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西方這樣看中國：遍地黃金人間天堂

07-18

雲菲的BLOG

2010-09-01 07:35:52)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615年，歐洲大陸。一位極具異域風情的法國傳教士吸引了公眾的眼球，他身穿中國明朝儒生服裝，走遍各個國家，發表激情澎湃的演說，傾盡所能對中國大加讚美，在歐洲大陸颳起一股史無前例的「中國旋風」。這位中文名字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年）的耶穌會士，為歐洲人帶來了一份珍貴禮物——《利瑪竇中國札記》。自此開始，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真實地走進了歐洲人的視野。　　遙遠的中國陌生的中國　　在金尼閣颳起「中國旋風」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馬可波羅遊記》的時代。中國被稱為「契丹」，是一個遍地黃金的人間天堂，讓人心嚮往之。　　16世紀初，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葡萄牙人率先從海上來到東方。在控制了馬六甲海峽後不久，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1495～1521年在位）就給他將要到東方的臣民下達了命令：「要弄清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哪裡？距離有多遠？他們在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有沒有商館和公司？他們是否很富有？性格怎麼樣？有沒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麼服裝？身材高矮如何？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是否強大？風俗如何？國家規模以及與什麼國家接壤？」1515年，國王正式派使臣前往東方尋求商機，由於兩國對彼此禮節的無知，客人用以表示敬意的禮炮被廣州官員當成尋釁滋事而鬧得很不愉快。　　1581年3月6日，法國著名作家蒙田在遊覽梵蒂岡圖書館時，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來自中國的書籍，大感新奇，於是留下了這樣一段記述：「我見到了一些好東西——一冊中國書，文字怪異；紙張的質地遠比我們歐洲的紙張精細而透明，由於紙薄透墨，只能印在一面，所以摺疊為雙頁。據說這些紙是某種樹木所產的薄膜。」歐洲人對中國的陌生程度可見一斑。　　明末開始的閉關鎖國政策禁錮了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16世紀前期的來華傳教士在進入中國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很多人甚至建議用武力為上帝開路：「沒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進入中國，就等於嘗試著去登上月球」。半個世紀後，利瑪竇的到來扭轉了這一局面。　　向歐洲人述說中國　　1611年初，在利瑪竇去世半年後，懷著對上帝的虔誠，金尼閣來到中國南京傳教。在南京期間，金尼閣與士大夫李之藻、楊廷筠結識，並說服楊廷筠入教。1613年，在華耶穌會派金尼閣赴羅馬教廷奏陳教務。在回歐洲的漫漫旅途中，金尼閣將自己在中國發現的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成的回憶錄翻譯成了拉丁文，並作了補充和潤色，將《天主教遠征中國史》改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年，此書在德國出版。書中介紹了中國的地理位置、疆域和物產，描述了中國的百工技藝、文人學士、數學天文，以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民情風俗，諸如科舉選仕、政府機構、待人接物的禮儀程式、飲食衣著、婚喪嫁娶以及種種迷信行為等等。著作還向歐洲人澄清了一個幾百年的爭論：馬可波羅筆下的「契丹」就是中國。　　秉承著利瑪竇學術傳教的策略，在華耶穌會要求金尼閣返歐期間廣泛募集圖書，以便在北京建立教會圖書館。金尼閣漫遊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宣傳中國的同時收集了7000餘部圖書。1620年回到中國後，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絡了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年)、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但由於金尼閣過早去世使此計劃落空。1938年，北京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7000部書中殘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科學典籍。　　像金尼閣一樣，另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並作巡迴演講的耶穌會士是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衛匡國是義大利人，著名的漢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和神學家，1648年來到中國。他生性活躍，在華期間遊歷了大半個中國，所以對中國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詳熟於胸。同時，他又廣交江南名士、達官貴人，致力學習中文，閱讀中華典籍，對中國歷史文化極富造詣。　　17世紀初，方濟各、多名我等歐洲修會的傳教士在利瑪竇打開的良好傳教局面下紛紛來到中國。他們對耶穌會取得的成就既羨慕又嫉妒，同時又不贊同耶穌會走上層路線的策略，對祭祖和葬禮風俗之盛及耶穌會士允許中國教友進祠堂、入孔廟祭拜等非常不滿，認為中國禮儀屬於宗教迷信性質，應予以制止。1643年，多明我會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1597～1664年)到羅馬向教皇呈遞了17條對耶穌會的指控。對中國文化已有深入了解的耶穌會士們知道，如果羅馬天主教會採納了黎玉范的建議，自利瑪竇以來在中國建立的傳教事業將毀於一旦，危情之下，耶穌會決定派博學善辯的衛匡國神父赴羅馬申辯。　　在歐洲，衛匡國將自己對中國的地理、文化認識灌輸給歐洲人。而此時的歐洲人對中國也已開始了研究。1653年，當衛匡國經過荷蘭時，荷蘭東方學家高利烏斯慕名登門請教，因為他不久前從一份波斯文件中發現了一種據稱是「契丹」人使用的紀年方法。當高利烏斯向他念出前幾個字時，衛匡國就告訴他，這是中國的干支紀年法，並將剩下的內容一字不差的背了出來。高利烏斯對這一發現頗為興奮，不久便撰寫了一篇文章，詳細描述了中國的紀年方法，歐洲人由此對中國歷史和天文記載準確性的信任度大大增加。

　真正讓衛匡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四部著作：《韃靼戰紀》、《中國上古史》、《中國新圖志》和《漢語語法》。這四部著作幾乎囊括了關於中國的各種知識，大大豐富了歐洲人的眼界。　　《韃靼戰紀》是世界上第一部記錄明清易代歷史的著作，評述了努爾哈赤、阿巴亥、多爾袞等領袖人物的文治武功，還表達了他對明朝覆亡原因以及滿人入關後努力漢化，從而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固有文明的看法。這本被稱為「17世紀中國現代史」的著作，在1654～1706年間共用九種不同的語言在歐洲發行了211版，讓歐洲人全面感受到了一個真實的中國。雖然《韃靼戰紀》頗受歐洲人歡迎，但它也只不過是「開胃酒」，重頭戲則是《中國上古史》和《中國新圖志》。　　《中國上古史》1658年首版於慕尼黑，在它出版前，歐洲人已籠統了解到了一些中國的歷史。由於《聖經》講述了世界的起源，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向來對各國的歷史比較關心，17世紀尤其如此。《中國上古史》始於伏羲，終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即公元前1年，記述了夏、商、周、秦和西漢等五個朝代。出於宗教信仰和西方修史傳統，衛匡國努力把中國歷史引入到歐洲史學體系、《聖經》的編年史中，但最終他還是不得不承認：中國遠古皇帝伏羲在世的年代較之《聖經》所記述的大洪水發生時間早了600年。這一發現將千餘年來歐洲人奉為經典的《聖經》推到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引發了歐洲思想界對於《聖經》記載的可靠性和中國紀年的長期爭論。啟蒙思想家們也從中獲得了歷史批判的依據：當中國人開始編纂自己的歷史時，歐洲人還在大森林中游牧呢！在1777年馮秉正的《中國通史》問世之前，衛匡國的這部書在歐洲一直是有關中國歷史的權威之作。　　1655年於荷蘭出版的《中國新圖志》奠定了衛匡國地理學家的地位。衛匡國自稱，他為此書作了十年準備，除了廣泛參閱中國古代地理書籍和地圖外，還得益於他本人在中國各地的旅行。全書內有17幅地圖，中國總圖一幅，外加15省區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圖一幅。從書中可以查到明中國各地城關的經緯度。在前言中，衛匡國敘述了中國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居民、城鄉狀況、手工技藝、建築、科學、宗教、王朝紀年表、中國長度單位等內容。最後還介紹了女真族的歷史、語言、習俗、宗教及與漢族的關係。而在有關各省的記載中，內容則包括地理位置、名稱來源、建制沿革、風俗習慣、人文古迹、掌故逸聞等。此書成為當時研究中國地理的必讀之書，衛匡國也被稱為「西方研究中國地理之父」。

湯若望

　　除金尼閣與衛匡國之外，從1687年到1773年，耶穌會士總共寫了252種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其中綜合性的48種，歷史題材的14種，地理和天文題材的54種，宗教和哲學題材的40種，翻譯作品39種，字典和語法20種。出自耶穌會士之手的有關中國的著作，每年有兩種以上在歐洲出版。此外，耶穌會士們與歐洲各界還有大量的書簡往來。

　早期近代科學的滲入　　金尼閣和衛匡國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分別帶來了中國皇帝的兩個朋友——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像利瑪竇一樣，湯若望和南懷仁之所以受器重，在於其自身具備的科學知識能為皇帝所用，雖然其中一些在歐洲已不算是先進。　　1591年，湯若望生於德國科隆的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1611年加入耶穌會。1618年，在金尼閣激昂陳詞的鼓動下，湯若望隨其踏上遠赴中國的旅途。剛到中國時，「南京教案」（中國士大夫與西方傳教士發生的第一次嚴重衝突，以致明政府禁止傳教）餘波未平，湯若望只能留在澳門學習漢語。1622年，後金大軍直逼山海關，徐光啟、楊廷筠上書建議購買葡萄牙紅夷大炮禦敵。1626年，守衛寧遠的明朝將領袁崇煥利用紅夷大炮將努爾哈赤打成重傷，傳教士們的境遇始得改善。1627年，湯若望奉命前往陝西傳教，通過測定北京、西安等城市的經緯度，他肯定了利瑪竇的結論，在寫給歐洲的信中，他指出：中國以北沒有一個「契丹」國，所謂「汗八里」是蒙古人對北京的稱呼，在過去的地圖上，它的位置被錯誤地畫得過於偏北了。　　1630年，經徐光啟推薦，湯若望進入歷局，幫助徐光啟修改曆法。面對搖搖欲墜的大明江山，崇禎皇帝越來越迷信於天人感應，但當時使用的大統歷已非常古舊，無法準確預報天象，這使崇禎很是惱怒，下令重新修歷。湯若望成為修訂《崇禎曆書》的主要成員。《崇禎曆書》涵蓋了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天文學知識，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的學說。曆書共137卷，歷時四年完成，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只可惜崇禎皇帝還沒有來得及將其推廣便上了吊，明朝滅亡，北京陷入兵荒馬亂，很多傳教士逃往南方。為了保護曆書，湯若望選擇留下，他對中國的改朝換代看得比較淡：「如果這個皇帝不在了，會再來一個，對我們也許比他更好。」

　清朝建立後，為了迎合新王朝的需要，湯若望重新製造望遠鏡、日晷等儀器貢獻給皇帝，並把《崇禎曆書》改名為《西洋新法》呈給多爾袞，多爾袞又將其更名為《時憲歷》頒行天下，這就是我們今天用的「農曆」。鑒於湯若望的傑出才華和敬業精神，大清皇帝頒布諭旨，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開啟了外國人長達150年的掌控欽天監的先河。　　湯若望在順治皇帝登基後很快與其建立了融洽關係，他經常出入宮廷為順治皇帝講解天文學知識，順治親切地稱其為「瑪法」（親愛的爺爺）。1651年，順治皇帝在一日之內就給湯若望加封三次，1653年再授「通玄教師」的尊號，1657年又授「司通政使」一職。1658年，順治再封湯若望為「光祿大夫」，使其成為清朝的一級正品大員。湯若望對順治的精神世界影響是巨大的。順治在24歲因患天花去世前，曾就繼承人問題諮詢湯若望，湯若望知道天花流行的可怕後果，因此建議皇帝選擇一位出過天花的皇子繼承皇位來確保江山永固，這就是康熙皇帝。

南懷仁

　　康熙繼位後，大臣鰲拜擅權，反對西洋曆法，在大臣楊光先控告下，70多歲的湯若望和欽天監其他幾位傳教士被打入死牢，罪行是：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曆法荒謬。無巧不成書，就在判決發出不久，北京連續五天發生地震，人們以為是激怒了上蒼。孝庄皇太后怒斥官員們說，「湯若望向為先帝信任，禮待極隆，爾等而欲置之死地耶？」遂命釋放，但湯若望不久含冤而死。　　在湯若望最後的日子裡，有個人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直至為其送葬，他就是南懷仁。　　南懷仁1623年生於比利時，曾就讀於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會大學之一的魯汶大學。南懷仁原本想去南美洲傳教，但衛匡國的到來改變了他的命運，衛匡國的傳奇經歷和口若懸河的演說才能深深吸引了他，最終在信仰與冒險精神的驅使下於1656年隨其前往中國。　　南懷仁到中國後先被派往西安傳教，但其魯汶大學高材生的名聲很快傳開，1660年便被湯若望召回了北京。湯若望年長南懷仁30歲，對這位副手在欽天監的工作很滿意，南懷仁也非常敬重湯若望。1665年，當耶穌會士們遭誣陷時，南懷仁代替已患中風的湯若望出庭申辯，後放棄可以出獄的機會在獄中照顧這位老人，清朝官員無不讚歎道：「湯瑪法已擬死罪，他人將趨避之不暇，而懷仁仗義為之辯護，誠忠友也。」　　康熙親政後，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正。這位新監正上任後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重建了北京觀象台。在此之前的觀象儀器基本沿襲元代《授時歷》而造，湯若望等人編訂的《時憲歷》頒布後，舊的儀器便不再適用。南懷仁與欽天監的中國官員們一道，先後製造了天球儀、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紀限儀器、象限儀，於1673年完成。如今，在北京建國門立交橋西南側的古觀象台上，這些儀器依然佇立在那裡，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見證。　　1674年，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反清，在康熙極力要求下，南懷仁負責修造大炮，並撰寫了火炮製造和使用的《神威圖說》一書，有力地維護了清王朝的統治，他也因此被康熙授為工部右侍郎。康熙是一位好學的皇帝，南懷仁曾經在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裡，為其講授幾何學和天文學，並將《幾何原本》譯成滿文，使得康熙能夠與中國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深入討論問題。此外，南懷仁還撰寫了《坤輿圖說》，向皇帝展示了當時歐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地圖。南懷仁的貢獻使其得到康熙非同一般的寵遇，他在1688年去世時康熙很是傷心。　　1700年前後，東西方交流呈現出高潮，在中國表現為天主教勢力的壯大，而在歐洲，「中國熱」已達頂端，直接導致了漢學的產生。（董玉潔）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