和整個社會是分不開的，整個社會沒有改革，佛教內部的革新也無法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巨贊感到，他多年盼望的改革佛教的機遇終於來了。為此他「為佛教在新社會中，爭取一個合理的立場與正當的工作崗位而到北京」。在當時條件下，這是能夠維護佛教生存，維護佛教界權益的唯一可行方針。到北京後，巨贊經過詳細考查和討論，上書毛澤東和各民主黨派，提出以生產化、學術化為目標改革佛教的意見，得到了多方贊成和同情。實際上整個20世紀50年代，大陸漢傳佛教走的都是在堅持修行的同時，實行生產化之路。同時，巨贊又極力倡導「現代新佛學」，這是他主張的學術化方向的體現。　　此後，巨贊以極大的熱情致力於維護佛教在大陸應有的地位。在整理佛教，培養佛教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質方面，巨贊做出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推動佛教組織的重建。巨贊把人間佛教契理契機原則作了適應特定歷史條件的具體化闡述，即在既不違反佛教立場，又不違背政府政策的前提下，對佛教界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整頓。剛到北京時，巨贊就要求對佛教進行積極整理，並為此會見了北京市張友漁副市長，就此跟他商談。張提出，「積極整理對於佛教與政府都有益處，但非有一個佛教團體從中領導不可。」巨贊也認為，為維護佛教權益，也為了解決佛教自身的許多問題，需要重建聯繫全國佛教徒的組織。為此，巨贊草擬了一個中華全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和籌備會的章程，送呈中共中央統戰部。不久，巨贊在天安門上見到胡喬木時，胡也指出「應該組織一個協會」進行工作，這更大程度上鼓舞了巨贊.1949年首屆人民政協閉幕後，巨贊又多次與政府有關人員商談推動佛教改革問題。在一次座談會上，陳其瑗傳達了周恩來關於宗教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到「《社團登記條例》已經反覆商討多次，不久亦可公布，宗教團體不在例外。」在1950年6月18曰的一次座談會上，包括巨贊、趙朴初在內的與會人士再次談到在當時情況下組建佛教協會的重要性，趙朴初認為：「現在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沒有組織，無法維持。可以先組織類似佛教徒聯誼會性質的團體，以為各地佛教徒互相聯絡的機構。」巨贊對此深表贊同。此後巨贊同趙朴初等人，便積極投入到中國佛教協會的籌備工作中去。經過多方努力，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巨贊被選為副秘書長。1957年，被增選為中國佛協副會長，成為佛協核心領導成員之一。中國佛協成立後，作為全國佛教界的協調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安撫了當時佛教界惶恐不安的情緒，為大陸佛教的穩定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國土地改革的背景下，通過寺院生產化，以解決經濟問題，成為各級佛協主要工作之一。　　其次，是加強對佛教徒的「改造」。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後，巨贊認為佛教革新也可推動展開了。他積極配合當時在各地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甚至以為改革佛教的重點是對佛教徒的「改造」。他認為由於當時「僧伽分子太雜，一般知識水準太低」以至佛教徒「趨於頑劣，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甚至「嫉妒障礙，分黨分派」，導致許多信奉佛法的人「不願意在中國寺廟裡削髮」，甚至出家了還要還俗。因此整理佛教首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脫離社會，遠離民眾的弊病，要培養佛教徒深入社會、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疾苦、解除群眾苦難的精神。為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學習會和僧尼訓練班，讓他們通過學習，搞通思想，認清時代，「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於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神，增進修養。」同時巨贊提出，僧尼既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又是勞動生產者。因此必須發揚百丈「農禪並舉」的傳統，讓僧尼從事生產，使「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產，達到自養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產建設」，這樣既可以使出家人老者有所養，少者有工作，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又可以使僧尼適應社會需要，通過勞動，真正融入社會，體味人間疾苦。1950年巨贊與周叔迦等人在北京開辦大雄麻袋廠，組織僧尼參加生產，不久該廠聚集了一百多位僧尼群眾。在巨贊等人的倡導下各地寺僧紛紛響應，集資辦廠，掀起生產熱潮，走上勞動白養道路。僅半年時間，全國佛教徒就開辦了紡織、顏料、化工等幾十家工廠，太原白雲寺僧眾還於1958年開辦中醫醫院。正如巨贊所言：如果「一個人的生活無法維持，活都活不下去，那裡還有信仰或修行可言呢？」因此巨贊等大力倡導的生產自養的辦法既安置了大量僧尼，又服務於社會，溝通了佛教與社會的聯繫，這種福慧雙修，既重視社會責任，又顧及生死解脫，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吻合特定時代的要求，可以說是人間佛教契理契機原則在當時的變通。如果沒有「公私合營」的變故的話，從生產開始的自然發展這一條路，無疑會通向由佛教界自辦現代慈善、文化教育諸事業。　　第三，創辦全國性佛教刊物，溝通各界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面對佛教頹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亂，無法適應社會劇變的狀況，巨贊與趙朴初、陳銘樞、周叔迦等人商議，提出要想發揚正確的佛學，符合如來隨宜說法、實相常新、適時便巧的宗旨，必須在首都創辦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刊物，及時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國佛教界各種情形，糾正佛教界內錯誤思想，這樣才能發揚釋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興佛教。為此，巨贊與喜饒嘉措、趙朴初、陳銘樞、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發起成立了現代佛學社，負責出版《現代佛學》月刊，由陳銘樞任社長，巨贊任刊物主編。《現代佛學》是巨贊佛教學術化激進思想的體現，也是貫徹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喉舌。該刊主要任務是「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佛教問題的方針；用科學的歷史觀點，重行批判並確定佛學的真實價值之所在……糾正我國佛教界內一向因襲訛、穿鑿附會的謬誤思想，以便進而改革佛教現行的制度；聯繫國內外佛教徒，為爭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此後，巨贊全身心的投入刊物的編輯中去，幾乎所有的佛學論文都由巨贊親自編輯審定，在大家努力下，僅用三個月的時間，《現代佛學》創刊號就出版了。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現代佛學》即成為其會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時，總共出版了l44期。十餘年間，《現代佛學》發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學論文，推進了佛學理論尤其是人間佛教理論在特定時期的曲折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一60年代初，該刊在國內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應該承認，人間佛教本質上就是中華佛教的現代轉型，現代佛學應為現代佛教的先導。儘管當時在海峽兩岸，太虛及其人間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議。但巨贊所傳播的基本思想理論，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保留了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對此後海峽兩岸人間佛教思想蔚為主流，起了一定積極的作用，這其中長期擔任《現代佛學》主編的巨贊是功不可沒的。該刊作為溝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橋樑，也及時宣傳了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穩定了佛教界的情緒，凝聚了全國佛教界力量。　　第四，籌建中國佛學院，培養佛教人才。巨贊認為，「佛教之所以衰落在於沒有人，要整理佛教當然還是人；人的培養在於教育。」佛法的弘揚最終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養是振興佛教的關鍵。巨贊法師歷來重視佛教界人才的培養。早在20世紀30—40年代，巨贊就先後擔任過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溈山佛學社等佛學院的教師。1947年巨贊在杭州創辦武林佛學院並擔任院長。這些都屬太虛一系創辦或主持的佛學院，巨贊大力弘揚太虛首倡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要求學生勤讀佛書的同時，還要兼讀文史哲，要關心國家大事，閱讀報紙新聞，充分體現了人間佛教佛法不離世間的理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巨贊更是積極籌備建立佛學院。早在1952年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成立時，巨贊和趙朴初等人就提出，要舉辦佛教院校，培養佛教人才。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馬上著手籌備建立佛學院。經過多方努力，1956年，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創立，喜饒嘉措任院長，巨贊任常務副院長。他不僅擔任佛學院的領導工作，還親自授課，核定教學內容。中國佛學院旨在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具足正信、能發揚佛教優秀傳統」的佛教人才，成立後可謂群賢畢至，人才薈萃，師資陣容強大，學員素質整齊，學員學修一體，解行相應，1956——1966年十年間，總共畢業了近400名學員，這些學員畢業後，大都成為各地佛教界的骨幹力量。至20世紀80年代，趙朴初提出把人間佛教思想作為中國佛教協會指導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國響應，與這批骨幹力量的擁護是分不開的。　　值得注意的是，巨贊認為整理佛教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整頓叢林。他認為「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的本意，在於便利參學，策勵深造，使叢林成為實踐佛理的道場，也就是真正實行六和的僧團。」而當時由於叢林制度受到宗法社會的侵蝕，只便利了少數的當權者，甚至因「經懺發達，道場變成營業性質，」這使巨贊深感痛心。為此，巨贊和趙朴初等人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還提出了新叢林計劃，這一計劃初衷不壞，旨在從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運動衝擊，但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明顯受前蘇聯計劃經濟影響等，加上不久後大陸「文革」爆發，該計劃並未實施。　　回過頭看，以巨贊法師為代表的中國佛協領導層推動的「生產化」方向沒錯，因為這既是中國佛教「農禪合一」優良傳統的體現，也屬太虛早期人間佛教思想的內涵。但在當時照搬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誤導下，在工業、手工業領域由佛教徒創辦的私營企業、合夥企業，甚至自願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都被納入地方國營或政府主導的集體經濟框架內，儘管許多四眾弟子都堅持著自己的信仰，但從身份上看，不能不成為龐大國家機器上的小小螺絲釘。在農村，人民公社化也導致了類似的後果。以致人間佛教應有的自主性的生產事業及有可能在此支撐下建立的慈善、教育文化事業都落空了。但這些都不是巨贊法師等所能左右的。至於其「學術化」主張更應得到肯定，因為長期以來，如何提高僧尼素質始終是擺在中國佛教界面前的最迫切問題，也唯此才能解決。　　二、經受嚴峻考驗階段的代表人物——正果法師　　20世紀60、70年代，中國佛教正面臨著嚴峻的時代考驗。正果法師（1917—1988）是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典型的大陸提倡人間佛教代表人物。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有人勸他赴港台，但正果堅持佛教在祖國大陸，我也應留在大陸。1950年，漢藏教理院由西南文教部接管，宣布停辦，留下的學生被安排在重慶市暑期學苑學習，待分配丁作。正果法師赴京，與法尊法師同住在北海公園內的菩提學會，協助法尊翻譯當時政府交辦的材料，回答佛教信眾提出的有關教義等各種問題。1954年，以研究唯識學聞名的北京三吋學會邀請正果擔任研究室主任，指導有興趣的僧俗研究法相宗與唯識學。1956年秋，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成立。他應聘主講佛學課程，後擔任教務主任。1957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理事。1962年，任中國佛協副秘書長。「在十年混亂中，他遭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1973年中國佛教協會開始恢復工作，他回京襄理會務。看來正果法師是為數很少的當時最早恢復工作的佛教界人士之一。這可能與他經歷比較單純、個人歷史清白有關。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起，正果法師就長期從事國際佛教友好交往與海外聯誼工作。1961年，他隨中國佛牙舍利護持團前往斯里蘭卡訪問。1963、1964、1978年，他前後三次出訪日本，在日本佛教界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但是在那殘酷的年代，正果法師也「被投入牛棚勞動」，「長期拖累，得了糖尿病。」後來「左腿也摔傷了……成了殘疾。」1974年後，中國佛協副秘書長鄭立新用「每況愈下」來形容他的身體狀況，但他仍「不顧自己的健康拚命工作」。1987年秋，病重乃不得不住院。同年11月17曰，自知時至，乃不顧趙朴初的懇切勸說，念偈語道：「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宏誓願行；弘揚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薩度眾生。」並毅然依戒律出院，回到廣濟寺。11月20曰1l時35分，他在廣濟寺丈室安詳示寂，世壽七十五，戒臘五十四。在大陸，人間佛教思想與事業失去了一位最有力的倡導者，中國佛協為此舉辦了正果法師示寂迴向法會，佛教四眾與社會各界人士同聲哀悼，現場送來輓聯輓詩難以盡數。廣濟寺兩序大眾的輓聯云：「瓶缽猶存，水月清風留典範；津梁頓失，晨鐘暮鼓望慈雲。」朱德夫人康克清親送的輓聯是「清風留雅範，水月證禪心。」著名作家沈從文的輓聯為：「大德曰生，菩提願滿；哲人其萎，薤露聲寒。」這些都是正果法師的知音知言。這都是對他經受住了時代考驗的由衷贊言。太虛之後的在大陸提倡人間佛教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中，唯獨正果法師的人品修行很少有非議。這是因為一方面他頭腦清楚，沒做糊塗事；另一方面，80年代大陸佛教的恢復正蒸蒸曰上，束縛發展的瓶頸問題還未浮現，全局也不象90年代以後趨於複雜。在當時只要堅持正氣，就不會出錯。倡導「今菩薩行」，既是大乘精髓，也是太虛晚年成熟的人間佛教思想之核心。正果法師早在漢藏教理院學習時已服膺，一生深入準確地領會，精進實行，從不動搖。海峽兩岸的太虛學生以及仰慕太虛的青年僧俗無慮成千上萬，但能領會人間佛教精義，始終不退者則屈指可數。然而正是這些少數的一生繼承、奉行者，只要天假以年，都成就了一番大牢業。疑慮動搖退轉雖也為人之常情，但實際上正是未能經受住歷史嚴峻的考驗。　　正果法師在大陸，既是把人間佛教思想確定為中國佛教協會指導思想的幕後促動者之一，也是其忠實闡發者。1984年，中國佛協四屆二次理事會會議強調了人間佛教思想的指導意義，正果緊接著在《法音》發表了《人間佛教寄語》。該文首先依據佛教經論，指出人身與人生崇高的價值。首先他認為：現代佛教信眾應「把佛陀的教授教誡奉為生活言行的南針。」「學佛的人應在日常生活中勘驗自己的現前一念，使之符合佛陀的教導，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神秘的方法。叮用，更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叮使你即身成佛。」想揀便宜，找捷徑，嫌佛陀的教導「平淡無奇、拘束麻煩」，不是學佛的正確途徑。第二，承接太虛一貫做法，強調正信，反對搞在部分佛教徒中頗有市場的迷信活動。第三，立大志，發大願，「本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宗旨，做一個人間佛教的實行者。」他引用了趙朴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報告中有關人間佛教的論述，闡明了人間佛教思想在當時可行的內涵。筆者認為在當代大陸，一方面，這是支持人間佛教主張與不贊成這一主張的兩種觀點妥協的產物。另一方面，這又為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倡，樹立了堂堂正正的旗幟。從此，即便有人不認同，也只能或在私下，或打著人間佛教旗號，閹割人間佛教內容。在海峽兩岸，有關人間佛教思想的這類形式的爭議，還將長期進行下去。第四，繼承太虛五乘歸一的見解，指出「人間佛教，實亦包括聲聞緣覺菩薩行在內，」闡發三皈五戒十善的真義，最後歸結為「佛教五乘的有漏無漏善法功德，都是以人身為基礎而修習成就的，故人間佛教思想實為佛陀出世之本懷。」正果法師概括的人間佛教思想對於糾正當時佛教界的模糊認識，只有強烈的針對性。　　在中國佛教經歷嚴冬之後，百廢待興的第一春，正果擔任了中國佛協副會長，成為趙朴初的主要副手，分工領導中國佛協的教務，在實踐人間佛教理念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78年起，被選連任第五屆、第六屆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1980年冬，當選為中國佛協副會長，被任為中國佛學院副院長，推為北京廣濟寺住持。翌年冬，當選為北京市佛教協會首任會長。1982年，他率領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訪問了泰國。他對人間佛教的推進，根據他在中國佛協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上代表第四屆理事會所作的《工作情況報告》，主要有六方面：　　1、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議通過立法加以保障。當時全國漢傳與少數民族佛教重點寺院名單的確定及具恢復與重建，都與趙朴初、正果法師等作了大量調查研究與建言的巨大努力分不開。　　2、指導恢復與建立各省、市、自治區的佛協組織。僅六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佛協組織就先後開展了會務工作，其中新建的缺乏工作經驗的市、縣佛協的比例很高，僅僅答覆處理他們以及佛教徒的來信來訪，就達八干余件。正果不僅親白答辦其中一些信訪，還就其指導方針指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主要是從理論上去探索：發揚三個傳統，就是從實踐上明確。這就是說，針對著各地普遍存在的劫難後餘悸尚存的心理，凡是符合這幾點的，各地佛協都可以自己放手干，不必畏首畏尾。根據胡紹皆的考證，這三點都依據中共領導人講話以及政府關於宗教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即「一是團結與動員信教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主要指生產建設，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條；二是進行宗教歷史文化研究；三是開展宗教方面的對外友好交往。」這是趙朴初提出人間佛教三個傳統的背景，也是在當時條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三個方面，但人間佛教理念的展開，包括趙朴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決不限於這三方面。這三方面很重要，但也不能把人間佛教思想狹隘化。　　3、把培養僧才作為佛教恢複發展的頭等大事，也是當時急需解決的迫切問題來抓。1980年9月，中國佛學院北京本部得以恢復。隨後，陸續開設了中國佛學院蘇州靈岩山分院以及南京棲霞山分院。1986年中國佛學院開始辦研究生班。這些在當時全國宗教教育系統中都走在前列。同時，中國佛協選派了研修生、留學僧前往日本、斯里蘭卡深造，對地方佛學院的開辦和建設作了一系列的推動、協助工作，覆蓋了八個省、市、自治區，佛教教育出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未有的興旺景象。對面廣量大的工作展開中出現的問題，當時中國佛協也能迅即展開調查研究，提出對策。如1987年在北京召開了漢語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談會，整理了《座談會紀要》供各地參照，1983年後，經廣泛徵求意見，反覆修改，上報審定，公布施行了理事會《關於漢族地區佛教寺廟收徒傳戒問題的決議》，制約了濫收濫傳現象。1982年，針對佛教經典、圖書出版難，中國佛協邀請多省市佛協代表舉行「佛書出版流通座談會」，擬定《紀要》，報請審定後實施，初步解決了問題。　　4、佛教學術文化研究工作取得可喜成績。其中包括《法音》以及《法音文庫》的創辦、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的設立、金陵刻經處的恢復、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中曰佛教學術會議的舉辦、許多佛教論著的出版發行等。　　5、加強了國內各民族佛教界的團結與聯繫，推動漢傳佛教大力支援少數民族地區佛教。　　6、與港澳佛教界、海外華人佛教界的聯繫交流有了迅猛發展，襄助推動香港天壇大佛的興造。正果法師還特彆強調：「我們一直深深懷念台灣佛教界同胞，希望有更多的台灣佛教徒回大陸參拜佛教聖跡」。同時，積極開展與世界各國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接待應邀來訪的各國佛教界人士達六百五十起，七千七百五十四人之多：並組團出訪了日本、印度、朝鮮等國，參加了許多國際宗教組織的會議。這些活動很重要，但也佔用了趙朴初、正果法師等佛協領導人大量寶貴的精力與時間。　　正果法師總結說：這一時期，中國佛協「會務是大大發展了，工作是有顯著成績的，是我會成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這一總結並未有絲毫誇大，相反，實際工作情況很艱難。一是由於極左思潮的泛濫與強行灌輸，民眾中視佛教為迷信，排佛、反佛情緒仍很強烈，工作阻力大。二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在經歷浩劫的僧人與居十中疑慮很重，許多事兒其實並不大，但都需要中國佛協出面鼓勵推動。三是「大躍進」時期獻廟易，而當時要求佔有原屬佛教的房產、文物的單位、個人放棄則難上加難，往往需要當事人、地方佛協反覆申訴，中國佛協多次推動，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出面才能收回，有些寺院化了幾年、十幾年才解決問題。萬事開頭難，中國佛協的工作幹頭萬緒，都壓在以趙朴初為首，正果法師等為輔的人數不多的工作班子身上，好在那時社會清明，人們精神振奮，中佛協成績斐然，其中也有正果法師立下的很大功勞。但畢竟因為在最艱苦的歲月，正果法師的身體受到很嚴重摧殘，數十萬言的唯識學專著《辨了不了義論講義》也被毀，只留有《佛教基本知識》、《禪宗大意》、《止觀述要》等論著行世，惋惜了！三、大陸佛教恢複發展階段的旗手——趙朴初 　　人間佛教作為佛教的現代型態，與現代新儒學等傳統文化的新形態一起，正在曰益展現出東方文明在2l世紀仍有巨大的生命力。作為太虛人間佛教思想在大陸的主要繼承者，趙朴初正如李家振居士矽：言：早就「一生奉行人間佛教」。但在50—70年代前期，他只能是暗中堅守。自1979至1994，即從中共11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至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後的一段時期，國家落實憲法關於宗教信仰自由規定的時期，這一時期中雖也有曲折，但總的來說，是朴老一生中為人間佛教事業貢獻最多最有成效最輝煌的十五年。至1994年4月14曰，朴老因接待工作與旅途疲勞，當晚發高燒，住進北京醫院達年余之久，還屢屢病危。這說明88歲的老人已不勝工作重負。其後他老人家雖繼續為佛教恢複發展做了很多很多，但畢竟已力不從心……無論如何，趙朴初這一時期作為大陸提倡人間佛教的旗手，是當之無愧的。　　其實，早在1973年5月，借著周總理接見美籍學者趙元任及其夫人楊步偉的東風，朴老已著手進行大陸佛教重光的第一步——恢復南京金陵刻經處，可惜處處阻力重重。1977年3月，鄧小平出任全國政協主席。在朴老慧眼中頓現一片光明。會後，他隨即下江南了解情況，打算先期恢復杭州靈隱寺、南京靈谷寺、鎮江焦山定慧寺，為全國帶個頭。只是由於社會上對佛教的認知仍存在巨大誤解，宗教界人士也普遍仍心有餘悸。雖然他老人家盡了力，可頗有推而不動之感。直到1978年11月，經過全國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解放思想」，才使包括佛教在內的「撥亂反正」成為可能，從此迎來了朴老坎坷一生中的「第二養」，也是大陸人間佛教推展的最有成效時期。　　1978年11月19日，朴老來到鎮江，他對茗山法師說：「我們宗教界人士迎來了第二個春天，我們要一起怒力，儘快恢復寺院」。隨後賦詩《壯觀亭得句》一首，寓意深長：「關心豈限眼前事，啟後宜先天下憂」。　　1979年，中國佛教協會會務重新公開啟動，在朴老推動下，第一批全國重點寺院開始恢復。金陵刻經處的恢復也大有進展。他還率領中國宗教代表團至美國普林斯頓，參加了第三屆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代表看中國宗教重新參與了國際宗教組織的活動。1981年，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恢復，並根據朴老建議，更名《法音》。　　從此，迎接鑒真大師座像回國、接待世界宗教者和平使節團、出席世界佛教領袖和學者會議、榮膺日本佛教傳道協會功勞獎、日本佛教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庭野和平獎、出席在日本比睿山舉行的世界宗教首腦會議、會見「世宗和」主席、出席泰國國際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出席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紀念曰中佛教友好交流暨中國佛協成立40周年大會，提出中、日、韓三國佛教黃金紐帶關係構想……朴老為國際佛教交流與世界和平事業的長年辛勞投入一發而不可收，直至卧床。　　從1983年起，142個重點寺院包括句容寶華山隆呂寺、陝西扶風法門寺、新呂大佛寺、天台山國清寺、普陀山、峨眉山、九華山、五台山、嵩山少林寺、上海龍華寺、北京法源寺、貴陽弘福寺、蘇州西園寺、寒山寺、洛陽白馬寺、開封大相國寺、大足聖壽寺、廣州光孝寺、瀋陽長安寺等等，次第恢復。這些寺院都是在朴老灌注心血，克服種種困難，有的甚至是極大阻力後得以重光。在它們恢復的帶動下，全國大批中小寺院也獲恢復、重建。然後是莊嚴的香港天壇大佛、無錫靈山大佛在朴老的關懷下相繼建起……1990、1991年，朴老先後主持了我國藏傳佛教座談會、南傳上座部佛教座談會，以後還表彰上座部佛教工作有成效，多次強調：「藏語系佛教博大精深，在整個佛教中佔有重要地位。要加強我國三大語系佛教的交流與合作。」同時，他還心系著海峽兩岸佛教。　　寺院好比全國佛教布局恢復的骨架，而僧尼與廣大信教群眾乃是其血肉。因此，朴老親自起草了《關於佛道教寺觀管理試行辦法草案》，針對有的地方園林部門、文管部門的干涉，強調由僧人管理寺院，指出「居士可以公開信佛，也可以重建居士林。」骨架血肉有了，最緊要的便是思想靈魂。朴老在其一生主要著作《佛教常識答問》中首次重提人間佛教思想，在1983年中國佛協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朴老進而把提倡人間佛教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方針，強調要發揚「『人間佛教』的積極進取精神。」這的確道出了靈魂所在。緊接著，發揚三個傳統，加強五個建設成為圍繞這一思想靈魂的展開。於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佛教慧命得以重續。關於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主要內涵此不贅述，須補充的是在人間佛教思想中，還貫串著如何改革歷史遺留下之缺陷與繼承發揚優良傳統的主線。因此在佛教制度改革方面，朴老在1980年提出：「我主張不燒戒疤，因為戒疤從元代開始，古代也不燒，外國也不燒。」法尊法師依據《瑜伽菩薩戒本》，支持了朴老的見解。但同時，朴老也強調要繼承發揚漢傳佛教素食、獨身、僧服的傳統。其後，通過中國佛協頒行《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戒實施暫行辦法》及一系列文件，實現了制度化，鞏固了改革成果。總的來說這一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國內外肯定。當然，這些由於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實施，有些內容、形式還可以斟酌，但其精神無疑值得發揚。　　然而就在佛協四屆二次會議後不久，法尊法師圓寂。經歷劫難考驗的前輩相繼而寂，使得佛教教育事業發展更加突出與緊要。繼1982年在南京棲霞山辦第一期僧伽培訓班，及其後在九華山辦職事培訓班，1986、1992年，朴老兩次專門召開佛教教育會議，籌措教育資金，大聲疾呼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還是，第三仍然是培養人才。在他的直接關懷下，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首先恢復，各地佛學院相繼建立，並選派了一批批學僧先後赴斯里蘭卡、日本、英國等國留學，只是全國三十多所佛學院至今的發展以及學僧情況與朴老的期望仍有差距。　　為了給佛教恢複發展爭取更大空間，1990年，朴老針對有些地區出於部門利益，阻礙中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宣傳「宗教是精神污染」，「反對宗教迷信」等口號，強調佛教「是反對迷信，提倡正信，反對污染，強調出污泥而不染的」。他最後總結說：宗教「是文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之所以提出這點，決不是朴老不懂信仰對於宗教之重要。而因其一，從社會現實出發，就需要突出宗教的文化性，因為文化的空間無限廣闊，凡是人所創造的一切成果，皆可稱為文化。這在當時條件下，打破了對宗教活動的狹隘限制，更容易促使那些對佛教懷有偏見的人們改變看法。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創建，也直接受到朴老提出的這一觀點的推動。其二，朴老對在國內尚未引起應有重視的宗教社會學的「宗教是一種社會文化形式」觀點也很了解。1993年，方立天教授向朴老介紹了我國台灣佛教的重慈善事業、重學術研究、重禪修、重文化教育四種類型，朴老頜首並說：「你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台灣的宗教，這很好啊！」這清楚表明了此點。　　為了使佛教恢複發展有切實保障，朴老與宗教界領袖一起，提出了對1978年憲法闡述的宗教信仰自由條款的修改意見，並被憲法修改委員會採納，載入1982年憲法。他還對刑法修改提出有關建言，也被採納入相關條款。1988年4月，朴老就在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宗教立法問題刻不容緩。有了宗教法，憲法規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才能具體化，並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有了宗教法，宗教徒與非宗教徒，群眾與公職人員在涉及宗教的問題上才都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在他主持下，中國佛協起草了《宗教法》建議草案，報送全國人大。十午後他又強調，中國正在實行依法治國，宗教法是形成與之相配套的單項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的基礎。制定宗教法是朴老畢生關注的大事。　　作為當時中國佛教領袖，朴老審時度勢，率先從佛教國際交往入手，展開了國內佛教恢復的外在布局，重續了內在慧命，抓住了佛教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一環，並為之打開了空間，努力爭取切實的法制保障。這五方面，正如韓國佛教宗團協議會徐義賢長老所說，表明了朴老「在困難時期保存和恢復了佛教」。同時，所有這些當然並非朴老個人所能成就，而依靠著國家與整個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但又如新加坡普覺寺住持宏船法師所反覆強調的那樣：「一佛出世，千佛扶持，趙朴老就是這個出世的佛，我們都是扶持他，擁護他。」這也是對朴老作為人間佛教旗手的肯定，但朴老生前對人間佛教在大陸的局限有深切的省思，就是他「不希望這些（人間佛教）思想只停留在口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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