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盛衰史：從民眾喉舌到人民公敵》中國最著名博客女王干群精美作品編號20120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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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著名博客女王干群精美作品編號2012062301《「公知」盛衰史：從民眾喉舌到人民公敵》

什麼是「公知」與「士節」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群體的變化，能夠像知識分子的變化那樣隱喻「社會」的結構裂變。然而，與「詩人」、「文藝青年」等辭彙命運相同，「公知」一詞自2005年進入公眾視野以來，迅速貶值，及至當下，隨著各類牛鬼蛇神競相登場，上演各類或荒唐或荒涼的活報劇，「公知」竟成為公眾「人人喊打」的一群，「母知」等惡搞辭彙應運而生。「公知」有病，天知否？然當為真正知識人所痛心的，卻是這泥沙俱下眾聲喧嘩之中，無法別清晰辨認的操守與良心。「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魯迅先生言猶在耳，遙想前人「士」，可堪玩味的，或許恰是這最好又最壞的年代。最近關於「公知」的微詞不少，說他們貌似公正博學，以評判天下為已任，視政府和百姓問題多多，自認擔綱啟蒙責任，實則搖擺不定、肩膀不鐵、骨頭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網路輿論甚至罵之為「母知」。且不說這種評價是否包羅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癥狀而言，其實也只不過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老毛病。

所謂「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識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所著《公共知識分子》一書里提出的，指的是美國當代社會出現的在自己專業範圍之外就公眾關心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等熱點問題在各種公共媒體和講壇上發表評論的人。波斯納只是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而對於「公知」的精神，則是我們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2004年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說這些先生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他們是否堪當此評姑且不論，就這定義本身的內涵而言，也不過是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這名詞兒看起來挺有現代民主和「精英治國」的味兒，其實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按照儒家倡導的「士」的精神來培養和要求所有讀書人的，可以說中國最具有「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傳統。大家知道，當年孔子辦學的培養目標就是「士」。他的學生精通「六藝」，當然就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帶著一群研究生遊說各國，也就是「進言社會」，他自己擔任魯國國相併號召大家都「學而優則仕」，無疑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而後世儒家在《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明確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會職責。至於「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也就是所謂「士節」吧，這個問題孔老夫子不大講究，後來孟子是特彆強調了的。孟子說「士」就是「無恆產而有恆心」，就是是「士」要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保持獨立的人格。他還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價值，只是後世和今世的人們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節」的問題忽略了。其實，把孔子的「肉體」和孟子的「骨頭」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別是後來一些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英之士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里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表達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歷史使命。

中國幾千年來都按「公知」的要求培養讀書人，在古代不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是如此，在現代劃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其精神價值和文化傳統也一直在發生影響。可以說，「公知」精神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價值目標，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種優秀文化傳統，但問題是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我們的儒家精神包括傳統文化，或者說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老毛病，那就是話兒吹得牛逼，而在實踐上卻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且不說「士」一旦「仕」了，即便是原來有點「公知」的也大都「母知」了，就是終身不「仕」或不得「仕」的人，能堅持「公知」的讀書人在歷史上也屈指可數。春秋戰國時代的「公知」倒是不少，他們吵吵嚷嚷、「百家爭鳴」，一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來了個「焚書坑儒」，從此大家都「母知」了。當然，後來漢武獨尊儒術，儒生們又有所蘇醒，而漢代鄉舉和隋唐科舉更使整個官吏大多由「士」來擔任。然而「仕」裡面大都被宮或自宮成了「母知」，能保持「公」性的「死諫」之臣和革新變法之士雖屢屢不絕卻寥寥無幾，大都奴顏卑骨「母」得可怕。而在野的「士」雖然也喜歡牢騷牢騷，寫點詩編個故事什麼的，根本算不了什麼「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而且「文字獄」一來就屁滾尿流，真正像「東林黨」和李贄那樣沒有幾個，留下「侏儒」和「犬儒」罵名的倒是不少。到了十九實際末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中國經歷了自「百家爭鳴」以來更深刻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國傳統的「士」逐漸變成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確實出現了一些肩負起用民主與科學喚起民眾的「公知」，但是即便是在外來思潮強烈衝擊之下，真正「鐵肩擔道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鳳毛麟角，「假洋鬼子」、「衛道士」和「乏走狗」卻欺世盜名，侏儒和犬儒也至今不絕於世。至於以後的情形大家都明白，這裡不必多說。值得捫心自問的是，在中國知識分子整體進入煉獄的歷史歲月里，我們有幾個人真正保持了「士節」呢？又有多少知識分子趨炎附勢喪失天良呢？在中國有沒有人堪稱「社會的良心」呢？所以總起來講，我們中國文化傳統中，雖然「士」了幾千年，卻總是「士」不起來，也就是「公知」不起來。

那麼，歷史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眾聲喧嘩之後，又一次遇到了因互聯網而帶來的自媒時代和文化多元的歷史契機，一些不甘寂寞的專業知識分子又以關心公共事務和肩負啟蒙民眾的使命走向輿論前台，而新媒體時代又使專家學者的頭銜能夠迅速變成文化資本，於是「公共知識分子」就作為一道新概念作文題標榜出來了。那麼我們現在弄出一個「公知」的新名詞兒，是不是就可以使知識分子「公」起來呢？事實已經證明未必。美國學者波斯納已經強調過，公共知識分子不僅含有具備學識的應有之義，還應包括作為表率的人格修養和強烈的社會關懷以及批判精神。縱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我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卻「公」不起來，「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倒是次要的。你以為精通儒術就能「士」嗎？非也，你以為「弄通馬列主義」就能做「革命家」嗎？非也，你以為懂得「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就「公知」了嗎？非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公」不起來，如今一些號稱「公知」的人又被罵為「母知」，主要原因並不是不是因為他們缺乏「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不是因為他們學問不大、事理不明，而是因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正直人格，缺乏「士節」。想一想歷史上那些侏儒和犬儒的模樣，看一看當今某些「公知」的「母」像，無論是小罵大幫閑還是嘴硬骨頭軟的「意見領袖」，還是堅持「立場大於真相」而不惜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喪失良知的專家教授們，有哪一個不是雖然滿腹經綸而肩頭卻擔不起公正和道義呢？而要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老實說，肩膀和骨頭又是最重要的。當然，肩膀和骨頭畢竟是血肉之軀，壓抑太久至酷，是否會扭曲變形而至殘疾、而至基因遺傳，也應在考究之列。從「士」到「公知」的文化傳承和時代變遷表明，「公知」的精神是偉大而且應當與時俱進的，「公知」也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呼喚，他們任重而道遠。但是我們也應該明白，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絕不是換上一個新名稱就可以改變的。聯想到歷史上「士」的悲劇、知識分子的遭遇和當下有些「公知」變「母知」的教訓，我們不能不認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品質及至我們的民族劣根。老實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恐怕關鍵還是由我們自己的良心決定的。所以我建議時下那些以「公知」自詡的先生們，還是少拍肚皮多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當代知識分子發展史：社會肌體上一段經常發炎的盲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成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代名詞。之後，又獲得正名，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儘管如此，在當下語境中，他們與工人階級之間就算不會相互排斥，但也未見得就能相互認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就好像社會肌體上的一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雖不至遭遇徹底割除之厄運，但總是讓人感到隱隱作痛。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

「公知」為何被攻擊？公共知識分子這種代表社會精英階層的群體，逐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說一個人是「公知」，已經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甚至還衍生出了「母知」的戲謔、調侃的名詞。公共知識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公知」污名簡史在當代歷史上，知識分子這一名稱，曾經被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與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成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代名詞。鑒於其不佳的政治名聲，而被貶稱為「臭老九」，為革命群眾所不齒。之後，又獲得正名，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儘管如此，在當下語境中，他們與工人階級之間就算不會相互排斥，但也未見得就能相互認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就好像社會肌體上的一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雖不至遭遇徹底割除之厄運，但總是讓人感到隱隱作痛。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

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研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範圍之內活動。另一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共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共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共利益，社會共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正如學者許紀霖（微博）所指出的：「這種學院化的專業趨勢，形成了知識分子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斷裂。在其內部，原先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一個個細微的蜂窩狀專業領地，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領域和共同的知識旨趣。在其外部，由於專業知識分子改變了寫作姿態，面向學院，背對公眾，他們與公共讀者的有機聯繫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一個封閉的、孤芳自賞的階層。」21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密集談論，實際上是對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分子群體蛻變狀況的嚴重不滿。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但2011年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在互聯網和大眾媒體中開始被簡稱為「公知」。當「公共知識分子」被簡稱為「公知」的那一刻起，這一名稱就被嚴重貶低了。一些負有特殊使命的媒體和言論人士，開始有計劃地針對「公知」實施污名化，並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對所謂「公知」的攻擊，一般來自幾個方面：一種是審判式的，一般是公開的主流媒體上某種觀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們動用話語特權，以一種一成不變的觀念和居高臨下的口吻，對有爭議的現象進行審判。這一類觀點往往強詞奪理而又外強中乾，一旦脫離了其話語特權的保護層，就會變得弱不禁風。另一種是標籤式的。這種手法無須論證、無須理由地將「公知」一詞污名化，變成一個貶義詞，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漢奸」、「四類分子」之類的辭彙一樣，然後將這樣一個髒詞扔到對手的身上，自己似乎變得純潔了並且大獲全勝。這種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現在網路口水戰里。

知識分子應成為社會的偉大「良心」一般性地在公共領域談論公共話題，這並非知識分子的特權，而是任何一位公民的權利和責任。如何成為知識分子的談論，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很容易在歷史上找到知識分子介入公共事務的範例，比如，雨果、左拉、薩特、索爾仁尼琴等作家，以他們的寫作，直接干預了現實事件的進程。他們也因之被視作社會的偉大「良心」。但另一類寫作者，比如普魯斯特、卡夫卡之類的作家，卻表現出對公共事務的極度淡漠，他們在私密的空間里完成了對一個內在的精神空間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摹寫。但與他們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就對自己時代的生存經驗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魯斯特、卡夫卡這樣的作家，在深度和強度上，都達到了一個難以企及的極限。對於這一類知識分子而言，真理即至善。如果知識分子以追求真理性為其精神活動的終極目標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是唯一能夠超越自身社會階層身份和利益之局限性的群體，是一個不僅可以質疑和批判社會，同時還可以質疑和批判自身的群體。這種質疑和批判性的力量，並非知識分子天然的道德優越性所在，而是「知識真理性」自身的本質規定。現代知識真理，就是建立在不斷質疑和批判的基礎之上的。

潘石屹是「公知」還是「做秀」?地產商潘石屹發行「潘幣」，並在微博上發表言論，而突然「爆紅」。潘石屹除了談論房地產方面的事情之外，還熱衷於點評當下社會文化現象，言論時政，宣揚自己的一些價值觀。鑒於潘石屹是著名的公眾人物，而且又當中國房地產市場陷於某種複雜的處境之時，潘石屹在網路上的表現，引起公眾的熱切關注和爭議。有網友認為，潘石屹越來越像是一位「公知」了。但也有網友認為，潘就是一個商人，而一個以追逐利潤為工作目標的商人，企圖扮演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來介入公共事務，則純屬「做秀」，云云。無論潘石屹的動機何在，首先，他有自由表達的權利。在微博上，這種權利就更毋庸置疑的。在我看來，每一個人都會有多重身份，不可能只有一種單一的身份。任何一個個體在不同的場合里，有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會有不同的身份表達。公共知識分子也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職業角色，沒有一個人天生就被規定為「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也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無論是商人還是知識分子，都不是天然的和一成不變的概念。尤其是在現代社會，現代商業早已不是簡單的商品買賣問題，知識經濟時代，一個成功的商人，往往都是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廣泛的知識的人士。一些教育不完備的商人，如果他要取得更大的成功的話，他也不得不去進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這樣的話，商人是否能夠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不是什麼問題了。或者說，既然知識分子能夠成為商人，商人為什麼不能成為知識分子呢？當然，是否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作為職業為商人的潘石屹，在某個特定的時空里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並不是什麼不可理解的事情。

是否「公知」與粉絲多寡無必然聯繫有人認為，潘石屹之所以能在微博上擁有數百萬的受眾，實際上是少數擁有金錢、地位，並控制了話語權的「精英」，在刻意引導輿論，而公眾也很容易認為這些「精英」的意見很重要，他們希望能從這些成功者口中聽到解決一切麻煩的答案，從房價走向、匯率變遷、國家實力的興衰到教育改革和家庭幸福。但是，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並不在於其擁有的受眾的多寡。知識分子的公共性，首先是因為知識的公共性，其次是因為其所討論的話題的公共性。民眾期待從商人潘石屹的口中聽到對時下熱點以及一些公共領域的問題的點評，此時，民眾對潘石屹的期待，已經不是對商人的期待，而是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期待，或者說，是對社會名流介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的期待。然而，一個人是否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從根本上說，與受眾的數量和反饋情況，沒有必然的聯繫。我們看到，網路上那麼多擁有成百萬受眾的文化名流和娛樂明星，他們並沒有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甚至經常有網友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逼他們出來發言，他們也依然選擇沉默。另一方面，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社會精英對輿論的壟斷性地位，實際上正在逐步喪失，一個人如果沒有超越法律的權力的話，想在微博上壟斷話語權，在我看來是自不量力，最終只能自取其辱。互聯網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文化的去精英化而準備的。社會精英（尤其是所謂「專家」）在微博上被公眾「群毆」的事件屢見不鮮。社會精英可能會比一般網民擁有更多的資訊，尤其是擁有一些非公開化的資訊，但也僅限於此。這並不代表他的意見就很重要和能夠左右輿論。「公知」發端：公共精神贏取公信

公知在中國的演變「公知」一詞大範圍使用始於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識分子，顧名思義就是經常就公共議題發聲的知識分子。自從有公共媒體以來，就有公知的存在。民國年間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壓的知識分子階層重新凝聚起來，公共知識分子也在重新形成。雖然當時不使用公知一詞，然而如北島等人，也被後來的人們認為是公知。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名詞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個概念，此後自2005年起，「政右經左工作室」每年推舉當年度富有影響的「『政右經左』版公共知識分子」。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公知往往是一些佔有話語權的知名人士由於「公共知識分子」概念興起的時代仍然是傳統媒體佔主流，因此媒體上的發言權也仍由那些帶有頭銜的「知名人士」所掌握，其中關心公共事務的就很容易成為公知。從歷年的「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中可以看出，大學教授、作家、媒體人佔了當中的絕大部分。而且這類人群，尤其是大學教師，一般還具有某一方面（通常還是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這就使得他們的發言水平能夠有保證，也更具信服力。公知之所謂「公」，主要是他們的價值立場「為公」，公知們往往以公共利益代表自居。公知們往往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以治理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們非常關心一些所謂的公共事務，自認為自己是真正排除個人利益干擾而站在集體或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發言的。所以人們經常發現公知們在很多問題上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批評政府，因而贏得了較高的公信力。這些公信力激勵著公知們的道義擔當。

「公知」一詞逐漸被異化，反而成為了帶貶義的稱呼在網路逐漸發達以後，曾幾何時，與「專家」、「教授」等辭彙一樣，「公知」也漸漸成了帶貶義的辭彙。在很多語境中，「公知」往往成為到處亂噴、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臨下的代名詞。他們甚至遭到關於動機的指責，一些觀點相左者認為他們「被外國收買」、「搞亂中國」等等。

公知確實有的水平不高事實上，「公知」一詞的污名化以及這一群體遭到批評，當然有他們自身的責任。一方面，公知們雖然通常具有一些專業知識，但是也不可能覆蓋所有領域。在一些新聞事件的判斷和評論上免不了過於依賴直覺。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公知年齡層次相對偏大，接受教育較早，知識相對也會比較老舊，有時候會跟不上現實的發展。所以公知們雖然心繫社會，也時不時會提出一些不靠譜的建議。例如去年於建嶸教授發起「微博打拐」活動，發動網友拍攝街邊的乞討兒童，上傳微博並報警，並希望立法禁止兒童乞討。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他們本沒有權利無端懷疑並強迫檢驗，也無疑侵害了很多非拐賣兒童正常乞討的權利。在葯家鑫一案中，一些法學專家「廢除死刑」的呼籲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公知們也常有對市場經濟認識不足，過多呼籲政府管制的毛病。另外，不少公知都身處政府供養的學術機構，加上年齡、視野的局限，也使他們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微博的出現使得他們的缺點被放大一個不得不重視的時間節點是微博的開通。在此之前，傳統媒體的民間話語權基本掌握在公知們手中。雖然網路的存在已經使得一般網民能夠互相交流，但也僅限於論壇等小圈子。但是微博則開啟了真正的網路自媒體時代。微博的存在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話語權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階層的人們有了平等交流的權利。原本似乎「高高在上」的公知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鏡仔細觀察和推敲，並反覆接受不同觀點的衝擊。在這種背景下，許多公知的一些知識、視野不足的毛病，一些不妥的舉動，甚至是應對公眾時公關能力的不足，都被放大了。一些原本並不嚴重的錯誤，加上一些觀點對立人士的攻擊，就成為了「公知」群體的「罪證」，而影響了整體的信譽。當然，同時不得不提的是，由於網路的發達，信息的爆炸，普通人學習的門檻越來越低。原本只能在高等學校學習的專業知識——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完全可以通過自學掌握。一些年輕一代由於走在時代前沿，知識水平已經不遜於年齡較大的公知們，視野則更為開闊，在微博上的觀點碰撞中常常能夠勝出。這也使得人們開始懷疑公知們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公知們也在大力呼籲改革，維護公民權利雖然公知們確實存在著自己的不足，他們的正面作用同樣不可忽視，而且是更為重要的。大多數遭到攻擊的「公知」通常也是改革的擁護者和倡導者。例如司法界的公知如賀衛方、何兵、陳有西等人都是司法改革的著名推動者，長期呼籲推進司法改革並提供專業角度的意見。而經濟、茅於軾、張維迎等教授，也一直致力於呼籲和推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茅於軾前不久還獲得了「弗里德曼經濟學獎」。公知們也熱心於維護公民權利，不僅如此，在不少新聞事件中，更能看到公知們直接參与其中的身影。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孫志剛事件」。2003年孫志剛在廣州某收容所被毆打致死後，許志永、俞江、滕彪，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等多維法學專業人士都以中國公民的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序。這不僅僅推動了司法制度的進步，同時也是對全體公民基本人權的關注。去年的廣東烏坎事件中，也能看到許多公知或網路呼籲，或親赴實地聲援，為事件的解決起了重要作用。

任何社會都需要公知，英美雜誌曾評選「百大公知」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一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人們在公眾傳媒上代表公共利益發聲。公知一詞本身就是一個外來辭彙。在英語中，「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指專門從事公共領域而非學術或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他們同樣在公共媒體為公眾的自由、平等等價值發聲。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聯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網路上舉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讀者投票，評選百位健在且積极參与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最後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名列榜首，中國經濟學家樊綱榜上有名。此外，不在候選名單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物理學家霍金、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等人也得到了讀者的額外提名。2008年這一評選再次舉行，喬姆斯基、樊綱等人仍然入選。

國家也需要更多的人為「公共」而發聲「公知」的污名化似乎造成了一種結果，網路上似乎不少人都對「公知」的名號敬而遠之，彷彿帶上了某種原罪。然而與此同時，無論議論時政而不敢自稱公知的，抑或是猛烈批評公知的，他們又何嘗不是自認為代表公共利益發聲？誠然這些人似乎沒有「知識分子」的名頭和其他頭銜背景，但是在網路發達、話語權分散的當下，沒有人先天佔有多少優勢。所有這些人都可以被視為「公知」。當下中國的公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外國需要公知，仍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更需要公知，以推動改革和社會進步。

社會對待公知要寬容公知們有許多錯誤，當然值得批評，他們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但是這種代表公眾的立場，無疑值得稱讚。如果僅僅因為公知們水平不高，言論出了一些小的錯誤，就無視他們的初衷和良心，把它們徹底否定，並站到公知們的對立面，標榜「獨立思考」，那就反而陷入了為爭論而爭論，為反對而反對的誤區，除了自己搏出位吸引關注以外，對他人沒有任何好處。社會應該營造對公知的寬鬆環境，激烈討論觀點，但不涉及人身攻擊。這樣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公知的行列。

學界如吳敬璉「公知」異化：走下神壇動輒得咎在網路逐漸發達以後，與「專家」、「教授」等辭彙一樣，「公知」也漸漸成了帶貶義的辭彙。在很多語境中，「公知」往往成為到處亂噴、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臨下的代名詞。他們甚至遭到關於動機的指責，一些觀點相左者認為他們「被外國收買」、「搞亂中國」等等。一方面，公知們雖然具有一些專業知識，但也不可能覆蓋所有領域。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公知年齡偏大，接受教育較早，知識相對也會比較老舊，有時跟不上現實的發展，也時不時會提出一些不靠譜的建議。

「公知」危險：網路時代無處遁形微博開啟了真正的網路自媒體時代。微博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話語權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階層的人們有了平等交流的權利。原本似乎「高高在上」的公知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鏡仔細觀察和推敲，並反覆接受不同觀點的衝擊。在這種背景下，許多公知的一些知識、視野不足的毛病，一些不妥的舉動，甚至是應對公眾時公關能力的不足，都被放大了。一些原本並不嚴重的錯誤，加上一些觀點對立人士的攻擊，就成為了「公知」群體的「罪證」，而影響了整體的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