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 2012中國外交：崛起的煩惱

12月13日，中國海洋局的飛機出現在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諸島」）上空，中國首次對釣魚島進行海空立體「維權」，這也為持續近8個月的釣魚島危機畫上了重要一筆。

2012年中國外交的重點集中於東部沿海一線，從南海到東海，「麻煩不斷」，中國也在危機管理中積累外交經驗。21世紀前十年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而權力結構的調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層面，2012年中國外交正是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煩惱」的應對，也許這樣的局面隨著「中國崛起」這一議題的展開還會繼續，中國需要從麻煩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中國崛起」時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於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邊是首要

在中國「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然而，「關鍵」與「首要」的重要性很難釐清。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大國外交的關鍵性得以凸顯，大國外交、首腦外交是中國外交的主要路徑。中美關係、中俄關係、中歐關係以及中日關係等大國的雙邊關係佔據了主要的外交資源。

中國邁步於「大國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國為外交的關鍵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檢國際關係史，尤其是大國興衰史，很多時候大國崛起的關鍵在於周邊，沒有穩定的周邊外交環境，崛起的跳板就變成了藩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周邊的含義遠遠超出了其字面意義，它不僅指代一個國家周圍的鄰國，更是一種權力分布的態勢。當代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是平等一員，但是真正決定世界發展進程的是大國，於大國而言，周邊意味著邊緣地帶，也是大國博弈的舞台或者緩衝區。一個大國走向崛起，穩定的周邊環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邊是破碎的，則可能讓崛起曇花一現，如二戰後的蘇聯。

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大國之一，周邊外交不僅是首要，也是關鍵，更具有基礎性。2012年周邊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顯，在昔日比較平靜的西太平洋，軍演、對峙不斷上演，一個直觀的原因是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戰略力量向亞太一線集中，從而使中國周邊成為中美博弈的「邊緣地帶」。2010年，美國希拉里在東盟宣布美國回來了，中國外交界、國際關係學界一直在研究「狼來了」的問題，兩年過去了，中國逐漸習慣「狼來了」，因為「狼」並沒有那麼可怕。

中菲黃岩島的對峙折射出美國在中國周邊「搞小動作」的限度，菲律賓上至總統下至外長都需要拿美菲同盟來對抗中國。中國國防部長時隔9年訪問五角大樓，美國並沒有做出給予菲律賓軍事支持的表態，而是採取了「不選邊」的做法。此後，中國實際強化了對南海的控制權，包括設立三沙市等。南海問題也成為菲律賓、越南等國在東亞峰會這個地區性論壇上對抗中國的「籌碼」，然而，東盟十國在南海問題上並非鐵板一塊，泰國、柬埔寨等國不願意因南海問題損害與中國的關係，7月份的東盟會議，由於各方分歧較大而沒有發表會後宣言。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的周邊。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雙邊經貿往來不斷增強，但是，地緣經濟上的合作並不能代替地緣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與美國保持了更為緊密的關係。東南亞地區在地緣安全與地緣經濟上呈現二元分離的態勢，在經濟上，搭乘「中國龍」崛起的快車以獲得經濟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國鷹」的羽翼以獲得安全保障。當然安全與經濟的分離並不是東南亞所獨有的。冷戰期間，隨著西歐諸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體也呈現出安全與經濟分離的態勢，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外交界討論最多的是如何維繫大西洋共同體。

安全與經濟的二元分離，中美兩國各具優劣。對於中國而言，經濟貿易並不能真正穩定周邊態勢，花錢無法購買和平，需要真正構建地區性的安全機制；對於美國而言，軍事同盟不能給盟友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同時軍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質疑。對於這樣的局勢，中國可以安撫周邊國家，繼續綏靖，以實惠弱化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或選擇強硬姿態應對，讓周邊國家明白，與美國的親密關係是麻煩的來源。很多政策選擇是在兩可之間，2012年的中國周邊外交更偏於後者。無論強硬還是綏靖都是一種政策選擇，而政策效果則需要評估，在此基礎上選擇更優化的外交政策。

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分離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成為中國周邊的特徵，能夠彌合二者的分離則是對中國崛起的莫大考驗。中國周邊在地緣上是中國鄰國，在戰略上是美國的「鄰國」，因此，周邊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國外交的關鍵性。

「錯誤知覺」與中日僵局

沒有人會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關係會急轉而下，而起因在於日本地方政府官員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的「大放厥詞」，即日本東京都政府將「購買」釣魚島，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讓中日關係降至近年來新低，而且日本政壇也因此而風雲變幻，民主黨不得不提前大選為自民黨讓路，第三黨勢力的影響在擴大。

無論釣魚島還是教科書都是中日關係中的結構性難題，在短時間內都難以解決，而這些問題之所以能夠時時發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錯誤知覺」。所謂的「錯誤知覺」並非是誤會，而是一種認知思維的慣性，這種思維的慣性包括先入為主、慣性思維以及歷史認識。決策者在面對突發事件時，以自己的知覺來分析「信息」，對時局進行判斷，最終做出決策。在此過程中，人們往往容易願意將對方視為團結一致的整體，同時高估或者低估危險性，這種錯誤的知覺會使對峙加強。

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發表「購島」言論之後，在中日政壇引起波瀾。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長官，發表關涉外交事宜的言論已經越權。石原的「購島論」也揭示了釣魚島為日本實際控制的事實，這與中國人傳統的「釣魚島為我國固有領土」的認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論被迅速炒熱，在為個人贏得政治資本的同時，開啟了中日「錯誤知覺」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布釣魚島「國有化」，搶在石原慎太郎的東京都之前將釣魚島置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對於日本政府而言，「國有化」更多是土地產權的交易，從私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以此來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爭端。對於中國而言，無論東京都政府「購島」還是東京政府購買都是讓中國直面喪失領土的事實，這是關係到主權領土的核心利益，因此，無法做出妥協。在東京政府宣布「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很多人並不相信這將變成事實，而直到日本政府通過了國有化的法案之後，中國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中日從「政冷經熱」陷入了「政寒經冷」之中，中日經濟戰不僅被熱炒，也變成了事實。

中日兩國是東亞兩強，未來東亞地區的合作取決於兩國關係的發展態勢。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之後，兩國關係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滋生，國家興衰之間，民族情緒處于震盪之中。中國「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則躁」。

中日關係是大國關係的關鍵一環，於中國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筆者曾主張中日兩國都需要向德國學習，日本需要對於歷史問題做出深徹的反省，而中國則需要從德國在二戰後推進歐洲一體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與營養。

釣魚島引發的危機尚未平息，中國維權的艦船與飛機在挑戰日本「實際控制」的狀態，可以預見，2013年釣魚島依然是中日關係的焦點，而且會撬動中美日三角關係的發展。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奧巴馬政府雖然採取了「不選邊」的姿態，但是國會卻將協防釣魚島納入到預算之中，這意味著，釣魚島成為美國「調度」中日關係的砝碼。

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滲透著「大國興衰」的邏輯，相比之下，中國是個崛起國，而日本依然處於「失去」的軌道上，美國則處於「守成」之中。三個國家雖處於同一個時空之中，但是歷史發展進程卻迥然有別，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唯有將自身置於大國成長歷史進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國崛起的經驗，同時處理與不同歷史進程中的大國關係。

中日之間的僵局為東亞局勢帶來了很多變數，但是中日之間的底線是不戰，至少在這一點上各方之間是具有共識的。而朝鮮半島的「導彈與核」在2012年里也牽涉了中國不少的精力。

半島無核化：現實與理想

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立場是堅持半島無核化，但是這一立場卻屢屢經受朝鮮核試驗或者火箭發射的挑戰。與中國的立場和願望相悖的是，朝鮮實際具有了遠程核打擊能力，這是中國外交潛在的麻煩。中國周邊成為世界上核武器最為集中的地帶，從而對中國的持久和平與穩定構成了挑戰。

12月12日，朝鮮突然發射了「光明星3號」火箭，並且將「銀河3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美、韓、日等國基本判定朝鮮初步掌握了洲際彈道導彈技術，換言之，朝鮮在理論上可以對美國構成核威懾。所謂的威懾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個要素中，朝鮮只缺少能力，在頻繁的核試驗與火箭反射過程中，雖然受到安理會代表的國際社會的反對與制裁，但是朝鮮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鮮鍛造本國核威懾力的同時將中國置於兩難之中：朝鮮是中國的盟友，也被視為中國的戰略屏障，但是這個盟友卻頻頻做出讓中國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後，朝鮮經歷了權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時間，朝鮮進行了兩次火箭發射行動，其中4月份的發射以失敗而告終，朝鮮與美國關係逆轉惡化，而此番火箭發射更是出乎各國意料之外，在發射前一天還傳出由於技術問題發射需要延遲至29日的說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並進入預定軌道。

擁有核威懾力的朝鮮具有更多的選擇權：或者繼續以往的道路，以「核」來引起周邊大國的關注，以此作為談判的資本；或者改弦易轍加入核俱樂部，開啟改革的征程，融入東亞的合作網路之中。朝鮮之所以可以「特立獨行」，根源在於它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封閉國家之一，所謂的制裁與封鎖的效果並不明顯，但是「特立獨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維持本國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場經濟時代，自我封閉意味著資源無法自由流通，經濟增長便無從談起。

朝鮮的殺手鐧也是其軟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經濟與安全同樣重要。朝鮮以地緣政治的優勢來制衡東北亞的地緣經濟網路，這種權力的裂變使朝鮮成為東北亞地區政治經濟網路的空白點或者黑洞。隨著朝鮮具有遠程核打擊能力，這種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裂變將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挑戰，對於中國而言，彌合二者之間的裂痕關乎東北亞安全，也關乎崛起大計。

中美關係「縱深」發展

大國是關鍵，而中美關係則是關鍵中的關鍵，胡錦濤在2011年初訪美，2012年習近平訪美，保持了中美關係的連貫性。自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中美關係的利益紐帶不斷夯實，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兩國的溝通提供了渠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讓中美關係很難重走美蘇冷戰的老路，即便在美國「戰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國都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與傳統大國關係不同的是，中美關係的焦點在經濟層面，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美經濟關係向縱深發展。2012年度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不再是焦點，美國更關注中國國有企業的商業性，以及中國市場的准入問題。匯率問題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於人民幣匯率水平趨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中國產業升級正在進行中，中美的貿易競爭向產業競爭轉移。美國需要在核心產業方面佔據先導，因此，產業的競爭使美國更關注中國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問題。三一重工、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在美國受阻，三一集團甚至將奧巴馬政府告上了法庭，這意味著中美外交關係的主體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間關係之外，企業也成為重要的主體，所謂的公共外交已然興起。中美之間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硬權力」的範疇，更多的是國家能力、社會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區域經濟整合、國際貨幣等領域，中美之間的競爭更見真章。中國在推動東亞地區的FTA建設的同時，美國以TPP滲透其中，日本在參與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的同時，也徘徊於TPP的門檻之外。人民幣國際化持續推進，東亞國家貨幣與人民幣的關聯度超過了美國，中日韓三國的金融合作受阻與美韓、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同時發生。

凡此種種，中美關係不僅廣度上在拓寬，而且深度上在發展，深度的相互依賴與競爭使中美關係成為不同以往的新興大國關係。中美關係可以走一條不同的大國興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換屆之年」，權力的交接對每個國家的影響不盡相同，一個成熟穩定的憲政國家可以在權位易人之後保持政策的連貫性；而一個經過動蕩與革命而進行權力交接的國家則需要專註於國家內部事務。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也是內政的組成部分，中國外交的目標或者使命是維護本國利益，其中包括主權領土完整、國內安寧、國際安全、人民福利等，人類發展與世界和平是一種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實目標。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國外交有理念、有目標、有路線、有圖景，換言之，中國需要向世界說明自己，實現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於利己基礎上的利他外交，因為這樣的外交才讓世界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