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基辛格博士的中美關係處方

KEVIN LAMARQUE 主圖：2011年5月9日，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於華盛頓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和國務委員戴秉國（左）在一旁交談。小圖：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右）和周恩來總理，於北京，1974年11月25日。

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看來，中國政府被阿拉伯之春「嚇」了個夠嗆。「他們十分憂慮，」2011年，柯林頓在《大西洋月刊》中告訴傑弗里·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說，「他們正在試圖阻止歷史，這可算不上明智之舉，他們會失敗的。」

可以想像，這些狂妄、不講究外交辭令，甚至可能適得其反的言論決不會從她的前輩亨利·基辛格口中說出。

如今，距離基辛格秘密前往中國，為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數年後那歷史性的會晤鋪平道路，已經過去了40多年的時間。如果說從那之後，基辛格從對中國高達50餘次的訪問中學習到了什麼的話，那便是：逼迫中國，算不上明智之舉。

從基辛格的首次訪華到現在，世界已經改變了太多。（1971年的時候，誰能料想到，美國的頭號公敵，會是一個沙特出生，畏縮在巴基斯坦一處高牆環繞的別墅中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但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至少有兩件事情仍然沒有變化：一是20多年前，由基辛格解凍轉變後的中美關係；二便是從約翰·肯尼迪到巴拉克·奧巴馬，每任美國總統都會諮詢（無論正式與否）的基辛格本人。為何美國的領導人仍然願意在中國的問題上汲取基辛格的智慧？他的新書給出了解答。本月，這位無出其右的戰略家，就要度過他的88歲生日了。

向中國開放的故事，基辛格早已講過：他和尼克松是怎樣覺察到中國會成為美蘇兩國之間的戰略制衡；他是怎樣在巴基斯坦假裝患病之後，秘密飛往中國；他和周恩來總理是怎樣敲定出尼克松正式訪問時達成的外交基準（即上海公報）。結果就像基辛格表述的那樣，中國和美國本是為了壓制蘇聯，卻最終由於冷戰的結束，成為了「准盟友」。

然而，在這本書中，基辛格還利用了近期關於中國一方對待此事的研究結果。美國對中國的開放，也是毛澤東出於對包圍的擔憂，促使中國對美國的開放。「想想看，」毛澤東在1969年時問他的醫生，「我們的北邊和西邊有蘇聯，南邊有印度，東邊有日本。如果我們的敵人都聯合了起來，從東、南、西、北進攻我們，你覺得我們該怎麼辦？」醫生不知道怎麼回答。「再想想看，」毛澤東說，「日本的後面還有美國，我們的老祖宗不是教導過我們要遠交近攻么？」將解決問題的探索轉向美國的時候，毛澤東召回了流放在外的四個元帥。中蘇兩國軍隊在烏蘇里江上也不時地擦槍走火。1970年10月，毛澤東命令做過最高領導人從北京疏散，同時命令人民解放軍處於「一級戰備」狀態。中國面臨的風險著實不小——甚至比美國還高。

就像基辛格所說的那樣，毛澤東那句「老祖宗教誨」的比喻遠不止反常那麼簡單。儘管將畢生奉獻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也同時深受中華文明影響，將其視同親密顧問一般。「魏蜀吳三國鼎立，」葉劍英元帥當時建議說，「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被拒曹魏』，可以參考。」 基辛格解釋說，葉劍英在這裡暗指，是14世紀描述三國時期的史詩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情節。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以史為鑒並不只有這一次。基辛格說，同樣重要的還有孫子兵法，該書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兵先勝而後求戰」這樣的格言，鼓勵中國的戰略家像思考圍棋那樣，思考國際關係。

毛澤東和革命前的領導人一樣，都假定中國同其他國家不同。擁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其字面意思是「中土帝國」，更準確的說，是「中央之國」。有時，中國還可以由「天堂之下」的「天下」代為稱之。對於這樣的帝國來說，外交方面的上策是「以夷制夷」。如果失敗，最強大的「蠻夷」便會被招安和教化（滿族人也是這樣）。

「剛愎自用而又勢不可擋……冷酷殘暴而又淡漠疏遠，是詩人也是戰士，是先知也是禍源」——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並不是列寧，而是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而後又焚書坑儒的暴君始皇帝嬴政。相似的是，基辛格寫道，中國當前一代領導人從孔夫子的教誨那裡得到了靈感，他們的目標並非主導世界，而是「大同」，即和諧。

這就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1971年基辛格首次訪華的時候，美國的經濟規模差不多是中國的五倍。40年後，由於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發起了產業革命，中國很有可能在10年之內超越美國。這一壯舉是蘇聯未曾接近過的。除此之外，中國還是目前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其中美國國債所佔的比重，是其高達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會怎樣使用新得到的經濟實力？這或許是我們當前時代中，最重要的問題。能比和四代中國領導人打過交道的基辛格給出更好答案的美國人可謂鳳毛麟角。

《論中國》一書中，最有洞察力的見解都和心理相關，它們關係到了中美兩國精英之間的根本不同。中國的精英可以回溯兩千年的歷史並從中獲得靈感，而美國精英可供參考的歷史框架也不過區區兩個世紀。最明顯的例子，是上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交匯的那幾年中，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在基辛格看來，以當時的某事對中國進行制裁，是天真至極的行為：「對於一個數千年來，被不同概念支配的文明來說，西方關於人權和個人自由的概念或許不能直接照搬。中國人在傳統上對政治混亂的恐懼也不應被當做是不合時宜的陳詞濫調，不需要西方啟蒙思想的「糾正」。

1991年，江澤民作為中國第一位精通英文的領導人，是這樣向基辛格解釋的：「我們從不屈服於壓力……這是我們的處世原則。」

美中在朝鮮開戰也是源於雙方的文化差異。當毛澤東下令發兵朝鮮時，美國人大吃一驚，因為他們認為，中國軍隊幾乎沒有勝算。但是基辛格爭辯道，毛澤東的「動機並不是先發制人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地位，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得心理上的平衡；擊敗敵人不是首要任務，化解自己的多重危機才是關鍵所在。」毛澤東是運用古代兵法「空城計」的高手，其中的玄妙之處在於，通過表現自信，甚至攻擊性來掩飾自己的弱點。對於西方人士，他對於核打擊問題上的固執己見簡直瘋狂透頂，或者至少也是冷酷之至的「我們可以犧牲三億人。這沒什麼了不起。戰爭就是戰爭。艱難時期終將過去，我們會生出更多的孩子。」（ 譯註：毛澤東的原話似乎是「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其實這是典型的中國式虛張聲勢，或者說是「進攻性威懾」。

基辛格的某一段論述，不僅美國的談判家們應該仔細研讀，美國商人們在到達北京之前也應該認真品味，「中國談判家們的外交策略是將政策、軍事和心理因素交織在一起，綜合為一個總體戰略設計。」而相形之下，美國的外交策略則是「一般來說，傾向於……『靈活』；他們總覺得必須通過新提案打破僵局，無意中又製造出了新僵局，又因此衍生出新的提案。基辛格暗示，美國人可以從中國人那裡學到一些東西，尤其是孫子兵法中「勢」的概念，意為全局戰略形勢中的「潛在力量」。美國人傾向於制定包含十項不同內容的議程，並將其作為互不相干的問題逐一處理。而中國人則把這視為一盤棋。我們總是急於求成，因時間流逝而焦躁不安。而中國人重視耐心；正如毛澤東對基辛格所說的，他們以千年作為時間單位。

這些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可能在未來加劇中美兩國的衝突，基辛格警告：「當中國的先發制人觀點遭遇西方的威懾概念，會形成惡性循環：在中國語境下的採取防禦戰術，可能會被外面的世界嗅出挑釁的意味；而西方的威懾理論在中國會被解讀為合圍之勢。在冷戰期間，中美一直圍繞這個怪圈鬥智斗勇。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還沒有找到克服這一障礙的方法。

中美會再次交惡嗎？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基辛格提醒我們，100多年前，德國在經濟和地理政治上的崛起對英國構成了威脅，才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再者說，上世紀七十年代促使美國和中國最終合作的是他們共同的敵人，中國人稱之為「北極熊「的蘇聯，而現在蘇聯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還有極其複雜、棘手的歷史問題——台灣和朝鮮。中美的結合——「Chimerica」（譯註：可理解為「中美共同體」）是一場不太你情我願的經濟利益聯姻，一方力求節儉，一方竭力揮霍。

用基辛格自己的話來說，中國的崛起會「導致國際關係再度兩極化」，引發新的冷戰（也可能是「熱」戰）。《中國夢》的作者劉明福此類的民族主義作家敦促中國從「和平發展」向「軍事崛起」轉變，並期盼中國和美國進行一次「世紀對決」。在華府內部——很顯然，包括奧巴馬政府，也有人熱衷於對中國採取對抗性姿態。

儘管如此，基辛格充滿希望的認為，冷靜理智最終還是會在中國佔上風，理論家鄭必堅主張「走新興大國從未走過的道路」，「不重蹈德國發動世界大戰的覆轍」。而照基辛格看來，美國不要「在遏制中國的基礎上處理亞洲事務，或者糾集一些民主國家挑起意識形態之爭」，更高明的做法是與中國合作建立新的「太平洋共同體」。

四十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人都更早的預見到中國的巨大潛力。他陷入了沉思，「你好好想想，如果這片大陸的政權掌握在能使政府系統運轉良好的人手中，會發生什麼？我的上帝……世界將無人與之匹敵。我是說，8億人共同在一個良好系統下工作……他們必將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這個預言在我們的時代已經應驗了。事實是，現在中國的崛起已經稱為美國的福祉，基辛格的工作沒有種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