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快評：為何警察不能釣魚抓嫖

　　今後攜帶避孕套出門的人要當心了，因為很可能會被警方懷疑賣淫嫖娼。近日，西安市公安碑林分局長安路派出所對「站街女」進行集中整治，由民警假扮嫖客，裝上錄音錄像儀裝備，一舉抓獲4名「站街女」。媒體報道中所稱的「鐵證」，就是房間垃圾筐內使用過的和包里尚未使用的避孕套。

　　民警隱蔽取證，抓獲4名「站街女」，這樣的執法似乎並沒有多大的新聞價值，反倒有給賣淫嫖娼者「通風報信」嫌疑。如此大肆宣揚警方的執法功績，還有哪個「站街女」敢頂風作案？而這起執法之所以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很大程度上在於「隱蔽取證」四個字上面。

　　先說「隱蔽」。在法治觀察者眼中，行政執法應當公開、公正，實行陽光下的正當執法。由民警假扮嫖客引誘「站街女」上前交易，大有「釣魚」執法的嫌疑，違背了執法公開的法治原則。「釣魚」執法最早來自刑事偵查中的誘惑偵查，也被稱作「警察圈套」。由於這種暗示或誘使嫌疑人犯罪的方法，手段本身存在重大的正當性缺陷，所以各國一般都通過法律將其限定在那些取證困難、危害嚴重的特定犯罪領域，如毒品犯罪、網路賭博犯罪、有組織犯罪等。雖然人們至今仍然對刑事中的「釣魚」執法存在爭議，但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它不能照搬到行政執法領域。其根本原因在於：行政執法面對的是行政相對人，其違法行為並沒有達到迫不得已必須採取「釣魚」執法的危險程度。

　　雖然在賣淫嫖娼等行政執法領域，同樣面臨著取證難的困境，但這並不構成可以採取「釣魚」執法的正當理由。從本質上說，「釣魚」執法是一種目的正當而手段不正當的執法方式，其合理性需要考慮手段與目的之間的比例。「站街女」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顯然還沒有到警方非要採取不正當的執法手段來追究，通過「釣魚」執法查處一般違法行為，手段的不正當明顯超出了目的的正當。況且，我國也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明確授權警方可以「釣魚」執法，《行政處罰法》反而特意規定，「行政機關在調查或者進行檢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於兩人，並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證件。」可見，以民警假扮嫖客的隱蔽執法，並沒有充足的法律依據，也違背了執法公開和比例原則。

　　再來看「取證」。警方動用錄音錄像裝備，凸顯了執法者對證據的重視程度，但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從中看到合乎法治的取證方式。人們常說「捉姦捉雙」、「人贓並獲」，話糙理不糙，其中隱含著對取證的標準要求。對於賣淫這樣的違法行為，一般須有直接的現場證據，僅靠幾個用過或未用過的避孕套，說明不了存在性交易的事實。那麼警方所謂固定的證據是什麼？報道中沒有明確提及，但依據警方的取證方式，不難推測警方最終認定違法的事實證據還應包括錄音口供。對於錄音，一般來說，「釣魚」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行政處罰的直接證據；對於口供，雖然在我國治安案件的查證中，法律法規並沒有規定「僅有嫌疑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但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應當是良性執法的應有追求。

　　從定案的嚴格性上分析，錄音口供和避孕套等都不是關鍵性的直接證據，更不能構成所謂的「鐵證」，警方還應當有其他事實證據，以形成證明鎖鏈，讓執法經得起檢驗。提高執法者的法治思維，必須在證據上「較真」。可以想像得出，那些被懷疑從事賣淫的「站街女」斷然不會對警方證據提出專業性的質疑，但警方執法不光是尋求個案的實體結果，還必須顧及每一次執法對於社會的影響，對於法治的影響。

　　不難看出，這一執法個案，雖然不像之前西安爆出的「釣魚抓嫖」那麼離奇，但同樣折射出警方執法在手段和取證上的瑕疵，反映出我國行政執法尚未充分注重程序正義。尤其在各種政績考核、治理治標壓力下，行政執法更容易急功近利，犧牲程序上的正當，片面追求結果上的公正。從報道中可見，此次執法是配合9月11日始西安市公安局開展的黃賭毒專項整治行動。而所謂的整治行動本身就帶有「運動式」執法的色彩，追求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下面的執法機關也就難免會求功心切了。（作者系西安政治學院理論軍事法學教研室副教授 傅達林）

專題策劃： 搜狐評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