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熊：近200年來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線索

作者：張慶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轉自《探索與爭鳴》

原刊於《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1期。原題為《尋求「說明」與「理解」的整合——論近200年來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線索》。

導讀：19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科學哲學中形成兩條相對立的路線：一條主張社會科學旨在說明社會的客觀規律；另一條主張社會科學旨在對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念的意義的理解。這兩條路線分別影響了塗爾干、韋伯等社會學家的研究取向，也導致隨後的社會學家重新考慮它們的功過和尋求一種綜合性的解決方案。哈貝馬斯從交往理性行為理論出發尋求它們的綜合。從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實踐維度看「理解」與「解釋」的整合，反思這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優缺點，有助於我們加深理解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19世紀西方哲學的兩大重要思潮：「實證主義」和「詮釋學」

「實證主義」和「詮釋學」是19世紀西方哲學中兩大重要的思潮，以這兩個思潮兩條線索，可以研究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情況。前者主張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說明」（explanation），即尋找社會現象的規律，認識社會結構的功能，並由此把握社會動向，維持社會秩序，達到控制的目標；後者主張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理解」（understanding），即通過解釋社會和文化現象讓人理解其意義，伸張社會正義，評判社會中的不合理情況，引導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推動社會進步。然而，在社會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這兩者相結合的傾向，即使在英美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的傳統中，也越來越注意到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念對人的行為的影響。這一過程中，彼得·溫奇的一本小書《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係》起了風向標的作用。溫奇依據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哲學論證在社會研究中離不開按照生活形式中的規範和語言用法規則的詮釋，在英美經驗—分析的傳統哲學內部對以實證主義為主軸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展開批評。該書在當時引起廣泛爭論，激發了社會科學界對方法論問題的重新思考。

20世紀後半期流行的後現代主義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影響。前者強調文化形態和價值的多元性，後者嘗試通過交往理性的溝通在多元的文化和社會中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以便應對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

有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實證主義」和「詮釋學」這兩種主導性的方法論和經由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哲學所導致的整合問題，在哲學界和社會理論界是早就注意到的事情。哈貝馬斯在1967年發表專著《社會科學的邏輯》（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該書英譯本所載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寫的導言指出：「因此，哈貝馬斯主要關心的是挑戰『經驗—分析的』社會科學構思的霸權，特別是表明，社會探究的對象是符號結構化的對象，為了通達這一領域，需要呼喚那樣的一些程序，它們在許多重要的方面與在人文學科中所發展的文本解釋的程序相類似。為了做到這一點，哈貝馬斯已經能夠吸納現象學（舒爾茨）、常人方法論（加芬克爾、西考雷爾）、語言學（維特根斯坦、溫奇）和詮釋學（伽達默爾）的傳統所發展出來的加洞見，並在此基礎上做出論證，其在許多重要方面預見到了隨後的實證主義的衰落和解釋主義的興起。」

文化科學與精神科學：自然科學的另一面

在實證主義者看來，只有一種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只要是使用實證方法的就是科學，否則就不是科學。實證主義哲學及其「社會科學」概念是孔德最先建立的。他在1842年出版的《實證主義教程》第四卷中首次提出「社會學」（sociology）這一名稱，他主張要用研究自然現象一樣的實證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社會現象無非比自然現象複雜一些，一旦人類組織的法則漸被發現，並逐步系統化，就能用來預測社會現象和指導社會活動，只有這樣具有科學形態的社會學說才被建立起來。研究社會的科學家將是社會的預言家，他們對人類社會運作過程和發展方向進行預言，從而達到對將發生的社會事件預先做好準備和進行有效控制的目的。就像物理學是在我們所獲知的物理現象中找到支配物理現象的法則一樣，社會科學也要從社會現象中搜尋法則，用來調控社會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他更喜歡使用「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這個概念。當孔德提出「社會學」這個名稱時他特意談到：「請允許我發明社會學這個詞來指稱社會物理學。」

在孔德之後，斯賓塞和穆勒發展了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觀。值得一提的是，穆勒那裡與孔德的「社會物理學」相對應的概念是「道德科學」。穆勒在《邏輯體系》中把與自然科學相區別的另一類科學稱為「道德科學」（the moral Sciences），它包括社會科學、政治科學、民俗學、有關人性和人的性格形成的科學、有關心理規律的科學等。希爾（J. Schiel）在把穆勒的《邏輯體系》翻譯成德文時用「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來翻譯「道德科學」（the moral sciences）。而狄爾泰注意到了穆勒的《邏輯體系》這本書及其德文譯本中的「精神科學」概念，有意提出與穆勒相對立的精神科學自主性的主張。在穆勒看來，「道德科學」（「精神科學」）並沒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在自然科學中獲得廣泛成功的方法，即經驗實證的方法，原則上也完全適用於「道德科學」。在狄爾泰那裡，精神科學有其自己的認識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以上考察了「社會科學」、「精神科學」、「文化科學」、「道德科學」、「社會物理學」和「社會學」這些概念在相關的哲學家那裡的用法及其相互間關聯性。通過這些概念，我們可以看到，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存在兩條相對立的路線。一條是實證主義的路線，主張科學研究的對象雖然不同，但其研究方法是統一的，可以用統一的「實證原則」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儘管在什麼是「實證原則」的表述上，在英美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的傳統中有所爭論，前期比較嚴格，後期越來越放寬，但實證主義哲學家追求統一的科學的目標始終沒有變化，這表現在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提出「統一科學」的口號上。而另一條詮釋學的路線則力圖分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認為後者有其自己特有的規範和研究途徑。狄爾泰提出了「精神科學」的概念，卡西爾提出了「文化科學」的概念，為的是從他們各自的哲學體系出發找到有利於論述其自主性的方式。

以上考察主要從哲學的方面展開，還沒有從社會科學界的社會理論發展的角度加以研究。在今天，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學科已經是羽翼豐滿的獨立學科，已經從哲學中分離出來而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和具有自己的研究專家與院系師生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科學，包括的大致是上述學科。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理論，主要是社會學家在研究的那些理論，哲學家很少介入進去，這種情況有待改進。在哲學理論與社會理論之間存在互動。作為社會科學的哲學，要同時關注社會學家的社會理論和哲學家對社會的論述。

當我們翻開一本社會理論教科書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第一代社會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如孔德、斯賓塞和穆勒，他們既在哲學史上也在社會思想史上被研究。但是到了第二代社會學家，如塗爾干、韋伯、西美爾，他們只是作為社會學思潮中的人物加以研究了。再到後來，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常人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ies）、反身性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等社會理論，雖然涉及很多哲學問題，但在哲學界一般不受關注。後現代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似乎是個例外，在有關當代哲學流派和社會理論流派的著作中通常都被介紹。其實，社會理論與哲學至今仍然密切交織在一起，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必須同時兼顧這兩個方面。

怎樣才能對社會現象進行科學的說明呢？傾向於實證主義的社會學家面臨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難。他們主張，科學的「說明」建立在規律之上，或者說建立在原因與結果之間的某種必然的關係之上。有什麼樣的因就會有什麼樣的果，一旦具有決定性的因果鏈被確定，科學的預測就成為可能。然而，很明顯，人是自由的，人的行動是人經過自由選擇後採取的，因而這條具有決定性的因果鏈看起來不存在。塗爾乾等社會學家想到，這種說法對於個人來說一般能夠成立，一個人今天這麼做，明天可能就改變主意不這麼做了，即使相關的條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這對於社會團體、社會階層之類的集體來說就不是如此，因為他們的思想在總體上受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決定，具有相當的恆定性。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某一類型的人在遇到相似情況下採取相似行動的概率，那麼我們就能找到某種具有確定關係的因果鏈，就能對這類社會現象進行科學說明了。

就現代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而論，工業化、自由市場、自由勞動力、會計方法的發展、股票交易所、現代法制，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興起，都起了作用。對於這些因素之間的互相關係，韋伯沒有採取從生產技術到社會體制再到意識形態的線性決定論的因果模式，沒有像塗爾干那樣把「集體表象」化約為社會功能的結果，而是提出一條「詮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其最著名的成果表現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

韋伯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現代資本主義在中歐和北歐得到最充分的發展，而沒有發生在歷史上文化和商貿曾經相當繁榮的南歐地區呢？韋伯認為，人的行為受到價值觀的驅動，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資本主義精神的驅動。正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在中歐和北歐比南歐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所以在中歐和北歐的資本主義社會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按照韋伯的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精神主要表現為如下四點：（1）敬業精神，即一種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和一絲不苟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的精神。這對按質按量地進行工業化生產和商業服務至關重要。（2）誠信履行合同和嚴格守法的精神。這對節省交易成本和維持經貿等社會秩序十分重要。（3）理性地進行管理，合理化地安排生產，節約成本，使得投資的效益最大化。（4）努力工作和經營，賺取更多的錢，積累更多的財富，同時又勤儉節約，不貪圖物質享受。這對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很重要。

在韋伯看來，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來源於基督新教價值觀念的激勵。基督新教，特別是加爾文宗，提倡為上帝的榮耀而努力工作和增添物質財富，主張浪費時間是首要的宗教罪惡，因為失去的每個小時就是失去的每個為上帝榮耀而工作的機會；為了財富本身的目的而追求財富被認為是罪孽深重的，因為它會導致貪圖享受、懶惰和易受肉慾誘惑；但是為了上帝榮耀通過努力工作而發財致富，則是光榮的，是被上帝「揀選」的象徵。這樣的人是上帝對財富的託管者，他們有義務以負責任的方式管理財富和使用財富。韋伯認為，中歐和北歐地區受到加爾文宗等新教價值觀念的激勵，資本主義得以快速發展，而南歐在天主教觀念的束縛下，資本主義的進程舉步維艱。韋伯還寫專著論述中國的儒教和印度的婆羅門教更加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此論證現代資本主義在西歐發生的獨特現象。

馬克思主義與結構功能論相比，在說明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結構功能論基本上是靜態的、非歷史的，它不是建立在對真實的人類歷史中實際發生的社會形態的觀察和分析的基礎上，而是把一種超時空的理想化模型當作分析的出發點。它在具體的社會領域中的應用，類似於數學系統應用於工程中那樣。然而，社會的結構和功能是在具體的時空世界中發生的，每一時代的社會的結構和功能都有各自的特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為主線索，通過不同時期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特點，揭示了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特徵及其發展規律。在歷史唯物論中，不僅生產技術、分工、財產佔有方式所導致的社會形態的變化，而且社會衝突（特別是社會分層和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以及思想文化與經濟基礎的關係，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說明。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從人類實踐的角度論述主觀與客觀、動機與效果、思想觀念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因此在這一理論中能夠說明人的思想覺悟、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馬克思主義辯證地看待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主張人類並非總是被動地受制於現存的社會體制和經濟關係，而是具有一定的能動性的，能夠歷史地審視現存的社會問題的來歷，前瞻地評估社會發展的趨勢，通過反思規劃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在社會實踐中推陳出新。

然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經常被歪曲為經濟決定論，彷彿馬克思主張只要等待經濟的發展，人類的政治體制和思想觀念自然就會得到相應的改善。殊不知馬克思歷史理論具有內在的實踐維度：人的認識與人的行動及其社會效果是互動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物質條件是前提，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認識是人改造社會的內在驅動力，先進的思想觀念在人類的社會發展中起指引作用。

哈貝馬斯對「說明」和「理解」的整合，表現為對「事實」與「規範」間關係的深入考察。通常，在社會科學中，把「說明」與「規律」相聯繫，把「理解」與「規範」相聯繫。大多數社會理論家認為，「說明」就是按照「規律」預言「事實」，「事實」涉及對有關「規律」的理論的證實或證偽；而「理解」是對「規範」的意義的理解，「規範」不能用來預言將發生的事情，「規範」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導，但人可以不遵循規範，規範與人的行為之間的關係是非決定性的。哈貝馬斯主張，旨在說明的行為和旨在理解的行為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特別是在人的社會實踐的活動中，常常是合為一體的。舉例來說，一項科研工作，旨在發現某種自然或社會規律，但同時還要遵循學術規範，要有團隊合作精神，要理解科研為人類服務的意義。就科研旨在發現客觀規律而言，這是一項追求客觀真理的說明的活動；就科研勢必涉及人際合作和規範的遵循而言，這是一項涉及意義的理解活動。科研工作是社會活動，要靠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溝通來明確科研的目的意義，並在此基礎上要達成具有約束力和執行力的規範。為提高科研活動的成效，增進其社會效益，必須同時做好「說明」和「理解」這兩方面的「合理化」工作，即不僅是「工具理性」的合理化，而且還有「交往理性」的合理化。

規範並非與事實無關。好的規範是切合可行的規範，要充分考慮規範得以遵循的社會條件；殊不知法律沒有可操作性是一紙空文。要做好「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工作，必須讓人了解事實的真相，必須使決策的過程透明化，讓人們在獲得可靠信息的基礎上開誠布公地進行討論，評估以往的各項社會政策的得失，從而制定更加有效的規章制度。好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並非僅僅取決於良好的願望，而是要扎基於對社會現實和人的行為傾向的正確的觀察和分析。由於私人利益等因素，人們追求自己成功的取向與人們理解社會規範的意義的取向，並非總是協調一致的，所以「所要求的那種規範，必須同時通過事實性的強制和合法的有效性，才能使人願意遵守。這種規範必須帶著這樣一種權威而出現，這種權威又一次使得有效性具有事實性的力量」。

有人批評哈貝馬斯把「交往理性」和「規範」引入社會理論的做法，違背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按照他們的看法，歷史唯物主義似乎只是有關對歷史的客觀規律加以說明的理論，而「交往理性」和「規範」則被當作唯心主義的東西加以拒斥。然而，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歷史唯物主義應結合人的社會實踐來理解。人在社會實踐中，既要認識和遵循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又要通過理性的溝通確立目標，制定和遵循社會規範。哈貝馬斯有關「說明」與「理解」、「事實」與「規範」相整合的理論，對於我國當前進行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活動具有參考意義。如果把歷史唯物主義僅僅理解為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說明」，那麼富強、民主、法治、公正、愛國、文明、和諧，自由、平等、敬業、誠信、友善等價值觀念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就得不到充分闡明。只有把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說明」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解」有機地整合起來，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取得長足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