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漢奸」帽子為何一直沒能摘掉2

[導讀]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產黨的機關報——巴黎的《救國時報》、武漢的《解放》和《新華日報》上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300元津貼的漢奸……

【關於中國托派】

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清中國托派是不是漢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注釋毛澤東說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詞時，寫道：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里，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冶派別之一……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緊接著就是上面引述過的說與陳獨秀結合後的托派是國民黨特務、並在「九一八」後成為日本間諜的那些文字。上世紀30年代以來，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據斯大林的這個說法和毛澤東審閱過的這條注釋，把中國托派定成「反革命」、「漢奸」。

當初王明、康生如此誣陷時提出的兩條「根據」——莫斯科審判蘇聯托派案時逼供信搞出來一條材料：托派國際總部指示中國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陳獨秀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津貼，也都寫進了這條注釋。關於第二條，在上述陳獨秀是否「漢奸」的論述中已經被徹底否定。關於第一條，在1988年蘇聯當局為30年代冤案的平反決定中，也已經否定。

關於「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後，經不起考驗叛變投敵的事是有的，正如共產黨的張國燾、顧順章叛變後一樣。但不能因此說整個組織變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反革命，這是常識。

正是蘇聯當局為蘇聯托派平反的1988這一年，筆者應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研究》主編鄭惠所約，在一年前已經完成了的24萬字的《中國托派史》初稿的基礎上，縮寫了約1萬字的論文《簡論中國托派》，刊登在《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國托派當年發表的文件、機關報、傳單、小冊子(絕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紹了中國托派的具體歷史，實際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實之詞，指出不僅陳獨秀任托派中央書記時的托派是「反日反國民黨」的，而且在陳獨秀1931年10月被捕後，直到1949年國民黨垮台前，中國托派也是反帝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他們與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雖然他們的路線是錯誤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發表後，又引起廣泛的關注。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成員還來向筆者了解有關情況。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對於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把中國托派放在「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一起的說法，注釋道：

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

這條注釋，基本上符合事實，可以說也為「托派漢奸」、「托派反革命」論，非正式地平了反。托派從絕對的階級鬥爭理論出發，當時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顯然是錯誤的，但不能定為「漢奸」，「反革命」。

【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

這個問題最複雜，因此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由斯大林、共產國際定的。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右派妥協退讓的那些文件，只有他們的代表和陳獨秀少數人知道，而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在大革命失敗後又被莫斯科嚴密地封鎖了起來。與此相反，當時執行共產國際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卻歷歷在目，被反覆引用。於是，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把失敗責任全推在陳的身上，說他違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時，陳獨秀就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瓦解，過去封閉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1998年，這套檔案中1920—1927年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這時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振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引起了在場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同志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做正面人物來寫。」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再次重點宣傳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檔案資料。會後，《人民日報》理論部把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的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

《歷史研究》則發表了唐寶林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斯大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而文過飾非的產物，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200l年是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全國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國共產黨簡史》，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說法，指出：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地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

作為一部最高當局認可的權威著作，能作出這樣的論斷，應該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十分難能可貴。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陳獨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

自然，大家也清楚，由於經過幾十年、幾代人的教育和灌輸，錯誤的傳統觀念十分頑固，所以，要真正恢復陳獨秀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和應有的歷史地位，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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