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何新與中國夢

[轉載]何新與中國夢

衝擊力 方堃

【按】中國新聞周刊網2012年8月16日綜合報道：「2011年10月9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23次提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顯示出高層對「民族復興」的概念的無比重視。（習近平總書記自去年11月29日以來，在國內外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不同主題28次闡述「中國夢」，更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時代最強音——作者注）據聞『偉大復興』的觀念體系源自於在高層頗有影響的思想家何新先生。」（略引）此前的《南方人物周刊》《打撈三十年爭議人物》則稱之為「何新式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教授就說過：「何新在國內率先打開了從全球經濟、政治格局中審視當代中國、中華民族的國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視野。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幾乎是一種新的愛國主義的產生，至少是一個新的愛國理念的產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最有影響的愛國主義思想無不沿著這一思路生髮。」因此，對照分析一下中國夢與何新學術體系的關係大有裨益。

何新的中國夢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闡述「中國夢」。自那時以來，「中國夢」已經成為國家發展和民生幸福目標的總概括，成為統一意志、凝聚人心的強大力量，成為時代最強音。

這個夢想由來已久，而在今日，「中國夢」的凸顯必然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和深刻內涵。

64年前，中國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百年救亡革命的成果，在中國共產黨這支最先進政治力量的卓絕奮鬥下宣告成立。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新時代開啟之後，新一代的，共和國的同齡人也成長起來，同樣新一代的夢想也成長起來。在這群同齡人中，有習近平。還有何新，一位學者、思想家，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正是「中國夢」在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源泉！

何新生於1949年，他充分意識到這個年份的特別意義，意識到自己與共和國的命運相系，也自覺地關注和思考共和國的命運，於是兩者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少年時代，他熱情投身文革洪流，之後又作為知青下放北大荒。而後時局的迷亂、歲月的艱難和自學的求索，又讓他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和叛逆。1974年，何新關注著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大會政治報告中提出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命題，他豁然意識到文革即將結束，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即將來臨。一個偉大的主題在他心中升起。16年之後，他以此主題形成了一本書：《東方的復興》。此時，中國又處在一個緊要的歷史關頭。何新將為中國的前行提供新的思想、精神和真實的影響力。

這是一本展望復興前景的書，更是一本直面艱難現實、飽含深沉憂患、應對危機挑戰的書，正因如此，它才如此深刻有力。以此為發端，他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影響所及，一股新的無比強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湧動起來，「中華復興」成為日益嘹亮的時代號角，直至成為國家政治主題。

在《東方的復興》序言中，何新如此訴說自己的夢想：「我一生全部學術活動的旨歸和最高夢想，就是看到我的祖國——中國現代化，看到中華文明的復興，看到中國的富強、光榮、進步和統一！」

而也正是在《復興之路》的展廳中，習近平如此談起「中國夢」：「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這個談話的主題是「中華復興」，這也是「中國夢」的主題。在何新身上，這是個人的夢想，也是民族的夢想。

習近平說：「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他回顧歷史：「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近代以後，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歷史告訴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

對於這一點，何新在《東方的復興》導論中如此論述：「儘管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至今依然阻難重重，但是，從古以來的中國歷史都正是多難興邦。如果我們回顧自龔自珍、魏源、林則徐以來，直到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和無數當代志士們，一個半世紀以來，一代接一代的愛國者為了這個民族的獨立、富強、振興和現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撓的努力，我們不僅會驚訝這一歷史所具有的驚人連續性，而且會驚訝中國人的如此堅韌不拔！我們更會意識到，追求富強和文明復興，既然已經有五六代人為之披肝瀝膽、前赴後繼，既然已經是席捲和涵蓋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主題，那麼，它就絕不會被今後的中國人所真正放棄。不管還有多少曲折、險阻和疑難，中國人沒有達到這一目標時，是決不會後退的。」

展望未來，習近平說：「中華民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前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何新則斷言：「東方在復興，中國也必須復興！」

2001年，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何新用更加激越的語言描述這個主題，「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復興」：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是一個極其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代。我們由於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義。三峽與航天，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布地遍布中國的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大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車同文、行同軌、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中國在一些主要的經濟（如鋼、煤、糧、棉）實物產出上成為世界第一位的經濟大國（這是1958年大躍進的目標，是毛澤東當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國從一個連洋釘、火柴都依賴進口的純消費國（1949），成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經濟品的主要生產出口大國，成為世界性的工廠，等等；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並實現了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的崛起。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歷史前進洪流，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阻擋它，186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阻擋它，後來的東條英機、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杜魯門不能阻擋它，那麼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住它！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

中華復興，歷史洪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

2002年，他說：「餘二十年前立志寫《東方的復興》，此一理想今日正在實現中！」「五十年內，中國必會走向經濟、文化及政治的全面復興，成為主導未來世界的軸心國家。」

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說：中國夢「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因此，國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國家利益承載著個人利益，國家夢想承載著個人夢想。由此，中國夢才具有其凝聚力和感召力。

也如何新所言：

「國家並不是狹義的、單純一部國家統治機器而已，國家是一個多民族、多階級的共同體。」

「國家不僅是個人利益的集合體，也是在現實世界中最強有力的保護者和實現者。」

這種道理絕非新創，而是人類歷史由來已久的傳統觀念。何新的卓越貢獻在於，他曾經逆「潮流」而動，頂住各色新思想、新主義和新觀念的攻擊，為這種「傳統觀念」提供了新的邏輯和強大論據，堅守住了關乎國家存亡的意識形態精神根基，又使之適應於新的時代形勢。他捍衛了愛國主義的正義性和崇高性。他成為知識界著名的愛國主義旗手，也被其反對者稱為「保守主義者」，甚至被斥為「中國民主精神的叛徒」。

《東方的復興》成書於1989動亂之後、社會意識形態極度混亂之時。而這場動亂正起於西方有意輸入的種種歷史虛無主義、政治激進主義的鼓噪，以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開放和世界主義概念攻擊黨、政府、國家、民族及一切相關的制度和文化，並利用社會不滿誘導促成「革命」。雖然國家果斷平息了動亂，但是人心的平復絕非易事。

《東方的復興》的第一篇是《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記錄了1990年6月何新作為知識界最著名的政府支持者，前往北大面對仍然對政府平亂心懷激憤的應屆畢業生做的一次政治演講。其主題是喚起學生們的愛國主義情感，整個演講驚心動魄、火花四濺。在何新看來，愛國是一種偉大的「良知」：愛國就是愛大家，是一種大愛。

何新以種種事實和切身經歷揭露了「自由、民主、人權」等幌子背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真實意圖，揭示了西方新殖民主義通過經濟手段殘酷剝削髮展中國家的真相，講述了中國人在國外普遍遭受歧視和排擠的境遇。他問學生們：「究竟哪兒是中國人的家啊？我知道，有人說這個國家這兒不好，那兒不好，這有問題，那有問題，我們全看得見，但哪兒是家呢？哪兒是你的家園呀！美國好，是你的家嗎？中國人不愛自己的家園，行嗎？」他告訴學生們，國家就如同他與大家共住的一幢房子，如果有人要拆了這幢房子，他必定要挺身抗爭。愛國主義的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明了、無可爭辯。

演講取得了戲劇性的結尾，開始時的滿場起鬨和噓聲，變成了久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西方意識形態攻勢的核心在於，將個人與國家相對立，將國家體制判定為個人自由和權利的障礙，鼓動人們以「自由」、「人權」的名義去反對國家、解散國家。何新則將人權重新納入國家範疇之內，闡明國家不是人權的障礙，而是切實的保障，國家也是「權利共同體」。

何新在對美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問的書面答覆中說：

「人權體系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人作為社會人的公權，即全社會中人權的集體體現。它在現實中表現為國家主權和社會權利。而維護社會人的集體公權，正是一個國家政權、一個國家組織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才是作為社會中個人的某些私人權利。在若干情況下，特別是當後者與前者發生衝突的時候，應當首先捍衛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這是任何國家和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法則。但是我們現在注意到，正是美國，常常對不合美國心意的那些國家，鼓動其社會中的某些人們起來以私權對抗公權，以個人權利的某些原則反對國家主權的基本原則。」

何新進而指出，人權不是抽象的、「天賦」的，而是在歷史中、在具體的經濟社會條件中形成的。他引用黑格爾的話：「人權並非天賦的，而是在歷史進程中產生的。」而國家就是歷史的載體和現實的綜合。他還引用英國自由主義學者穆勒的話：「個人自由必須服從於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義務。」還有英國國家主義學者霍布斯的警告：「國家政治制度如果放任個人的任性和自由，則社會必將成為一個人對人都是豺狼的社會。」

何新更以歷史的事實證明了新中國對人權的改善和保障：「1949年新中國所面對的起點，是一個百年間烽火不息的國度，野有餓俘，民有菜色，知識分子流離失所，多數人連最基本的人權—生存與溫飽的權利，都不能享有。」「正是新中國的建立給了中國人民以尊嚴，給了中華民族以獨立、自由和解放。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100多年的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徹底驅逐了外國侵略勢力。大規模的農村革命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則奇蹟般地解決了幾代中國政府均未能解決的歷史難題，扭轉了中國農村的大規模經濟崩潰和農民破產，逐步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新中國建立後，在捍衛中華民族的集體尊嚴，在給人民以溫飽、致國家以富強的同時，在解放婦女，保護兒童，保護公民的基本民主自由權利方面，做的事情比有史以來中國歷史上任何政府所做的都要多。」

「而一旦中國今日的社會主義制度解體或變色，我們就將看到，那些昨日似乎已經消失的一切噩夢（動亂、內戰、饑荒、失業、道德淪喪），就將在更可怕的規模上一一重演。」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破亂之國豈有人權——「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既然如此，大家就應該像愛護自己一樣，共同愛護這個國家，共同建設好、發展好這個國家，從而為自己開闢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習近平鼓勵中國工人階級：「自覺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偉業之中。」鼓勵中國青年一代：「『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

在就任國家主席的講話中，習近平號召全國人民：「只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鬥，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我們每個人為實現自己夢想的努力就擁有廣闊的空間。」

最大的意識形態

綜上所述，「中國夢」的核心觀念是「國家觀念」，核心精神是「愛國精神」。顯而易見，「中國夢」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這是最基本、最大的意識形態。

提出「中國夢」，以及以「中國夢」統領中國之全局，表明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意識形態的極其高度的重視。

在《復興之路》展廳講話中，習近平認為，推動中國從苦難中奮起的是一種民族精神。「近代以後，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建設自己國家的偉大進程，充分展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

精神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在何新那裡得到了最強烈的表達。

在《東方的復興》中，何新指出：「為了實現這種復興，首先必須追求中華民族精神、鬥志和信念的復興。」

在1990年的北大演講中，何新發出警示：「愛國這樣的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在全世界各國、在各種意識形態下都不能反對。但在我們這裡，這些年，它居然會臭！誰提起來誰頭疼，而且誰講它就被噓出去、趕下台。這本身就已經說明，國家已經危險到何等程度了。」

在《意識形態問題的思考》中，何新說：「政治意識形態對於一個國家體系，對於維繫一個社會的穩定和政治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著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

在《我的哲學與宗教觀》中，何新說：「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一系列與這個制度相關的基本價值的法理和邏輯基礎。」「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表明，一個國家絕對不能沒有意識形態。」他更直言：「當代問題的根本在於意識形態。」「自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真正危機，主要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由於腐敗導致的政治危機。根本危機是由於意識形態與現實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機，價值的危機，信仰的危機。」

他還說：「我們必須創造能夠增強國家和民族凝聚力、尊嚴與自信心的新精神價值，這是每一個愛中國的學者當仁不讓的精神使命！」

正是為此目的，何新將國家觀念、愛國精神整合為「國家主義」。在《論政治國家主義》一文中，他說：「國家是一種信念。它的正義性不需要邏輯論證，不需要充足理由。國家存在於那裡，你既生為這個國家的公民，你的天賦責任就是要愛它。」

何新認為，這樣一種「信念」極其重要，甚至於，「國家」首先就存在於人們的這種信念中，現實的國家正是以此「信念的國家」為存在基礎。他引用黑格爾的話：「國家不是建立在物質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因此，當作為一國治國理念的思想和精神垮掉時，這個國家也就垮掉了。」在他看來，蘇聯的解體提供了最切近的例子：「導致蘇聯瞬間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其國家意識形態的崩潰，也就是精神崩潰。」

「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當今中國，經濟力量雄踞全球第二，但是要實現中華復興的宏偉目標，還必須有一種偉大國家精神的引領，一種強大意識形態的支撐，這就是「中國夢」！

歷史榮光之恢復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記者見面上，習近平說：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再次強調：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華復興」，其邏輯前提正在於此：中華民族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所要「復興」的正是中華民族曾經有過的光榮和尊嚴。

十五大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從未提及「中華復興」，之前的提法是「振興中華」。兩者的區別就在於，「中華復興」對於中華輝煌的歷史有更明確的意識，更具有「歷史意識」。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中國共產黨誕生於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之後，這場運動以激烈批判中華傳統文化和歷史為要務，中華輝煌的歷史因此黯然失色、乃至黑暗無比。由此，只存在「振興中華」的問題，而「復興」則無從說起。

畢竟歷史已經過去，無可更改；但對歷史的描述，即歷史學從來不曾過去，從來只在當下，從來都可以改變。有人說「歷史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何新認為，歷史學不是一門中性的科學，「在主觀性的意義上，歷史是一種意識形態」。他更認為，歷史認知關係到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歷史學乃是一門塑造民族整體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識、自我評價和自我認知的偉大學術」。

「復興」還包含另一層含義，那就是輝煌的歷史曾經中斷過、沉淪過，即便從對歷史的描述、即歷史學上來說也是如此。要復興歷史，先要復興歷史學。何新對20世紀初葉以來的激進的民族歷史否定論進行了再否定，並對當時流行的主張全盤西化的《河殤》進行了全面批駁。

在《歷史學與「國民」意識 》一文中，何新如此批判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

「20世紀初葉中國出現了激進的民族歷史否定論。當時流行的激進觀點如謂，中國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適一派西化主義的『疑古』論者，則根本懷疑中國的全部成文古史體系，認為都是出自莫須有的虛構。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華之書《醜陋的支那人》，寫作《醜陋的中國人》，將一部中國史描繪成奸母、屠父、殺親、吃人等等集人間醜惡之大成的自虐、自瀆的妄想史。」「現代史學在歷史理念及方法論上也存在嚴重問題。多年來中國歷史學總體而言深受『左傾』階級鬥爭史觀的影響，具有形式主義與教條主義的特徵。這種史觀不僅使古代史、近代史教科書體系，顯得貧乏、蒼白、幼稚、薄弱，而且由於全部歷史被描繪成一部『階級鬥爭史』，因之古史中的幾乎所有重要政治代表人物，都通過階級分類被異化為所謂『奴隸主代表』（如周公、孔子）或『地主階級』代表；中國歷史因之而成為一部幾乎沒有偉人和好人的原罪史。」

針對中國文化「奴性和專制」的指責，何新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鮮明的人文精神」，「早在先秦時代就已形成了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倫理主義三位一體的獨特文化體系」；中國文化同樣有「民主」傳統，中國古經中有大量體現強烈民主色彩的政論和教誨，在政治實踐中也形成了一套相當成熟而具備基本民主功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針對中國文化「封閉」、「停滯」的指責，何新指出「古代華夏文明，既是自成一體的，也是兼收並蓄的」，「在所謂的漢文明中，早就融合著蘇末、埃及、巴比倫、斯基泰、印度以及匈奴、鮮卑、韃靼……的血液和文明因子」，「實際上，自秦到清的二千年間，中國社會制度從經濟基礎、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到社會生活，都發生了翻天復地的深刻而重大的變化」。

何新更付出巨大而艱辛的努力，完成了從《諸神的起源》到《眾神之頌》，再從《大政憲典》、《宇宙之道》、《天行健》、《思與行》等「何新經典精解系列」到《論中國歷史和國民意識》等等一大批著作，有力恢復了中華古典文化和歷史的原有光輝。正如他所總結的：「我們畢竟是一個存亡絕續垂韶已逾5000年以上的文明古國…… 在商周漢唐的漫長歷史中，我們曾經長久的一次又一次的作為一個萬邦羨慕的富強、文明、禮義之國，傲立於東方。」「華夏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所產生過的一切文明中，最優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淵源於遠古的文明。」

惟其如此，「中國夢」之主題命名——「中華復興」才能真正得以確立！惟其如此，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歷經170餘年持續不斷的革命奮鬥，才是一條「復興之路」。

歷史激勵現實，又召喚未來，它像吹鼓雲帆的烈烈長風，催動我們奮勇前進，去創造更輝煌的未來。「回顧一代一代的中華民族先祖，曾經賦予我們以值得驕傲的傳統，我們在今天當追索他們的精神，弘揚他們的事業，迎頭趕超世界的潮流！」（《東方的復興》）

歷史更將激揚起我們心中神聖的使命感！何新說：「我日益相信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承擔著偉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並且決心致力於這個民族的文化復興。」（《我的哲學與宗教觀》）

它使得中國夢具有極其深厚的歷史淵源。習近平說，中國夢「既深深體現了今天中國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們先人們不懈追求進步的光榮傳統」！

中國道路

道路問題決定復興成敗。選擇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這是中國夢能否實現的決定性問題。

習近平說：「道路決定命運。」

這條道路非常明確，他說：「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艱辛探索，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關於這條道路，十八大政治報告也做過明確的界定：「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習近平又稱之為「中國道路」，他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

他多次強調：「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麼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

關於這條道路的意義和「來之不易」，何新有著至深的體會。道路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各方爭論乃至鬥爭的焦點問題，也是何新思考和探索的焦點問題，他深深地捲入了這種道路之爭中，備嘗甘苦。早在文革時期，他投稿反對四人幫極左路線，受到政治批鬥。1978年，得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消息，他熱烈歡呼改革：「中國正處在大變革中。這一歷史變革將是全面的。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風俗、道德及社會習慣的各個方面，中國都將在今後的幾十年內發生徹底的、無比深刻的變化。」「以鄧小平為首的力量，他們的政策有時看起來是復舊（回到八大，五十年代），其實卻蘊涵著最新鮮、最富於革新色彩的內容，他乃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革新者、民族英雄。」

但是，改革進程的開啟，絕不意味著道路問題的解決，更不意味著道路之爭的平息。1980年代後期，何新漸漸感受到一股力量要將改革推向極端、導向歧途，將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改革篡變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特別是89動亂、蘇東變色等一系列事件相繼發生，社會主義遭遇重大挫折，道路之爭更趨白熱化。

這時候，何新擔當起「中國道路」重要辯護人的角色。他堅信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沒有錯，同時改革也是必要，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改革並非否定社會主義，而是在社會主義範疇內的改良革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歷史經驗和邏輯的綜合。

在此期間，他出了一本書：《為中國聲辯》。在其《中國社會主義的起源和歷史評價》一文中，何新指出：「存在於20世紀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乃是落後的農業國以國有制的形式，將國家經濟政治力量，集結為一個強大聚合體，以之對抗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強國的一種有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在國有化的基礎上，依靠國家計劃和意識形態動員，優先發展重化工業，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而這一模式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是德國工業化道路的歷史經驗總結：依賴國家力量，集中控制和調配資源，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和倡導高積累低消費政策。通過這種方式，原本落後的德國實現工業化的後來居上，超越英國。日本也主要借鑒德國經驗而實現崛起。蘇聯模式可以看德國模式的加強版，通過這種模式，更加落後的俄國實現了更加強勁的崛起，超越德國。所以，中國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選擇具有深刻歷史淵源，符合工業化自身的內在規律，也正是藉助這套制度，「使中國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由一個極其落後停滯在中世紀經濟狀態的農業國，變成一個門類初步齊全，具有先導性的先進工業領頭的初步工業化國家。」這是一項偉大的歷史成就。

他說：「如果我們深入觀察20世紀前半期中國所面臨的的歷史形勢，就會發現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乃是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歷史選擇。因為馬列主義對於蘇聯、中國等經濟落後國家，恰恰是一種可有效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進行工業革命、推動現代化運動的有效指導理論。」

所以，何新認為，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沒有錯！

作為反面的例子，那些全面毀棄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東歐國家，結果怎麼樣呢？沒有實現與西方富裕的接軌，卻紛紛陷入企業破產、經濟崩潰、饑寒交迫、邦國離亂的境地。這確是一條「改旗易幟的邪路」。

在《共和國與太陽同在》中，他說：「對中國來說，走社會主義之路則興，棄社會主義之路必亡，社會主義制度的放棄，同時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多民族同一國家的解體和崩潰。」「社會主義的命運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命運。」他以無比壯麗的語言讚美選擇社會主義的中國革命：「從『五四』到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兩次反帝戰爭（抗日、抗美）——那激越的北伐、悲壯的長征，平型關的鐵馬秋風與南泥灣的荊棘汗血，直到千帆渡江、木舸征海，這三十年間興起了何等的歷史風暴，直到天翻地覆！」「在五千年華夏文明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早晨的日出，曾像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黎明那樣的輝煌壯麗！」

但是，何新完全意識到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所在，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即，中國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在《為中國社會主義聲辯》一文中，他列舉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取得工業化成功之後遇到的14個大問題，如原有計劃管理方式與經濟規模日益擴大、結構複雜化的形勢不適應，高積累低消費政策與國民提高消費水平的要求不適應，生產供給與消費需求不適應，國內外交流和競爭機制的缺乏導致產業技術進步乏力，勞動力過剩以及配置不合理導致人浮於事，經濟結構比例失調、效益低下導致財政困難，等等。

在《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一書中，他又將「導致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根源」總結為3條：「1、農村貧困化，農業資本積累的難以進行，導致國內生活資料（消費品）和生產原料的嚴重匱乏（所謂短缺經濟）；2、國內產業的非競爭機制，導致勞動力的退化、技術更新的緩慢；3、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導致無法利用外部市場和外部資金、技術。」

所以改革具有必然性。在《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一文中，何新說：「市場經濟乃是社會經濟發展歷程中一個難以逾越的普遍發展階段。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願意不願意，經濟本身的客觀現實和需要，使建立這一體製成為一種必然。」

在《對我國經濟面臨形勢的觀察》中，何新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引入市場機制的經濟改革，是中國當代史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它是對計劃經濟時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成果的繼承，又是對其弊端的糾正。前後相繼的兩個工業化階段形成一個內在邏輯對立又統一的中國工業化的總進程。

總結起來說，前30年注重工業化基礎的打造，經濟運行服從於明確的國家戰略需求，所以也合理地服從於國家計劃安排，同時，工業化基礎的追求是，形成工業生產能力，即對生產資料的生產，具體地就是發展重化工業，必然導致以重化工業為先導，輕工業、消費品生產服從於重工業、資本品生產，所以這也導致經濟運行以生產需求為導向，傾向於實物經濟。在前30年成功地建立生產資料的工業化基礎之後，那麼，它自身的本質也開始要求它為消費需求而發展消費品生產，否則它就失去自身的主要目的，並且陷入困境。此時，整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管理方式都要發生極其深刻的轉變，即經濟運行服從於國民消費需求，以消費需求為導向必然意味著以市場為導向，導致輕工業、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先期形成的重化工業生產能力又服從和。改革的必要性就處在這種轉換中。

但是，何新認為，市場化改革取得成果，並不意味著，市場化就是這種成果的全部原因，也不意味著，改革的方向就是全面徹底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改革無疑包括市場問題，但並不歸結為市場問題。」市場化改革只是更好地發揮了原有工業基礎的生產能力，如果失去原有的工業化基礎，市場化的成果將無從說起。而且，市場經濟自身有其缺陷，而市場有限性規律、投資效益遞減規律、相對成本遞增規律三大基本規律的存在，使得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發生周期性危機，同時其優勝劣汰機制還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所以，市場經濟需要國家管理、政策引導、宏觀調控，需要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種綜合或混合的體制，既不是完全的國家統制經濟，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對兩者的更高的綜合。

何新試圖用一種歷史辯證法來看待這種綜合。在《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一文中，他進行了系統論述：

「每一個發展階段，在當時、當地看是有是非利害的。但從這一個大過程的觀點看，任何階段都會在這個過程中取得它的相對性意義，也就是取得它存在的價值。因此，就連在當時看起來爭得你死我活，殺得頭破血流的東西，過了一個過程來看，會發現也具有某種合理和必要性。」

所以，他反對以現在的市場經濟來否定前30年的計劃經濟。

「1949年以前，中國就是自由市場經濟。當時為什麼要革命呵?」「1949年中國那個自由市場經濟，使中國成為一個處於下位的，只能提供原材料、農產品和廉價勞力，而沒有民族工業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處於一種無力自我保護的、被剝削和被掠奪的地位。所以才引起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矛盾，動亂，社會衝突，其結果必然要導致革命。

1949年的社會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為了糾正當時社會經濟中的種種弊病。

那麼，這30年的好處在哪裡呢?這30年給中國奠定了一個工業基礎。沒有過去的計劃經濟，你沒有資格搞現在的市場經濟。1949年時中國國力是一個什麼情況?建國後，勒緊腰帶，集中國力，去搞建設，通過反帝這種形式，也就是冷戰這種形式，把整個外部的東西全擋在外頭。這種一國社會主義實際是一種自我保護，是面對冷戰而帝國主義要消滅新中國，中國當時不得不作的選擇——儘管未必是所情願的或理想性的選擇。把外來的東西擋在外頭雖然有很多弊端，但對當時要奠定民族工業基礎來說，恰恰是必要的。

隨著計劃經濟的逐步發展，舊體制的弱點也慢慢突出出來了。因此，在70年代末，鄧小平發動改革，恰恰是繼承這個階段，並且是糾正它的弊端，而並不是說當時我們根本不搞那一段，直接搞這個，就會更好。這就是黑格爾的一句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關鍵問題是正確理解存在的東西，理解一個事物比批評一個事物要難得多。批評是容易的，你不喜歡就可以批評，但是你要解釋它，理解它，說明它，這比罵它、批判它難得多。

西方學者說，計劃經濟是『統制經濟』——統一管制經濟。這是有道理的。50—70年代中國是統制經濟。當時之所以實施統一管制，是因為資源的高度不足，因為窮。即使是西方國家，也不是在一切時候、一切情況下，都搞自由市場經濟。例如在戰爭時期，在戰後危機時期，英、日、德、法、意，也都曾經實施過這種對資源的集中控制即統制經濟。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計劃或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深刻之極。」

毫無疑問，這正是習近平所說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在《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中，何新回顧了建國以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在國家工業化道路問題上的「左右之爭」，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來之不易」：

「自50年代初以來，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屆3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方針，這兩條路線糾纏交錯，鬥爭了幾乎30年。其間消消長長，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風風雨雨。」

「正確的是合題，而且只能是鬥爭後相互揚棄了的合題，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正是在這種碰撞中，一種新的歷史綜合，代表更高階段發展形態的歷史綜合出現了。這就是鄧小平所構想，而在江澤民時代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存在現實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千秋夢想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

在何新看來，這條道路的歷史厚度是不容置疑的。

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制度為例，「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落實到現實中，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混合經濟，最早可以追溯到歐洲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經濟學家是國有制的理論奠基者，主張由國家掌握經濟命脈，他們也正是「近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認為重商主義的實質是「工業主義」，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重商主義的政策是「工業革命的基礎」。重商主義在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和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那裡發展成為系統的國家工業化理論，分別成為美國、德國工業化的指導思想。之後其精髓又在蘇聯、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中得到強化性繼承。西方經濟史學家稱「實際上重商主義的理論也許是經濟思想史上迄今為止影響最為深廣和長遠的國家政策理論」。

關於「社會主義」理想，何新更認為，這是人類永世不熄的夢想。

在《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中，何新指出：「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只是19—20世紀的一種政治現象…… 這是對歷史的誤解。共產主義的思想淵源要更加深遠得多。」「有人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基於一種信仰、基於一種宗教精神與思想。其實他們說得對。不僅近代共產主義思想的興起，與近代宗教改革中形成的烏托邦思想（如托馬斯.莫爾）有密切關係，以及基督教、佛教的宗教哲學都具有某種空想共產主義的思想因素。基督教所謂千年王國的福音，實質也是一種烏托邦的理想。」

他批評張五常對共產主義的無知：「此人竟無知到不知『共產』一語的西方語言出處，不知道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的烏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島及溫斯坦萊的掘地派共產主義和聖西門的共產主義者『公社』，不知道『共產思想』可以一直追溯於《舊約》（耶穌曾說：只有分掉你們的財產，才能跟隨我），共產主義在西方社會思想中具有極為深遠悠久的傳統。」

他還指出，中國文化中，從孔子《禮運》、墨家思想，到東漢張魯的「五斗米道」，到康有為的《大同書》，有著流傳不斷的共產主義思想。

他說「人類對理想社會和社會公正的這一追求不會止息，所以共產主義運動不會終結。我們在新世紀一定會看到共產主義運動作為一種新的人文主義，以及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反抗而在全球範圍再度勃興。」

在2010年發表的《復興中國之路是重建新型社會主義》一文中，何新對社會主義發出了深情的呼喚：

「要讓國家政治道路和未來政策設計回歸於『科學的』新社會主義！要知道，這也正是來自億萬人民心聲中的呼喚，是1840年以來千百萬先烈前赴後繼犧牲奮鬥的呼喚，是1921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立黨的本來宗旨；而且，這也是從佛陀、耶穌和中國聖賢周公孔孟以來一切有良知的人類聖哲尋求導向歷史正義的終極呼喚！」

「也許還需要經歷許多年，也許還需要許多曲折以至還需要付出非常重大的歷史代價。但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廓清腐敗，只有社會主義能夠使未來的中國和諧清平。我堅信中國的未來和人類的未來必定導向新社會主義！這也就是我一生對人文科學和社會理想制度思考和探索的終極心聲與呼喚！」

習近平說：「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有著如此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強大的歷史趨向，中國人何能不自信？

何新說：「從過去的100年，到未來的100年，世界歷史運動的中心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因為人類未來的希望，人類追求一個公正、正義、和諧與人道社會的終極而永恆的夢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舉著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人身上。」

這就是對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雙重自信！

但是，社會主義夢想在20世紀迎來了輝煌，卻也遭遇了慘痛挫折。對此何新也有著深刻的認識。在《為社會主義聲辯》一文、《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一書中，他對此有系統深刻論述。

蘇聯、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並非是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它不是在西方先進工業國而是在東方落後農業國發生形成的。它的主要歷史功能是，以嚴密的國家集權體制動員全國資源以重化工業為先導實現快速工業化。這套體制在前期取得了極大成功，但是也隱伏了巨大的危機。問題在於，共產黨在推行這套體制的時候，為了增強其號召力和法理正確性，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的完成形態和法定形態。同時，它先期取得的成果，也讓共產黨認為它就是一種完成形態。而實際上，從工業化過程看，這隻應該是一個特殊階段的特殊體制，只是一個階段的手段。手段被當成目的，就會負擔上目的所要負擔的重荷，而這種重荷是手段所無法承受的。首先，被誤當成「目的」的手段被固化了，被當成了社會主義之本身，當手段的本質需要隨形勢進行調整和改革時，「目的」的假象卻成為一副沉重的枷鎖，言「改革」者動輒被打成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目的）。這使得手段的調整、「改革」極為艱難。「手段」被束縛，導致作為這手段的那套體制難以適應形勢，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又被誤當成的「目的」，即「社會主義」承擔了。於是手段的問題，成了社會主義本身的問題。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這樣認為，維護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同樣這樣認為。這後者才是可悲的。隨著，問題加重，反對者揪住不放，對「社會主義」的批評越來越致命，而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辯護越來越蒼白，直至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而歷史的真相是，無論維護者和批評者都搞錯了對象！他們所維護和批評的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導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的一個階段的特殊手段和制度。最後，這個特殊制度被放棄了，也被當成了對社會主義的放棄，也造成了對社會主義的放棄，造成了社會主義歷史進程的客觀挫折。這就是，意識形態和認識問題在歷史進程中的重大的致命性作用。

何新認為，只要正視蘇聯、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同時承認這種制度有其實現工業化的歷史合理性，更認識到這個制度隨形勢變化進行改革的必要性，那麼上訴意識形態難題就容易解決。對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反對或放棄社會主義，這既是對社會主義的維護者說的，也是對反對者說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向前探索、與時俱進的過程，而不是固定的一種制度形態，改革是其中之義，改革只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

所以，何新極為讚賞中國改革者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就是正視我國工業生產力仍然落後，國家工業化尚未徹底完成這一現實情況，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重新採納新民主主義歷史時期行之有效的若干方針政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承認在中國生產力發展還較低下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是不完全的，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一定是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建成的。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又畢竟設定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就為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贏得了時間空間。也贏得了信念。

正是對應於改革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何新提出了新社會主義：「新型社會主義的模式，應當是自由市場體制與國家計劃體制的揚棄和升華。新社會主義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科學化的計劃經濟，應當以國家力量對兩極分化進行強有力的遏制。新社會主義的政治是國家威權體制與憲政民主體制的優勢化綜合。」

歷史並未終結，社會主義永遠應該會有更光明的前景！

空談誤國

習近平在闡述中國夢的同時，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表明，中國夢不是空想、空談，而是實實在在的事業。

而要杜絕空談，倡導實幹，首先就需要務實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精神，可以說是貫穿何新思想的一根經脈，深深嵌在他的一切思考之中，特別是關於政治經濟改革的思考中。在他看來，能否堅持實事求是精神，是中國改革成敗的根本所在。他為堅持這種精神、抵制各種改革空想主義、教條主義付出了艱巨的努力。

在寫於1988年的《我的困惑和憂慮》一文中，他就強烈地表達了對「清談誤國」的反感和憂慮：「清談誤國，致兩晉數百年歷史動亂。誤今日中國改革大政者，我謬以為，實亦與某些並未深入了解、洞察中國社會實際，僅從洋書本中搬出一套套『宏、微』大計的改革清談有關。此類清談有一共同特徵，即筆下特多新、怪、洋之名詞，尤善將平常事物，論說得連專家也不懂，於是令人莫測其高深。其實紙上談兵何易，設計空中樓閣更不難。但一旦付諸實踐，卻往往碰壁。失敗之後，不反思中國國情與自己之理論錯誤，卻破口大罵中國國民之民族性——難道台、港所居之中國人別有一種與大陸不同之民族性或文化傳統乎，何以他們能搞成經濟現代化。」

他憂心中國的改革「在思想和理論的批判與準備上，先天不足」，「中國思想界至今尚未能形成超越于思辨性意識形態之上的，對於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現實，對於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深刻問題，具有深刻的真知灼見的系統思想理論。」

他感嘆：「要實現國家繁榮、經濟強大、政治安定，多麼需要一種以批判的實證方法引導，受實效檢驗，非自我辯護性、非意識形態性，也非解釋性的真正社會科學的指導。」「由於我們的社會科學至今沒有發展到這一步，所以當代的改革，就不能不依靠『摸著石頭過河』…… 缺乏從形形色色的誤國空談中做出辨識和選擇的能力。」

他回顧了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英國、法國、德國這些領頭的國家，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在建立工業化的市場制度以前，都經歷過一次一、二百年的意識形態革命。這一革命首先是致力於衝破傳統的宗教迷信和權威崇拜，啟迪人的自由思想，同時在方法上倡導實效主義，反對形而上學。」「引導英國、法國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化的思想方法，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引導美國的，是杜威、詹姆斯的實效(用)主義。引導德國的，是康德反形而上學的批判的理性主義。引導日本的，是日本人的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

所以在何新看來，實事求是精神，乃是現代化的一個精神前提。

但是，對於「百年來一直難以擺脫由於經濟落後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急於求成心理的中國人來說，『實事求是』四字，言之殊易而行之殊難。……我們總想、也總認為它可以通過某種新政策的發明創造奇蹟。近百年來的中國人總是迷信於政治，這種迷信，現在也還未真正打破。」

「近年在中國思想界喧囂瀰漫的文化形而上學、偽科學（打著「三論」的旗號）、歷史及經濟的形而上學，作為既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的理論，除了對其製造者提供職業性的好處外，除了煽動社會理性的迷亂和狂熱以外，沒有任何真實效益。它們往往以思維現代化的名義拋出…… 超實證和超功效的形而上學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不利於民族意識的現代化的。」

「為此，打破意識的迷障是極其必要的。應當堅決屏棄一切大而無當的哲學形而上學、歷史形而上學、文化形而上學和經濟形而上學以及各種浪漫的經濟政治空想主義。」

在1990年面對北大學生的演講中，何新再次痛斥「清談誤國」：「我憎恨清談誤國。……講起來頭頭是道，一實行就要殺人的理論，就是清談誤國的典型樣本！」

在回答義大利安莎社記者提問時，何新再次批評「清談」：「我說清談就是講起來頭頭是道，但按它辦事就會導致天下大亂，誤國誤民的理論。就是那種可以講得天花亂墜，卻不能靠它過日子的理論。」

在《對改革的反思》（1990年12月）一文中，何新指出：「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了必須探求適應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新道路這一重大課題。」然而其後，「在一派改革浪漫情調的鼓舞下，一種只有優點沒有弊端的空想性資本主義藍圖，或者說是資本空想主義的改革方案，在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一度誤導了中國改革的方向。」

他指出，中國改革正是發端於反對「兩個凡是」的「實事求是」。然而，「具有諷刺性的是，1978年激動人心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反對迷信和否定教條主義作為出發點。但在1988-1989年間，新生代的思想界卻在『全盤西化』的幼稚觀念下，重新建樹起一種新的教義和偶像崇拜，這就是對美國和西方價值觀念的盲從、迷信和崇拜。」

他認為：「中國思想界的最終前途，將取決於是否能在唯物辯證的方法指引和接受實踐的檢驗下，通過對傳統與外來思想進行選擇、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最終達到辯證、批判的綜合。將取決於是否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又能夠指導解決實際問題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

他更尖銳地指出，那種「誤導中國」（誤國）的「空想主義」（空談）的改革方案，是西方國家有意輸入的，並在中國培養起推行這種方案的利益集團。因此，抵制空談誤國，倡導實幹興邦，也不可避免地是一場鬥爭。

在他的系統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和政策的書《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中，何新通篇論證的世界都是：依據實際情況、追求實際效果的經濟理念和政策。

他說：「我對經濟學的研究，側重於兩個方面。一是現實經濟形態的運作原理。二是經濟形態及理論的歷史背景。」

他的經濟學研究追求的是實際的國家和社會利益。「我研究經濟學的目的，是具有明確功利性的，不是為研究而研究。我注重的是以經濟原理為國家政策服務，尋求探索有利於國計民生，探索有利於中國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的模型和政策，以及有利於社會大多數人、有利於國泰民安、社會穩定的經濟決策和對策。」

所以，他承認自己的經濟學屬於「對策經濟學」、「奏摺經濟學」，即是針對並解決實際問題的經濟學。

他強調：「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是經濟的政策學。」「近代經濟學理論起源於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確切名稱應該叫政策經濟學。」

相反，他認為：「馬歇爾、薩繆爾森等庸俗經濟學家竭力試圖將經濟學與政策和政治相析離，試圖描述一種『純經濟學』（『形式經濟學』）。儘管這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但這是一種偽科學。是一種包裝在數學形式之下的政治意識形態。」

何新認為，就是這種「偽科學」在製造一種空想主義改革方案。

對於中國經濟學現狀，他說：「我國經濟學理論一直處在一種幼稚的階段。經濟學者只注重於玩弄抽象的數理經濟模型和資本主義市場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卻毫不注重於研究現實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和具體發展階段，不注重於研究存在於現實中的真實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國家經濟政策。許多人把幻想性市場模型擬設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方向，卻忽略了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發展中吸取對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鑒。」

他告誡：「在經濟學中人們最好慎談所謂『科學』。實際上，在經濟學中遠還沒有形成普遍適用的可以作為一般規範的經濟科學理論。特別是如果竟以這類冒充為科學的經濟理論作為設計現實政策的指導，對於一個國家將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他主張：「經濟政策的制訂，我認為第一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第二應當從實際出發，第三應當從問題出發，而絕不應當從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所以，何新倡導「歷史和實證的經濟學方法論」：「不是把理論分析建立在理念的『應然』上，而是建立在對所存在事實實事求是地認知和解析上。」「實證經濟學與經濟政策緊密相關。任何一種政策必定依據於某種預測的結果，這種預測必定以實證經濟學為基礎。」

他反對關於「計劃」和「市場」的教條主義觀點：「我認為把計劃體制當作一種過時的落後的體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場體制比計劃體制優越，這本身就是一種誤導。在什麼情況下要用市場體制，在什麼情況下要採用計劃調節，這要根據實際情況，並不存在一個先天優越的體制，背離它就叫倒退。」

他認為，「實踐是檢驗經濟理論的有效標準」。「我主張現實主義。我反對任何自稱是絕對真理的先驗經濟模式。在這一點上，我贊成鄧小平的『貓論』。你的模式（計劃模式或市場模式，國有模式或私有模式）是不是絕對真理我不知道，這一點對我並不重要。我只關注採納你的理論後所產生的社會後果。社會後果好，經濟發展，人民幸福，社會穩定，就是好模式。反之，如果一套模式導致人們沒飯吃，或吃不飽；另一種相反的模式導致國家產業崩潰，導致發生大規模失業，那麼它們就都是壞的模式。」

「對一個經濟學家的評價也應當如此。不要看他是劍橋還是哈佛出身，博士前還是博士後。也不要看得沒得過什麼『諾獎』。只看他那一套會給國民經濟帶來繁榮還是災難。那個休克療法的發明者薩克斯，他那一套『哈佛500天計劃』，在蘇聯及東歐不是導致了大災難嗎？那麼，不管這一模型是根據芝加哥學派還是劍橋學派的模型而設計，它都是一個極壞的模式。」

「我認為我們奉行一種學說，並不需要先認為它必定是抽象的絕對真理（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形成這種完美無缺的絕對真理），而僅僅是因為它對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會帶來好的實效。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命題的涵義正是針對這樣的一種觀念：由於某種意識形態是真理，是天國理想，所以我就必須奉行它。這種觀念是很可怕的，那乃是塔利班主義，或者原教旨主義。

「如果我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並非因為我信仰的是另一種意識形態，並非從意識形態的抽象對立出發而批判它。例如，自由主義經濟學並非因為它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才說是錯的。我反對它，是因為它若被無禁制地在中國施行，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實際上，即使近年局部地施行，它也已經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造成了深遠的遺患。

「檢驗意識形態的決定性標準是實效。如果不能帶來好的實效，那就不管是張春橋的平均主義共產主義模式，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市場模型；用魯迅的一句話：管它是什麼『天球河圖、百宋千元、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應該踏倒它。』這就是我在經濟學以及政治學以及人生中取捨權衡是與非的方法論。」

「由此引出的結論是：制訂關係於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決策，不可不審慎。不可從西方經濟教產書本中設計描繪的理念出發，而必須從中國的經濟現實、社會實際出發。」

「謬誤的理論之所以壞，不是由於在理論上一定講不通，而是由於將其原則付諸實踐，必會導致惡劣的結果。而好的理論之所以好，則並非因為它不會遭受非議，而是因為它在引導實踐改善經濟狀況上行之有效。」

「在經濟學中，實踐、實證、實效，也應該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何新指出實踐的檢驗對新自由主義的否定，他說：「近30年來這個市場自動機神話…… 構成1953年自南斯拉夫首發經濟改革以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共同指導原則。但是現在，通過數十年以來所有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實踐，這一改革方案已充分受到檢驗。我們看到，在取得初期某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後，社會主義經濟幾乎無一不隨之陷入經濟紊亂，繼發社會動亂而崩潰。」

何新主張的「混合經濟」，同樣基於對歷史和現實的考察。他指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根本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國家管理、大企業壟斷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混合經濟體制，這是一種經得起檢驗的經濟體制，也是中國應該研究和借鑒的經濟體制。他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應該是一種混合經濟體制。他說：「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在市場經濟之上冠上『社會主義』這個限定詞，這不應單純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社會主義意味著國家干預，意味著宏觀計劃，意味著國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並存作為補充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就是混合經濟。鄧小平說，計劃中有市場，市場中有計劃——這也是指混合經濟。」

在他《關於意識形態、學術、科學和真理》的哲學札記中，他從哲學的高度對實事求是進行了論述：「現實本身永無錯誤，錯誤的只有人關於現實的觀念。若想改變現實，就必須首先恰當地認知現實——知道現實何以成其為現狀的必然『機制』——因果關係。」「人只有運用現實本身具有的手段才能改變現實。在這一點上，任何高妙的理念、理想、觀念及意識形態都毫無價值也毫無用處。」

他讚賞毛澤東的實踐論：「毛的『實踐論』主張：行重於知。履踐和嘗試勝於理論與空談。不務實者必無知。人必須從履踐的經驗中方能求取真知識，而最終則要以實效為標準而作檢驗——惟不斷成功者，方可信任為真理。因此並無現成的、既得的、永恆的、最後的、自在的真理。」「這種實效主義，是一種動態的哲學真理觀，高明於靜態的歐洲經驗主義和美國實用主義。」

可以說，何新一路思考中國的改革進程，改革雖由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而發，但實事求是言之易而行之難，這是何新的由衷之嘆，他發現改革極易脫離實事求是精神而感染新的教條主義迷信。教條主義者自命理性、科學與真理，還有普世價值，毫不客氣地要為中國改革炮製純粹的完美的模型。何新則與之苦苦相爭。

終歸民本

習近平說：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

中國夢體現一種鮮明的民本主義。

從何新的思想看，民本主義是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的終極歸旨，人民利益是衡量一切事業合法性、正確性的終極標準。何新一直抱有強烈的人道主義、人文主義情懷。

1970年，作為知青的他目睹很多青年被殘酷批鬥和折磨，他心生憐憫，憤而上書反對，結果自己也同遭煉獄。

在1978年的一封家書中，他痛陳民生的困厄：

「今日之中國，人心思變…… 思變者，工人、農民、廣大知識分子和基層幹部也。為什麼思變，生活禮儀使然。想想吧，中國至今尚有一半以上的農村人口，以地瓜、南瓜為主食，尚不得飽。北方廣大農村，一人辛勞一年，只不過在過年時分得十斤白面。……想想吧，幾億中國人，甚至為買一盒錫紙煙也要走後門，甚至為搞一條肥皂要四處奔走。由此可以想見人民生活之困難。」

而這也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所在。

1988年，在《我的困惑和憂慮》中，他說：「改革並非一切。改革並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致國家於富強，民生於幸福。

正因為如此，當改革在政策方向上明顯地暴露出問題時，仍反對反省、鼓吹堅持者，是因為改革給其帶來了實惠，即現實的好處。但是，檢驗歷史上任何改革之好壞與成敗，我以為只有一個尺度，歸根結底就是要看:這一改革是否給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帶來了真正的好處?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這就是改革偉大與合理的天然論證，如果得失參半，就必須調整方向和政策。如果改革在導致腐敗，那麼就有必要反省，有必要剎車。反省與剎車並非否定改革，而正是為了防止改革的失敗。」

「任何改革，都可以對一部分人帶來好處，這是無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價和犧牲，這也是無疑的。但問題是，給那些人、給多少人帶來了好處?是誰、是哪些人和為什麼，在付出代價做出犧牲?

「如果改革使公眾利益受損，使少數不勞而獲者得利，那麼不管最初的出發點如何，目標在意識形態上如何合理，都應當猛醒。迅速及時地調整政策方向和利益結構，是堅持改革的唯一之路。堅定不移的改革目標，應當與切合實際的靈活政策結合起來。

「我們可以從現實中注意到，對某些人來說，某種意義上的改革，正在變成一場明火執仗的打劫。」

何新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維護，也是基於對基本民生的關注。

在北大演講中，他痛斥那些煽動激進改革、甚至推翻現存制度的狂熱主義：「按照他開的那種藥方，眼前中國就該發生天下大亂、兵荒馬亂、烽煙四起，人們流離失所。你們願意不願意接受？不都說社會主義如何不好嘛？社會主義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為現存制度維繫著千百萬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運。有人說，一種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覺不好就可以換上一件。但我看不對！一種制度是長在社會上每個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所以，我期待於對現狀的改良而不是動亂和推翻。」

「我說共產黨、社會主義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現在維繫著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亂起來，你爹我爹將沒處領退休金、養老金，他們住的公房啊，將來產權私有化，又沒有秩序，不知道將交給誰。千百萬的公務員、工人、市民，在動亂中將失去生計，流離失所。鬧吧，大亂以後，社會正常經濟聯繫將破壞，銀行將發不出貸款，人民幣崩潰、信用崩潰，銀行關門，工資停發！現在有些國家就是這種局面。許多人講，目前經濟有困難，一些工廠不景氣，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還知道一點，亂吧，上街吧，上街的結果，你們現在停工待料，還有人給你發工資。但天下大亂三個月，如果哪個地方還能給你發一分錢，那就是奇蹟。也許「美國之音」會給你發錢？也許靠美國的救濟麵包能養活10億人？好，如果是這樣，我們都到美國人那兒、到美國大使館磕頭去！我這個人目光狹隘，就認實在的東西，高深的那套玩藝兒我是不懂。我知道的東西就是這麼一點普通人過日子的道理。」

他抵制西方「人權」攻勢，也是因為這種「人權」鼓噪汲汲於脫離現實條件的自由、民主抽象政治權利，而漠視最基本最現實最緊迫的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在《關於人權問題》一文中，他說：「我認為，對一個物質技術落後，生存艱難的發展中社會，第一位的人權應當首先是為它的人民爭取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是獲取生存基本條件的滿足和保證，為此首要的條件是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技術的發展。而其他方面的權利，或者某些屬於社會特定階層特殊需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權利等，如果有利於這種基本人權，自然應該充分保障。但在某些非常時期，當一部分人的某種權利要求，對社會的集體生存權，對更廣泛、更基本的人權，構成了威脅時，一個政府是有權實施控制和節制的。否則這個政府就絕不是一個對它的人民，對這個社會中的人權負責任的政府。並且這也正是在損害這個社會中多數人的最基本人權—生存、安定及和平生活之權。」

他批判以空想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要在這種方案無視民眾實際利益。他的實事求是精神之「是」，根本也在於人民利益。

就業是民生的基礎。為此，他批判下崗運動，批判漠視就業問題的改革發展觀。在2001年3月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期間何新書面發言中，他說：「目前國內形勢中最大、最險惡的問題是國企破產，職工下崗，即大規模失業的發生。在當前，談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如果不與職工的社會就業率、失業率聯繫在一起考察，是毫無意義而且會嚴重誤導決策的。換句話說，如果經濟的增長率不伴隨著就業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經濟增長，實質還是在衰退！就業率及失業率，始終是世界各國評估經濟景氣的最重要數據之一。（奇怪的是，這個數字在中國例年的經濟統計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來，中國的年失業率真實數字是統計不出的。但觸目所及，幾乎已遍及千家萬戶和所有的企業。在城市適齡就業人口中，無固定或穩定職業的失業、半失業人口可能高達20%－30%！由於政府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政策，失業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國失業增長速度之快，在世界經濟史上應該說甚為罕見。這些數字之規模及其潛伏的社會危險，已使得一切其他統計數字失去意義。城鄉失業率的升降乃是觀察當前社會形勢的一項決定性尺度；實際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國藉以觀察經濟景氣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業率（即「人員下崗」）每上升千分之一個點，社會及輿論就會大吵大叫，指責特區政府無能。而我國國內失業率目前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香港報章卻在鼓掌叫好，大聲喝彩，鼓吹說這是體制改革的偉大成功，而且下崗失業愈多，改革成功愈大。這究竟是為什麼？

「希望本屆政府在觀察形勢、描述形勢時，密切注意城鄉失業、待業、無業人口的劇增這一問題。這個問題不能通過所謂「下崗救助「小額撥款來解決。就業機會關係著幾代人的生存機會、發展前途、身家性命，關係著社會穩定和國家前途！如在本屆政府任期的今後三年內，政府不把解決這個問題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慮將這個問題放到政府的視野之內，那就是對社會、對人民、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我擔心，也許有一天，了無生計、不敷溫飽的失業、無業人口會走上街頭，釀成變亂！」

他痛心於下崗運動造成的社會悲劇：「我曾去過黑龍江等一些地區，在許多地方看到政府門口靜坐著由於下崗、生活無著而上訪請願的近乎絕望的灰色人群。當時我看到有媒體上披露，有的家庭由於主要勞動力下崗失業而生活絕望，全家集體自殺，包括老人和幼兒，慘不忍睹！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應該出現在二十一世紀，尤其不應該出現在中國。」

為此他「帶著刺骨錐心之痛」，不惜個人得失，上書國家領導人。他直陳政策失誤：「抽象地談加快發展與增長，卻忽視了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經濟要素或數字（包括科技問題）。而當今人民特別是下層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們的情緒如何？這個問題值得關注。在『封建』時代，路有喘牛，宰相不安。當今天下洶洶，而如何仍能認為形勢大好？」「當今真正的大問題，是國家社會能否保持持久穩定？會不會發生動蕩以至動亂？而這就涉及當前國務院一系列具體政策及方針的問題（如大力鼓勵私有化，大規模推行失業下崗政策等）。」

在2006年的《第四次談話》中，他再次對罔顧民生的不當改革提出尖銳批評：「實施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政策，使毛時代遺留下的全民免費（低費）普及教育及全民衛生體系殆乎完全崩潰。當今全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以致包括中國的台灣地區，）都有某種類型的免費義務公立教育和社會福利醫療制度。只有中國的改革方向是使國立學校和醫院市場化，使私立學校和醫院貴族化，使窮人看不起病，窮人孩子上不起學。 現在，中國出現了很多貴族莊園和貴族子弟學校。但是窮人孩子受教育的權利被漠視，竟要靠私人籌款和社會捐資（什麼『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國立學校和醫院，竟變成了可以大賺其錢的市場。」「我看過聯國教科文組織拍的一些紀錄片，我看到，連非洲尼日那種世界最窮的國家，其總統還在關注要讓每一個窮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權利，讓每一個窮人都得到醫療保障的權利。」「而中國貧苦群眾的這種權利卻正在被市場化進程所剝奪，——通過高學費的壁壘，窮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將被拋棄！而平民得到醫療衛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費、半公費醫療），也被從根本上破壞了。」「不要說毛澤東我相信就是鄧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絕不會同意這樣干！」

在《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中，他大聲疾呼，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民眾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

何新指出，放任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本身就是一種造成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機制，導致1%的巨富和99%的貧民。新自由主義是嚴重違背民本主義精神的。他主張國家管理經濟、干預市場的「國家主義經濟觀」，也是基於以國家力量抑制利益分配的失衡，維護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利益。而最後，他鐘情於「新社會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是對民生的高度關懷：「公共資源的社會公有和共享，社會產品的公平分配，有長程科學計劃的經濟生產和消費，公民生老病死的社會安全保障。」

這也正是對「共同富裕」的追求。他引用鄧小平的晚年講話：「讓一部分人先富只是改變普遍貧窮的手段，最終目標還是要實現社會主義下的共同富裕。因此，中國將來應當著重解決兩極分化問題。」

進而，何新認可人類對共產主義的追求，因為它是一種深刻的人文主義：「共產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制度下人性異化的反抗，它是天然合理的。」「共產主義是對人性異化的最終克服，是對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最終回歸。」

何新崇敬中華文化，也是因為，中華文化中有著「仁者愛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等等系統而深厚的的人文主義、民本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